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误读典籍例

例1  《汉语历史音韵学》（以下简称“潘书”）115页：认为“我们还可以在古文献中找到”带有词头“不”、“丕（豾、魾）”的例子，如：不律、不蜩、不过、不来、豾貍、魾鯬。

按：“不律”早已有人处理为缓读、反切语，“不来”本是偏正式复合词，详细的讨论分别见于《方言》2002年1期41—59页李蓝先生《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字为例》和《古汉语研究》2002年2期8—13页时建国先生《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中的材料问题》二文，这里不赘。至少说明，把“不律”“不来”的“不”处理为词头，缺乏的证。

“豾貍”的“豾”不是词头，“豾”和“貍”是两个同义的词素。《广雅·释兽》：“豾，貍也。”王念孙疏证：“《尔雅》：‘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迹禸。’郭璞注云：‘皆有掌蹯。’‘禸，指头处也。’（笔者按，今《十三经注疏》本无‘也’字）又：‘貍子，貄。’郭注云：‘今或呼豾貍。’《释文》引《字林》云：‘豾，貍也。’豾，或作[豸否]。《方言》：‘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豸来]，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豸否]，关西谓之狸。’”可见，“豾”和“貍”都可以单用，意义均为“狸子”，也就是豹猫、狸猫、山猫、野猫；“豾貍”连用也是这个意思。《广韵》敷悲切：“豾，貍子。”里之切：“貍，野猫。”又“[豸否]”“豾”音同，《方言》卷八：“貔……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豸否]，关西谓之狸。”郭璞注：“今江南呼为豾貍。”由《方言》及郭注可知，“豾”“貍”既可单用，又可组成一个联合式复合词。“豾”怎么会是词头呢？如果是词头，这个词头又怎么会取代“豾貍”一词而单用呢？

“魾鯬”的“魾”也不是词头。《汉语大词典》未列“魾鯬”一词，目前只见到“魾”和“鯬”单用单释的例子。《尔雅·释鱼》：“鯬，鯠。”《释文》：“鯬，力兮反，又音梨。《广雅》云：‘魾，鯬。’”又《释文》：“鯠，郭音来。《埤苍》云：‘鯬，鯠，魾也。’”可见“魾”和“鯬”是同物异名，《广雅》以“鯬”释“魾”，《埤苍》以“魾”释“鯬”，都是指鳗鱼。今传《广雅·释鱼》脱“魾，鯬也”，王念孙疏证本附于《释鱼》之后，云：

《说文》：“魾，大鱯也，其小者名鮡。”段注：“见《释鱼》。丕训大，此会意兼形声也。《尔雅》：‘鲂，魾。亦谓鲂之大者为魾。’”《说文》“魾，大鱯也”，这个“魾”是指大的鱯鱼。据《尔雅》“鲂，魾”及段注，“魾”又是鲂鱼的别名。依此看法，《尔雅》“鲂，魾”和“鯬，鯠”分别断开，这个“魾”更不是“鯬”的词头。“魾”“鯬”都是鱼名，即使“魾鯬”是一个词，词头“魾”又怎么可能取代“魾鯬”一词而单用呢？“魾”怎么会是词头！

例2  潘书117页：

按：《世本》已佚，今只有辑佚本。作者未注明出处，又断句有误。据《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中清张澍粹辑补注本卷二35页有“吴孰姑徙句吴”一语，张澍按语：“《文选》注引《世本》文。（笔者按：见《文选》卷六左思《蜀都赋》‘句吴与蛙黾同穴’李善注引）‘句吴’下有‘句音沟’三字。服虔《左注》云：‘寿，梦发声也。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寿梦一言也。’”不知潘书引自哪本书？既没页码，也没作者，我们所见到的《世本八种》中没有见到这段原文。可以肯定，潘书引文根本不是《世本》原文，而是把《世本》原文和别人的注释混在一起了，把别人所引服虔给《左传》作的注当成了《世本》原文。《左传·襄公十年》：“春，会于柤，会吴子寿梦也。”孔颖达疏：“服虔云：‘寿梦，（笔者按，或断为‘寿，梦发声’）发声。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寿梦，一言也。’”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寿梦本周太王的后代子孙，又写作孰姑，亦名乘，顾炎武在《音论》卷下《反切之始》中说：“寿梦二字合为乘字。”汉语人名两音节者不少，不能证明“寿梦”是侗台语。《左传》服虔注“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是针对“寿梦”这个专名发的议论，认为这句话是讲古侗台语族的语素构成，至少是不可靠的。退一万步讲，即使这句话是讲古侗台语的语素构成，由于“寿梦”是人名，也不能证明古侗台语“多音节语素还占优势”。

例3  潘书117页说：

按：“韎韐”是一个偏正式的合成词，不是联绵词，指古代祭服上赤黄色的蔽膝。韎，用茜草染成赤黄色；韐，用熟皮制成的蔽膝，即韍。《诗·小雅·瞻彼洛矣》：“韎韐有奭，以作六师。”毛传：“韎韐者，茅蒐染韦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郑笺：“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声也。韐，祭服之韠。”（按，以上毛传、郑笺均从阮元校勘记）韐，又作（巿+合）、帢。《说文》：“（巿+合），士无巿有（巿+合），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贱不得与裳同。司农云：‘裳纁色。’从巿，合声。韐，（巿+合）或从韦。”《左传·成公十六年》：“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杜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属于跗，与袴连。”《仪礼·士丧礼》：“设韐带，搢笏。”郑注：“韐带，韎韐缁带，不言韎、缁者，省文，亦欲见韐自有带，韐带用革。”这些例子中，“韎”和“韐”既可以单用单训，又可以组成一偏正式复合词，“韎韐”绝非联绵词。

