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研究中国语言学必须坚持的四个原则

文章针对当前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选取学风建设、继承传统、注意研究的系统性、努力做好材料工作四个方面展开讨论，指出了目前研究工作中的若干缺陷，批评了研究中的不良倾向，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希望对中国语言学健康稳定地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 中国语言学  原则  学风  传统  系统  材料

这些年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也出现了若干隐忧，严重阻滞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我想针对当前中国语言学的研究现状，谈四个方面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可谓老生常谈。但是，只要看看研究现状，似乎还有一吐衷肠之必要。我所谈四点，可以叫做“四个必须”，现在写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想借此机会跟大家共勉，请大家批评指教。

我这里说的学风是学术界在治学方面的风气，包括治学理路、治学精神、治学方法、治学目标、治学态度等方面。优良的学风是为追求真理而建立起来的，是推动学术事业真正向前发展的基本保障。任何人都会犯学术错误，先贤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不贰过”。作为一个语言研究者，如果有了优良的学风，就会勇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就会不断地开拓进取，为中国语言学的宝库增光添彩。在中国学术史上，经过先贤的不懈努力，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等优良学风，实践证明，这些优良学风对发展中国语言学行之有效，我们必须很好地继承下来。

现在学术界弥漫着一股浮躁之风，给当今中国学术的发展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我们应该自觉地抵制这种浮躁之风，淡泊名利，求真务实。有的人为了一点学术之外的利益，损人利己，削尖脑袋往浮躁学风上钻，表面上是利用学术平台，实际上是利用官场，追求他在学术水平和贡献上得不到的东西。这对个人修为来说不值得，对于语言学事业来说会造成损失。我们不要追求那些德不配位、学不配实、华而不实的东西，那样会害人害己，会给你的求真带来迷障，一个真正有良知的学人应该为这种追求感到羞耻。

借助学术之外的因素来“促学”，造成“名动一时”。这是一个劣质传统，古已有之。《宋史·王安石传》：“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字说》后来因其内容多荒诞不经等原因而失传。应该说，王安石的学问和道德修养远超当今那些借助官场来“促学”的人，但王氏也不能免俗。对此，宋代已有学者批评，《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王荆公晚喜说字。客曰：‘羁’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化之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此。如《三经义》颁于学官数年之后，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请易去，视古人悬诸日月不刊之说，岂不误学者乎？”

我们看到，今天弃王氏学问根柢而仿效其借助学术之外因素来攫取利益者不乏其人，他们是学术研究的寄生虫。有的没有什么学术积累，学问没有上路子，信口开河，多为无根之谈；有的似乎“吸取教训”，表面上独著或合著一本又一本，在报章杂志上频频发文，洋洋洒洒，动辄以权威自居，“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陈词滥调、拾人牙慧而改头换面的内容居多，没有多少真正让人信服的新成果。我有时候想：这种学者，你要说他在哪个研究上真正有突破，还真说不上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一切“贵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种人生境界，怎么能在学术上有真正的突破呢？这样的学者在短期内似乎很吸引眼球，很风光：头衔一大堆，佳会必到场；劝人多进取，自己不作为；言必大而空，语不涉新意。他们眼里盯的是如何能取悦施予自己名利的机构和人士，如何以官促学，欺上瞒下；心里想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攫取个人利益。唐代舒元舆的《养狸述》，对于“鼠”寄生于其家而造成严重危害的现象深恶痛绝，呼唤“狸猫”灭绝之：“鼠本统乎阴虫，其用合昼伏夕动，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胆壮力，能凌侮于人，以其人无御之之术，故得恣横若此。今人之家苟无狸之用，则红墉皓壁，固为鼠室宅矣；甘醲鲜肥，又资鼠口腹矣。虽乏人智，其奈之何？呜呼！覆帱之间，首圆足方，窃盗圣人之教，甚于鼠者，有之矣。若时不容端人，则白日之下，故得骋于阴私。”这种寄生中国语言学领域而攫取私利的老套路，于今为烈，殆有过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现象，坚决摒弃之。

