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陈平(2021)的研究，现代学科体制是在20世纪初建成的，不久后，学者就提出交叉学科的概念，到了197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比较系统地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就越来越受学界的关注。属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

本文讨论的是“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这个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关于交叉学科、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国内已经有一些很有启发的讨论(如胡壮麟2012,2013；李颖2013；陈平2020,2021)。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生态语言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它不同于多学科和超学科；下面是德利奥(de Leo2010:23；另见李颖2013)对几个不同概念的图例区分：

图1 几个不同概念的图例区分

从上面图1可以看出，简单的交叉学科是指两个学科的覆盖面存在着重合或联接的地带；“狭义交叉学科研究的特点是联结、互动、合作和融汇，在这个过程中拓展相关学科原有研究范围，生成新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甚至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学科”(陈平2021:19)。

我们说生态语言学是属于交叉学科，是因为语言学和生态学之间有重合的地方，即两个学科都关心语言与生态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问题，既可以从语言学角度探讨语言与生态的关系，也可以从生态学角度讨论问题。

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包括了我们熟知的社会语言学，指的是把语言学理论运用于解决与语言和其他学科有关的问题，如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有了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对语言与心理关系的研究就有了心理语言学，对语言与生态关系的研究就有了生态语言学。

2.1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

在分析生态语言学与语言生态学的关系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关于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的讨论。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都属于社会语言学，它也可以是语言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关于这两者的区别，很多学者都设法进行区分。

Wardhaugh (2000:12-13)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目的是对语言的结构和语言在交际中的功能有更好的了解(with the goal be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and of how languages function in communication)，而语言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怎样通过研究语言来探索如何更好地理解社会结构(to discover how social structure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即发现特定的语言特征如何表征特定的社会结构(how certain language features serve to characterize particular social arrangements)。Hudson (1996:4)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说：社会语言学是“与社会有关的语言研究”(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society)，而语言社会学则是“与语言有关的社会研究”(the study of society in relation to language)。这就是说，对于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找出关于什么是语言(about what kind of thing language is)的答案，而语言社会学研究者则是通过探究社会与语言的关系来寻找关于什么是社会的答案。Wardhaugh (2000:12)和Coulmas (1997:2)都使用了“微观社会语言学”(micro-sociolinguistics)来指社会语言学，用“宏观社会语言学”(macro-sociolinguistics)来指语言社会学。根据Coulmas (1997:2)的观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社会结构怎样影响人们的说话方式、语言的变体与社会阶层、性别、年龄之间的关系，而语言社会学则研究不同社会中的人是如何使用他们的语言的，这涉及到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态度和依恋，这种态度和依恋解释了言语形式在社会中的功能分布、语言转换、维持和替换、言语社区的划分和互动等。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尽管很多社会语言学研究者都试图对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进行严格区分，但事实上是很困难的。Coulmas (1997:3)和Wardhaugh (2000:13)都认为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但有一个共同关注的大领域；那就是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2.2 生态语言学与语言生态学

关于语言与生态关系问题的研究，首先是语言生态学，然后才有生态语言学。黄国文(2016)说到，按照Eliasson (2015:81)的研究，上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John Trim (1959)在讨论语言变异时就用了“linguistic ecology”这一术语；1964年，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Voegelin&Voegelin (1964)也使用了“linguistic ecology”这一术语，但可能是由于当时人际沟通和信息传播的限制，Voegelin&Voegelin(1964)和Haugen (1972)等人在文章中都没有提到John Trim的研究和他所使用的这一术语。当然，Trim、Voegelin和Voegelin等学者所说的语言生态学与目前学界所认知的语言生态学是有差异的。可能是因为Fill (2001)观点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语言生态学的研究是从Haugen (1972)开始的。Haugen把语言和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的关系比喻为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因此，在他看来，语言生态学要研究的是任何给定的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他所说的“环境”是指使用某一语言作为语码的社会。Haugen把语言与其环境的关系和生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类比，因此学界就把Haugen所说的观点看作是一种隐喻(metaphor)的说法。

与隐喻说法相对的是非隐喻说法：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都是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决定的，人类是不能离开自然环境而生存的。从这个角度看，语言与生态的关系就不能从隐喻的角度去观察。Halliday (1990)在题为“New ways of meaning: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的学术报告中说到，应用语言学家要关注语言在各种生态问题中的重要作用，等级主义(class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并不只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所要关心的问题，也是应用语言学家要关注的问题。应该也是因为Fill (2001)观点的影响，Halliday的这篇文章中关于语言与生态关系的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Fill (2001)把Haugen (1972)和Halliday (1990)的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凸显出来，因此就有了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存在“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的说法。

