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简•奥斯汀

前言

文学艺术一向与女性关系十分密切。历史上文艺作品塑造了数不胜数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女作家、女艺术家自身的经历和创作也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近年来，女性议题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关注，女性的困境和诉求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如今，我们仍可以通过经典文学、影视文学重新审视、深思女性面临的问题，并通过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来探索女性“自我生长”的话题。

近日，上海图书馆举办系列云上外国文学讲座，聚焦西方小说与女性形象，关注女性成长。本期非常荣幸邀请到翻译家、作家、出版人黄昱宁老师为我们讲述“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奥斯汀”。

提到简•奥斯汀，大家都会想到《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世界名著。如果要形容简•奥斯汀在全世界，尤其是在英国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其实打开英国人的钱包就可以了。在新版的英镑体系中，十英镑的纸币上就印着简•奥斯汀的形象，由于大部分英镑的纸币上都印着英国女王的头像，所以这样一个举措就显得不同寻常，好像这位世界闻名的女作家和英国女王能够平起平坐。

尽管简•奥斯汀大名鼎鼎，但在很多人心目中，她其实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提起简•奥斯汀，可能会想到她写的是婆婆妈妈的谈恋爱的事情。可是，这些谈恋爱的事情并不像一些言情小说那样，特别夸张，特别感人。翻开简•奥斯汀的著作，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琐碎的家常里短，我们经常能在她的作品中看到舞会，牌局，串门，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聊天。如何从这些家常里短中理出来龙去脉，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透过家常里短，小说究竟想表达什么？奥斯汀及其作品为什么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我们尝试通过几条最简单的线索，看看她在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中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出身牧师家庭的奥斯汀小姐填补了小说史空白

我们来看一看简•奥斯汀和她的时代。要进入两百多年前的故事，首先必须具备大致的时空概念，不能完全以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的故事。只有进入这个时代，才能理解故事里的家常里短到底是什么意思。

简•奥斯汀1775年出生，1817年去世，历史上大致处于乔治王时代向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过渡的时期。奥斯汀的小说基本上都发生在英国农村，这个时期在英国农村，圈地运动已经发展了好几轮，《理智与情感》中的男性人物就经常谈到圈地的话题。另外，开辟新航路事业方兴未艾。

著名的工业革命这时候已经开始了，可是离高潮还很远，还要再过十几年，蒸汽机才能开上铁路。这一时期日不落帝国处于最辉煌时代的前夕，各种新兴的生产模式也在催生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人际关系以及文化内涵。城市化尚未高速发展，但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中产主义越来越成为一股固定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像牧师、商人、律师、乡绅，这些头上没有爵位，不是贵族，但是手里却有越来越多新钱的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创造出可观的财富之后，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政治地位、品位、话语权得到提升。

就小说这种文体来说，虽然前面已经有斯威夫特、笛福、菲尔丁，但是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小说在当时的英国还处于青春期，不算主流的文体，难登大雅之堂。在文学史的划分中上，奥斯汀所生活的时期是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将不是小说家，而往往是像华兹华斯那样的诗人，所以奥斯汀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诗歌，尤其是《理智与情感》里的二小姐经常提到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歌。可见在沙龙里也好，在小姐们谈论的话题中也好，浪漫主义诗歌是非常走红的。

虽然当时已经出现大量有较大流传度的小说作品，也能获得一些实际收入，但是小说家本身地位并不高——很多男作家、男读者不一定乐于表现他们是在读小说、写小说，这就促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当时读小说的很多是女人，写小说的很多也是女人。奥斯汀就是一个写小说的女人。

奥斯汀本人的经历和生活对她的作品有直接的影响。她成长在英格兰南部一个还算体面的教区牧师家庭，排行第六。牧师阶层也是当时社会中产阶级中比较重要的一股力量。和当时标准的中产配置一样，家里孩子包括她在内都能接受相对较好的教育，有条件阅读很多当时的小说、诗歌。但家里不指望她在这方面功成名就，而是希望她按部就班地谈婚论嫁，她也确实去谈婚论嫁了。

