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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华文学院专修部，北京，102206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徐彩华,刘婷,刘燕君.汉语二语学习者汉字识别中的整体/成分加工倾向研究 [J].语言文字应用,2022(01):56-69. DOI: 10.16499 / j.cnki. 1003-5397. 2022. 01. 003.
摘要：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汉字认知心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采用完全复合实验范式，以汉语母语者的行为反应为基线（n=41），考察不同汉语水平二语学习者（n=98）汉字识别中的整体/成分加工倾向。结果发现：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的汉字识别都有整体加工倾向，但入门之初学习者的汉字结构和频率反应模式与母语者完全不同，从初级阶段开始向母语者模式靠拢，到高级阶段与母语者基本类似；随着汉语水平提高，二语学习者的汉字识别会先后出现成分增强和整体增强两种现象。研究表明，在作为二语的汉字表征发展过程中，成分增强与整体增强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不同层面共同发展的。最后讨论了上述结果在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汉字识别；二语学习者；合体字；汉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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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人类认知心理研究中的经典问题（Cattell, 1886 Kimch, 1992）。近年来，随着图像与人脸计算识别的发展，整体与部分的识别成为一项前沿科学问题。其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人脸识别，近年来逐渐扩展到动物、指纹、汽车及文字词汇识别领域 （Gauthier & Bukach, 2007）。大量研究发现人脸识别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并且识别的整体性程度受个体经验调节。例如，人们在熟悉人种面孔中的整体加工效应强于陌生人种 （Bukach et al.，2006；Peissig & Tarr，2007）。在非面孔的物体识别领域，研究发现不同范畴物体识别的整体性具有较大差异，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单词识别的整体性是否是文字符号识别专家化的标志（Gauthier & Tarr，2016）。
强调整体性作用的观点认为，各语言普遍存在词优效应和频率效应（Wheeler，1970；Reicher，1969；高定国，1995；韩布新，1998；李力红等，2005；沈模卫等，1997、1999；张积家，2007），说明人类对文字符号的整体外形有一定感知能力。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即使单词字母严重受损、甚至顺序颠倒时也能实现阅读理解，例如人们能读懂 “Does the huamn mnid raed wrods as a wlohe?”这种字母严重乱序的句子（Jordan et al.，1999；Orbán et al.，2008；Perea et al.，2008），说明心理词典中确实存在整词词形。反对者则认为单词通过成分识别，没有必要在心理词典中外显地表征整词（Farah et al.， 1998）。他们认为各语言中普遍存在词长效应，说明在所有字母被识别之前单词不可能被识别（Martelli et al.，2005；Pelli et al.，2003）。由于正反两方面都存在可靠的证据，于是产生了第三种观点，即单词识别的整体和成分相互作用观。该观点认为不同认知条件下整体和成分的作用有所不同（Cohen & Dehaene, 2009; 杨珲等, 2000; 张积家，2002；张亚旭等，2003）。
