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银峰 副教授

梁银峰，男，1972年8月生，河南濮阳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汉语史。已出版《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汉语史指示词的功能和语法化》等学术著作7部（含独著、合著、译著、论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先后主持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复旦大学自主科研业务经费项目等6项。论文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提名（2003年）、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2006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2009年）等，曾入选2013年度复旦大学第二批“卓学人才计划”。

1995年9月，我考取重庆市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汉语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我正式踏上学术之路。我深知此次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读书时常常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弥补自己知识的短板。攻读硕士期间，我跟随导师喻遂生先生学习研究古文字，喻老师参加学术会议，也常常带着我们，如参加全国首届汉语史学术研讨会、重庆市语言学会学术年会等，我们借此了解了当时的学术动向，既开阔了学术视野，同时也认识了不少学者，收获很大。喻老师是一位治学很严谨的学者，他自己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对我要求也很严格，我写的论文他常常一字一句地修改，记得我写作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直到论文打印之前还在帮我校对错误。现在回忆起来，喻老师实在是领我走向学术道路的第一人。

1998年9月，我又顺利考上广州市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是唐钰明先生。三年的硕士阶段学习，我虽然在学业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总起来说，在某一研究方向深度有余而广度不足，知识面偏于狭窄。于是我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充实自己。唐老师在学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对我的要求也很高，但他的指导风格和喻老师不同，很少对学生进行手把手的指导，而更多的是把时间留给学生。这迫使我养成了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整个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基本上是我独立完成的。

2001年6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同年7月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联系导师是江蓝生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江先生和我、同门杨永龙师兄、石锓师兄成立了学习研讨小组，学习研讨小组定期举行，每次我们轮流发言，江先生做学术点评。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能当面得到江先生的教导，学习江先生的治学方法，感受江先生的人格魅力，实乃我人生一大幸事。在写作博士后出站报告时，江先生曾经给予了我许多热情耐心的指导，出站报告完成后，我还有幸得到了曹广顺先生、吴福祥先生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无私帮助。江先生和曹先生、吴先生是国内近代汉语学界的著名专家，他们的学风和人格对我日后走上汉语史研究这条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那时起，我渐渐对近代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3年7月至今，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范围涉及汉语史、语法化和古文字等领域，研究专长是汉语历史语法和词汇。已出版《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汉语史指示词的功能和语法化》等学术著作7部（含独著、合著、译著、论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先后主持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复旦大学自主科研业务经费项目等6项。

攻读博士期间，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博士后出站报告是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博士论文的后续研究）。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参加工作以后，由于教学的需要，涉及过汉语史上的指示词、复合句等专题，曾陆续申请到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汉语指示代词的语法化及相关构式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古汉语主从句和从属句的产生及其演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汉语指示词系统的历时演变”等课题，目前这些研究项目均已结项。

最近我对上古汉语语气词产生了一定的兴趣，目前正在努力撰写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在未来几年内，我有意从言语互动的视角对上古汉语语气词的语法性质、语法功能、语用功能、形成途径和相关功能蜕变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力图探讨上古汉语语气词在不同语体中的语用限制，区分出上古汉语语气词的层次，最终构建上古汉语的语气词系统。在此基础上，我还打算探求中古、近代汉语语气词的递嬗演变规律。

我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曾先后受教于喻遂生先生、张显成先生、曾宪通先生和陈伟武先生等，对商代甲骨文、周代铜器铭文以及战国秦汉简帛文字和纳西东巴文有一定了解；我的三位导师喻遂生先生、唐钰明先生和江蓝生先生又分别是国内古文字学界、古代汉语学界和近代汉语学界的著名学者，三位导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品格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我努力吸收众家之长，力图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在研习过程中，除了三位导师的论著是我重点学习的对象外，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年）和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也是我经常参考和引用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较大。