据说她跟一位爱尔兰律师谈过恋爱，双方家庭条件都比较一般，但是双方家长对于这场婚姻的投资回报率还是有些期望的，但两家的期望没谈拢。在当时，因为在就业上处于垄断地位，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占绝对优势，所以对律师来说，谈不拢也没什么大损失，很快就忘了这段插曲，继续努力工作，娶到别家千金。奥斯汀小姐却因此“耽误了终生”。但奥斯汀小姐被耽误了终生对于文学史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本该用来应付繁重家务和生育的时间，奥斯汀全用来读书、观察、写作，也才有了今天的世界名著。

写什么是个大问题，奥斯汀时代最流行的小说通常是比较狗血的，情节夸张。简•奥斯汀小姐肯定在很多当时流行的哥特小说里读到闹鬼的城堡，或者在感伤小说里读到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总是眼泪汪汪的，动不动就要昏过去。我觉得奥斯汀小姐肯定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有没有可能比古墓荒野或传奇故事更有趣？

当奥斯汀决定要突破套路，写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时，她真正改变了文学史。后来的评论家发现，如果没有她的推陈出新，这段时间其实很难找出一个代表性的作家和像样的作品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我指的是小说史上承前启后。可以说，深藏在闺阁之中的简•奥斯汀其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个案，与19世纪中后叶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等群星璀璨的情况大不相同。奥斯汀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发表，她所有的文坛声誉都是来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直到现在的追认。对当时的她而言，几乎是单枪匹马、浑然不觉地填上了小说史上的一个空白。

用喜剧基调书写“一战定生死”的女性故事

大致了解奥斯汀所处的时空环境后，再进入她的故事，就能更深入了解她的文学成就。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奥斯汀的小说里有那么多急着出嫁的女人？

《傲慢与偏见》的故事一开场，我们走进英格兰南部一户乡绅家庭，我们能看到班内特太太兴高采烈向班先生报喜说，附近的一个庄园终于租出去了，新主人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阔少爷，重点在于这个少爷是一个单身汉，而班家膝下无子，一共有五个待字闺中的女儿。

一开场，矛盾或最主要的内容都交代了清楚了。班太太为什么这么高兴，因为她家里有五个闺女都还没有出嫁，为什么她急着嫁女儿呢？这就牵涉到英国18世纪非常盛行的继承制度，它绵延多年，也直接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包括小说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一继承制度很复杂，也相当奇葩和不近情理，它造成了大量纠纷，可以说是过渡历史时期的产物。

18世纪的英国采用财产继承制，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奉行不同规则。动产的继承比较合理，通常分成三份，妻子、儿女和教会各得一份。按照这个规则，我们来看一下《傲慢与偏见》，班先生如果去世，班太太和五个女儿一共可以在动产部分得到五千英镑，而班太太自己有一笔从娘家带来的四千英镑的嫁妆。

但和今天一样，当时家庭的主要财产也是不动产——房子。从奥斯汀小说的很多细节中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的房地产交易和租赁市场比较活跃，房价总体上也一直上涨，所以说日不落帝国最辉煌的时期即将到来。

班家的小日子之所以目前过得还凑合，就是因为他家有一处地产，每年可以带来两千英镑的收入。你想，他们的动产总共九千而已。但根据不动产继承规则，这笔收入只能领到班先生去世为止，因为当时英国土地制度从中世纪封建宗法传统延续下来，把长子继承制作为第一原则，好处就是保持土地和房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国家管理，长子在继承基业的同时，还得承担教养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想起来比较省事，实际落实起来没那么简单。