有一种情况令人深思和深忧：有的学者为了达到其见不得人的目的，钻学术空子，鱼目混珠，自欺欺人，愚弄天下。他们知道，学界共识是，研究历史现象要从语言学角度入手。于是弃常识于不顾，抛逻辑于九霄，胡乱解语析词，大谈文化起源和民族迁徙，语不惊人死不休；不顾中外语言学界公论，不讲科学方法，牵强附会地摘取合乎自己主观需要的所谓“材料”，提出种种毫无科学根据的奇谈怪论。然后，一方面，拉帮结派，成立研究会，找几个赞助者替自己站台；利用互联网，互相吹捧，通过媒体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全面忽视学术界有理有据的批评，倒打一耙，指摘整个学术界无力对其谬说进行反驳，批评学术界水平不高，不能接受正确结论。他们明明是媚俗，却自欺欺人，大谈自己这项研究的美好愿景，妄图将自己打扮成学术新范式的“弄潮儿”，自吹得无以复加。面对着学术界的批评，他们拉来“科学无禁区”的大旗替自己遮羞、粉饰。是的，科学无禁区，但是学风有好坏，方法有当否，结论有真假，学界有公论，非任何个人或机构所能左右。

其实，学术界对他们这些论证给予的批评，大多是根据几十年、几百年业已取得的共识而展开的，并不是难度很大的研究成果。这是一种科学评价，不是政治、道德和法律评价。只是有人激于义愤，对他们的胡言乱语展开批评时带着某些火药味，于是胡言乱语者似乎找到了“突破口”，不管批评者的科学论证，只就那些带有火药味的言辞大做文章，往政治、道德、法律上扯，大谈自己研究的善良动机，以求获取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官场的同情。在他们心目中，往这上面扯，也许希望能找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所谓的“贡献”，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理安慰，做一个学术上的可怜虫。必须严正指出，这种学者的做法不属于“百家争鸣”的范畴，它是学风恶劣的一种超常表现形式，会严重毒化学术空气。这种恶劣学风能大行其道，是近几十年来学风浮躁的合理延伸，说明学术底线已经突破了，也说明我们的学风建设任重道远，值得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警醒，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对这种恶劣学风听之任之，掉以轻心，这不是对学术研究负责任的态度。大家都听之任之，将来不久就会让英国来自上古文献所说的“英山、英国”、英语的“Johnson（约翰逊）”来自汉语“孙”姓之类的无根之谈大行其道。

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发展中国语言学，我们必须自觉维护、认真实践那些行之有效的优良学风，防止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要区分好这五对概念：知识性错误和学者的不同的见解；求新和追求新奇；科学假说和谬说、胡说；怀疑精神和无端揣测；学派和帮派。这五对概念的每一对之间，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们千万不能鱼目混珠，将其间的本质区别加以混淆。混淆这五对概念的每一对，都会给学风浮躁者带来可乘之机，从而败坏一代学风。例如，有些学术次品，或者假冒伪劣学术作品，明明是一大堆无可辩驳的知识性错误，却有人抽象地辩解说，这是学术见解的不同，令人生厌。因此，坚持好的学风，这是中国语言学向前迈进的基石之一，马虎不得。

语言的规律是无穷的，无论哪个个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不可能穷尽语言的规律。有的个人，有的民族，有的国家在一个方面成就大一些，有的在另一个方面成就大一些。当然，国外的语言研究，最好要懂一点中国语言学的成果，前提是要懂一点汉语，能看懂《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这些书。我国有个别学者，看到国外语言学，特别是国外的理论语言学研究很少引用中国语言学的成果，就得出结论说，中国语言学的成果根本上不入外国语言学家的法眼。这是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

为了发展中国语言学，我们必须既要取长补短，也要扬长避短，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利用中国的语言研究优势发展语言学。中国语言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很多优秀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要继承发展，就得好好地读几本中国语言学的名著。必须谨记：一书未解而昌言创新，深以为耻；一理不通而虚生闳议，岂能心安？

两千多年的中国语言学，著述如林，人才辈出，它有许多原创性的成果，诸如对汉字的特性，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对语音、词义的变迁，求本义的方法，形音义的关系和互求方法的探讨，言外之意的把握，语言和文字的应用，等等，都有极其卓越的贡献，足资吸取，这不是你想抹杀就能抹杀得了的。例如中国语言学很早就重视汉字和汉语的关系、汉语音义关系，抓住语言符号的本质特点，认识到音义匹配是研究语言符号的基础，因而加强形音义关系的研究，从微观到宏观都有很多卓越的见解。这些见解，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继承下来。当一个字有多音多义时，哪个音和哪个义匹配，它们的历史变迁如何，我们并没有都真正弄清楚，问题比比皆是，需要我们继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有人将中国传统语言学贬低为“初等数学”，将追求纯理论的研究抬高为“高等数学”。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事实上是，没有人去科学论证：将中国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关系，比做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类比是否科学。在我看来，这种类比不伦不类：人们是学了初等数学，再去学高等数学。而人们学习现代语言学，并不一定先学习中国传统语言学；反之，人们学习中国传统语言学，并不一定先学习现代语言学。二者之间谈不上谁高谁低的问题，很难说谁难谁易。

