——  学人小传  ——

沈家煊，著名语言学家。1946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并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1997年获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至2009年任语言研究所所长。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06年至2007年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2010年至2018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代表专著有《不对称和标记论》《名词和动词》《超越主谓结构》等。

收获的秋天

2020年11月15日。北京。深秋。
 

“第三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颁奖典礼正在举行。

会场鸦雀无声，人人屏气凝神。“许国璋奖”是外语研究领域的顶级奖项，但是前两届却都没有评出一等奖。此番究竟是花落谁家，大家紧张地拭目以待。

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教授宣布：一等奖，沈家煊著《名词和动词》。全场掌声雷动。

在颁奖仪式后的“外语学科新格局高端论坛”上，沈家煊先生作了主旨发言，题目是“中西语言‘虚实’的异同”。他指出，西方语言的“语法化”等于中国传统所说的“实词虚化”，但汉语的“语法化”不仅有“实词虚化”还有“虚词实化”。这一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其理论的根本，就在于《名词和动词》书中通过多种语言的对比而建立起来的汉语词类“名动包含”说——汉语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是动态名词。

自2007年汉语词类的“名动包含”说提出以来，沈家煊以60多篇研究论文、6本学术著作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证，在国内语言学界掀起了一波革命性的浪潮，冲击了汉语研究中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印欧语眼光”，打破了传统语法思想对西方语言学理论体系的迷信，撼动了语言学界对汉语语法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带动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以“朴素的眼光”探索汉语本色，在国际学界也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和共鸣。

“许国璋奖”评奖委员会在上一届一等奖空缺时，对一等奖作品的期待是：“更具原创性、前沿性、理论高度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对我国的外国语言研究和外语教育研究等起到引领作用，并在国际学术界发思想之先声。”这一次沈家煊的代表著作《名词和动词》荣获一等奖，可谓实至名归。

为山九仞，非一日之功力；大破大立，积半生之探寻。沈家煊先生这个收获的秋天，深深地扎根于四十多年前的那个“科学的春天”。

科学的春天

1978年的早春二月，万物复苏，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盛况空前。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发言，热情地呼唤：“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这篇热情洋溢、催人奋进的宣言，鼓舞了大批有志青年投身科学事业，其中就有当时还在北京电信部门的沈家煊。

沈家煊当时的工作，在现在看来，依然是为人所羡慕的。他曾亲手将斯诺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后发表的英文电稿用电传机发送到美国，也曾因承担过尼克松访华过程中的中方电信联络工作而受邀参加基辛格及其夫人的答谢宴，还曾多次出国参加国际通讯卫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总部的国际会议担任同声翻译。但是，生性好静的沈家煊，更希望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书做研究。

这时，他在报纸上读到了《科学的春天》，不禁大受鼓舞。其时，我国刚刚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当他得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招收英汉对比专业研究生的消息后，便一心计划读研。然而好事多磨，领导舍不得这样一个优秀的专业人才离开工作岗位，并不支持他报考研究生。无奈中，沈家煊只得利用业余时间跟着收音机自学法语和日语，暗暗准备着第二年的考试。

1979年，沈家煊走到了人生重大抉择的十字路口。是接受升职机会，继续从事与自己性情相悖的翻译工作？还是放弃多年来积累的一切，听从内心的召唤，重回菁菁校园？而且当年语言研究所招生的导师只有赵世开教授一人，普通语言学方向。但是，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毅然决定报考，最终以全院考生中英语第一的高分考入语言研究所，热烈地去拥抱“科学的春天”，要把“伟大的巨著”“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三年“冷板凳”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语言学飞速发展；而中国语言学界，已经和外界隔膜多年，落差巨大。

甫一入学，赵世开老师便给沈家煊开出了一个长长的书单，都是西方语言学的经典原著。在数十年后写的纪念文章中，沈家煊还深情地回忆起这件事，并且特别指出其中有一本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哈里斯的《结构语言学方法》。这是一本现在被忽视的宝藏。就在今年，沈家煊还受哈里斯的启发，发表了一篇观点独到的论文，谈如何分析汉语的句子，发展了建立在“名动包含”说基础上的汉语“对言语法”。

