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庄初升：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态与中国语言学的使命
1753 阅读 2022-03-29 10:54:20 上传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核心专家组专家。现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执行主任。教学之余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的田野调查，对客、闽、粤方言及粤北土话音韵有较深入的研究，对南方各类濒危汉语方言高度关注并做了许多抢救性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对早期域外汉语方言文献也广泛涉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已出版《粤北土话音韵研究》《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广州方言民俗图典》《广东连南石蛤塘土话》等著作多部，在海内外专业期刊、集刊发表论文约70篇。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重要的载体，语言生态是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生态”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的艾纳•豪根(Einar Haugen)于1972年提出，主要研究特定的语言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了“语言生态学”。最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人类语言的多样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语言濒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的语言濒危严重地损害了语言的多样性，是当前语言生态最突出的表现、最严重的问题。
据有关统计，全世界高度濒危的语言一共有1742种，有的使用人口不到1000人，有的不到500人，有的不到10个人，甚至有些语言只剩下1个人会说，而且这种语言数量还不少。目前全世界存活的语言大约是6000种，这些高度濒危的语言约占了全球语言总数的1/3。在未来的100年，可以预计人类将有2/3的语言会消失，只剩下2000种左右。那么，一种语言消失了，是不是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消亡殆尽，或者全部变成哑巴了？这肯定不是的，是因为它们被其他权威的、强势的语言所替代了。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叫“语言转用”，或者叫“语言替换”。这个概念是梅耶（Antoine Meillet）提出的，他是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说：“某一社会单位拿另一社会单位所用的语言来代替原有语言的现象叫语言的替换。”替换或转用不彻底的，就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濒危；替换或转用彻底的，就会导致弱势语言的死亡。全世界所有的濒危语言，都会经过这样一个必然的双语阶段，没有哪个语言是一夜之间突然死亡的。
语言活力是语言学家用来衡量一个语言是否濒危以及濒危程度的重要标准。根据语言活力的现状，可以粗略地把人类的语言分为“强势语言”“弱势语言”和“濒危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有关语言活力跟语言濒危的文件，它设定了“代际语言传承”“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等6项主要指标来评估语言的活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代际传承”。“代际传承”的意思是一个地方的人是不是一直把他们的母语传承给下一代。如果代际传承出现了问题，哪怕一种语言使用的人口再多，也是没有用的。根据代际语言传承的指标，可以将濒危语言的程度分为7个等级：安全的语言、稳定但受到威胁的语言、受到侵袭的语言、濒临危险的语言、严重危险的语言、危急的语言和灭绝的语言。专就濒危语言而言，一般可以分为3个等级：一般濒危语言、严重濒危语言和极其严重的濒危语言。造成语言濒危消亡的原因很多：首先有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原因。其次是民族杂居跟语言接触。还有人口比例和社会变迁、民族心理和语言态度的原因。最后，除了代际传承和绝对人数，还有语言忠诚度。有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但是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他们对语言文化非常热爱、非常忠诚，这样的话，语言可能就会保留得很好。新疆的锡伯语就是一个例子。
我国的语言学家张公瑾先生曾经呼吁：“我们要坚持文化多元性，语言多样性的潮流，以此抵制政治上的霸权主义，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实现世界各民族真正的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出色地肩负起语言学的时代使命。”
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但是语言多达129种，其中有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5大语系的语言，以及其他一些语言。为什么56个民族会有多达129种语言？这是因为有些民族像高山族讲的语言有几十种，其中阿美族主要分布在台北附近，语言的使用人口比较多，有十几万人；但是有些语言，像阿里山、日月潭旁边的邵语，会讲的人口就非常少。藏族也有很多的语言，虽然藏语是其中最主要的，但藏语也有很多方言。瑶族使用的语言也多达三种，而且这三种之间差别还非常大。有些地方的汉族，讲的其实也不是汉语，比如海南的临高人，虽然身份证上写的是汉族，但他们讲的临高话，实际上是侗水语支的一种语言。还有广东怀集县的标话，海南的村语、桂林郊区的茶洞语，都不是汉语。
这129种语言中，有多达117种语言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其中，已经濒危的21种，迈入濒危的64种，临近濒危的24种，没有交际功能的8种。为什么这个语言还活着，却没有交际功能？这是因为使用人口很少，而且根本就不住在一起，即便住在一起，可能平时也不怎么习惯说这种话，已经成为了记忆当中的一种语言，这是经常有的。比如分布在湘、鄂、渝、黔四个省的土家族，人口总数有八百多万，但是会讲土家语的只有几万人。有些跟汉族直接交界的乡镇，会讲土家语的人就更少。还有畲族，畲族的人口也有大几十万，但今天只有1000多个人会讲畲语，他们居住在广东的4个县，博罗、增城、惠东、海丰。其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的畲族人，都不会讲畲语，只会讲“畲话”，是跟客家话接近的一种汉语方言。畲语和畲话是不同的，畲语是少数民族语言，但畲话是汉语的方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推普，《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明确了普通话的国家通用语地位。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各地区、各民族、各族群之间的语言隔阂，实现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交际工具的交际功能。推广普通话并不是为了消灭方言，当然，方言也不可能人为地被消灭。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像广州话这类绝对强势的方言已经不很常见了。东南方言里，广州话应该是一枝独秀，是最强劲的一种方言，广州是全国语言生态最好的地方。广州的孩子从小肯定是先说广州话、再说普通话，他们在一起也都是讲广州话，广州的公共场合、像地铁、公交、医院，也一定有广州话的广播。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广州的普通话推广，广州人的普通话水平比全国很多城市好得多。一个广州年轻人开口讲普通话，你可以听出他是南方人，但是绝对听不出他是广东人。这充分说明了方言的保护传承跟普通话推广一点都不矛盾。
除此以外，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还有一些濒危方言，这些方言都是极小众的方言。比如说在岭南地区，除了大的方言——粤语、客家话、闽语、平话、官话、湘语之外，还有一些像粤北土话、蛇声、占米话的小方言；在海南，也有东坡话、迈话、疍家话等等，都是使用人口很少、极度濒危的语言。
我们现在讲的濒危方言和方言保护，往往是针对那些弱势的方言，但是大的方言、比如闽粤客方言，还有几千万人在使用，是不是就没有濒危的问题了呢？不是的。这些方言也已经出现了濒危的趋势，而且有些已经相当明显，所以应该防患于未然。
