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语言学属于新兴学科，至今只有 50 多年历史。改革开放后，桂诗春教授率先将应用语言学引入我国。其后，该学科发展迅速，硕/博士点数量不断增加，相关学术组织先后成立、学术会议常年不断、学术期刊/集刊得到广泛认可，研究队伍也在急速扩大。2011 年，我国成功举办了应用语言学界的“奥运会”：第 十六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这一切表明，应用语言学在我国已建立了稳固的 学术地位，产生了一定国际影响。遗憾的是，我国的英文期刊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中国应用语言学杂志》)虽有 30 多年历史，至今只进入 ESCI 行列(类似于 CSSCI 的扩展版)。由此可见，我国的应用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还 缺少国际话语权。这与我国现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极不相称，亟待我国学 者协同努力，改变现状。本文围绕“加速我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这一议题，从三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分析我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二，阐述实现我 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的要素；第三，提出加速我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进程的 建议。

2.1 现状分析 

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起步只比西方滞后 10 几年，差距本不应很大。但现实是，当下我国应用语言学仍处在“跟跑”阶段，有的研究在验证西方假设，有的研究在为西方理论提供中国操作案例，有的研究为西方理论提供中国 视角的解释(文秋芳 2017a)。简言之，我国绝大多数研究仍为西方理论作“注 脚”，为西方学者“打工”。人们的基本预设是，西方理论先进，能够解决我国问 题 。然 而 ，应 用 语 言 学 的 宗 旨 是 解 决 生 活 中 一 切 与 语 言 相 关 的 真 实 问 题 (Brumfit 1995)。既然是真实问题，就离不开各国的国情和文化历史。中外经济 发展阶段不同、文化语境有异，这就决定了外国的“真实”问题与中国的“真实” 问题不大可能完全相同。如果一直跟着西方理论走，忽视中国大地上的“真” “急”“ 热”问题，那我们就承担不了中国学者的使命，也违反了应用语言学学科 的宗旨。我曾就上述问题，发表过三篇文章。2017 年年初我在《外语与外语教学》 第 1 期上发表了“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国际化面临的困境与对策”(文秋芳 2017b)，2017 年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上发表了“我国应用语言学理 论国际化的标准与挑战—基于中国大陆学者国际论文创新性的分析”(文秋芳 2017a)，2019 年我在《中国外语》第 5 期上发表了“新中国外语教学理论 70 年 发展历程”(文秋芳 2019)。前两篇文章主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我国应用语 言学国际化的困难是什么？第二，我国应用语言学成果的创新度如何？第三， 我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的标准是什么？针对第一个问题，我的结论是：我国应 用语言学研究者在国际化浪潮中面临两个难题：1)“本土性”问题优先，还是 “国际性”问题优先？2) 用英文发表优先，还是用中文发表优先？针对第二个 问题，我的结论是，我国学者对本土问题关注不够，在国际期刊(SSCI)上发表的 论文(2001⁃2015)创新性较低。针对第三个问题，我提出了我国应用语言学国际 化的三条标准：1) 本土化，即解决中国本土问题；2) 原创性，即与现存的国内 外理论有明显的不同；3) 国际可理解度，即国际同行能听懂或读懂，我们能够 与其对话。第三篇文章回顾了我国外语教学理论 70 年发展历程，我梳理出三条发展路 径：1) 引进改造(指在吸收外来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践，使其逐步适应中国国 情，从而实现外来理论本土化)；2) 扎根本土(指基于本土教情和学情，在总结与 梳理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本土理论，致力解决本土问题)；3) 融通中外 (指汲取“引进改造”和“扎根本土”两条路径的各自优点，聚焦本土问题，吸收中 外理论精华，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追求中国理论的世界表述)(文秋芳 2019：14)。总体上看，第一条路径占主流，第二条路径的黄金期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第三条路径还处于成长期。我在文章的结尾处呼吁，中国学者要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外语教育强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可理解的原创外语教学理论积极行 动起来。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应用语言学队伍庞大，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逐年增加；外语教育 面广、量大，有着世界上外语教育研究最大的试验田。为什么我国应用语言学国 际化程度低？问题究竟在哪里？我认为除了我国广大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创新意 识低，对我国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信心不足外，我们还缺乏国际化战略，未充分发 挥我国制度优势，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人力资源。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阻碍 我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的两个宏观问题。第一，缺乏学术创新组织力。目前，应用语言学在我国虽然有数个学术组 织，每年也举办多场学术会议，但站在国家层面来看，绝大多数与会者、研究人员 多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研究问题碎片化，无系统、无重点，对 内无法形成聚合效应，对外“一盘散沙”，攥不成拳头，形不成“冲击波”，难以产生 国际影响力，更谈不上赢得国际话语权。第二，缺乏与国际学界的互动机制。我国虽构建的原创应用语言学理论不 多，但也不是空白。例如本世纪初王初明提出“写长法”(王初明等 2000)，“学伴用随原则”(王初明 2016)，现在又进一步凝练为“续”论(王初明 2017)。该理论研 究成果还在国外多个重要期刊(SSCI)上发表(如 Wang & Wang 2015)。问题是， 只在国际杂志上发表论文，不与国际学者进行面对面交流，这些创新成果就很难 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这就好比，中外学者在两个平行频道上讲话，互不干扰， 互不碰撞。这就不可能产生争辩，形成国际学界热点议题。