赵世开老师提倡多学科综合研究，要求沈家煊广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去别的高校听数理语言学课程，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参加心理学讨论会。方言学家李荣先生还要求他加强古汉语学习。在语言所学习，对知识面广博的要求非常高，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指导沈家煊读书的，还有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吕先生一直重视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希望将国外的方法、理论介绍到中国。他不但自己关注、学习各流派的主要思想和理论体系，也鼓励年轻人积极学习。

到了入学的第二年，就面临硕士论文的选题了。于是，沈家煊登门去求教吕先生。吕先生说，海外有许多研究比国内做得好，我们不太掌握，所以给了他一个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然而却意义巨大的建议——全面搜集国外汉语研究中用英文发表的文章，做一个国外学者研究汉语的论著目录。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那是在1980年，刚刚开放的中国，原版外文资料还比较稀缺，更没有数据库、互联网；最为关键的，这是一个探索未知世界的旅程，没有导游、路线图，需要摸索着构建起完整的知识图谱。甚至，这还是一个不为人理解的任务。有人会觉得，这算什么论文。但是，李荣先生评价道：这个题目看似简单，其实是最难做的。

写论文的那两年时间里，沈家煊把自己锁在图书馆里。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语言所图书馆，都留下了他孤寂而坚毅的身影。凭着一张张卡片目录搜寻可能的资料，借助文后的参考文献顺藤摸瓜追寻文献的源流，他一待就是一整天。做这样的题目，必须全部看第一手资料，仅检索的期刊就达上百种。每篇文章都看摘要，做卡片，写笔记，分类整理，涉及汉语通论、汉语语音、句法语义、汉语方言、汉语史、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几乎涵盖了语言学的所有分支学科。

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直接成果的硕士论文包括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作为序言的50-80年代国外汉语研究综述，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详细的国外汉语研究论文索引。论文介绍了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等名噪一时的新学说。后来，索引的英语部分分三期连载发表，对国内学界的理论更新起到了引领作用。

然而，三年的冷板凳，成果绝不止是一篇论文，而是打下了沈家煊一生语言学研究的深厚功底。他后来多次跟他的学生谈到，至今依然觉得做这样一篇论文，是一次很好的学术训练，补充了许多跟汉语汉字有关的知识，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国际上汉语研究的各种观点和研究现状，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学会了收集和甄别资料。他在推介国外语言学新理论方面一直走在学界前沿，翻译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经典著作，引进语用学、认知语言学，介绍语言类型学、语法化、主观化理论等等，对国际语言学界的新人、新作、新理念、新潮流都有过人的敏感把握。

沈家煊先生曾在一个访谈中谦虚地谈到自己读书的幸运，他说：“要挑那些对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书来读。我自己觉得运气还不错，挑来读的大致都是值得读的。”——这哪里是幸运？这是眼光！这种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宝藏的眼光，不经过广泛涉猎、去芜存菁的训练不可能获得。这种眼光，正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冷板凳上培养出来的。

读书破“四”卷

 

沈家煊是在吕叔湘先生亲手扶持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吕先生对后辈的指导无微不至、事必躬亲，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吕先生对沈家煊说，国外有很多人做得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有不一样的眼光。从英语这个角度来看汉语，往往能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吕先生让沈家煊从英汉对比研究做起。

在沈家煊留所工作后不久，吕叔湘先生把沈家煊叫到自己家中，给他布置了一个题目《英汉介词对比》，并且亲手给他列出了文章的大纲。沈家煊完成后，又去吕先生家中请他审阅。吕先生非常满意，随即亲手给他写了推荐信，推荐给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许国璋教授。文章最终发表在权威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上。这是沈家煊学术道路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和许国璋教授最初的结缘。

接着，沈家煊和赵世开老师合作《汉语“了”字跟英语相应的说法》。这一篇的标题也是吕先生改定的。吕先生对说，把“了”的用法弄清楚了，汉语语法的大部分就弄清楚了。沈家煊谨记吕先生教诲，在“了”字的句法语义问题上颇多用功，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现在，“了”这个题目，已经成了传家宝，吕先生传给沈先生，沈先生又传给他的学生。沈家煊时常回忆起在他学术道路开始时吕先生给他的帮助，而他的学生却说，觉得沈先生就是他们的吕先生。

传承吕先生的学术思想，在沈家煊而言，更多的是读吕先生的书。就在沈家煊入学的那一年，吕叔湘先生出版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薄薄的一本，正文不到100页，但却是大师一生成果的结晶，成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经典，数十年来一直指引着研究的方向。后人多次给这本小书作出深入阐释，写了几种类似经典注疏的读本。