潘书说“侘傺”不是双声叠韵联绵词，亦误，“侘傺”是双声联绵词。“傺”有二读，《玉篇》：“傺，敕厉子例二切，《楚辞》曰：‘伅郁邑余侘傺兮。’ 侘傺，失志皃。”音义的配置说得较简单，容易使人误会“侘傺”的“傺”可自由变读为敕厉子例二切。《集韵》子例切：“傺，《方言》：‘逗也’。逗谓住也。”丑例切：“傺，《博雅》：‘逗也。’一曰：侘傺，失意皃。”《广韵》只收丑利切一读：“傺，侘傺，侘，敕加切。”（从周祖谟《广韵校本》）结合古书注解可知，“傺”读子例切义为住，停留。《方言》卷七：“傺、眙，逗也。南楚谓之傺，西秦谓之眙。逗，其通语也。”《音义》：“傺，音祭。”而“侘傺”的“傺”只读彻母，《楚辞·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洪兴祖补注：“侘，敕加切。傺，丑利切。又上敕驾切，下敕界切。”《文选》卷三十二《离骚经》李善本给“侘傺” 注音分别为丑加切、丑世切。 字后作“（忄宅 ）（ 忄祭）”，并为彻母字。《集韵》抽加切：“（忄宅）  ，（忄宅）（  忄祭）     ，未定也。”丑例切：“（忄祭），（忄宅）（  忄祭），未定也。”总之，据前人注音看，“侘” “傺”中古都归彻母，上古都归透母。现代语言学家，均以“侘傺”上古音归为透母，例如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都拟为t‘-；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均归透母；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归透母，拟为t‘-；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均归透母。前辈学者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例4  潘书127页：

按：例子中“孔子见老徝归”的“徝”当作“聃”。语法学术语中没有“非及物动词”一说，当为“不及物动词”。“引：演”和“盍：合”是两组同源词，而“谭”是“谈”的假借字，这三组字本来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潘书摆在一起，不仅不伦不类，而且强生分别。潘书说，从以上两个例子似乎只能得出如下结论：“谭”是及物动词，“谈”是不及物动词或名词。这话不严谨：上述两例中“谈”根本没有名词用法，怎么能说从上面的例子能得出“谈”有名词用法呢？要证明“谈”有名词用法，必须借助别的语料。

上面这一段话，潘书想通过《庄子》中既有“谈”又有“谭”，证明两字用法不同，是不同的形态。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谭”上古侵部，“谈”上古谈部。《王力古汉语字典》以为“谭”有“谈论，称说”义是通“谈”。这是音近相通，在“言谈，称说”义上，二者是相通的。事实上，“谭我于王”的“谭”有的本子就写作“谈”。《释文》：“谭，音谈，本亦作谈。李云：说也。郭徒堪反，徐徒暗反。”成玄英疏：“谭犹称说也，本亦有作言谈字者。”如果不能证明《庄子》写作时“谭我于王”的“谭”不作“谈”，就据书中有“谭”“谈”二字，证明它们是属于不同形态的反映，那么这种推定显然是轻率的。

古书中，言谈字多作“谈”，少作“谭”。即使潘书知道“谭”是假借字，也有一个前提：凡一书既用本字，又用通假字，则本字与通假字形态有别。这是荒谬的，《史记》中表示“时间靠前，在一定时间之前”这一概念，既可用“早”，又可用“蚤”，但二字用法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同一本古书的同一个词，可以用异体字来记录，例如《左传》“爲”和“為”分别出现1460次和193次，据赵大明先生《<左传>“爲（為）”的语义语法功能》（载《汉语史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350—375页）的研究，这两个字形，“它们的各种用法完全相同，而且常常在一个句子里互相配合使用”，“只是写法不同的异体字，在语音、语义以及语法功能方面没有任何差别”。要想知道“谈”“谭”用法上是否相同，必须透过汉字，从语音、语义和语法功能入手，光说“同一本书中既有‘谈’又有‘谭’，可见这两字的字义是不同的”，这是错误的见解。

附带说一下，潘书说《孟子》《论衡》只有“谈”，没有“谭”。事实上，《孟子》中“谈”只出现2次，说《孟子》只有“谈”，没有“谭”，未必有什么意义；《论衡》中“谭”字出现1次，不过是用作人名，即“桓谭”的“谭”，潘书应有所交代，才不至于引起误解。《说文》中也没有“谭”字，一部书用某字，不用某字，是由内容决定的，说《孟子》《论衡》只有“谈”，没有“谭”，并进而跟形态扯在一起，是没有说服力的。

例5  潘书129页：

按：“掩馀”《左传》4见，均见于传文，不见于经文。据沈玉成、刘宁著《春秋左传史稿》80页，古人有时也把《左传》《公羊传》统称为《春秋》。今人习惯，只称“三传”的经文为《春秋》，所以潘书中的“《春秋》”当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均未见“盖馀”或“掩馀”。又潘书说《左传》“掩馀”，《史记》改为“盖馀”，是音近避讳，不合古注。《史记·吴太伯世家》“公子盖馀、烛庸”《索隐》：“《春秋》作‘掩馀’，《史记》并作‘盖馀’，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刺客列传》：“公子盖馀、属庸”《索隐》：“属音烛。二子，僚之弟也。《左传》作掩馀、属庸。掩盖义同，属烛字相乱耳。”均只言义同改字，不言音近改字或义同音近改字，潘书说是音近改字，我个人存疑，因为潘书没有提供确证。

另外，这段引文错讹甚多，潘书说“盖”在南方许多汉语方言中还有见母覃韵上声读音，不过后人写作“㔶”，不写作“盖”，“㔶”是后人造的一个方言字。说㔶是因后人“不知它就是‘盖’这个词的另一种读音”而造的，就意味着前人“盖”有见母覃韵上声读音，这在古书上找不到证据，是臆测之词。现代方言中，作“盖”讲的有一个词，跟“盖”同义，现代读阳声韵，但不是“盖”字，例如温州话读阴上的kaŋ,双峰话读上声的kæ，福州话读上声的kaŋ，南昌话读上声的kɔn，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年，393页）都注明本字是“㔶”，没有说本字是“盖”。我们曾就建瓯话读上声的“㔶”请教过王福堂先生。王先生来函告知，根据潘渭水先生《建瓯方言词典》（249页）、《建瓯话音档》（144页），“㔶（竹+赣）”作单音动词用时，读kaiŋ21,上声，符合反切。这个kaiŋ21的本字也是“㔶”，不是“盖”。