然而，相互作用观虽然能解释不少单词识别现象，却无法说明单词识别专家化的心理实质问题。单词识别专家化究竟意味着整体加工增强还是成分加工增强？这是单词学习的核心机制问题，对于描写和模拟单词学习现象至关重要。于是，研究者将人脸识别研究中的常用范式─完全复合实验范式（complete composite paradigm）用于单词识别研究， 但目前结果还很不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识别专家化的标志是成分加工增强，证据是母语者在正常直立汉字中没有整体加工效应，倒立字中才有，而新手读者（无汉字学习经验 的留学生）在直立字中就有整体加工效应（Hsiao & Cottrell，2009）。汉语母语一、三、五年级儿童随着写字经验增多，汉字整体加工效应有减弱趋势，而且减弱的效应量能在汉字听写成绩与单词命名成绩中起部分中介作用（Tso et al.，2012）。此外，将成熟母语者（能读 又能写）、书写受限母语者（能读不能写）和新手读者进行对比时，发现成熟读者的整体加工效应不显著，其他两组显著（Tso et al.，2014）。
但也有不少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不同。例如，Wong 等（2011）发现英语母语者的英语 单词整体加工效应大于英语二语者（母语为汉语），而且母语者真词的整体加工效应大于 非词，二语者则无此差异，说明文字经验越丰富整体加工效应越强他们还反过来用同一批 被试进行了汉字知觉实验，发现两组被试都有整体加工效应，其中汉语母语者真字的整体 加工效应强于非字，新手（英语母语者）则无此差异，支持整体性加工受到经验调节（Wong et al., 2012）。他们认为 Hsiao 等（2009）未发现母语者整体加工效应是由于天花板效应。Wong 等通过缩短母语者实验中刺激的呈现时间，在同时呈现和相继呈现两种条件下都发 现了整体加工效应。他们还操作合体字的整字构形特点，发现母语读者在正常单词而非倒立词中对形的变化更敏感，并且母语者对整体字形的敏感大于对成分（线条粗细变化）的敏感，从而支持整体加工是文字识别专家化的标志（Wong et al.，2019）。
上述两组实验都采用完全复合范式，而且也考察了多种类型的读者群，但仍然留下了很多疑点。例如，Tso 等（2012）只考察了母语儿童，没有设立成熟母语读者基线。Wong等（2012）只考察了新手和成熟母语读者，没有考察中间的专家化历程。而在专家化经验研究中，发展历程才是最可靠的直接证据。因此，本研究将从二语学习角度考察汉字识别专家化经验的心理现实性问题。实验采用完全复合范式，被试包含成熟母语读者和四个不同汉语水平的拼音文字背景汉语学习者。在实验设计方面，除了汉字识别整体性外，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设置汉字结构（上下 / 左右）和汉字频率（高频 / 低频）两个文字因素作为被试内因素，考察文字经验对汉字识别整体性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
在线行为实验。汉语母语读者为2（汉字结构：上下/左右）×2（汉字频率：高频/低频）×2（背景一致性：一致 / 不一致）三因素完全被试内设计；留学生为 2×2×2×4（汉语水平：入门 / 初级 / 中级 / 高级）混合因素实验设计。
（二）被试
被试 139 名。其中汉语母语大学生 41 名（13 名男性，28 名女性，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和北京邮电大学，平均年龄 20.5 岁）、在华留学的拼音文字背景汉语学习者 98 名。入门级 26名汉语学习者全部为英语母语大学生，暑期来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为期三周的汉语学习。他们的实验在正式汉语学习之前进行。除 5 名同学自学过少量汉字外，其他学生只用英语 上过 1 次汉语介绍课，包含少量汉字介绍。5 名学生中 1 名识字量在 20~30 个之间，其他 4 名同学识字量均在 3~10 个之间。初级、中级、高级汉语学习者各有 25、24、23 名，均为 来自欧洲、北美的北京师范大学长期留学生。他们通过分班考试进入相应水平班级学习（该校留学生水平分班为：100为入门班；101 和 102 水平分别为初级班（上、下）；201 和 202 水平分为中级班（上、下）；301 和 302 水平分别为高级班（上、下）。本研究初级被试全部 为 101 水平，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长为 21.28 个月，其中在华 7.92 个月，属于典型初级水平；中级被试全部为 201 水平，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长为 26.67 个月，其中在华 10.13 个月，属于 典型中级水平；高级被试全部为 301 或 302 水平，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长为 36.17 个月，其中 在华25.17个月。实验在期中考试后、期末考试前进行。所有被试平均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自愿参加实验，实验后获得一定报酬。