按照这些人的观点继续推阐，就可以看出其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你既然有初等数学、高等数学之分，将中国传统语言学视为“初等数学”，现代语言学视为“高等数学”，你就应该知道，高等数学是以初等数学为基础的，因此，你当然应该先补一补这个“初等数学”的课，打好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还侈谈什么“初等数学”“高等数学”之分呢？应该扪心自问：在语言研究方面，你过了这个“初等数学”的关没有？按照你的类比，如果你连“初等数学”的关都没有过，怎么去研究“高等数学”？

中国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在许多具体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上是相通的，将二者对立起来，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没有多大出息。我们应该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利用中国的语言优势，以开放的胸怀，满怀热情地拥抱人类一切有利于语言学学科建设的科学、有用的研究成果，发展中国语言学。

有人希望中国语言学应该多多吸收国外语言学，主要是美欧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这个愿望是好的，有学理依据，我希望其提倡和响应者真正做出表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美欧学者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上有很多是中国语言学不及的、因而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他们对中国语言研究也有一些独到之处。美欧学者在研究语言学时，往往更多地比较世界上不同类型的语言，也注意吸收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出很多值得重视的结论。这些结论当然会瑕瑜互见，对于其中属于“瑜”的部分，我们应该有所了解，有所吸收。但是，我们不能将跟美欧语言学接轨作为中国语言学追求的目标，中国语言学的终极目标只能是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去揭示语言的各种规律。

多少年来，有的学者蔑弃传统，对发展中国语言学带来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必须得到纠正。我们千万不要有懒汉懦夫思想，不去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只抱着“看客”心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待中国语言学既有成果。有人说，你说中国语言学有很多优秀成果，往往是等到国外语言学的一些成果传到中国后，再在古书中去寻找，原来中国古已有之。于是讥讽这些从古书中找“古已有之”证据的学者，无法找出中国原创性的成果来。我不赞赏这种作壁上观的做法，要告诉这种作壁上观的学者，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辛勤走一遭呢？与其坐而论道，何如起而行之？作茧自缚，将自己的学问裹束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这对学术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读中国语言学的著述，首先一定要读进去，然后是读出来。为了真正理解古人，我建议大家多搞一些读书会的活动，大家互相碰撞，互相吸纳，一定会大有所得。我们不要轻易地否定前人，必须虚心涵泳，深入领会前人的思想，然后才能真正地批判继承。我们批判继承前人的成果，一定要批判继承那些我们真正弄懂的成果。

我们研究语言学，目的是探讨语言规律。有系统的东西才有规律，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语言的系统性。建立系统，并不意味着具体字、词的研究就没有系统。有人对此有误解，以为系统研究只是构建一门学科的框架，具体字、词的研究只是零星的考证，里面没有系统。这种认识是不对的，需要得到澄清。哪怕是考证一个字的字形，字音，字义，都必须要有系统作为支撑，必须符合系统。只有符合系统的语言研究，才是真正科学的语言研究。

语言的系统不是凭空臆造来的，它就存在于语言材料当中。臆造得来的不是真系统，而是一种假框架。因此，我们要区分真系统和假框架。如果你没有相当的基础，你连建立科学框架的最基本的材料都没有弄懂，不能科学解释它们，甚且大量地、违背常识地去解释它们，你也想建立起一个框架，这样的框架能叫真系统吗？我们说，任何真正的系统都具有假设性，但必须强调：这种具有假设性的真系统，它必须建立在以已知求未知的基础之上；违背公理和常识，违背基本的前提，所得出的一些看法，不能构成科学假说，而是谬说和胡说。将这种谬说和胡说当作假说，去胡乱推阐，这不是检验假说，而是沙丘上建大厦。要做到能建立真系统，就必须打下多方面的基础，亲自去实践，不能矮子观灯，人云亦云，不能不懂装懂，轻易评价自己不懂的领域的成果；更不能违心捧场，丧失学术良心和良知。