“㔶”，《广韵》二读：一，古禫切：“《方言》云：‘箱类。’又云：‘覆头’也。”二，古送切：“小杯名。”这个字绝非后人所造，《说文》匚部：“㔶，小杯也。”大徐本引《唐韵》：“古送切。”这说明“㔶”字很早已出现，绝不是后人造的方言字。段玉裁作注说：“《方言》曰：‘㿿、椷 、盏、盕、閜、[杨+下皿] 、[麻+下皿]，杯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曰椷，或曰盏，或曰盕。’按：椷盖即许之㔶，音同字异。许则椷训篋，各有本义也。”按，《方言》卷五音义：“椷，音封缄。”跟《广韵》读音不同。作“小杯”讲的㔶，词义跟后代方言作“盖”讲的㔶无关，读音也有不同。现代方言的“㔶”来自读古禫切的“㔶”，可能跟“覆头”义有关。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至晚宋代，“㔶”即发展出“覆盖，笼罩”和“器盖”二义，葛长庚《水调歌头·自述》：“草涨一湖绿，天㔶四山青。”耐德翁《都城纪胜·酒肆》：“门首红栀子镫上，不以晴雨，必用箬㔶盖之。”现代方言“㔶”作“盖”讲，正有此名动两种用法。

例6  潘书147页：

按：说“迦、佉、伽”是专为对译梵文短元音ka、kha、ga而设计的专用字母，不当。“迦”可作梵文译音字，但不是专为译短元音ka设计的，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这个字早已出现，扬雄《太玄·迎》：“次七，远之?，近之掊，迎父迦逅。”“佉”也可作梵文译音字，但并非专用于译短元音kha，据《汉语大词典》，“佉”还可用于“佉苴”一词，义为腰带，可能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音译词，唐樊绰《蛮书·蛮夷风俗》：“谓腰带曰佉苴。”《新唐书·南蛮传上·南诏上》：“王亲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韦带也。”“伽”也可作梵文译音字，但不是专为译短元音ga而设计的，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这个字早在梵汉译音之前就已出现，《古文苑·扬雄<蜀都赋>》：“盛冬育笋，旧菜增伽。”章樵注：“伽，今作茄。”这是指茄子。

例7  潘书157页：

按：作者说《广韵》“盖”读入声是名词，读去声是动词，显然是从词的角度来谈的。此说实误。查《广韵》“盖”有三个读音，还有古盍切，这是姓氏。另外两个读音，胡腊切：“盖，苫盖。”古太切：“盖，覆也，掩也。《通俗文》曰：张帛也。《礼记》曰：敝盖不弃，为埋狗也。又发语端也。《说文》曰：苫也。”可见《广韵》中，古太切兼收“盖”的“覆”和“苫盖”二义，字形也都作盖。潘书说《广韵》“与《说文》的音义配合刚好倒了一下”，十分武断。

例8  潘书168页：

按：这一段话谬误甚多，这里只拣重要的来谈。

第一，潘书说现存古代文献对“正”的注音“有点乱”，不合事实。作者只考察《毛诗音义》，遽下结论；其实《毛诗音义》对“正”的注音十分严整。《经典释文》给“正”作注51次，也丝毫不乱。这51次注释中，7次用来说明异文；12次给作“箭靶的中心”讲的“正”注音，全注成“音征”；作“赋税”和“抽税”讲共5次，注成“音征”；作“征伐，征戍，征役”讲2次，注成“音征”；作“不偏，不斜”讲3次，注成“音政”；“正”出现在“正月”、“三正”、“改正易服”“正朔”“夏正”“正色”“周正”“人正”等词语中，注音22次，当“正”作“古历一年的第一个月”讲时，有三种注音情况：仅注平声，仅注去声，平去兼注。这反映了作“古历一年的第一个月”讲的“正”音义发展的历史变迁情况，丝毫不能证明陆氏注音“有点乱”。

第二，释义有误。把《齐风·猗嗟》“不出正兮”的“正”释为“箭靶”，误，应释为箭靶的中心。《小尔雅·广器》：“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鹄，鹄中者谓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谓之槷，槷方六寸。”又潘书给“正”一个作“首”讲的意义，举《诗经》的例子有《小雅·正月》的“正”，此例大误，详下。《诗·节南山》“怨覆其正”的“正”，意思是君长，指天子诸侯，毛传：“正，长也。”郑笺：“昊天乎，师尹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宁，女不惩止女之邪心，而反怨其正也。”潘书笼统地说“训‘长也’”，不指明是毛传还是郑笺，不合规范。据孔疏“故下民皆怨其君长”，可知“正”指君长。《斯干》“哙哙其正，哕哕其冥”的“正”，毛传训为“长也”，指年长者，故孔疏云“哙哙然宽博，其群臣之长者”；郑笺训为“昼也”，指白天，故孔疏云“快快（笔者按，此从阮元校勘）然其昼日居之也”。这几个例子都是没法用一个“首”来解释的。即使“正月”指古历一年的第一个月，也不能说“正月”的“正”作“首”讲。正月即首月，但“正”没有“首”义。《经籍籑诂》平声庚韵，去声敬韵均收有“正”，但未见有古人训为“首”者，现今各种大型字词典，都没有给“正”立“首”这一义项。

第三，潘书以《诗·小雅·正月》的“正”作为“首”义的例证，并说陆氏给这个“正”注去声是错误的。其说大误。这个“正月”不是古历一年的第一个月的意思，而是指正阳之月，指夏历四月，周历六月。《正月》的“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毛传：“正月，夏之四月。”郑笺：“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纯阳用事。”《释文》给篇名作音义：“正月，音政，夏之四月也。四月纯阳用事，故曰正月。”《经典释文》给“正月”注音8次，有3次是给正阳之月的“正”注音，另2次分别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五年》《昭公十七年》，都注成“音政”，这说明正阳之月的“正”只能读去声，不能读平声。