（三）实验材料
1. 完全复合范式实验材料
共 256 个实验材料，其中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各 128 个。每种结构包含高频一致 /不一致、低频一致 / 不一致四种条件。以上下结构高频材料“男”为例，先呈现学习刺激 “男”（上部件为目标刺激、下部件为背景），后呈现的测试刺激有四个：“男、思、务、冬”， 形成“男─男”（SC 组，目标部件相同 / 背景一致）、“男─思”（SIC 组，目标部件相同 / 背景不一致）、“男─务”（DC 组，目标部件不同 / 背景一致）、“男─冬”（DIC 组，目 标部件不同 / 背景不一致）四对测试材料。统计检验时，用 SC 与 SIC 组（肯定反应）之 间的差异作为一致性效应指标。DC 和 DIC 是与 SC、SIC 对应的两组否定反应，以实现 全部实验材料的反应平衡。实验材料的笔画数、部件数和频率属性进行严格匹配。实验材料属性见表 1。
其中高频字选自留学生课本，低频字选自《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所有低频字 的累计字次均不超过 3。此外，高频字的熟悉度由授课教师进行了评定（五点量表）。为 防止高、低频材料混合以及上下、左右结构混合对结果的影响，采取分频率和分结构进行 实验的方式，分四段完成全部实验。为防止实验分段顺序影响，对顺序进行均衡。顺序A：高频上下、低频上下；高频左右、低频左右；顺序B：低频上下、高频上下；低频左右、高频左右；顺序 C：高频左右、低频左右；高频上下、低频上下；顺序D：低频左右、高频左右；低频上下、高频上下。各有 1/4 被试采用其中一种顺序。每段实验之间休息 10 分钟，分散一下注意力。
2. 汉语词汇阅读水平测查
为了深入分析汉语学习者汉字加工整体性倾向与汉语阅读水平的关系，对初、中、高 三个汉语水平的留学生进行词汇阅读水平测试。从各水平精读和会话课本中各选出 10 个 双音节词，共 60 个双音节词形成测查量表，要求学生对单词进行大声朗读。朗读正确一个双音节词计 1 分，读错一个字扣 0.5 分（声调错误不扣分）。
（四）实验过程
实验在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开放实验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认知与学习实验室”进行，采用 E–prime 2.0 软件进行完全复合实验。先学习任务要求、进行 12 个条目练习，然后进行正式实验。每个实验试次的程序是先在屏幕中央呈现 200ms 的注视点，然后是 250ms 的学习刺激，接着分别呈现 300ms 的方框掩蔽 1 和 500ms 的掩蔽 2（方框 + 提示符）。提示符提示被试需进行判断的部件所在的位置。最后呈现目标刺激（包含部件位置提示符），要求被试在 700ms 内判断目标刺激与学习刺激中的相应部件是否相同；相同按“J”键，不同按“F”键。条目呈现的流程见图 1、图 2。经过预测发现母语者和留学生可以采用相同的刺激呈现时间和按键反应时间，因此所有被试采用相同实验程序。完成在计算机上的行为实验后，初、中、高三个水平的留学生先朗读高频实验材料（包含全部高频实验材料，但呈现顺序不同），看被试是否真的熟悉高频实验材料；然后进行汉语词汇阅读水平测试。
三. 实验结果
（1，124）= 10.78，p < 0.001。一致性主效应显著，不一致有干扰，F1 （1，93）= 133.99，p < 0.001；F2（1，124）= 98.88，p < 0.001。汉语水平主效应被试分析不显著（p=0.10），项目分析显著F2(3,124) = 106.52, p < 0.001。结构与水平交互作用显著，F1(3，93)= 21.51, p<0.001；F2（3，124）= 101.24，p < 0.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入门水平上下结构快于左右结构（p < 0.001），其余三个水平是左右结构快于上下结构（ps < 0.001）；此外左右结构在水平间没有显著变化，上下结构入门水平快于其他水平（ps < 0.001）。结 构与一致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1（1，93）= 21.62，p < 0.001；F2 （1，124）= 14.52，p < 0.