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语法纲要》导言

作者：梅广

《上古汉语语法纲要》是我多年来思考和硏究古代汉语语法的一个总结。我从事语言学研究，最初做现代汉语语法，开始认真探讨古汉语语法是很晚的事。1986年以前，我在大学教的科目主要是语法理论和现代汉语语法。但我的兴趣广泛，对各种语言都很好奇，因此汉语以外，就近取材也接触了台湾南岛语。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成立以后，因为教学关系，我对台湾南岛语语法也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我开过几年田野调查的课，带着学生到台湾中南部山区去认识一个个少数民族语言。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开放民众去大陆探亲旅游，我又有了新的研究方向。藏缅语一直吸引着我，如今我终于可以到藏缅语地区做实地调查，以我的年纪而言，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于是我便一头栽进云南西北部山区的独龙语、阿侬怒语和怒苏语等藏缅语中考查。这工作做了差不多十年。2003年，我从台湾“清华大学”退休。退休以后便不再做语言调查，兴趣慢慢转到古代文献学，特别是先秦思想典籍的研究。从此便比较集中地思考古汉语的问题。

我因为长期在中文系教书，必须担任一些跟汉语语文学有关的课程，古汉语语法导论就是其中一门。这门课我在台湾大学教了十多年。每教一次，讲义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部讲义便成为本书语法学体系的基础。

目前大学中文系古汉语语文课程，文字学、声韵学都有合适的课本可供选择，唯独语法学没有。坊间古汉语语法的专著不下数十种，但是写得好的少之又少。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书，且并非专论文言文，刘景农的《汉语文言语法》也有五十多年了。二书都是好书，然以语言学学科日新月异之进步标准来看，自然昔非今比，二书不能满足今日之需要，是显而易见的。本书作者希望以本书填补这个空缺。

本书的语法理论基础是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一般读者对生成语法理论一定会感到陌生。即使想去了解它，也会觉得困难重重。也许有人会怀疑，为什么要把这样高深的理论介绍给古汉语学习者？本书作者的想法是，讲语法就不能不讲理论，就如同谈民生经济不能不谈经济学理论一样。语言是一个建构性的体系，不是词类、句型的集合。语言事实需要解释，解释必须根据一套理论假设。理论有大有小，小理论解释局部事实，大理论寻求最高通则。生成语法理论是个大理论，它把人类的语言能力视为人类心智发展的一面，可以放在心理和生理的共同基础上加以研究，而建立普遍语法。语言表现人类执简御繁的心智能力，人类使用的语句都是由简单的步骤建构出来的。在各章中，我都一再强调汉语句法的简单灵活。在生成语法极简方案(the minimalist program)的架构之下，汉语之简，对照西方语言句法之繁，更能够显出它的特色。

全书十一章，可分为三个单元。一、二两章是绪论，成一单元。第一章说明句法学对古汉语研究的理论价值以及对古汉语学习的实用价值。第二章介绍生成语法理论，在进入本书语法体系之前，提供与各章题目相关的句法知识。第三章以后，进入上古汉语语法体系。本书的讲法是从大单位的语句组织讲起。第三章条件句、第四章主题句分别讨论上古汉语语句的偏正关系。第五章“而”字结构讨论上古汉语的并列（联合）关系，提出了上古汉语是以并列为主体结构的主张。第六章谈句段结构。句段是单句、复句和主题句三种基本句式的延伸和混合，构成更大单位的信息结构。依其形式和结构，句段应属于语法的研究范围。句段以上的研究，则属于篇章分析，不在本书讨论之列。这四章构成本书第二个单元。

本书第三个单元讨论上古汉语的基本句法结构原则，也就是句法学(syntax)的核心部分。这一单元共有五章。第七章主动、受动、被动，描述上古汉语主动句的样式并分析主动与受动的关系。上古汉语并没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被动句，只有受动句。受动句是单一论元的句子；被动句是双论元结构。被字句是汉以后产生的，本章叙述其发展经过。第八章讨论“于/於”介词组，指出“於”介词组的衰落对上古汉语由对等的并列形式发展成为不对等的偏正或主从形式这个变迁过程有促进作用。第九、十两章讨论上古汉语的论元结构，第十一章讨论汉语句子论元结构以上的功能结构，并从上古汉语的分析入手，对生成理论句法学有关时制、动貌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些个人的想法。

