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们共同尊敬的詹伯慧先生联手张振兴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问世了，这一学界的喜庆之日，也是汉语方言学史上又一座丰碑竖起之时。

　　汉语有着世界上最为复杂多样的方言分布，汉语方言学也有着足以傲人的悠久历史，在这悠长的学术历史航程中，树立着一座座学术的丰碑，由它们连贯而来，构成了汉语方言学的辉煌历史和传统，也照亮了通向辉煌未来的学术大道。

　　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问世于东汉时期，记载了东西南北大量汉语方言的词汇用语和词义变化，用一系列地域概念画出了汉语的基本方言区域。这本方言学的煌煌大著，距今已有两千年历史，是汉语方言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方言学史上最早的丰碑之一。

　　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于1928年出版。赵先生受高本汉等西方汉学家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启发，在中古音系的系统背景下调查描写汉语方言，奠定了现代意义的汉语方言学的学术范式，成为现代意义的汉语方言学的第一座丰碑。同类的经典型著作随之成系列地涌现，如《钟祥方言记》《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临川音系》《厦门方言志》《昌黎方言志》等等，等等。这个系列在广东粤语地区的成果，就主要体现为李新魁先生主编的《广州方言研究》和詹伯慧先生主持的一系列大型项目的成果——《广东粤方言概要》《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等，这些大部头著作使广东省成为中国各省市中系统性方言成果最丰富、资料最齐全的省份。

　　丁声树、李荣先生主持编定《方言调查字表》，这虽然是一册篇幅不大的实用工具书，却由此确定了汉语方言调查便捷高效的根本框架，该框架问世之日起便成为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的核心标配，历经几十年而生命力依然旺盛，并将被长期使用下去，足以成为方言调查史上的一座丰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大学袁家骅先生总结当时的方言研究成果，主编《汉语方言概要》，成为第一本汉语方言的概论性著作，竖起了一座方言学的丰碑，也催生了以后一系列方言学概论著作，包括詹伯慧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与分地点介绍为主的袁先生《概要》相比，詹先生等合著的这本书体例上更像一本方言学概论和教材。

　　“文革”时期，学界百业凋零；“文革”一结束，学界积蓄十年的能量瞬间爆发。李荣先生于1979年主持创刊《方言》杂志，成为中国几千年方言研究史上第一本专业期刊，在历任主编、编辑部同仁和广大方言学者近40年来的不懈努力下，《方言》季刊愈益根深叶茂，早已成为汉语方言学界千百学人最重要的精神家园，是方言学术期刊的第一座丰碑。

　　改革开放给方言学术带来黄金岁月，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给大规模方言调查和大型方言学工程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开放的年代还带来了国际合作的契机。这一时期，由著名学者主持、全国各地方言学界同行专家参与的集体性重要成果接连涌现：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由汉语方言学界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界携手合作编就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首版和第二版；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和综合本；侯精一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等相继出版，成为这一时期代表汉语方言学高峰成就的丰碑。进入新世纪后，又有新一代学者主持的一系列重大成果问世，如曹志耘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成为汉语方言学成果大量涌现年代的优秀成果的代表。

　　在方言学丰碑成行、成果涌现、语言保护工程作为国家工程在全国展开、汉语方言学面临攀登升级、进一步走向国际的历史性时刻，我们确实到了需要一部可以纵览汉语方言学全貌的百科全书式的方言学大词典，德高望重、学术青春常在的詹伯慧教授率先想到了，率先谋划了，率先行动了，也率先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得到国家双重重大课题支持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

　　这必将成为汉语方言学在新时期的一座丰碑，而且是一座意义特别的丰碑，因为这将是一部全面镌刻既往丰碑的丰碑，简言之，一部丰碑的丰碑。

手捧这两卷大著，我们会不由得想起郭璞《方言序》的两句话：“故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咨而物来能名。”在郭璞的时代，这两句话所反映的效应还是只是扬雄《方言》所记录的那些方言词语；而今天，我们闭门读书、从这部四百万字大词典中得到的方言信息和方言学术信息，更是放大了许许多多倍。