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上下结构字中的一致性效应大于左右结构（p < 0.001）。频率与一致性 的交互作用显著，F1（3，93）= 11.01，p < 0.001；F2（1，124）= 6.49，p < 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频字的一致性效应大于低频（p < 0.001）。结构与频率、一致性的三项交互 作用接近显著，F1（1，93）= 3.27，p = 0.07；F2（1，124）= 2.69，p = 0.10；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上下结构字中高频字一致性效应大于低频（p < 0.001），左右结构字中差异不显著（p> 0.3）。
（1，93）= 124.55，p < 0.001；F2 语水平主效应显著，F1 （1，124）= 109.97，p < 0.001。汉 （1，93）= 16.06，p < 0.001；F2（3，124）= 74.71，p < 0.001。结构 与水平的交互作用显著，F1 （3，93）= 5.24，p < 0.001；F2 （3，124）= 101.24，p < 0.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入门水平两种结构没有差异（p > 0.7），其他三个水平都是左右结构 优于上下结构（ps < 0.001）；此外，两种结构的正确率入门水平都低于其他三个水平（ps < 0.001）、然后初级到高级间有显著进步（p < 0.001），中高级之间差异不显著。结构与一 致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1（1，93）= 6.56，p < 0.05；F2（1，124）= 3.84，p = 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上下结构中的一致性效应大于左右结构（p < 0.05）。一致性与水平的交互作 用显著，F1（3，93）= 8.79，p < 0.001；F2（1，124）= 7.62，p < 0.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入门水平的一致性效应高于其他三个水平（ps < 0.001），其他水平间差异不显著。结构与 频率、水平的三项交互作用显著，F1（3，93）= 5.46，p < 0.01；F2 （3，124）= 5.52，p < 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入门和初级水平上下结构字中高频字正确率优于低频字（p < 0.001；p < 0.05），中、高级水平的高低频字之间无显著差异（ps > 0.4）；左右结构字水平间频率 效应不显著（ps > 0.3）。结构、频率、一致性和水平的四项交互作用虽然不显著（p = 0.21）， 但是高级水平上下结构字中，高低频的一致性效应量之差达到 0.03，进行单独检验，差异显著，高频字中一致性效应更大（p < 0.05），其他各组无差异。
初学习者是上下结构成分识别优势；母语者呈现高频正确率劣势趋势，入门和初级水平学习者呈现上下结构高频字的正确率优势。从初级水平开始，学习者的总体正确率开始高于 母语者（但反应时慢于母语者）。与此同时，反应模式也开始向母语者靠拢。具体表现是 初级阶段开始出现左右结构中成分识别的优势（反应时和正确率）、上下结构中一致性效应开始更大（反应时，ps< 0.05），中级阶段开始出现高频字的一致性效应更大（反应时，ps < 0.05），到高级阶段，一致性效应更精细地与结构发生交互作用，上下结构高频字正确率 的一致性效应开始大于低频（p < 0.05）。总之，上述发展趋势表明，汉语学习者的结构效应、频率效应以及它们与一致性效应的交互作用方向从与母语者不同逐渐发展到类似母语者。
四.讨论
本研究采用完全复合实验范式，发现母语者和汉语二语学习者的汉字识别都表现出整体加工倾向，与Wong 等（2011、2012）结果类似。同时还发现，随着二语学习者汉语水平提高，会先出现整体加工减弱现象，与 Hsiao 等（2009）、Tso 等（2014）结果一致；但随后 在更精细的某些层面上也会出现整体加工增强现象。这意味着作为二语的汉字识别专家化具有复杂性、多层面性，并非是简单线性发展的。对上述结果我们进行以下讨论。
（一）母语者的汉字整体 / 成分识别倾向