语言研究，特别要重视共时系统。宋代学者吴棫的《韵补》，他研究上古音，忽视了上古的共时系统，所收集的材料没有断限，古书中凡是跟中古韵书不合的，都看作是古音，他甚至将宋代学者押韵跟韵书不合的，都算古音。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所走的路子是不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系统观哪一天不建立，哪一天就不可能构建出上古音的恢弘大厦。因此，科学的古音研究，是从顾炎武开始的。吴棫的覆辙，今天还有人重蹈着。有人研究上古音，还在将现代汉语方言，甚至是民族语言的所谓的“同源词”不加鉴别、不加论证地杂糅在一起，这怎么能建立起科学的上古音系统呢。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足够的警觉。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研究，表面上面面俱到，似乎很全面，但缺乏识断，谈不上精审。老话说，读史使人明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语言学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就不会重蹈这种不重视共时系统的覆辙。

不同语言的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想将汉语的语言系统研究好，就不能盲目照搬根据别的一些语言总结出来的理论，必须批判地借鉴；要想将历代汉语的语法系统研究好，就不能盲目照搬现代汉语的语法框架，必须注意历代汉语共时的语法系统。我们不能将研究汉语的语言系统和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对立起来，有人引用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应该进行不同语言比较的证据，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拿这首诗作为否定对一种语言内部系统做深入研究的那种研究取向的借口，则是偏颇的。苏东坡的意思是说，要了解庐山真面目，必须深入庐山，但是不能只深入庐山，还要跳出庐山之外去认识它。同理，要了解汉语语言系统，必须深入汉语，但是不能局限于汉语，还可以比较不同的语言，更应该比较不同的符号系统。在这里，系统内部的研究是最基础的。比较汉语和其他语言，不等于照搬其他语言研究者得出的某些还没有经过科学检验的材料、理论。我们不赞成将解决汉语棘手问题的办法都寄托在套用国外几个现成的理论上面，那样做很多时候会削足适履；即使套用得较好，也难以真正发展中国语言学，因为原始创新不够。你要将汉语和其他语言进行比较，必须得对汉语和其他语言有深入的了解。因此这是难度很大的一项工作，仅仅利用人家归纳出来的材料或理论，那是远远不够的，你得有检验这些材料或理论真伪的能力。

研究好语言的系统性，能更好地促进对例外的研究。我们之所以说某些语言现象是例外，是因为我们以系统性为基础了。没有系统性，就看不出例外。因此，追求系统性是发现例外的条件，系统性的研究太重要了。常常看到，有些研究者，并没有在上古音领域辛勤走一遭，没有系统地钻研上古音材料，去系统地了解上古音，就采取躐等的程序，看到某一个或几个令他振奋的所谓“新材料”，就仓促得出结论：既有的上古音系统左右皆是毛病；没有扪心自问：我自己是否从系统上去摸过那些结论的由来？是否认真读过人家的著作，真正了解人家的系统？如果没有做过这些工作，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凭借一点少得可怜的材料，甚至只是一点例外，轻易否定先贤辛勤建立的系统，那无疑是不可取的。人家在建立系统时，可能早已注意到了这种材料，只不过他们不以例外否定通例，不凭个别材料下大结论罢了。

对于例外，我们目前研究得很不够。就拿汉语读音的例外来说，很多例外不是用现成的理论能解决问题的。其中有些是语音演变以外的规律造成的，有些是语音演变规律造成的。即使是语音演变规律造成的，我们用既有的例外演变规律去解释它，相当多的材料没有办法解释得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寻找多种角度加以解决了。但是要强调：要想研究好例外，必须先研究好系统，研究好例内。

前辈学者提倡小题大做，这是经验之谈。对于刚刚步入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尤其应该提倡小题大做，这样做学问，容易把握研究对象，容易深入开掘，将研究工作推向前进。小题大做不等于小题小做。要想真正做到小题大做，你必须积累系统的知识。从这个角度说，系统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系统做基础，只能是“小题小做”，常常就事论事，在理论上无法深入拓展。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领会王力先生《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和丁声树先生《释否定词“弗”“不”》这样的小题大做的文章，它们都是贯彻科学的历史观和系统观研究汉语语法的经典之作。《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就汉语的系词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展开高屋建瓴而又深入细致的考察，成为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篇汉语历时语法研究论文；《释否定词“弗”“不”》将先秦汉语语法作为一个共时系统，全面提取先秦文献用例，从语法功能上比较“弗、不”之别，具有对虚词做对比分析和断代语法研究的性质，极具创新性，从极为有效的途径解决了千百年来无法解释清楚的“弗、不”之别，影响深远。如果今后这种小题大做的文章多了起来，中国语言学一定会有更多的新境界。