沈家煊当时就认识到了这本书的价值，专心研读。他说：“我翻烂了一本，就再买一本，经常阅读，反复思考，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古人说“读书破万卷”，那个“破”还有突破、识破的意思。而沈家煊是真真儿地读“破”了至少四本《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在日后的研究中，他也确实下笔如有神助，很多研究课题，都是直接来自吕先生的这本大家小书。

沈家煊曾对学术后辈说过：“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资料，哪怕是一个领域。所以怎样选择学习和阅读材料，就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也是一门学问。我的体会是，经典要反复研读。”

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一文中说：“要大破特破。……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等暂时抛弃。可能以后还要捡起来，但这一抛一捡之间就有了变化，赋与这些名词术语的意义和价值就有所不同，对于原来不敢触动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敢于动它一动了。”这句话，也是沈家煊经常引用的名言，并且指出要“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才能实现吕先生的设想。最近十多年，沈家煊的工作中心就是“破、立”与“抛、捡”。

破立与抛捡

1900年，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男爵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回顾物理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说，物理大厦已经落成，所剩只是一些修饰工作，只是天边还有两朵乌云。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两朵乌云给物理学带来了一场风暴，颠覆了旧理论体系，酝酿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

在一百年后的汉语语法学界，似乎是一片同样的图景，人们也在忙碌于“修饰工作”，甚至还没有人注意到天边的乌云，除了——沈家煊。

飘荡在汉语语法研究天边的这两朵乌云，一朵是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另一朵是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无论是在语文还是英语课上，都学过名词、动词、主语、谓语，都能说出点道道儿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前沿而高深的问题。但是，沈家煊却不这么认为。在一次发言中，他说道：“我总觉得，我们做研究的，不能自我感觉太好。如果觉得天下太平，花好月圆，那么我们这个研究就不会有进步。”别人的花好月圆，他却看到了天边的乌云。

正是看到了问题之所在，所以沈家煊“从2007年发表《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一文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十余年来一直在响应吕先生的号召，在前辈的基础上，针对最基本、最重要的两对语法范畴‘名词和动词’、‘主语和谓语’（它们都来自印欧语的语法）做破与立、抛与捡的工作，陆续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这段话是沈家煊新著《破立集》自序中的夫子自道。正是这“破与立、抛与捡”给汉语语言学界带来了一场风暴，颠覆了旧理论体系的框架，酝酿了“名动包含理论”和“汉语对言语法”的诞生。

吕叔湘先生确实说过，要“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也特别支持英汉对比研究。所以沈家煊在一次访谈中也说过：“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只是从汉语看汉语，实际上是看不清楚汉语的；而用英语的眼光来看汉语，就能够看到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过犹不及。如果不是借助“印欧语眼光”，而是迷信“印欧语眼光”，把印欧语的结构基础与概念体系当成汉语的结构基础与概念体系，用印欧语的框框来套汉语，“言必称希腊”，那就不是借鉴而是束缚。所以吕叔湘呼吁“大破特破”，要破除“印欧语眼光的束缚”。

可是，这“大破特破”的工作，注定必然会遭遇阻力。回望三千年的科学史，思想的革命者无不胸怀勇气，直面误解、反对和围剿。虽然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再会有火刑和宗教裁判所，但是“名动包含理论”和“汉语对言语法”颠覆了汉语语法现有理论框架的根基，一旦认可这套理论，此前的很多工作就要面临反思，因此其所遭遇批评意见之激烈也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批评，沈家煊始终保持着理论的清醒，一方面小心求证，充分论证，另一方面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又被传统观念牵着鼻子走”。在沈家煊先生周围，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同志，有多年的同事，有他的学生，还有许多刚刚跨进语言学大门的年轻人。

大圈套小圈

2007年，沈家煊《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一文发表，奠定了“名动包含理论”的基础。

就在这年的一个秋日，沈家煊把当年入学的博士生带到自己家中，在一张小小的书桌上，给他画了两个圈，大圈套着小圈。外面的大圈，代表汉语的名词；而里面的小圈，则代表汉语的动词。