“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出现在“语言生态学”之后；根据Couto (2014:124)的说法，“ecolinguistics”这一术语是Einar Haugen 1972年第一次提出来的(见Couto2014:124)，但第一次印制在出版物上是在Salzinger (1979)的论文中。“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出现后用得越来越广泛，在语言学界逐渐变成了囊括“语言生态学”研究内容的术语。最近这些年，语言与生态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关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多，其中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应该是Fill&Mühlhäusler (2001)以及后来的Steffensen&Fill (2014)和Fill&Penz (2018)，这些都是论文集，而最新出版的专著则是Stibbe (2015,2021)。

2.3 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生态语言学

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问题，目前有不同的说法。Fill&Steffensen(2014:1)认为，研究语言生态既属于自然科学，也属于人文学科，因为这种研究搭架起了语言与生态之间的桥梁。在他们主编的Language Sciences (2014/41)专号(Steffensen&Fill 2014)中，谈到了2009年在丹麦欧登塞召开的题为“生态语言学：科学的生态”学术研讨会，并说到该次研讨会的参与者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想打破原来把生态语言学看作是语言学一个分支的界限，认为这个学科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科学)，而不是像大家原先认为的那样，说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我们(黄国文、陈旸2017)曾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目前把生态语言学看作是独立于语言学之外的学科领域是一个过于乐观的想法，因为它本质上属于交叉学科，不是单学科，也不是超学科。

我们(黄国文、陈旸2018)提出了区分微观生态语言学和宏观生态语言学，并把微观生态语言学看作是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这点与社会语言学一样)，而宏观生态语言学则是把生态语言学当作位于一般学科(如生态学、语言学、社会学)之上的学科，也就是超学科。我们把生态语言学研究定位为微观生态语言学，并把它看作是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即Widdowson (2000)所说的“语言学应用”(linguistics applied)，并认为这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problem-oriented)的交叉学科。

“生态语言学”是语言研究者使用的术语，该术语的核心成分是“语言学”，“生态”是这个核心成分的修饰语，是语言研究者使用的术语；“语言生态学”或“语言生态”(linguistic ecology、language ecology、the ecology of language)则是语言研究者和生态研究者都使用的术语。

上面讲到Trim (1959)、Voegelin&Voegelin (1964)和Haugen (1972)最早使用“linguistic ecology”“the ecology of language”或“language ecology”这些表示“语言生态(学)”的术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本质上都是语言学家，而不是生态学家。这就是说，无论是“生态语言学”还是“语言生态(学)”，主要的研究人员都是语言研究者。虽然从“语言生态(学)”(“linguistic ecology”“the ecology of language”或“language ecology”)这个词组的构成看，核心成分是“生态(学)”而不是“语言(学)”，但实际的情况是研究的人员绝大多数是语言研究者，而不是生态(学)研究者。

从语言学界的语言生态(学)研究者的角度看，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语言，所涉及的学科除了交叉的语言学和生态学以外，还有历史语言学、语言人口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语言变异、语文学、语言规划和政策、语言政治学、民族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最近10多年来，也有一些语言学科以外的学者讨论语言生态问题，这些学者几乎都是来自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而很少来自生态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者。

从目前情况看，对于生态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者来说，研究“语言生态(学)”问题的核心学科是生态学，涉及的学科除了语言和语言学外，还有环境学、气候学、地理学、土壤学、森林学、园艺学、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等学科。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的语言学者(如Haugen 1972; Makkai 1993; Garner 2004；冯广艺2013)所做的语言生态研究，并不是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者心目中的“语言生态(学)”。这就是说，“语言生态(学)”这个游戏，语言研究者与生态研究者各有自己的玩法，但很难一起玩，因为大家对这个东西没有一致的看法，更多共同之处有待挖掘；从所研究的内容看，这两个学科还是可以有取长补短的地方，生态学可以为语言学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语言学也可以反哺生态学更多人文情怀；现阶段两者还缺乏更多深入的了解，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不同学科的人一起探讨。

尽管普遍的看法是，“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的需求，是交叉学科研究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是最重要的创新途径，也已得到各方公认”(陈平2021:13)，但学科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交叉，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非常多并且非常复杂的。我们(黄国文2020:8)曾说到，就跨学科或交叉学科而言，所涉及的两个或更多的学科中有一学科要比另外一个或一些学科处在更加中心的位置；也就是说，某一学科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另外)学科要更加重要。