完全复合范式要求被试在忽略背景信息的同时判断两个整字中的成分（如“对→对”“对→戏”中的左部件）是否相同。背景不一致的干扰体现了被试无法忽略无关信 息、汉字识别具有整体性。本研究成熟母语者的反应时区段（440~510 毫秒）与Wong 等 （2012）基本一致，而且结构类型特点也非常一致，都是左右结构反应时更快。此外，两个 实验中错误率超过 30% 的被试量也非常接近，说明完全复合实验范式结果稳定，具有可比 性。本实验发现，成熟汉语母语者有稳定的整体加工效应，而且该效应与汉字结构和频率 有交互作用，上下结构字、高频字中的整体加工效应更强。与此吻合的是，左右结构字中成 分识别的正确率更高、反应时更快，体现了左右结构字成分提取的优势。这些表现与已有研 究结果也是比较一致的。例如，彭瑞祥等（1981）和沈模卫等（1997）的微观发生范式研究 也曾发现左右型字中成分信息提取率显著高于上下型字。
那么为什么左右结构字的成分更容易提取、上下结构的成分结合更紧密？有三种可能。一是受汉字结构属性的影响，二是受文字经验的影响，三是受前两种因素叠加的影响。先看第一种可能性。左右结构字中两个成分的空间分离与单词分离方向相同（都是纵向分 离）。这种结构属性使得成熟母语读者更容易把上下结构字作为一个整体，从而使得上下 结构字中一致性效应更大，左右结构字的成分更易提取。但入门之初留学生却是上下结构字的成分更易提取，到初级阶段才形成左右结构字成分提取优势，并且同时期出现上下结 构字中更强的一致性效应。可见，从汉语二语学习者的学习发展轨迹看，第二种或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即左右结构字的成分提取优势或是来源于文字经验的影响，或是结构属性与 文字经验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何理解频率对整体加工倾向的调节作用？频率的影响也来源于个体阅读经验。本 研究发现母语者在高频字中的整体加工倾向强于低频字，说明母语者对高频字的整字字形更熟悉，其成分更难分离。汉语二语学习者中，总体反应时有高频字整体加工倾向更强的 倾向，但具体到各个水平情况并不相同。进行分水平单独检验时，此效应到中级水平才显著，此前两个水平差异并不显著。可见，频率对整体加工倾向的细致调节作用是文字经验的结果。Wong 等（2012）也曾发现真字的整体加工倾向强于假字。这些现象都表明，文字经验调节着文字使用者单词加工的整体性。
至于 Hsiao 等（2009）和 Tso 等（2014）未发现母语者中的整体加工倾向。我们推测有多种影响因素。一是如前所述，他们实验中学习与探测刺激同时呈现的方式降低了任务难度。二是部件数的影响也值得关注。繁体字和简化字中都曾发现合体字知觉解体任务中 部件数少的情况下解体更难（整字对成分的依赖度更高），部件多的合体字解体更容易（郑昭明、吴淑杰，1994；张积家、盛红岩，1999；徐彩华，2007）。本研究实验材料的平均部件 数为 2.12~2.21，大多数实验材料只有两个部件，所以整体加工倾向非常显著。Hsiao 等和 Tso 等研究使用繁体字，部件数比较多，这可能使得其实验更容易出现天花板效应。未来能否在多部件简化字中用完全复合范式发现整体加工效应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二）汉语二语学习者的汉字整体 / 成分加工倾向
本研究发现，作为二语的汉字识别不仅具有整体加工效应，而且随着汉语水平提高， 该效应在不同层面上出现减弱或增强现象。其中减弱现象发生得更早、更广泛，在入门阶 段与其他三个水平之间出现。增强效应只在特定阶段（入门与中级水平之间）、特定结构 （高频上下结构字）中出现。如何理解这种非线性的发展？已有研究在这方面解释得并不清晰。Tso等(2012)曾发现汉语母语儿童随着年级增长整体性加工有所减弱。但后来他 们又发现在多组群的被试中，整体加工倾向的变化有非线性特点。例如新手的整体加工弱 于书写受限母语者（差异接近显著），而这两者的整体加工倾向又都高于熟练母语读者。三组群体的整体加工倾向是：书写受限母语者 > 新手 > 成熟母语者（Tso et al.，2014）。他 们将此现象解释为倒“U”字曲线。认为可能随着阅读经验增长，整体加工趋势可能有某段 时间呈现增长趋势，然后随着书写经验进一步增长开始减弱。
本研究结果显示，汉语二语学习者的整体加工效应虽然既有减弱也有增强现象，但并 非先增强后减弱，而是先减弱后增强，并且减弱和增强似乎发生在不同数据层面上，作用 点的来源似乎也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减弱现象发生在入门与其他三个水平之间，发生早。但此趋势在初级阶段之后不再进一步减弱，暗示在初级阶段达到极限。由于入门之初留学 生的反应时总体上比其他三个水平的更短、正确率更低，呈现“快却错得多”的表现，可以 推测入门阶段的整体加工效应来源于对汉字成分和结构的分解提取能力比较弱、识别的整 体性更强。其他各水平学习者已有一定汉字经验积累，有成分表征和分解提取能力，所以 出现反应时略长但正确率更高的情况（行为反应更为审慎）。因此，对于整体加工减弱的现象，我们的解释与Hsiao等（2012）和 Tso 等（2014）相同，认为体现了学习者对合体字成分分解和分析能力的增强。