比方班太太，她一直生到第五个女孩之后才发现这下完了，没有长子可以继承不动产，她早年吃穿用度也不节省，如今却为此日夜焦虑，这成了班先生和班太太的心病。

而比长子继承制更糟心的是限定继承权。英国的土地权属错综复杂，相当长一段时间与古老的封地义务有关。封地义务源于一千多年前的诺曼王朝，简而言之就是国王将自己的土地一层层分封，拿到土地的家庭在打仗的年代要有男人服役，不打仗的年代就只是一个形式。但是有了这个形式之后，在限制继承权上男性就变得非常重要。限定继承的地产是不能空置的，如果没有直系的男性继承人，那么有关部门就会按照亲缘关系来指定男性继承人，这就非常混乱了。以班家为例，家里不是没有儿子吗，如果班太太比班先生死得晚的话，那么理论上班先生的远房表侄柯林斯就能随时把五个女儿赶出门，而五个女儿手里一共只有九千英镑的动产。这样不公平的继承法延续多年，让英国很多有类似情况的家庭都是气急攻心，还引发了不少伦理公案，直到1925年才被彻底废除。大家如果看过英剧《唐顿庄园》的话就能发现，它第一集里就出现了与《傲慢与偏见》类似的情节，20世纪初的贵族庄园仍然要面对一模一样的问题，膝下无子而只能把家业传给表亲，同样为这些事情搞得鸡飞狗跳。

解释这么多只是为了说明，虽然班太太性格不讨人喜欢，但她的焦虑是实实在在有道理的，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这样的继承制度，加上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工作，所以婚姻对女性而言非但是头等大事，而且用奥斯汀的话来讲是“唯一的大事”。它不仅关乎生计，甚至关乎生存。很多女性通过社交手段来求爱，爱相亲，相当于现在的女性把接受教育、求职以及恋爱结婚的机会全部都打包在一起，可以说是一战定生死。这也是为什么奥斯汀后来一直没有嫁人——一战定生死之后，很难有翻盘的可能。仔细想想，这样的命运是有一些凄凉的，其中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但奥斯汀并不打算用凄凉来写凄凉，用激烈写激烈，她更愿意把整个事件都看作一个笑话，所以从开始就非常坚定地为所有小说铺好了喜剧的基调。

“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

奥斯汀短短一生当中一共创作了6部长篇：《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故事的背景都在英格兰乡村，人物分属于不同阶层，主体，是新兴中产阶级乡绅。

六部作品当中最重要，也最广为人知的是前两部《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理智与情感》出版于1811年，比最著名的《傲慢与偏见》还早两年。实际上，这两部作品可能是在相同时期创作的，因为这两部作品分别改写自奥斯汀在1797年左右写的两部书信体小说。

两部作品在故事走向、写作风格和人物设置上都有相似之处，两部小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最直观的表现在书名上，“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两组词汇不仅在意义上有对仗关系，而且在英文原文中还压了头韵，pride and prejudice压头韵，sense and sensibility不但压头韵，且两个词本身就是同一个词源sensibility加词根。需要说明的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后，只能在意义上把对仗忠实表现出来，可是形式上无法完全再现英文原文中的头韵和同一词源的特点。

之前讲到《傲慢与偏见》的故事动机是复杂的继承制度，《理智与情感》开篇也这个继承制度关系密切《理智与情感》开场就写到达什伍德家老先生去世了，根据限定继承权，他应该把产业留给侄子亨利，而且亨利一直在照顾他。根据这项法令，老先生去世前就立了遗嘱，这个遗嘱加了一条规定：产业现在传给侄子亨利，但亨利去世之后不能传给他的女儿，而是必须保证传给儿子。这下麻烦就来了。

亨利继承这份地产主要是为了照顾他的第二任妻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否则他就觉得没有意义。小说写到这里，我们也大致能猜到走向。果然没几年，亨利因病去世，去世之前，他让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儿子答应照顾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但人性总是比较自私，继承法已经把地产给了儿子，他就不把在老父亲病床前的承诺当回事了。

剩下的四个女人怎么解决眼前财务上的矛盾，大女儿埃莉诺和二女儿玛丽安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最现成的办法就是婚姻。就像前面讲到的《傲慢与偏见》一样，施加在这些女人身上的社会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两部小说在相似的表层之下，各有什么最突出的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最值得分析的是哪些部分？