按照这一观点，在生态语言学中，语言学学科起的作用比其他学科(包括生态学)要大，这点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语言学者所做的语言生态学研究(包括Haugen 1972; Makkai 1993; Garner 2004；冯广艺2013)中，核心的理论和方法主要还是语言学，因为这些学者本质上就是语言学家，所采用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也是来自语言学，而不是来自生态学，事实上他们并不具备生态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专家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视角。如果是生态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专家研究语言与生态问题(语言生态学)，那他们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来自他们熟悉的自然科学而不是语言学或其他人文学科。这更加说明，在跨学科或交叉学科中，所涉及的学科中有一个是这个复合体的核心，它比另外一个(或一些)学科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从文献看，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讨论的“语言社会学”是大同小异的，或者说差异不是特别大；这就是说，对于社会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语言社会学所涉及和所研究的内容对于两个学科来说都差别不大，或者说没有很大的差异；当然，要严格区分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也是困难的。但是，就“语言生态学”而言，语言学研究者与生态学研究者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Haugen (1972)所说的语言与生态关系与其说是“语言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生态语言学”问题。这是因为，Haugen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是语言学这个学科内的研究领域；而生态学家或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专家所研究的语言与生态问题则主要在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框架中进行的，他们的研究涉及的是环境学、气候学、地理学、土壤学、森林学、园艺学、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等这些自然科学学科，而不是像Haugen (1972)和Makkai (1993)那样涉及历史语言学、语言人口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语言变异、语文学、语言规划和政策、语言政治学、民族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人文社会学科。

为什么语言研究者和社会研究者能够接受几乎同样的“语言社会学”，而语言研究者和生态研究者则无法接受同样的“语言生态学”，一个简单的回答是：语言学和社会学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语言学和生态学则分别属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这是因为，如果交叉学科同属一个类型，那交叉就容易些。比如说，中文、历史和哲学之间的交叉就要比中文、外语和生态之间的交叉容易做好。同样地，中文与英文的交叉要比中文与生态交叉容易做好，因为这两个学科涉及和研究的都是关于“语言”的问题。这点与陈平(2021:19)所说的“相邻或相近学科结合产生交叉学科的例子很多”这一点是一致；例如，生物与化学结合就产生生物化学学科；物理与化学结合就产生物理化学学科；物理与天文结合就产生天文物理学；生物与物理结合就产生生物物理学。相对而言，差异较大的学科(如语言学、生态学)，要很好地交叉和融合，就比较困难。

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所有学科都在努力；有些学科做得多，有些则做得少。就语言生态学而言，语言研究者做得比生态研究者要多些。但这并不是说生态研究者不愿意拓展他们的学科。早在16年前，我国生态学院士李文华(2004:5)就谈到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问题；他主张用基础生态学、广义生态学和泛义生态学的界定来揭示生态学的内涵；他认为，基础生态学是研究不同水平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自然学科，广义生态学研究的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群体与周围环境和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科学，其中包括人类生态学、生态伦理学、区域发展生态学，而泛义生态学则是综合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及由此抽象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来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及其本质的一门学科，它是生态学向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展与延伸。从目前情况看，基础生态学已经是完全成熟的学科，广义生态学的研究也进展很快，但泛义生态学还是在初步探索过程中。

因此，就“语言生态学”研究而言，语言学家所做的研究已经稳步发展，但生态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索还不是很多。由于语言学与生态学的学科跨度比较大，所以遇到的困难也会比较多。就目前情况看，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生态学”与生态学家所说的“语言生态学”明显是小同大异，同的是大家都涉及语言与生态的关系问题，异的是各自采用自己学科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来探索问题。

通过对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和生态语言学与语言生态学差异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推断：相邻或相近学科要交叉和融合比起不相邻或不相近学科要容易些，但学科要真正做到有机地交叉和融合并非易事。因此，有必要重申这样的观点：在讨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问题时，要特别注意，“所涉学科中的一个学科通常比另一个或其他学科处于更加中心的位置。也就是说，某一学科、某一视角、某一方法比其他学科、其他视角或其他方法所起的作用更大，更为重要”(黄国文2020:8)；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语言学科的人，要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不能盲目追求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否则就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追求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做法也应该有启示：例如，对于“商务英语”“旅游英语”这些实用性复合型的专业，要明白是以商务或旅游为主还是以英语为主；如果是用英语来讲商务或旅游，那就是以商务或旅游为主；如果是通过商务语篇或旅游语篇来学习英语，那就是以英语为主。这就是说，“商务英语”(“旅游英语”)是在学校的商务系(旅游系)开设还是在英语系开设，或者说，教师的职称是商务学科评的还是英语学科评的，这些都与哪个学科是核心学科这个问题有关。总之，在讨论培养“复合型人才”时，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个核心的学科在起关键作用。

在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建设的背景下，在大家都热衷于研究和实施学科交叉的过程中，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问题为导向，探讨有关问题的本质：学科为什么要交叉、融合？怎么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好超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这些研究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在中国的语境下如何看待超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问题？

我们认为，无论是跨学科、交叉学科还是超学科，总有一个成分(学科)是核心的，起关键作用的，而不是所有学科都是一样重要的。不同学科的交叉情况(如文科内学科、理科内学科、医科内学科、农科内学科；文科与理科等)也是非常复杂的。本文希望通过生态语言学与语言生态学的例子说明我们要对学科交叉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