指着这两个圈，沈老师娓娓而谈：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只不过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名词，是表示动态的名词，因为汉语的动词跟名词一样，也能充当主宾语。学生心中充满了惊讶和疑惑：教科书上不是这么说的呀？英语怎么就名词是名词、动词是动词呢？沈老师一一解答学生的问题。这一谈，就一直谈到晚霞红、落日圆。

这个学生在后来给某位师兄的电邮里，他这么说：“第一次去沈老师家，沈老师就和我谈‘之’的问题，谈词类问题。基本上都是沈老师在说，说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觉得，沈老师恨不得立即把他的新发现都告诉我，只恨我不能很好地理解。他对学术的投入，对学生的期望，全都是用行动表达出来的。跟着沈老师，就觉得偷一会儿懒，都是大错。”

从2007年到2016年，整整十年，沈家煊呕心沥血，用近四十篇文章，从汉语外语的对比、古今汉语的对比、汉语句法语义的表现、汉语的节奏和韵律、语言的认知基础、科学哲学的准则、汉语逻辑的特色、心理语言学实验的解释、其他学科的启示等等方面，充分论证了汉语名动包含模式。并最终以这批论文为基础，重新构思规划，写出了日后赢得“许国璋奖”的《名词和动词》。

以词类包含为根据地，沈家煊把“包含范畴”观扩展到了哲学领域，在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阐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这样区分两种范畴观能更好地阐释中国概念，说明中西方思想、行为、文化的异同，对其他学科也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部委员赵汀阳曾借《名词和动词》为据，论证何为“第一个哲学词汇”；“中研院”院士王士元在演化语言学国际会议上赞同说“Shen is on the right track”（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在另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越南学者听完沈家煊的报告后，兴奋地告诉沈先生，越南语同样可以应用这个理论解决很多难题。

在解决了汉语的名动关系之后，这位画圈的老人抖擞精神再出发，继承和发扬吕叔湘的“流水句”观和赵元任的“主谓即问答”说，走上了“超越主谓结构”、开拓“对言语法”的新征程。

万般皆学问

在沈家煊先生的眼中，学问无所不在。

沈家煊教导他的学生：“要有意识地关注语言现象，遇到比较新奇的东西也不要轻易放过。”他看到路上一些招贴，上面中文下面英文，就会注意到汉语是这个表达方式，而英语是另一种表达，就会思考，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他早年在加州大学进修语言学的时候，联系他的弗罗姆金教授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不正常言语的正常性》，讲的是研究口误能揭示正常语言产生的心理过程。这给了他很大的启迪，开始注意收集日常生活中的口误实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总是拿一个小笔记本，看电视、和别人说话时一听到口误就马上记录下来，最终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汉语口误语料库，写了《口误类例》等经典论文。

沈家煊也会看一些闲书，聊作休息。但即便是看闲书，他看到的也还是语言学。

他读历史散文集《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发现其中写唐代诗人，一个接一个介绍，不同的诗人采用了不同的句式，读完后写了一篇论文《李白和杜甫：出生和“出场”——论话题的引入与象似原则》，演示了语言研究和认知心理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沈家煊有一次借来卧闲草堂刻本《儒林外史》，从中搜集了上百条例证，补充进了为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而作的《动主名谓句》，说明在汉语中，主语为动词、谓语为名词的句子，本来就很寻常，不是什么特例。

最有趣的例子，是《繁花》。这是上海作家金宇澄创作的长篇小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上海人沈家煊自然是不会错过。他说：“我读《繁花》,有跟着律动的快感。”读罢小说，脱手就是一本语言学专著——《〈繁花〉语言札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副总编辑魏钢强在《文艺报》上发表书评道：“语言学家关注并解读时下文学作品的语言尤为难得。……沈家煊的灼见不仅是语言研究的成果，相信对文学创作、翻译、评论以及一般文字工作也都有参考借鉴价值。”

沈家煊看电影看到的也是语言学。他在多个场合提到电影《刺杀本·拉登》，但他不是被紧张的情节吸引，而是发现其中的女特工并非完全根据数据来说话，她是抓住决定性数据，就作出了直觉的判断。这说明大数据可以依靠，但不能依赖，更不能迷信。因为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实不需要特别大量的数据去说明，一小部分数据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正如他常常对学生说，找例子，不在乎总量有多大，而在乎类别全不全。