《傲慢与偏见》的情节构建非常巧妙，是聪明小说家的魔术，通过对时间、地点和人物关系的排列组合，在有限的篇幅里给事件的起承转合、给人物的喜怒哀乐以最大的戏剧空间。前面讲过转型时期新兴中产者不但掌握了很多新钱，他们也需要重新定义婚姻关系，需要在金钱和感情之间摸索到一个平衡之道，这是贯穿在奥斯汀多小说中的一个隐性主体。

《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就是这类人的代表。小说有段著名的情节，伊丽莎白父亲班先生的表侄柯林斯天然拥有地产继承权，所以柯林斯当时就怀着这个预设来向伊丽莎白求婚，他跟伊丽莎白讲，你如果嫁给我，那么你们家的产业就不旁落了，生活也就有保障了。他觉得他有议价权，拿这个条件来换取伊丽莎白的爱情。

伊丽莎白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觉得这段话直到今天听来也仍然是掷地有声。她说，承蒙不弃，您向我求婚，但感情上绝对办不到，请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故意作弄你的高贵女子，而要把我看作一个说真心话的平凡人。说真心话的平凡人，在当时女性完全处在被动的状态下，“说真心话的平凡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与此同时，她却一度对另一个长相出众、言词动人，但是也具有欺骗性的男性威克姆的故事深信不疑。这就是奥斯汀小说情节的巧妙之处。因为有了她对柯林斯的宣言，所以她需要通过同情并信任威克姆来强化自己的信仰。此时的伊丽莎白与其说是爱上了威克姆，倒不如说是爱上一个能够独立思考，不为金钱所左右的自己。奥斯汀洞察人性的本领在这类情节的安排当中可见一斑。

整部《傲慢与偏见》最要紧也最精采的部分也就在这个阶段，大概横跨十五章，事件接连发生，人物冲突非常强烈。由于误会叠加，伊丽莎白对于达西的傲慢形成了深刻的偏见。对整部小说而言，这部分情节有像交通枢纽一样强大的功能，一旦打造结实了，那么前面的铺陈字字不虚，后面的发展也能水到渠成。十五章之后的一系列阴差阳错，让班家陷入最低谷，而此时也正是小说情节峰回路转的开始，之前撒出去的线索一条一条有条不紊地收回。

相比之下，《理智与情感》的情节线其实比《傲慢与偏见》简单，喜剧基调略淡；书信体小说的痕迹也比《傲慢与偏见》稍重，很多关键情节靠书信推动，且对话在小说文本中占比更大。《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缩水版的《傲慢与偏见》，它的好看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回味。在人物塑造上，《理智与情感》就花了更大的心思，由始至终，大女儿埃莉诺和二女儿玛丽安的性格都在刻意的互相对照中显得非常鲜明。

玛丽安一心追求浪漫脱俗的情感，她的行为和价值判断都受到浪漫主义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玛丽安择偶的标准包括必须要会朗读诗句、欣赏绘画，还得长得漂亮，对于不符合标准的男人，玛丽安起初毫无兴趣。玛丽安天生丽质，敏感热情，这种不设防的坦诚既是她的可爱之处，也是她容易受到伤害的软肋，如果碰到品行不好的浪荡子弟，她就可能会吃苦,当然后来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不过，很多人并没注意到，玛丽安的情感从头到尾都没有完全失控，在每个关键时刻，她都会在姐姐的劝说下回到正常轨道。在很多细节里可以看到，玛丽安对于婚姻的现实基础有基本认知，虽然她说婚姻不能只是商品交换，财富除了能提供充裕的生活之外，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但同时她还表示过，自己的基本需求是每年1800英镑到2000英镑，她的浪漫实际上是需要物质基础的。