至于整体加工增强现象，它只发生在高频上下结构字中，而且只出现在入门与中级水 平留学生之间。参考成熟母语读者和中高年级留学生的反应，都是上下结构字和高频字的 整体加工效应更强，它应该是由结构和频率效应叠加引发的，来源于精细的文字分布经验。由上可见，整体加工效应量变化发生的作用点不同，其内在机制就有可能不同。此现象在 其它完全复合范式任务中也有反映（Ventura et al.，2019）。因此与单线性的倒“U”字解释 不同，我们认为汉语学习者的汉字整体加工效应量的变化有多个来源：既有由汉字结构粗 颗粒分析、结构分解操作带来的，也有由文字经验的整体熟悉度带来的。前者表现为随着 汉语水平提高，粗颗粒分解和分析能力提高，整体加工效应有所减弱。后者表现为随着文 字经验增长，结构模式与频率影响增大，于是在整体加工效应最强的局部观察到整体加工增强现象。因此，整体加工效应量的非线性变化体现了汉语合体字表征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其中学习者对粗颗粒的结构分析能力发展得早一些，精细的部件表征和整字表征 能力发展需要更长时间。这样的发展趋势与前人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郝美玲，2007，鹿士义，2002；徐彩华，2007）。
（三）二语汉字识别专家化经验的表现
从本研究结果看，作为二语的汉字字形识别专家化的指标表现有多个，不宜只用单一 指标。例如，对二语学习者和母语者进行对比时，我们发现两者的差异广泛体现在汉字结 构反应模式、频率反应模式以及一致性效应与结构和频率的交互作用方向上。如果只看一 致性效应量的变化，能揭示的信息相对有限。一旦把对比点扩大到母语者的四个主要行为 指标：左右结构优势、高频劣势趋势、上下结构中的一致性更强、高频中的一致性效应更强， 那么二语学习者的发展趋势就立体地勾勒出来了。从入门之初与母语者的完全不同（入门 者上下结构成分提取优势、高频优势趋势），到初级水平开始部分相同（出现左右结构成分 提取优势及上下结构中更强的一致性效应），到中级水平相似性扩大（出现高频字更强的 一致性效应，但仅限反应时），到高级水平更为相似（上下结构高频字的一致性效应更强， 反应时和正确率中都出现）。可见，汉语合体字结构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使得其识别也是 复杂而多层次的，会出现与文字经验相关的多种模式反应和多层面交互作用。正是这些细致 的模式反应体现了学习者心理词典中单词加工的痕迹。因此，提取有代表性的多个行为指标 比单一指标能更好地解释单词学习的专家化历程。本研究中，除了高频字的整体劣势趋势未 出现外，其余母语者的三个典型行为指标在中、高水平留学生中都相继出现了。因此可以说， 高级汉语水平的拼音文字母语者基本具备了汉语母语者合体字字形识别的类型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入门之初学习者上下结构字识别的优势效应现象，此现象前人也曾有类似发现（江新，2003）。此效应在本研究中被试和项目分析都显著，效应比较强。此效应除 了受汉字结构特点影响外，是否还有其他未知的影响因素？会持续多长时间？未来需要深 入探索。此外，完全复合范式实验的数据报告形式也值得注意。Hsiao 等（2009）、Tso 等 （2012）只报告了灵敏度指标，没有报告反应时，但行为实验的反应时与正确率之间存在相 互抵消关系，忽略反应时会使得数据全貌不完整。Wong 等（2011、2012、2019）和 Tso 等 （2014）的研究开始同时报告反应时和灵敏度。本研究对反应时、正确率和灵敏度三个指 标都进行了计算，灵敏度采用上述学者使用的A’公式，结果发现灵敏度结果与正确率结果基本相同。由于灵敏度只计算反应偏向，不体现反应具体方向，会损失发展性数据的方向 性，故受篇幅限制本文只报告了反应时和正确率。从本文计算结果看，在被试充足的条件下 （本研究各组被试为 23~26 名）经典反应时和正确率是行为实验数据的最优指标，如果被试量偏小，如Hsiao 等（2009）小组被试只有11人，那么采用灵敏度计算更好，可以纠正反应偏向。
五. 对教学的启示
现代汉字的主体是合体字，合体字占现代汉字总体的 95% 以上（周新林、曾捷英，2003）。合体字字形具有结构层次，其认知也具有结构层次性。因此，整体与成分的关系 对汉字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都非常重要。在作为二语的入门与初级水平汉字教学中，教师们 通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应强调成分还是整字？强调成分会不会减弱学生的整字感，强调 整字会不会导致学生对成分部件感知不够清晰？从本研究结果看，这两者都不可或缺。汉 语二语学习者的汉字字形识别专家化历程既包含分析性加工的增强也包含整体加工的增强，两者先后在不同层面上发生，有不同的发展路径。本研究对非母语者的汉字教学有以下启示。