沈家煊听歌听到的也是语言学。他听苏州评弹，听出一条规律：汉语以整齐对称的骈文为本，散文是骈文加衬字的“变文”。在一次句法语义讨论会上，他点评刀郎的《西海情歌》，里面有句歌词是个把字句：“你曾经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他指出“把你找不见”是个糅合句。女方许诺，我不会让你找不见我；男方发誓，我不会把你给弄丢了。两个一杂糅，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而结论却是：“我觉得语言学确实是有很好玩的一面。”

有趣的灵魂

潘家园花鸟市场，晨曦中走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沈家煊。他不是去淘古玩，而是带着艺术的眼光去发现。

有一次，学生带来汤包一篓请老师品尝。令他想不到的是，半年后，沈老师的桌子上竟然多了一盏台灯。那只装包子的竹篾篓子，竟然跟几块钱淘来的底座组合到一起，成了一盏别有风味的台灯，用宣纸蒙上，古色古香。

艺术和学术在沈家煊身上是相通的，都需要“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眼光。

沈家煊是资深的根雕艺术爱好者，甚至一时技痒也会亲手雕作。他对学生讲解他的作品“卧牛”时说，一个天然的树根，要多角度观察，才会豁然开朗，有所发现，知道这是一块做什么的材料。他家茶几上有一块不大的盘石，有一次，他拿了一个小小的骑马人石像往上面一放，说这就是沙漠上的旅客。妙！

沈家煊还是高阶的乐高魔客（MOC）。MOC是My Own Creation的缩写，指的是无图纸创意搭建。他自我调侃道：“我这是回到了6+。”因为淘来的乐高散件的包装上标着“适合年龄：6+”。他并不是真的回到童年，只是因为乐高也需要发现结构的创造性眼光。他说这跟写文章是一样的，需要在一堆碎积木里，抓住最主要的部分，才能纲举目张，完成一件作品。

沈家煊先生认为艺术的关键是对比。他指着MOC作品“嘉峪关”说，要在关下搭建一个小房子，在比较中才能显示出嘉峪关的雄伟。艺术和语言学自有相同之处，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一种语言的特点必须通过和其他语言的比较才能显现出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外一章


 

登高之博见

正如荀子所言，“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给了沈家煊登高博见的平台。在这里，沈家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眼光”。

吕叔湘先生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就一直很重视，很早就有一种全球的眼光，希望将国外的方法、理论介绍到中国。他不但自己关注、学习各流派的主要思想和理论体系，也鼓励年轻人积极学习。社科院也给年轻人走向世界提供了很多机会。沈家煊跨出国门，几番远赴欧美名校访学，结识世界名家。

他在美国加州大学进修语言学的时候，联系他的美国语言学会主席弗罗姆金教授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不正常言语的正常性》，讲的是研究口误能揭示正常语言产生的心理过程。这给了他很大的启迪，于是开始注意收集日常生活中的口误实例。这段经历成为他后来关心语言认知心理的一个起因。

他在瑞典哥德堡大学访学的时候，读到了认知语言学的奠基人雷考夫写的《生活离不开隐喻》。这本书深入浅出，沈家煊读完大受震撼。凭着做学术的敏感与直觉，他感到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可以解释汉语语法中的许多现象，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汉语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收集在《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一书中。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汉语认知语言学的必读书。

他在荷兰莱顿大学访问的时候，结识了荷兰功能语法大家迪克教授，还曾受邀去他家做客。这段时间，正是迪克教授的弟子亨格维尔德草创跨语言词类比较的“阿姆斯特丹模型”之时。十多年后，“阿姆斯特丹模型”已然蔚为大观，而沈家煊与学生合作，深入剖析了这个词类模型之短长，以之为鉴，促进了“名动包含”理论的成熟。

沈家煊先生的成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他的成长，又给后人提供了厚实的肩膀！在他担任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十年间，不仅自己的学术研究走上认知语言学的高峰，而且语言所人才济济，成果丰硕，学科发展势头健旺，人称语言所的“黄金时代”。

有人问起沈家煊是怎么协调行政职务和学术研究的？他的回答是：

“我认为我自己正经做研究，写出论文来，如果其他人觉得好，能够跟着干接着干，就可以了。我觉得要自己在学术和学风上给大家立一个比较好的榜样，不要过多去管，也觉得这种过度管理是没必要的。只要自己做好一个榜样摆在那儿，别人自然会跟着你这么做。”

果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声明：本文缩减版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8日A12版“学人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