第四，潘书说“‘正月’的’正’读平声连不识字的农夫都知道”，以此批评陆德明把这个“正”注成去声有误。上面说过，潘书举《正月》的“正月”作例证是错误的。事实上，即使举例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陆氏注音错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集解》：“徐广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索隐》：“《系本》作‘政’，又生于赵，故曰赵正。一曰秦与赵同祖，以赵城为荣，故姓赵氏。”《正义》：“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这是说，作“古历一年的第一个月”讲的“正月”，“正”本读去声，后避秦始皇讳，改读平声。当然，这个说法后人或表示怀疑，例如清黄生《字诂》“正”字条。（见《字诂义府合按》，64页，中华书局）对于“正月”的“正”音读的不同看法，详参虞万里先生《避讳与古音研究》（载《榆枋斋学术论集》，36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一文。避讳改音说最早出现，后人虽有新说，尚不足以驳倒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说法，万里先生以为“故正之读平声，即使不否定其为秦讳，实以不作肯定回答之为近实”，不失审慎。但今人多采张守节说，例如俞敏《古四声平议》（载《俞敏语言学论文集》，280页，商务印书馆）中说：“秦皇讳政，今方言‘正月’多作平声。使古无去声，今方言何自来也？”我们认为，避讳改音之说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当“正月”作“古历一年的第一个月”讲时，“正”读去声是有来历的，以为“陆氏注音有误”，反而是错误的。

例9  潘书197页： 

按：郭注“谓木皮甲错”中，“皮甲”一语相连，“甲错”不辞。“皮甲”同义连用，《易·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孙星衍集解引郑玄：“皮曰甲。”《尔雅·释木》：“木自毙，柛；立死，椔；毙者，翳；木相磨，槸；棤，皵；梢，梢櫂。”邢昺疏：“此别死顿相磨皮甲（笔者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抽擢之异名也。云‘木’者，总在下之称也。自毙踣者名柛，立死不毙顿者名椔，枝叶蔽荫覆地者名翳，木两枝相切磨者名槸，木皮甲粗错者名棤，亦名皵，木无枝柯长而杀者名梢，一名梢櫂，《小尔雅》曰：‘拔根曰櫂。’”郝懿行《尔雅义疏》：“凑之声转为蹙，言皮甲凑蹙也；又转为错，言皮甲粗错也。”上面例子中，“皮甲”显然连读，尤其是“皮甲”沿用郭注，邢、郝之疏又用“粗错”替换郭注的“错”。“甲错”不在一个结构层次上，不构成一个词语。“甲错”连读，误。

例10  潘书335页：

按：潘书原意是说“‘吉’通‘一’”，“通”这个术语用错了，使用“通”这个术语时，假借字要放到它的前面，本字要放到它的后面。“壹”当改为“一”。

“初吉”并不完全指初一。王国维先生《生霸死霸考》（载《观堂集林》卷一）中说：“余览古器物铭，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高明先生《中国古文学学通论》457页说：“‘初吉’，是周代月相之一种，共计四种：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自古以来说法很多，自从王国维的《生霸死霸考》公诸于世后，这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当然，后来对王国维先生之说有不同意见，高明先生接着说：“近来有人提出所谓定点论，‘初吉，即月始出的这一天，当阴历初二或初三；既生霸，即月始出的次日，当阴历初三或初四；既望，即月满的第二天，当阴历十六、十七，有时十八；既死霸，即月底，当阴历二十九或三十。’月相是周代开始出现，用以补救干支计日之不足。”刘翔、陈抗、陈初生、董琨等先生编著、李学勤先生审订的《商周古文字读本》93页：“初吉：周代月相名。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月相，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或作‘望’）、既死霸四种，类似的称法也见于先秦典籍中。它们所代表的日期，有‘四分说’与‘定点说’两种不同说法，但迄今都未能圆满解释铭文及典籍所反映的月相问题。今暂取‘四分说’略作介绍。”（下略）无论是“四分说”还是“定点说”，“初吉”的意义都不一定像潘书所说的那样只指初一。说其中的“吉”通一，是毫无根据的。

即使“吉”和“初吉”等于今天的初一，“吉”也不等于“一”。 如果“吉”通一，那么“二月初吉”即二月初一，“正月之吉”即正月之一。“正月之一”不辞。“二月初一”之说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把“初”字放在一至十任一数目字之前，用于农历每月的头十天，据《汉语大词典》，最早的用例见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初七及下九，嬉笑莫相忘。”《诗经》时代怎么会有“初一”之说？古人对每月的一些日子，常有特殊的称呼法，如初一可以用“吉”“初吉”“吉月”“吉日”“朔”，初三用“朏”，十五（有时是十六，偶或是十七）用“望”，每月最后一日用“晦”，这些都不能拿今天的记日法去比附。古人的注解，古今的字词典，都不把“吉”训为通一，以“吉”为通一，实误。（接图片）

（接图片）潘书误读典籍的情况还有多处，大多是作为论据使用的。既然用作论据，对古书上的材料的运用必须准确可靠，这是科学研究的起码要求。研究上古音必须根据典籍。不能准确可靠地使用古书材料，这岂不是在沙滩上建大厦？

二  误注古音例

例1  潘书128页：

潘悟云（2000b）提出上古汉语指代词有弱化式，通过元音弱化为ə，与一般式形成交替。ə属于上古元音ɯ的变体，见第十三章讨论。

按：同书212页也有该表，完全相同，所以这里不存在手民之误的问题，也难以说有作者笔误。郭锡良先生《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居”列为指代词，误。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亦误列为“指事之词”，裴书采用的是旧式的训释方法，郭锡良先生《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一文早已对裴书的这种训释方法作过批评。裴氏的失误是时代的局限，潘书把“居”看作指代词，则是常识性错误。还有多处错误：“汝ȵa·“是三等字，按潘书系统（下同），应加短元音符号，不知潘书处理为几等？“而ȵɯ̆·”是第二人称代词，拟音加上了表紧喉特征的符号“· ”，这是处理为上声。根据何在？“汝”和“女”本来是记录同一个词，这里处理为两个词，理由是什么？作为指示代词的“彼”和“匪”本来都读上声，应加表紧喉特征的符号“·”，可是拟音中没有加，这是把“彼”和“匪”处理为平声。证据是什么？这一些，都是潘书中明显的错误。