这一细节并不意味着人物自身的矛盾，而恰恰丰富了人物，让人物更立体。同样，如果看小说不够认真，你也可能只会对埃莉诺的表层性格印象深刻——冷静、有耐心、心平如镜。但仔细分析她的言行就会发现，埃莉诺的理智不是一味隐忍，更不是懦弱无能，她的冷静中其实蕴含着事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她的自我克制里往往具有一定的策略导向，在处理与情敌露西的关系时，她迅速而准确地分析出露西唯利是图的本色，也很快坚定了对心上人爱德华人品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埃莉诺静观其变的态度以及暗中帮助心上人爱德华寻觅职位的行为，就既得体又明智。

不管是埃莉诺的理智，还是玛丽安的情感，我们都要看到人物的丰富性，这体现一个成熟小说家塑造人物的本领。尽管《理智与情感》从书名到内容都把两个人物做了鲜明的对比，但奥斯汀仍然把握了现实逻辑，没有让人物的行为溢出身份边界。

敏感尖锐但深谙平衡之道

第四个方面，时至今日我们再研究奥斯汀价值观的时候，有时也会困惑，很难将她的看法纳入任何一种现成的观点或体系。很多研究经济史的专家可以从她作品的细节里得到很多一手材料，女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分析埃莉诺、玛丽安、伊丽莎白的思想活动来衡量18世纪女性意识的温度和活性，看看18世纪的女性如何生活，如何看待世界。但是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说奥斯汀就站在自己这一边。

奥斯汀的文笔尖锐，有深刻的社会批评，又很幽默。但她把人物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我们只能看到乡绅家庭里的主人，英国庄园经常分楼上楼下，楼上是主人，楼下是仆人，楼下的世界根本不在奥斯汀的视野范围里面。奥斯汀鼓励个人价值，提倡精神自由，但她几乎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否定私奔。小说里质疑鲁莽的浪漫，强调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毫无出路。虽然她让伊丽莎白等女主人公都选择要爱情，但是前提是有基本的经济基础，这是奥斯汀非常强调的一点。

奥斯汀对于社会经济状况非常敏感，小说中有非常详细的财产数目记录，很有史料价值。了解当时乡绅家庭需要多少钱能够过得比较从容，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就过不下去了，这些第一手材料在小说里得到忠实描述。英镑上印奥斯汀画像非常恰当，很难在文学史上找出哪个作家比她更适合印在钱上面，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她是名作家，而且也她对经济状况的敏感是有微妙联系。

奥斯汀对上流社会冷嘲热讽，也从不放弃挖苦或打趣新兴中产者时不时会犯的幼稚病。她的玩笑很尖刻，同时又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和合理的个人幸福的可能性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所以在总体上调子还是乐观的，喜剧性的。对奥斯汀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她是洞察秋毫的社会批判者，但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叛逆者。假设换另一个写得不那么成熟的人，把一些互相矛盾的元素统一在一起，很可能就会自乱阵脚，最终成为一个分裂的文本。但奥斯汀不会，她戏谑的口吻、半真不假的调笑，都提醒你辩证看待眼前的一切，在看硬币正面的时候，也要看看它的反面。

奥斯汀似乎总在平衡互相矛盾互相冲撞的东西。在奥斯汀之后的很多英国作家身上，都能看到基于经验主义的平衡之道。我个人认为它是深深烙在了英国文化的基因当中。很难说奥斯汀是不是这一脉的开创者，但至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英国文学，理解英国人的国民性，那么奥斯汀和她的作品是一面很有用的镜子。即便我们只是出于功利性想学会一点处事哲学，甚至女性想要知道理智与情感之间到底怎么掌握分寸，看看奥斯汀的小说，多多少少都会获得一些启发。

自由间接引语技术和“象牙微雕”

第五个方面我们来看看奥斯汀的写作技术，需要指出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小说技术，基本上是作家自我修行的产物，没有文学理论，也没有写作创意班，因此在面对像《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以及《爱玛》《曼斯菲尔德庄园》等文本时，我们不能不感叹奥斯汀对于技术创新的自觉性和与生俱来的分寸感。