（一）汉字的成分部件教学应有一定持续性
汉字识别中成分加工增强的心理实质是分析性加工的增强。它意味着学习者对汉字 成分的自动激活能力有所提高。本研究为快速汉字识别任务，要求被试对汉字中的成分部 件进行自动识别反应。结果发现成分增强现象发生于入门到初级水平之间，需要的学习时长为 21.28 个月（其中在华近 8 个月）。这个时间比较漫长，但与前人结果比较一致。不少 研究都发现精细部件表征的形成需要至少一年半左右的学习时间（郝美玲，2007；鹿士义, 2002; 徐彩华，2009）。汉语合体字的层次比较多，粗颗粒的结构轮廓意识可能发展得稍微 早些，精细的部件内涵表征的形成则需要更长时间。因此在汉语作为二语的汉字教学中， 对于合体字成分部件的教学要持之以恒，要多提醒学习者分析合体字的字内成分，多进行成分与整字关联的练习，在练习中帮助学习者实现成分部件表征的精细化、强化和内化。
（二）汉字的整字字形教学应与阅读活动紧密结合
汉字识别中整体加工效应增强的心理实质是整字字形自动激活水平增强，字形识别的 自动化程度提高。本研究中整字识别增强需要的时间更长，要到中级水平才显著，需要的学习时长为 26.67 个月（2.19 年，其中包含在华 10 个月）。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整字加工增强效应附着于汉字结构和频率反应模式中，说明它附着于文字分布属性，来源于个体大量阅读活动的积累。只有通过大量阅读活动，学习者才能获得高水平的整字表征加 工能力。因此，教学中要重视通过阅读教学进行字词表征积累。教师要组织一些有意识的 字形识记活动。如通过重点字词回闪、朗读、听写、填空、字形游戏等活动加强学生对整字字形的记忆。
（三）汉字教学应注重成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
从本实验结果看，在汉语学习者的个体心理中，成分与整字表征的发展是辩证的。没有足够的成分表征为前提，整字表征增强难以发生。当成分表征足够强大时，整字表征也能迅速增强。汉语合体字的一个重要构形特点是某些部件出现在合体字的不同部位会发生形变。因此，只有大量的汉字表征积累才能使成分部件脱离具体位置，形成抽象的心理表征。而一旦有了坚实的部件表征，整字表征也就能更好地发展。或许正因为如此，本研究发现拼音文字背景的汉语二语学习者汉字成分和整体表征的增强都需要较长时间， 其中成分表征增强发生得略早一些（至少一年半）、整字表征增强发生得略晚些（至少两年）。这提示我们，汉字的成分表征和整字表征除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外，还有相互联系、互为依托的一面，要注意保持教学中两者的平衡和相互转化。
当前，国内面向汉语二语学习者的汉字教学中，不论是面向外国留学生的汉字教学还是面向国内少数民族儿童的汉字教学，成分部件教学的持续性都不太好。教师通常在完成入门阶段的部件教学之后就不再重视合体字的成分教学。另一方面，整字字形教学也缺少 有科学数据支撑的好方法。因此作为二语的汉字字形教学效率一直有待提高。从本研究结果看，未来需要在成分教学的持续性、阅读教学中整字字形教学的有意性以及整字与成分密切联系三个方面进行教学方法的研发。如能在这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情况或许会有所改观。
作者简介
徐彩华，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专长与兴趣：汉字认知心理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认知心理研究，儿童汉语教学研究。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汉字认知及汉字学习心理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科社基金项目以及多个省部级科研项目。参与编写的教材《跟我学汉语》曾获国家汉办优秀教材奖。电子邮箱：xchua@bnu.edu.cn。
刘婷，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汉语二语认知与学习。
刘燕君，北京华文学院 专修部讲师，博士，主要研究华文教育、语言认知与习得。
本文来源：《语言文字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