在求学过程中，尤其是刚踏进学术研究大门不久，我写论文时曾经有意模仿自己的导师或其他前辈学者的文风（当然，入门久了，博采众长，才会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但我感觉不能机械地模仿，而是应该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学习他们如何发现有价值的题目，学习他们如何对自己论文中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证。比如对于汉语史这门学科来说，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论文举出什么样的例句有时就很有讲究，首要一点是举出的例句要有较强的说服力，要让读者一看到你所举的例句就恍然大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还有一点，论文举例句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三个例句能够说明问题，就决不举第四个。我在教学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多研究生担心论文的字数不够，老是不舍得压缩字数，删减例句。其实有时候言多必失，例句过多反而效果不好（除非在考察某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年代时才需要穷尽性地列举所有例句）。比如三个例句已经足够了，而第四、第五个例句恰恰有歧解，或者由于没有仔细阅读原文而举的例句不当，像这种由于多举例句而给读者留下不好印象的情况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没有那第四、第五个例句，文章的观点照样也能成立。此外，学术研究本来就很清苦，自己写出来的论文终究是要让人看的，如果论文的语言艰涩难懂，读者读好几遍还不明白你到底在讲什么，而且思路混乱，逻辑不清，这样的论文就算不上成功。每次写完一篇论文，我都要反复读几遍，有时还要高声地念出来，看看有没有语病，句子是否通畅。如果读者拿到一篇学术论文，很想从头读到尾（也就是有“文气”，虽然语言学论文不是文学创作），这样的论文才算是合格的。在这一点上，我的博士导师唐钰明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记得唐老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汉语史上被动句、判断句等专题的论文，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语句流畅生动，直到现在我还反复拜读。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唐钰明卷

我觉得很难预先设定一个体量合适、有持续性的研究题目，一个站在学术前沿而又具有研究潜力的题目一定是从平时刻苦阅读和钻研文献（包括古代典籍和前人的研究文献）的过程中得来的，只有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才会获得灵感，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题目。据我的观察，汉语史研究领域的选题，可以大致分为历时性的专题研究和专书、断代研究。两种研究各具特色，选择哪一种要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学术背景而定。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写小题目，从小处入手，研究具体问题，一来论旨集中，二来容易驾驭。我的一个研究体会是，在某一个题目研究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引出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又会成为日后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由点及面，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理念。

就我个人来说，我当初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动补结构的产生与发展”，这个选题事先与我的导师唐钰明先生进行商议，论文选题和写作思路得到了唐老师的肯定与鼓励。由于动补结构的语义类别复杂，我最初的设想是研究的范围既包括动结式，也包括动趋式，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在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内很难将这两个次范畴的产生与演变问题完全研究清楚，而且与动结式相比，动趋式的历史发展及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有其特殊性，故而博士论文中未对后一问题展开研究，这也成为后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江蓝生先生读博士后期间出站报告的研究课题。

不仅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及相关问题会给自己确定一个中长期的研究对象，如果是在高校工作，教学工作也会不断给自己带来新的研究课题，我最近出版的两本专著《汉语史主从句和从属句的产生及其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和《汉语史指示词的功能和语法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4月）就是我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以后的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博士论文多是围绕某个专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而在给中文系本科生或者研究生上课时不可能一直讲自己的博士论文，讲课的内容必定要求很全面，在上专业课时对于汉语史学界的传统热点问题和研究现状需要全面把握，对于相关研究论著要很熟悉，这样才能推荐给学生。更重要的是，在讲授或者涉及某个学术专题时，任课教师向学生介绍研究动态是一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观点是另外一方面。要达到上述教学要求，无形中会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压力，会迫使自己阅大量的研究文献，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的思想碰撞往往会触发灵感，所谓教学相长，就是这个道理。

当前的汉语史研究，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盲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风气，我始终认为，唯有扎根于汉语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才能不断取得突破。对于硕博士研究生而言，由于学习时间受限，不可能在遍读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著作之后再选题，我认为，在确定好学位论文选题之后，可以围绕论文选题选择相关语言学理论著作，有针对性地加以研读，这是一个相对高效而又便捷的学习途径。