例2  潘书179页：

按：《诗·小雅·隰桑》一章：“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其中，“阿、难、何”都是歌部自押。《经典释文》：“有难，乃多反，盛貌。”是“难”古已读成阴声韵。顾炎武《诗本音》给这个“难”注阴声韵“乃多反”，他在《小雅·桑扈》“不戢不难”下注释说：“此字有二音”，证明“其叶有难”的“难”古当读阴声韵（“乃多反”）。江永《古韵标准·平声第七部》采纳顾说，读阴声韵属七歌。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把这个“难”归入元部，以为“阿、难、何”是合韵，后来的学者均不采用。孔广森《诗声类》歌部“兼入寒韵”的“难”字。江有诰《古韵总论》《诗经韵读》不承认《隰桑》的“阿、难、何”是合韵，但他以为“难”是“那”的讹字，显然不当。王力《诗经韵读》把这个“难”处理为歌部，向熹《诗经词典》同。把“其叶有难”的“难”处理为歌部是正确的，既有古人的注音（《经典释文》只注“乃多反”，不注阳声韵，可见不是后人注的叶音，而是有其来源的），又有清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证实“难”古有阴声韵一读，把“阿、难、何”处理为歌元合韵，是不妥当的。

《诗·邶风·新台》二章叶“洒、浼、殄”。“洒”上古归文部，不归微部。顾炎武《唐韵正》卷八上声十一荠“洒”字条已证“洒”上古为阳声韵，“当改入铣韵”。江永《古韵标准·上声第五部》也归阳声，“别收十四贿”的“洒”。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江有诰《诗经韵读》，王力《诗经韵读》，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皆归文部。读微部，那是后来的变化，《新台》二章“洒、浼、殄”是文部自押，处理为微文合韵，误。

“牝”从匕声，“牝”“匕”上古当归脂部。顾炎武《唐韵正》卷八上声十六轸“牝”字条力证“牝”上古为阴声韵，“当削去并入旨韵”。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牝”归脂部，不归真部。唐作藩《上古音手册》，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皆归脂部。读真部，那是后来的变化；当“牝”以“匕”为主谐字时，仍读脂部。笼统地说真部的“牝”以脂部的“匕”为主谐字，误。

例3  潘书211—212页：

按：“龟兹”是汉代才出现的译名，“丘就却”是更晚的佛经译名。“龟”和“丘”在周秦时代是之部，到了汉代，已经转入幽部。这一点，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多次讲过，证据十分充足。例如16页谈到之部字时指出：“两汉这一部大体和《诗经》音相同，惟有尤韵一类里面‘牛’‘丘’‘久’‘疚’‘旧’几个字和脂韵一类的‘龟’字都归入幽部。‘牛’‘丘’两个字在两汉诗文里都和幽部字通押，没有例外。”17页说：“至于脂韵的‘龟’字，《诗经》音是属于之部的，在两汉诗文里就变到幽部里去了。”后来邵荣芬先生《古韵幽宵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一文（载《邵荣芬音韵学论集》118—135页）进一步完善了罗、周二位先生的结论，但是邵先生仍把“龟”“丘”归入流部。罗、周的书“龟”属脂韵，变入幽部，“龟兹”的“龟”属尤韵，显然也是幽部字。之幽二部的主元音是有区别的，用“龟”“丘”对译ku，本来是用幽部字对译外族语的ku，不是以之部字来对译。王力先生《诗经韵读》拟之部主元音为*ə，幽部主元音为*u，这两则材料正好说明“龟”“丘”是幽部字，不是之部字。笼统地说“龟”“丘”译写ku是用之部对译ku，误。

例4  潘书230页：

按：《庄子·徐无鬼》“有卷娄者”《释文》：“卷，音权。娄，音缕。卷娄，犹拘挛也。”潘书改动原文，脱“也”字。据《释文》，“卷”为群母仙韵合口三等平声，“娄”为来母麌韵合口三等上声，将“卷娄”上古音拟为*kŏn·ro，这是误读“卷娄”的“卷”为居转切，“娄”为落侯切。又《广韵》“挛”吕员切，为来母仙韵合口三等平声，拟为*ron，这是误以为“挛”跟“銮鸾峦”等同音，读成了落官切。

《史记·宋微子世家》：“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索隐》：“音万。”《十二诸侯年表》“宋景公头曼”《索隐》：“音万。”可见“头曼”的“曼”为明母愿韵合口三等去声。拟为*mlon，这是误以为“头曼”的“曼”中古读母官切，而误推上去的。

例5  潘书344页：

按：“鄠”中古为匣母字，非云母字。《玉篇》邑部：“鄠，胡古切，右扶风县名。”《广韵》侯古切：“鄠，县名，在京兆府，本夏之扈国，秦为鄠县也。”《集韵》後五切：“鄠，《说文》：右扶风县名。”《说文》邑部“鄠”大徐本引《唐韵》：“胡古切。”小徐本朱翱反切：“下古反。”均只有匣母一读。《经典释文》给“鄠”注音2次，分别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和《昭公元年》音义，均注为“音户”。《史记·夏本纪》“有扈氏不服”《集解》：“《地理志》曰扶风鄠县是扈国。”《正义》：“《括地志》曰：‘雍州南鄠县本夏之扈国也。’《训纂》云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汉书》“鄠”出现12次，颜师古注音1次，《宣帝纪》“尤乐杜、鄠之间”师古注“鄠音扈。”遍查唐宋以前人的注音材料，从未见有人把“鄠”注为云母字。把“鄠”中古音归为云母，误。虽然“鄠”从雩得声（羽俱切，云母），喻三归匣是大多数人的定论，但鄠是匣母，雩即后来的云母，难道我们要把鄠县读成雩县吗？

潘书中误注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我们认为，作为研究古音的学者，在注古音上出现这样多的错误，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我们应引以为戒。