实际上，如果没有汉语方言，也就没有一切的口头文化遗产。赵本山的小品、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湖南台的相声之所以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它们都是一些深深植根于乡土的方言作品。就汉语而言，没有方言的话，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普通话受方言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也是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普通话当中有很多方言的成分；况且，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因此没有方言也就没有普通话的前身和今世。
首先简单介绍两个概念：一个是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比如考古遗址、墓葬、建筑壁画、石刻、艺术品、手稿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口头传统和表述、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等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空间。非遗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口头传统和表述，即一切以语言为媒介的非物质文化形态，像山歌、曲艺、童谣、史诗、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等等，它们与当地方言的关系非常密切。
语言的多样性是文化多元性的基本保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将永久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作为一项基本原则。2003年3月，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通过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指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将是人类的损失。”最近几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很多努力，设立“抢救濒危语言年”，编辑出版了《濒危语言红皮书》，呼吁各国政府机构、团体组织和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开展濒危语言方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2018年，我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长沙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保护大会。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各国政府、相关学术机构代表和与会的120位专家学者讨论并通过了《岳麓宣言（草案）》。这样一份以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胜作为抬头的联合国文件，于2019年1月18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正式公布。《岳麓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该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
当前，我们中国的语言学界在积极行动。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京联合召开了“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后面还出版了几十种描写和研究濒危语言的专著，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文章。比如孙宏开先生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1997-2005)，涉及3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多数为濒危语言。还有像戴庆夏先生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2004)，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等5个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
面对濒危方言，在客观上我们虽然无法进行有效的干预，但在主观上，我们可以赶在其消亡之前进行抢救性的调查。过往在这方面，有一些理论的探讨，也有一些实际的行动，比如曹志耘老师的论文《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2001)，还有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A类重大课题“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调查了军话、站话、正话、乡话、九姓话、畲话、疍家话等7种濒危汉语方言，陆续有一些著作出版。2011年，第二届会议在吉首大学召开,编辑出版了我们中国国内第一部的濒危汉语方言研究的论文集——《濒危汉语方言研究》。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汉语方言有声数据库的建设成为方言建档工作的基本方式。2008年，国家语委在苏州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试点，后来推广到江苏全省70个点，2013年已经完成建库，这70个点的材料在网上是可以听得到的。当前，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也在有意识地对方言文化进行保护传承。比如东莞市，政府也大力支持东莞市档案局开展东莞方言的建档工作。据我们了解，这在全省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实属首创。这项工作也开创了政府与高校合作进行方言调查、方言建档的先例，在档案工作和语言学研究领域都是一个显著的创新。
最后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十八大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精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也提出了语言资源保护的任务。所以，2015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发文，决定自当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方言”这两个字，第一次被写进了中共中央的文件，被看作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语保工程2015年启动的项目，有福建、浙江、山西和重庆，还有方言文化典藏项目和濒危方言项目。2016年起，在全国各省市区全面铺开，包括港澳台地区。语保工程的第一期已经在2019年完成，一共调查了全国超过1500个点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其中少数民族语言接近1000个点。所有的材料都经过了验收，最后由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立项、由清华大学计算机学院开发了一个“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语言有声数据库，容量达到了200T。
除了开发有声数据库之外，语保工程还出版了一系列的图书。第一种就是《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一共20卷，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志》，一共30本，其中少数民族语言20本，汉语方言是10本。前段时间这套书获得了第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提名奖，是一项很高的荣誉。
我认为语保工程是相当重要、也是相当有实效的。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保护大会，其实也是因为有了语保工程这样一个背景，才有可能在中国召开。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这样的举措，中国的语言学家没有这样的作为跟担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会把这场大会放在我们中国来举办，也不会邀请我们这么多中国的学者来参与这样一个盛会，见证这么一个重要文件的诞生。现在第一期工程已经结束，去年又启动了第二期工程。在财政比较吃紧的情况下，国家还表示愿意继续投资，这个是很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