发展中国语言学，我们有太多的语言材料的优势。比方说，我们有行用了几千年的非表音系统的汉字，有三千年从不间断的文献，有丰富而复杂的汉语方言，有错综复杂的各民族语言，有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成果，等等，这在世界上都是宝贵资源。这些材料深有利于发展中国语言学，必须好好利用它们。

为了研究好语言规律，人们将语言学分为很多分支学科；为了研究好汉语规律，汉语研究者将汉语研究分为很多分支学科。这是很对的。但是我们应该懂得：不同的分支学科，就学科的成熟度来说，是不一样的。有的分支学科历史悠久，研究得相对成熟一些；有的刚刚起步，研究得不太成熟。研究得成熟一些的学科，可资借鉴的成果相对要多一些。学科分类本身是一种传统，它受历史环境和科研现状制约，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稳定性。纵观古今中外学科发展史，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的学科可以整合成新的学科，各分支学科内部还可以继续裂化为新的分支学科。这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化，因此学科的整合和分化是学科发展的趋势。我们看到，学科的整合和分化，完全离不开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人们对于材料认识的深化往往带来学科的整合和分化。从这个角度说，材料工作太重要了。

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就必须真正弄懂语言材料。因此，学风建设跟基本材料的把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今有一种不好的学风，有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抱着侥幸心理，采取机会主义的研究策略，没有任何检验、不加甄别地在他的研究论著中大量使用自己不懂的各种语言材料，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猜测。这是不符合科研程序和科学精神的。我们应该给自己立了一个治学原则：绝不使用自己没有弄懂的材料，绝不使用没有验证的材料。

这些年来，有不少人有意无意忽视了材料的重要性。在理论和材料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指出：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注重实用，注重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于语言理论研究重视得不够。这话可能有几分道理。但是严格说来，在科学研究中，分为理论研究和材料研究，并不是很科学的说法。更为合理的表述是：科学研究必须以已知求未知。无论是重在探求理论也好，重在材料分析也罢，都必须以已知求未知，根据已知的科学理论或材料分析去做进一步推理。离开事实的、劣等的理论研究，是没有什么科学价值的；优秀的材料分析论著，必然蕴含着科学理论，有系统的知识作为支撑。

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看，中国境内的具体语言材料多而复杂，因此搜集、整理工作必然是很复杂的，需要齐心协力，加以解决。有一个值得批评的偏向，就是：忽视材料，片面追求理论。这就走向极端了。事实上，将材料和理论对立起来，已经对学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有不少学生谈起既有的一些理论，头头是道，碰到材料分析抓耳挠腮，凭印象下结论，常常出差。长此以往，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发展中国的语言事业呢。我们说，我们应该加强理论研究，中国境内的语言现象这么复杂，我们应该在理论方面有建树，不能只使用人家的现成理论，或者将使用、印证人家现成理论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目标；但是不能忽视材料。你要研究语言学，你就必须要鱼和熊掌兼得。材料是你迈不过去的坎儿，而且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材料，解决实际问题。主次关系不能颠倒。

重视研究材料的全面搜集、整理，千万不要忽略对材料做精微的科学分析，正确理解它。我在上面，已经强调了掌握研究材料对于系统的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在研究工作中，材料永远是第一位的，理论必须服从材料。我注意到，当今有的研究论著，或者是硕博论文，在材料方面的失误比比皆是。这种失误，往往不是偶然性的，而是反映了对于语言材料的陌生。缺乏这个基础，说严重一点，就是不具备起码的语言研究能力。因此这种现象令人十分担忧，必须弥补好这种研究缺陷。

现在，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这是好事，但是也带来一些弊病。有不少青年学者只利用互联网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忽视阅读能力的培养和必要的知识储备，只想“寻章摘句”，不管出现自己所找材料的上下文，更不去对上下文做必要的阅读、理解。他们不去训练阅读一整篇文章、一整本书；即使是阅读了，也只是蜻蜓点水，只满足于其中的字、词、句的疏通，没有将阅读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不去关注阅读对象的内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际上是绕过了阅读对象这一关，将一篇文章、一本书只当作一个检索对象了。这样做，不仅不能深入研究材料，支离破碎，而且还会导致理解的误差，出错是难以避免的。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离开了对材料的整体把握，因此对其中个体的把握就很难做到准确、深入，从论文选题到具体结论的得出的各个研究环节，难免流于肤浅，难于避免出硬伤。