博士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它将直接奠定青年学者的研究基础和决定青年学者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的研究方向。好的论文选题，既要注重实证，又要追求学术观点上的创新。对于一个初涉汉语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来说，如果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由于过于注重文献考察，以致于把自己埋没在意义不大的纯粹文献描写与数据统计当中（如果缺少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对于某一具体语言现象没有可靠的界定标准，论文中的某些数据统计是否具有参考价值也要打个问号），只是为描写而描写，为划分句子的结构层次而划分，自己在文章中究竟想表达什么观点，有哪些创新，好像都不重要了；二是先入为主，事先还没有调查取证，头脑中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了，完全用西方的现成理论去套汉语的事实，由于缺少汉语言文字学的学术功底，往往导致文章中“硬伤”不断。

随着汉语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越来越强调要打破各研究方向的界限。对于初涉汉语史学习和研究的硕博士研究生来说，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是基本的学术训练，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学习和掌握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包括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音学等分支学科）。如果毕业后将来有志于一直从事学术研究，那么除了英语外，再掌握一门外语（哪怕是一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掌握的外语越多，学术视野越开阔，自己的知识框架牢固，再加上自身持续不断的努力，这样在学术研究上才会有所突破。 

我在教学工作中有时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研究生是搞音韵学的，那么他便不关心语法现象；同样，如果是搞历史语法或词汇的，便很少关注音韵学现象；研究出土文献或古文字的，对于传统文献却很陌生，对语言学理论知识很贫乏，这样很容易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藩篱内。如果将来有志于学术研究，这种治学态度是不可取的。由于视野不开阔，知识背景不够，写出来的论文很难有亮点。在这方面，我的博士后联系导师江蓝生先生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江先生是汉语史和近代汉语学界的权威专家，她在探讨近代汉语虚词的源流时，常常不满足于对某个近代汉语虚词本身语法功能的阐释，而还要结合它的语义、语音、语用特点等加以论证。不仅如此，江先生在研究近代汉语时还经常上联上古汉语，下引现代方言，甚至异质语言（境内少数民族语言或国外语言）。由于学术视野开阔，再加上深厚的语言学理论素养，江先生常常将一个抽象的近代汉语虚词源流问题阐述得深入浅出，让人不由自主地接受她的观点。

我不是权威专家，发表过的有影响力的论文也十分有限，谈不上有什么经验，只能就自己的发文经历简单说几句。在论文选题上，大致可以分为立论（自己提出一个前人从未研究过的新题目）和驳论（针对老问题提出一个新观点或者直接与别人商榷）两种。对于在读的硕博士生来说，由于学术积累尚浅，选择后者就显得较为切合实际。选择后者时论文一定要写出新意，要么提出了新材料，要么提出了新观点。只要具备其中一个方面，论文的命中率就较高。

同大多数读中文系的人喜欢文学专业一样，我最初对文学，尤其是唐宋文学感兴趣，考研时由于调配，最后考入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跟随喻遂生老师学习甲骨文和出土文献语法，虽然在研究方向上也是汉语史，但当时懵懵懂懂，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并不深。后来又幸运地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唐钰明老师门下学习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毕业后旋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跟随江蓝生老师重点学习近代汉语，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对汉语史这门学科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如果从读硕士算起，至今已有25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汉语史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如果要谈对汉语史专业的认识有什么变化，我的切身感受是，汉语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首先是一门实证的科学，材料的获取和使用是汉语史研究的前提和保证，有时甚至是学术创新的体现（如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也会经常看到，在面对相同语料的前提下，学术界有时会做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这说明理论框架在汉语史研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教学工作中，经常有研究生向我诉苦说，题目都被别人研究遍了，不知道该写什么，这其实还是学术素养不够，读书不多造成的。面对汉语史上无尽的古文献宝藏，面对同样的材料，为什么有人能够发现问题，而有人却不能？发现问题和学术观点的创新无疑来自于平时刻苦的阅读积累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学术研究的实质是求真，因而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做人，人品好，学问才好。唯有文章与人品并重，才能做出一番成就。所谓道德文章，大概就是如此。在求学和科研的道路上，我深感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在今天看来过去的一些经历难免会给自己留下一些遗憾，我愿以此警诫自己，力求做得更好。 