文学研究者认为奥斯汀是最早在文体中使用自由间接引语技术的小说家。自由间接引语是一种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但它结合了第一人称直接引语的本质，具有第三人称的某些特征，也就是说，有些句子看似用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叙事，其实已经悄悄转用小说人物的主观视角来观察思考。比如说一个人很美，并不是说客观上这个人有多么美，而是与前文另一个人物，比方是一个男人的心理活动有关。但是她不会清晰地表述A想B很美，而是省略了“A想”这两个字，只是从对A的思想活动的叙述中让人感觉B很美，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间接隐语。

自由间接引语的特点是，叙述简洁灵动地在主客观视角之间来回穿梭，与前后文融为一体，就像摄影机机位的变化。摄影机的机位一直在变化，表达效果自然要比通篇呆板的一问一答好得多。这种小说技术，别看现在很常见，但在小说刚刚草创的年代里，在创作中运用这样的技术很不容易。到现在，很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自由间接引语大量的使用是从奥斯汀开始的。

还有一点，奥斯汀在短短四42年人生中创作的长篇小说，题材都是日常生活，但奥斯汀的妙处就是“善于在象牙上微雕”，这也是一些评论家对她的赞誉。如果用放大镜看的话，微雕的细部都纤毫入微，甚至能看到手起刀落处的锋芒毕露。但是在象牙上雕的，与在花岗岩上雕肯定不是一回事。所以奥斯汀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在流水账似的生活当中制造悬念，引导读者在琐碎的家长里短中体会惊心动魄。

她在用小题材来制造悬念上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举个例子，《理智与情感》虽然始终都以第三人称叙视角叙述，但非常节制。大部分故事情节都是通过大女儿埃莉诺的个人视角展开的。读者跟着埃莉诺的眼睛来观察事情，体会她在复杂局面中如何应对。

体面人家的社交圈往往充满了虚与委蛇的套路，可能把真正的意思埋在话的最深处。年轻男女对彼此心思的拿捏，对婚姻前景的揣摩，都得通过分析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来操作。故事由埃莉诺的视角展开叙述，埃莉诺本人也是一个局中人，她同样会被扑朔迷离的传言干扰情绪，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错觉。我们有的时候会跟着埃莉诺提心吊胆，有的时候进入她带有反讽意味的自我排解，有的时候解开谜团……通过她的视角，原本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就显得险象环生，回味悠长。如果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想象一下奥斯汀是怎样设计情节、怎样在对话当中藏着小心机，这是非常有趣味的，也是小说这种文体迷人的时刻。

现代其他学科视角下的奥斯汀

最后一个方面，今天重读奥斯汀有什么现实意义。在两百多年后，除了文学角度，现代其他学科的专家发展出很多角度重读她的六部著作，重新解释奥斯汀。

比如美籍韩裔学者崔硕庸写的《简•奥斯丁的谋略》，是近年来研究奥斯汀的著作中比较特别的一部。他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解读奥斯汀。博弈论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考量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运用理论化和专业化的方式去解释人们的行为。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恰恰是小说家们最好奇的问题之一，通过这一点，最流行的博弈论和最古老的文学就连接在一起了。

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广阔无边的虚构人际场域，通过阅读小说，人们可以学会如何在不完全信息的状态，甚至是遮蔽的状态下了解他人的意图，以便达成沟通和合作。这对于复杂的现代城市生活结构其实是很重要的。

经济、思想等领域中一些比较时髦的词如模型、思想实验，实际上也是虚构一种状况，将人放在里面来考虑怎么解决问题，与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小说有更丰富的空间。基于这一点，再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解释奥斯汀就很有意义，从她身上能寻找到某些有利于形成策略自觉意识的特质。

奥斯汀整个文学生涯都集中在书写同一个命题——女性如何在一个并非为了她们而设计的世界里尽量更好地生活。当时，女性处在一个“一战定生死”的不利局面中，在只是第二性的世界里她怎样才能更好地生活，奥斯汀没有把这句话写在小说里，但她在文本中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简•奥斯丁的谋略》提出的观点，主流社会的强者因为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博弈论的需求比较少。而从被压迫土壤中开花结果的博弈论更倾向为弱者利用，这放在奥斯汀的小说里就更好理解了——通过该理论根据情势采取正确行动，结果就会非常显著。