我们研究语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话语。话语往往是存在于一个又一个的材料片段中的。你不去关注一篇文章、一本书的篇章结构，你的研究怎么能够更好地揭示规律，帮助人们理解话语？又怎么能够使你的研究比前人更有崭新的气象？因此，全面、系统、深入地阅读、理解整篇文章、整部书，这是任何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学者必须具有的基本功。作为语言研究者，首先必须打好阅读的基础，总得熟读、精读一些文章、基本书，学会理解原文，然后才能进入语言研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想，我们可以组织一些专书读书会，大家互相碰撞、互相促进，这对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一定大有帮助。

重视材料工作，离不开读书、读文章。书和文章既有传世的，也有出土的。打基础时，必须从阅读传世文章和书籍入手。就读古书而言，中国文化的精华主要集中在传世古书当中，既往的研究也比较充分；出土文献有若干印证、补充、订正作用，自然不能忽视。我们发展新文化，应该着重放在传世古书上面。目前，像我国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利用古书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全部都是利用传世古书取得的。中国语言学的精华，像《尔雅》《说文解字》等，主要是传世古书承担的。没有传世文献做基础，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汉语史，例如单纯利用出土文献，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上古韵部系统。王国维等研究出土文献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他们利用出土文献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无一不是先打好传世文献的基础的。我们看到，有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出土文献，但是由于传世文献的功底不足，轻易否定故训，追求新奇，结果胡乱解读出土文献，乱用、滥用通假的现象层出不穷，还有的将这种无根游谈作为推翻经过一两千年检验的故训的“大突破”而炫耀于世，令人咋舌。

因此，要打好阅读的基本功，首先应该钻研传世古书，认真、透彻地理解它们，不要轻易否定它们的价值。当前有一种不好的研究取向，舍传世而佞出土，轻易地根据出土材料否定传世文献。这种风习必须得到改变。例如，根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等人在秦二世元年被征发戍守渔阳，“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这是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请注意其中的“失期，法皆斩”一句话，最近有朋友发来一个帖子，根据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秦律中的《徭律》中有“御中发徵，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水雨，除兴”，推论说：秦朝法律没有“失期，法皆斩”的规定，陈胜、吴广利用“失期，法皆斩”这句话来推进起义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惊天骗局，后人被蒙了两千多年。像这样读古书是很粗糙的。我们知道，法律必须不断地根据实际需要加以修改、完善，《徭律》中的规定是什么时候出台的？到了秦二世元年有没有修改？不顾及种种复杂的情况，随意推论：《史记》记载的“失期，法皆斩”不合秦律，后人被蒙骗了两千多年。这样的结论太过草率。

为了弥补这一个必须弥补的缺憾，我们应该多设计一些办法，加强研究生同学的材料分析训练。我认为可以探索、采取多种做法。这里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做法：对于我们的研究生同学，除了要他们加强理论修养，可以让他们对一个研究起来有点难度的字，在全面掌握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做形音义的深入分析。我觉得这样做是有成效的，今后还将坚持。

上面所谈四点，只是结合一些实际现象生发开去，感觉有些意犹未尽，但是我希望这些认识对于深化我们中国语言学研究有点帮助，更希望就中国语言学未来发展方向问题，包括上述问题，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讨论。我们坚信：越是浮躁的社会里，越要让自己冷静下来，越要懂得坚守的价值和意义。学术乃公器，历史最无情。对损害中国语言学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的各类做法，当今真正的学人心目中自会有一杆秤；有的学术操弄，未来更将成为学术史上的笑料。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子不要向那种“奋不顾身”追求名利的学者看齐，应该追求语言学的真理。试想：如果大家都去追求这些蝇头小利，弃真理于一边，或者以求真为次一等的追求，能很好地去发展中国语言学吗？三国蜀诸葛亮《戒外生》说：“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东晋习凿齿《晋承汉统论》说得好：“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我们应该从中吸取营养。

附记：本文在修改过程中，蒙黄易青、华学诚、邵永海、梁永斌等先生提出宝贵的意见，又蒙向筱路同志将提要和关键词翻译成英文，深致谢忱！

On Four Principles We Must Stick to in Current Chinese Linguistics Studies

Sun Yuwen

Abstracts: In terms of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Chinese linguistics studies, in this essay we choose four aspects to conduct our discussion, namely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od study atmospher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 the focus on systematic studies and the hard work of material-processing. And further we point out several drawbacks in current studies, make a criticization on some unhealthy tendencies, and make clear where our efforts should go for the future. We hope that this essay will make an ac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y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Key Words: Chinese linguistics, principles, study atmosphere, tradition, system, mater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