三  误析汉字例

例1  潘书208页

按：潘书有一个体例：凡是古汉语跟外族语的关系词，在写汉字时，一律不用今天的简化字。特别是今天的简化字跟繁体字是一对二、对三、对四的关系时，潘书尽量用原来的繁体来书写。

“松”本木名，即松树，没有“松脱”义。“鬆”写作“松”，近代才偶尔为之，《字汇补》木部：“松，与鬆同。”跟“松脱”义有关的词义“疏松，松散”，字本作“鬆”，不作“松”。《广韵》“松”仅一读，祥容切：“松，木名。”在古代，二字不能相互替用。所以，潘书如果认为越语中作“松脱”讲的long1为古汉越语，前面的汉字就该写成“鬆”，而不是“松”。写作“松”，误。

王力先生《汉越语研究》（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728页中，汉语的“松”汉越语读tung2，古汉越语没有列松脱的long1。“鬆”作“疏松，松散”讲，《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所列最早书证都是唐人的，王建《宫词一百首》之四十二：“蜂须蝉翼薄鬆鬆，浮动搔头似有风。”据《汉越语研究》，古汉越语是“比唐代更古的语言残迹”，“大约在中唐以前”。所以认为越南语作“松脱”讲的long1是古汉越语，大可怀疑。

例2  潘书216—217页：

按：此处错讹不少，这里只从汉字分析的角度来谈。（笔者按，括号中的质、锡、职是潘书把前面的字分别归入的上古韵部）

第二，潘书把“疖”归入上古质部，亦误。“疖”指小疮，疖子，显然是“节”的滋生词。此字《玉篇》之前的字书未见收录，《广韵》子结切：“疖，疮疖。”《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所收最早书证为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疖候》：“肿结长一寸至二寸名之为疖。”中古才出现的一个字，怎能归入上古质部？中古以后出现的字，不注上古音，这是音韵学界的共识，潘书中给中古出现的分化字注上古音的情形很多，郭锡良先生曾批评潘书给近代才出现的“僱”注上古音，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不给近代出现的“僱”注上古音，这种做法正是继承了既往的优秀成果，例如王力先生《了一小字典初稿》给上古出现的字注上古音，后代出现的分化字，即使该分化字所记录的词上古已出现，也不给它注上古音。“份”作“整体的一部分”讲上古已出现，写作“分”，近代才写作“份”（跟“文质备也”的“份”同形），王力先生不给这个“份”注上古音。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韵表稿》、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等都不给近代出现的“僱”注上古音。《汉语大字典》既不给“僱”注上古音，也不注中古音。对明清时出现的字注上古音，一般人认为不可以。潘书为什么要给“僱”注上古音呢？是不是不知道音韵学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呢？如潘书认为可以给明清时出现的后起分化字注古音，就应该加以论证，否则别人会误以为这种做法是出于无知或不老实。

例3  潘书229—230页：

按：潘书意在根据“濡”有人朱切和奴官切二读，而人朱切上古为圆唇元音，证明奴官切一读上古主元音也当是圆唇元音。此例不当。“濡”本读人朱切，读奴官切是字形讹变造成的。《说文》水部：“濡，濡水。出涿郡故安，东入漆涑。从水，需声。”（笔者按，段注改“漆涑”为“涞”）段注：“按《左传·昭七年》‘盟於濡上’《释文》云：‘《说文》女于反。’是《音隐》旧说此水断不作乃官反也。师古注《汉书》於‘故安’下云：‘濡，乃官反。’殊误。‘渔阳郡’白檀下濡水出北蛮夷，‘辽西郡’肥如下玄水东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阳，此则郦注《濡水篇》所谓‘濡、难声相近’。今谓之滦河者，音乃官反是矣。其字盖本作渜，讹而为濡。”《说文》水部：“渜，汤也。从水，耎声。”段注：“今北方滦河，《汉志》《水经》作‘濡水’，乃官切，正渜之讹耳。耎多讹需，详手部。”

《说文》手部：“擩，染也。从手，需声。《周礼》曰：’六曰擩祭。’”段改“擩”为㨎，云：

潘书误析汉字的地方有多处。因为潘书往往把特例上升为普遍规律，所以这些失误严重地影响了潘书的结论。分析汉字应有历史的观点，不能给中古以后才分化出来的字注上古音；应该正确地分析谐声字，特别是要利用古文字学的正确结论开展古音研究。

四  误定汉藏语系同源词例

例1  潘书146页：

按：以“粪”为藏文brun粪的同源词，误。“粪”的本义是扫除垃圾，《说文》：“粪，弃除也。”段注：“古谓除秽曰粪，今人直谓秽曰粪。此古义、今义之别也。”《左传·昭公三年》：“张趯使谓大叔曰：‘自子之归也，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曰：“子其将来。” ’”由“扫除”义发展出名词用法，义为被除的秽土（垃圾）。《论语·公冶长》：“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由“被除的秽土（垃圾）”一义引申，特指粪便。这个意义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汉赵晔《吴越春秋·句践入臣外传》：“今者窃尝大王之粪。”由此可见，“粪”作“粪便”讲是汉代才产生的词义，不可能跟藏文作“粪”讲的brun同源。又潘书把“粪”的上古音拟为*plɯ̆ns，可是231页又拟为*pɯ̆ns，前后不一。

例2 潘书148页：

又191页：

又320页：

按：以“硬”与独龙语greŋ、藏文ɦkhraŋ同源，实误。320页说“‘硬’虽不见于先秦文献，但是并不说明它在上古的口语中就不存在”，这是遁词。“硬”不见于先秦文献，并不说明它在上古的口语中就存在，很有可能是不存在，所以这个论据没有说服力。

王力《汉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修订本，中华书局，2001年，569—570页）说：“‘硬’的概念，上古用’坚’字或’刚’字来表示”，“《说文》没有’硬’字。《广雅·释诂》：’(革+更)，坚也。’这个‘(革+更)’就是后来的‘硬’字，它可能产生於汉魏间。”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第四章“坚/硬（革+更）”条讨论得更细致，其结论是：“上古汉语说‘坚’，现代汉语说‘硬’，‘硬’对‘坚’的替换发生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据目前所知，‘硬’见诸文献始于东汉，但可能在西汉已经发生。”“硬”既然始见于汉代文献，凭什么断定它跟独龙语的greŋ、藏文的ɦkhraŋ同源？