比如《傲慢与偏见》里，当隔壁花园的单身汉给大女儿发来请柬时，班太太很有意思，她坚决不让吉英坐马车去。马车是当时乡之间最常见的代步工具之一，班太太为什么不让吉英坐马车呢？因为有一个非常有英国特色的日常场景——天眼看着要下雨，吉英只有单人骑马去才有可能被留在宾格莱家里过夜。我们不得不感叹班太太的细密心思——她还打听到这时宾格莱家的马车正好也有别的用处。乡村各家间消息传得很快，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以讹传讹。这些信息班太太都掌握，然后她就排兵布阵让大女儿单人骑马去做客。临走时班太太说，预祝天气变坏。从博弈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典型的策略仪式，根据条件预测事情可能的走向，从而采取相应对策，来促成事情的发展。后来事情发展也确实印证了班太太之前的策略，因为天下雨了，吉英淋雨后还感冒了，不但留在宾格莱家过夜，而且过了好几天，感冒痊愈后才回家，超额完成了任务，此间，吉英和宾格莱相处非常融洽，虽然二人后来还有一些波澜，但这个策略是成功的。

再举个例子，《理智与情感》里的达什伍德夫人也有一些小心机。她的二女儿玛丽安决定独自在家接待一见钟情的浪荡子威勒比，按照习俗这有点出格。但母亲非但没有阻止，干脆还出手相助，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家太需要婚姻了。她迅速找个借口，替玛丽安拒绝了另一个家庭聚会的邀请，促成两人能够在家里见面。很小的一个段落，实际上已经很能体现策略仪式。

《简•奥斯汀的谋略》一书，至少从奥斯汀小说中找出了上百个案例做分析。如果带着博弈论的观念、从策略仪式的角度重读一遍奥斯汀，会发现很多以前漏过的细节在暗处闪光。在《傲慢与偏见》里，起初的一些重重误会当中，伊丽莎白和达西已经发现有些彼此认同的准则是需要共同捍卫的，有好多小默契，虽然伊丽莎白不喜欢达西先生，但他们俩在细微的互动中已经建立了双赢的合作模式。而在《理智与情感》中，尽管波兰敦上校和埃莉诺最终并不是一对，但他们是真正的策略合作伙伴，制定了很多策略，对关键情节也起到推动作用。在合作关系上，《理智与情感》的情况与《傲慢与偏见》是不同的。

至于小说中的“反面人物”，都是一些小奸小坏的，而不是彻底对立的。比如伊丽莎白拒绝的柯林斯牧师，埃莉诺的情敌露西等，他们也是策略家，也时时处处在采取策略。这样的人在成功获得眼前利益时，奥斯汀也埋下很多伏笔，这些伏笔是在文本外的，你可以想象他们之后的婚姻是否会幸福，他们的策略是否能处处奏效……对此奥斯汀是有疑问的，她认为他们会有潜在的危机，因为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由此可见，博弈论的内涵在无形中悄悄溢出了数学和经济学的边界，这也是为什么以博弈论来分析奥斯汀的创作会显得多么特别。人性的复杂微妙不光靠公式图表或者数学模型就可以精确计算的，也不会有哪个简明扼要的思想实验能够涵盖人类社会种种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景象。我认为，包括该书作者也认为，共情能力、换位思考、合作意识等素质可能在博弈论中起到真正关键的作用，而这些能力需要更丰富的细节、更立体的人物和更逼真的场景来塑造，如果要拥有这样的能力，最现成也最合适的教材，可能就是奥斯汀那样的小说。

可以这么说，通过跟许多新学科的嫁接，通过很多新的角度来认识奥斯汀，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发现奥斯汀小说的价值，必然会在当下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