　　作为一个方言大国和方言学大国，方言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反映其各方面全貌的辞书就成为非常必需的工具书。方言学的学科性质，尤其决定了这样的工具书可能比其他学科包括语言学相邻领域的相应工具书可能更加需要。汉语方言是个十分庞大的集合体，第一层级就能分出七大八大或十大方言，还有难以归入其内的湘南桂北粤北土话湘西乡话等等。而大的方言，下面还有大片、小片和更小的县级、乡镇级方言区域等诸多层级，方言点的数目更是如恒河沙数。不同的方言都有自身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但是，任何学者个人都根本无法同时熟悉如此多的方言资料和方言研究成果，也难以一一阅读汗牛充栋的方言报告。然而，方言学者的研究工作和其他领域需要用到方言资料的研究工作，都需要从不同角度比较大量方言材料，如音韵比较，古音构拟，历史层次分析，方言词语对照，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资料收集等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需要随时了解某个、某些方言的既有研究成果或资料线索。

　　换言之，汉语方言的很多成果，查检的功能明显大于阅读的功能。而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可以将海量的学术成果以浓缩的形式有序收录在内，便于随时查询翻阅。这正是詹先生主编的这部大型词典的真正实在的价值所在。

　　我们看到，为了满足上面所说的学术用途，这部大词典甚至在某些方面突破词典编纂的常规，对方言学最重要的专题，由编纂人员自己组织进行资料重组，提供更加方便学界使用的精耕型资料。尤其是本词典下卷，选取54个代表性方言，在各个方言点的“概说”之后，设计“字音对照表”和一个“词汇对照表”，分别列入几百个有代表性的单字和几百个常用的词语，将54个方言点的相应字音和相应词语放到两个表中，以对照各点字音和词语的异同。这已经不是条目编纂，而是一种学术再创造，而这种内容正是词典使用者最需要的。

　　编纂大型学术工具书，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由詹先生领衔主事，可谓诸项齐全。

汉语方言学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汉语的现代方言研究有将近百年历史，建国以后方言普查推动的方言学新潮，至今已近7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方言学盛世，也有了40年的积累。丰碑林立，成果潮涌，为这部大词典准备了足够的学术资源。目前又逢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上马，国家对方言学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这部词典也得到了两个国家级重大项目的资助，而国家开放的格局又使得我们与海外的汉语方言学界有足够的来往交流，也能走出国门调查研究海外华人的汉语方言状况。所有这些，构成了大词典的最佳天时。

　　广东本身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又是方言资源特别丰富、方言学研究成就卓著的学术大省，也是与境外学界交流频繁、合作有成的前沿区域，由詹先生领军数十年的暨南大学方言学学科，早就成为中国南方方言研究的一大基地，随着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建立，暨大方言学团队更加充实更富有活力，在整个汉语方言学界发挥着强大的能量。这次大词典的团队已经大大扩大，征召了全国各地的大量优秀学者为撰稿人，但广东和暨大的方言学者自然担当着团队核心群体的作用。这是大词典的地利所在。

　　詹先生本人在方言学领域深耕逾一甲世纪，他既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杰出学者，成果无数，又是一位富有号召力、组织力和凝聚力的学术领袖，长于带领坚强的团队高效工作，为学界贡献大规模高质量的方言学成果。前面提到的《广东粤方言概要》《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都是在詹先生主持下一一问世的。詹先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方言学集体大项目的经验，这次以八旬高龄再次率将带兵出阵，和著名方言学家、闽语专家、《方言》杂志原主编张振兴先生联手主编大词典，在全国学界范围内组织编纂队伍，精心筹划，及时汇成正果。詹、张两位先生和他们的团队，为这个大项目提供了人和的保障！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出版，是中国方言学的盛事，也是整个中国语言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科的盛事。我们向主编詹伯慧先生和全体编委、全体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像规模如此之大、内容如此之丰的大型工具书，初次出版，未必能一次就达尽善尽美之境，而且方言学术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目前来看，条目的系统性平衡性方面，还可以再加强，即同类的条目是否都收录了？是否都做同样的处理了？另外，有些大篇幅引用原著的条目，是否需要注明参考文献，以更加体现知识产权？否则可能后人只引用词典内容，而忘了原创作者。我们期待编纂团队在出版后广泛听取方言学群贤在使用中提出的意见建议，在适当时候进一步加以补充完善，因为爱之愈深，也会求之愈全，责之愈切。

　　我们期待着这座丰碑能对汉语方言学的发展起到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并在使用和修订中不断趋向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