我认为中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要素由三部分组成(见图 1)。第一部分是人 才；第二部分是路径；第三部分为标准 2 。这三部分有区别，又有联系。

3.1 人才

人才应该是第一要素，置于图 1 的首要位置。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不是指单 个人才，而是指由学科带头人领衔、由学术骨干组成的一流学术团队。我国理工 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带领的 量子通信团队，抢占了国际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成为本领域的“领跑者”。再如 2017 年 12 月，北京市政府联合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由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领衔创建北京量子信息 科学研究院。他们完成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项目获 2018 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我国文科也有类似的组织，例如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但相当一批基地研究方向不聚焦，研究问题不精准，团队优势发挥不充 分。一个研究基地虽有数十位研究员，每人作为单个个体可能都是“一流学者”， 但没有形成方向清晰的一流学术团队。虽然上级领导反复强调要凝练方向，但 这些基地中有一部分因人设课题，多个子课题人为放在一个大课题之下，缺乏内在逻辑关系。

3.2 路径

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应该以我国外语教育中的真实问题为出发点。也就 是说，我们的一切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外语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 要研究者深入教育一线，认真调查研究，找准问题，借鉴古今中外智慧，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新知识。创新可体现在理论、实践和方法三个层面。

而目前相当一部分课题未能从现实问题出发，也缺乏创造新知的清晰目 标。如果文科研究者能向理工科研究者学习，在一个周期内，聚焦一个大问题组 织团队，团队成员各自承担相互紧密联系的子课题，精准发力，做深、做细、做大， 最终形成系列成果。换句话说，一个团队在一个周期内，能聚焦解决一两个问题 就很好，而不是四处出击，零打碎敲。目前的现状是，项目结项时，论文数量不少，但主题不聚焦在一两个具体问题上。我这样说，不是否定发表论文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我反对的是，只关注论文数量，不关注解决问题的成效。 

3.3 标准

我国应用语言学如何才能国际化？图 1 中列出的三个标准：本土化、创新 性、国际理解度。这三个标准与路径密切相关。本土化的本质要求就是要解决 本土问题，创新性的核心就是要能体现所创新知一定要与古今中外智慧有不同 点。国际理解度是国际化的关键。中国人自己听得明、看得懂，这只能在国 内起作用。要走向世界，应用语言学的表述一定要让国际学界理解。例如我国 外语课堂教学提倡“精讲多练”。这四个字言简意赅，抓住了课堂教学的关键， 但翻译成英文，中文的精彩就完全丢失了，也不易看出其高深的智慧。这里就有中国智慧世界表达的问题。我曾经在某个座谈会上提出，当我们提出一个中 文新概念时，必须同时考虑外语的翻译。这两者同时考虑，就可以克服国际理解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