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教训之一是在写论文时如果参考别人的研究文献中的观点不能掠人之美。我记得在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跟随喻遂生老师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一次喻老师让我写一篇关于转注方面的文献综述，我当时参考了本校著名古文字专家刘又辛先生论文中的观点，却未在正文中注明，喻老师发现后在课堂上狠狠地批评了我，让我以后千万不能再犯这种错误，我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惭愧极了，坐在旁边的同门师妹也吓得吐了吐舌头。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教训之二是，读书要字字落实，求甚解。我在给学生上课时有时听他们反映，读别人的文章，感觉都有道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了，都研究透了。我告诉他们，一篇文章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总会自圆其说，总有打动审稿专家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那篇文章就没有问题或者不足了，学术研究总是无限接近真理，一定要带着挑剔的眼光去看，对于别人文章中引用的前人研究文献和古籍例句，记得不要盲从，要记得核查出处，这样才有可能发现问题。也许就是一个不经意的例句给自己带来意外的收获。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转引别人文章中的例句，一定要核对原文。我们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如果是哪位学术名家或学术大家的文章，他们引用的例句应该是可靠的，就不用核对原文了。但即使如此，我也经常提醒自己和告诫学生，不能偷懒，一定要老老实实地阅读原文。

 教训之三是，每每写完一篇论文，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了，但一经别人提醒和点拨，发现仍然存在纰漏。我由此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在写文章时即使考虑得再周密，也还是有局限性，所以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经常参加学术研讨会，把自己的论文提交给大会讨论，接受与会专家的批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认为，如果想要写好一篇漂亮的论文，乃至想要在汉语史领域做出一些成绩，除了自身的不懈努力外，周围同事、领导的支持和学界诸多前辈、师友的帮助也很重要。总结自己写过和发表过的文章，我发现有的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得到过诸多前辈、师友的指正，有的论文得益于与同事的讨论，有的论文写作的起因是在教学过程中得到的启发，或者在指导研究生写作论文的过程中获得的感悟，还有的论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总之，自己的成功和周围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青年教师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理论，发现问题也快，这当然是好事，但在与师长、同行和同事交往时言行、态度要谦恭，对于别人的帮助要懂得感恩。

既然选择走上学术道路，把科研看得很重，这固然没有错，但如果讲究方法，完全可以把科研和日常生活平衡好，把精力投入到科研上和在生活中做一个健全的人，懂得生活情趣的人，其实并不矛盾。学术研究是一项终生的事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网上所谓“007”生活模式，其实是以牺牲身体为代价，我认为是不可取的。看看身边或网上的报道，不少成就卓著的学者英年早逝，除各种意外原因外，不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把科研和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同时腾出一部分时间陪伴家人经营家庭，并注意锻炼身体，既是我平时追求的生活状态，也是我对大家的建议。

有两点展望，也可以说是自己努力的方向，说得不对请大家忽略。第一，汉语史研究不纯粹是汉语本身的研究，必须把汉语的事实和历史演变置于跨语言的背景下，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解释、揭示和总结汉语的现象和发展规律。第二，学术研究总是后出转精，汉语史这门学科要焕发出活力，需要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我希望他们既要吸收我国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精华，加强汉语事实的搜集与整理，又要有国际视野，能够与国外语言学界交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出去，这既是我对汉语史研究的期待，也是我的奋斗目标，愿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