例3  潘书148页：

按：这是说汉语的“匾”跟独龙语义为“扁竹篓”的ber同源。“匾”字始见于六朝，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匾(匚+虒)，补显反，下他奚反。《纂文》云：匾(匚+虒)，薄也。”《玉篇》 匚部：“(匚+虒)，他兮切，匾(匚+虒)，薄也。匾，补典切，匾(匚+虒)。”都是“匾(匚+虒)”连用，义为又扁又薄。《法华经·随喜功德品》：“鼻不匾(匚+虒)，亦不曲戾，面色不黑，亦不狭长。”

“匾”后来作“浅的容器”讲，引申为一种圆形浅边的竹器。最早收录此义的是《集韵》，补典切：“匾，器之薄者曰匾榼。”只有这个词义才跟独龙语ber对得上，前面的“匾(匚+虒)”是个双音单纯词，没法对上。可是《集韵》记录的“匾”的新义，《汉语大字典》举的最早的例子是鲁迅《呐喊·故乡》中的“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汉语大词典》只举现代的“针线匾”“养蚕团匾”。作“浅的容器”和“一种圆形浅边的竹器”讲的“匾”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怎么会跟独龙语作“扁竹篓”讲的ber是同源词。这个“匾”无疑滋生于“扁”。“扁”指物体宽而薄，扁形的，形容词；唐宋以后才滋生出“匾”，名词。

例4  潘书156页：

例5  潘书190页：

按：认为汉语的“笆”跟藏文的ra-ba同源，大误。“笆”作“用竹子或柳条等编成的蔽障物”讲，最早见于《广韵》伯加切：“笆，有刺竹篱。”《汉语大字典》此义引的最早书证是唐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买花》“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汉语大词典》所引最早的书证也是唐代的，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引泉开故窦，护药插新笆。”王建《长安县后庭看花》：“水冻横桥冰满池，新排石笋绕笆篱。”刘禹锡《洛中逢韩中丞之吴兴口号》之五：“溪中士女出笆篱，溪上鸳鸯避画旗。”

篱笆的“笆”是义为“一种长刺的竹子”的“笆”的引申义。“笆”字在字书中最早见于《玉篇》竹部：“笆，补雅切，竹有刺。”这是读上声。《广韵》也有上声读法：“笆，竹名，出蜀。”傍下切。《集韵》邦加切：“笆，竹之有刺者。一曰笮也。”补下切：“笆，竹名，有刺。”部下切：“笆，竹名，有刺。”可见，“笆”的本义是指一种长刺的竹子。《汉语大词典》竹部“笆”下说：

篱笆的“笆”由笆竹的“笆”引申而来。人们常种笆竹以为城，故笆竹有异名“城固是任”。《正字通》竹部：“笆，邦加切，音巴。竹之有刺者，卷曲繁猥。《竹谱》名为笆竹，李石名为篱竹。又竹篱编竹为之，俗谓笆篱。”笆竹又叫篱竹，足见人们是用笆竹做篱笆的，《正字通》提示了这种词义发展关系。《广韵》给作“篱笆”讲的“笆”释义：“有刺竹篱。”可见“篱”和“笆”原来是有区别的，有刺的竹篱笆才叫“笆”。这些材料都说明，“笆”在六朝时才见诸载籍，指一种有刺的竹子；唐代以后在此义的基础上才发展出“有刺的竹篱笆”一义。这个“笆”怎么会跟藏文的ra-ba同源呢？

例6  潘书191页：

按：“嚇”在上古汉语中没有“恐惧”义。《玉篇》口部“嚇，呼驾切，以口距人谓之嚇，又呼格切。”《汉语大字典》的释义是：“怒叱声；用叱声表示拒绝。”《庄子·秋水》：“夫鵷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鵷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嚇！’”《释文》：“嚇，本亦作呼，同许嫁反，又许伯反。司马云：‘嚇，怒其声，恐其夺己也。’《诗》笺云：‘以口拒人曰嚇。’”成玄英疏：“嚇，怒而拒物声也。”这个“嚇”，旧《辞海》释为“惊恐人曰嚇。《庄子·秋水》：‘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也？’”王力先生早在《理想的字典》（《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371页）中指出旧《辞海》释义之误：

“嚇”什么时候才产生“使害怕；害怕”的意思？《汉语大字典》所引书证为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太晚。《汉语大词典》所引书证是唐代的。例如韩愈《县斋有怀》：“儿童稍长成，雀鼠得驱嚇。”《敦煌变文集·汉将王陵变文》：“驱逐陵母，直至帐前。嚇协（胁）陵母言云：‘肯修书诏儿己不？’”《捉季布传文》：“院长不须相恐嚇。”白居易《论元稹第三状》：“况闻刘士元踏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可见，“嚇”作“使害怕；害怕”讲至晚唐代已产生，口语中大约产生于六朝。这个“嚇”怎么会跟藏文的skrag同源？

例7 潘书208页：

按：这是认为汉语的“抠”跟藏语作“挖”讲的rko同源。《说文》手部：“抠，繑也。一曰抠衣升堂。从手，区声。”大徐本引《唐韵》：“口侯切。”已经列出“抠”上古的两个词义：一，绔纽，套裤上的带子；二，提起，提挈。后一义有上古文献为证。《礼记·曲礼上》：“毋践屦（笔者按，《汉语大字典》引此例讹作‘履’），毋踖席，抠衣趋隅，必慎唯诺。”《释文》：“抠衣，苦侯反，提也。下及注同。”

“抠”作“挖，掏”讲，《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举的最早书证都是明代的。例如《醒世恒言·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提起匕首向胸膛上一刀，直刺到脐下。将匕首衔在口中，双手拍开，将五脏六腑，抠将出来。”《西游记》第二回：“抠眼睛，捻鼻子。”《雍熙乐府·双调新水令·仙官庆会》：“这一个当晨餐，抠啖了他双眸。”由此可知，“抠”当“挖，掏”讲是近代出现的词义，说它跟藏语的rko挖同源，实误。

例8  潘书285—286页：

例9  潘书293页：

按：据《语言文字百科全书》“佤语”条、《民族百科全书》（以上二书均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佤语”、“佤族”条、《佤族简史》编写组《佤族简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佤语属南亚语系，不属汉藏语系。当然，也有不同意见，需要作进一步研究。佤语的pliak跟汉语“疤”是否音近？即使算音近，是偶合？借用？还是别的？需要深入研究。

潘书给“疤”拟了个上古音*pra。这是错误的，因为此字上古没有出现。最早收录“疤”字的是《集韵》，邦加切：“疤，筋节病。”跟疮疤的“疤”没有关系，两个“疤”可视为同形字。目前所知，最早明确收录疮疤的“疤”的是《正字通》，疒部：“疤，邦加切，音巴。俗呼疮痕曰疤。本作瘢。”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最早的书证是元明时代的。元官修《元典章新集·刑部·偷盗》：“王万四将先犯刺字用火炙去，刺成人头龙形，遮盖疤瘢。”明汤显祖《牡丹亭·闺塾》：“悬了梁，损头发；刺了股，添疤痆，有甚光华！”可以认为，疮疤的“疤”是宋元时代出现的一个新词。

这个“疤”是怎么来的？《正字通》已经给了答案：“本作瘢。”也就是说，“疤”是由“瘢”脱落-n尾变成阴声韵，而成为一个新词的。“瘢”已见于《说文》：“瘢，痍也。从疒，般声。”段注：“《长杨赋》’(口+兖)鋋瘢耆’孟康曰：’瘢耆，马脊创瘢处。’按：古义伤处曰瘢，今义则少异。”可见，“瘢”本指创伤愈后留下的疤痕；词义扩大，疮疖愈后的疤痕和皮肤上的斑点都叫“瘢”；词义抽象化，缺点和过失也叫“瘢”。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瘢”这个词最早的例证是汉代的，如《汉书·朱博传》：“博闻知，以它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师古注：“瘢，创痕也。”《王莽传》：“莽因曰：‘诚见君面有瘢，美玉可以灭瘢，欲献其瑑耳。’”赵壹《刺世疾邪赋》：“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出土文献中用例要早一些，根据魏德胜先生《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瘢”在睡虎地竹简的《封诊式》中已有用例：“其腹有久故瘢二所。”（华夏出版社，2003，32页）

“疤”既是近代才出现的，那么给他注上古音是错误的，这个词也不是汉藏语系同源词。近代汉语出现的“疤”，根据杨耐思先生《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的体系，可拟为*cpa。这个词跟佤语的*pliak连音近都谈不上。即使算关系词，也只能算借词。是汉语借自佤语吗？不可能，因为汉语的“疤”是由“瘢”变来的，不是借自外族语。是佤语借自汉语吗？也不太可能，如果借自汉语，为什么不用*cpa或跟*cpa读音相近的音节来借，而用跟“疤”读音很远的pliak来借呢？由此看来，汉语的“疤”跟佤语作“疤，伤痕”讲的pliak没有关系。

潘书中这类误定汉藏语系同源词的例子实在太多，这里只是随手摘取的几个例子。用这样所谓的同源词或关系词去研究上古音，其结论能让人信服吗？

此外，本书的校勘失误甚多，例如：130页：“《庄子·徐无鬼》‘市南宜僚弄刃而两家之难解’，郭注：‘息讼以默，澹泊自苦，而兵难自解。’”“刃”当作“丸”，“苦”当作“若”。134页：“‘预’，《广韵》羊洳切*las，安乐，《诗·白驹》：‘逸预无期’。”“预”当作“豫”。193页：“《庄子·人间世》‘伏戲几蘧之所行终’《释文》‘崔本作犧’。”查通志堂本《经典释文》：“伏戲，本又作羲，亦作犧，同许宜反。”不云“崔本作犧”。225页“《诗·魏风·伐檀》第三章韵脚：轮唇伦囷鹑飧”，“唇”当作“漘”，“伦”当作“沦”。229页误同。300页“《诗·良耜》‘获之桎桎，积之实实’”，“桎”皆当作“挃”，“实”皆当作“栗”。335页“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二》谓葛洪作《字范》始加三撇作‘影’。”按，“范”为“苑”之误。今传《一切经音义》亦误。335页“《庄子·天地》‘门無畏’郭象本作‘门無鬼’，《释文》：‘门無鬼，司马本作無畏，云：门姓，無畏，字也’。故篇名‘徐無鬼’亦即‘徐無畏’”。按：这里有七处“無”字，均当作“无”，查通志堂本《经典释文》可知。“门无畏”“徐无鬼”的“无”均不能转化为“無”，今繁体字排印本《庄子》或误。“徐无畏”的“无”，《诸子集成》中华书局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版的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54年用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的王先谦《庄子集解》，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刘文典《庄子补正》均不误；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初版的国立中央大学丛书胡远濬《庄子诠诂》，中华书局1964年版的王夫之《庄子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的《庄子发微》均误作“無”。“门无畏”，《庄子·天地》出现2次，《经典释文》只作“无”，不言有异文“無”。《诸子集成》本王先谦《庄子集解》均只作“无”，不作“無”，但注释中已误为“無”：“司马本作無畏，云：门，姓；無畏，字。”郭庆藩《庄子集释》一处作“门無鬼”，引《释文》：“门无鬼，司马本作無畏，云：门，姓；無畏，字也。”后一处又作“门无鬼”，有误有不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庄子引得》以郭庆藩本为准，《天地》两处，也是前一处误作“無”，后一处不误。陈鼓应先生《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1994年第七次印刷）亦均误为“無”。我们治汉语史者，对于典籍的版本不可不慎加选择；即使都是善本，也不免有错讹，必须细加分辨，以免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