本纲要是笔者对汉语语法体系最完整的陈述。它既有实用一面，又有理论一面。其句法理论是生成语法。在第三单元中，我尝试在极简方案的架构之下建构一个非常简单的汉语句法体系。我先从论元结构讲起。论元，argument，是指语句中跟动词结合的名词性成分。句子的主语和宾语都是论元。本书第九章提出“最小论元结构”的主张，以解释上古汉语的单论元受动句，由此而说明受动与被动之差异。最小论元结构的基本假设是句子的论元可分为内部论元(internal argument)和外部论元(external argument)。内部论元在动词组VP之内，句子的宾语是标准的内部论元。内部论元是句子的主要动词所支配的，故可称为核心论元(core argument)。外部论元则指在动词组VP之外的论元，不受主要动词的支配。在当今句法理论中，主动句的主语如施事者、致事者都是外部论元，无论施事论元或致事论元都必须用结构的增添方式引进来，亦即通过一个轻动词(light verb)外接到动词组VP上。因此严格地说，施事和致事不是主要动词的论元，因为它们都在VP之外，不受主要动词V的支配。支配它们的是作为中心语的轻动词，不是句中的主要动词。“最小论元结构”是说一个句子即使只有内部论元，亦可满足句子的论元结构所需。这种只有内部论元的句子就是上古汉语的受动句。内部论元才是主要动词真正的论元，外部论元不是。这是语言的共同句法性质，世界上各种语言恐怕都是如此，但并非都像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表现得那样清楚。

轻动词的增价装置(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在汉语句法中的作用，已引起现代汉语研究者的重视，本书第十章以增价装置理论解释上古汉语的为动、供动、与动、对动、意动等动词活用，是进一步把这个理论深化，特别是用增价结构解释双宾语结构，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延伸。第十一章探讨汉语的时制、动貌和情态的问题，提出弱时语言这个观念，为汉语句法的功能范畴勾勒出一个简明的轮廓。

本纲要不以生成理论为限，也试图讨论一些生成句法学不太注意的语法问题。本书从句子的大单位谈起，第七章才开始描述小单位──单句。第三章到第六章主旨为句子的延伸。复句──偏正、并列──是单句的延伸：单句是IP句，复句是CP句，第二章均有说明。主题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句子的延伸：主题句是CP句，第二章也有说明。主题句和复句在汉语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但生成句法学都很少讨论到它，本书对这些语句结构也有比较详细的讲述。这些句式还可以延伸混合，构成句段。这也不是生成语法的课题，但应归入语法学研究范围。句段的结构在第六章讨论。

本纲要也注意到上古汉语的历时发展。上古汉语可分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本纲要以中期──春秋至战国中期──的语言为主要描述对象，但也略及前、晚期与中期句法的差异。中期语言的最大特色是主题句（第四章）、并列连词“而”（第五章）和时制指示成分“矣”（第十一章）的出现。上古前期汉语以系词句表判断，以带系词的分裂句表达信息结构，系词“惟”标注信息焦点，地位非常重要，但构成主题句的要件“者”“也”两个虚词尚未出现。东周以后系词“惟”逐渐废弃不用，主题句式兴起，取代了部分上古系词句信息表达的功能，并发展出主题链等句段特色。上古前期时制标志不明，至中期以后始用句尾词“矣”表达时间定点。上古前期并没有显性的并列连词，中期以后连词“而”得到充分的发展，使得上古汉语成为一个具有鲜明并列结构特色的语言。从对等连动到不对等连动，从并列到主从或偏正，是汉语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含有两个演变因素，一是连词“而”的式微（第五章），一是“於”介词组的衰落（第八章）。“於”介词组的衰落导至引介起点的“从”、引介对象的“为”“对”等结构的兴起，又因为并列连词“而”的功能衰退，这些前置的结构不能取得与句子中心成分对等的连动关系，乃成为不对等（偏正）的从属成分，中古以后一部分这样的结构逐渐演变为动词前的介词组。汉语的结构类型于是发生了一个大转变。同时，表判断的系词“是”也在上古晚期产生了，于是上古汉语的系词经历了一个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的循环过程。

在语言类型学的划分上，汉语属分析性语言。本书指出，上古汉语致动、为动的动词并合非常发达，因此上古汉语具有颇多综合性质。上古汉语致事结构有用“使”或不用“使”两种，前者是分析手段，后者是综合手段，本书第九章都做了详细讨论。上古前期致动、为动仅有综合（动词并合）形式，中期则综合、分析两种手段并用，以后分析手段占上风，综合手段的动词并合方式渐废，这个发展趋势使汉语的分析型性格变得更为显豁。

有关上古汉语语法题目尚多，这本小书自然不可能一次处理所有的问题。大抵书中所谈的都是作者多年研究所得而且认为有贡献价值的。有一两个题目，如“以”字结构、有无句，虽然是重要的句法题目，但作者尚无把握能做出结论，只好暂付阙如，希望日后能补上。

本书为了适合一般读者的需要，因此行文尽量求其明白易读，不作艰深、抽象的理论探讨，不作繁复的论证和征引。然而语言学跟其他学科一样，自有它的学术深度，无论句法、语音或语意，都有一些技术性的概念和术语需要掌握。不过，要了解本书所谈到的理论和道理应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读者将会发觉它们其实都很贴近我们对语言本身的直觉认知。只是生成语法学有些用词很特别，中文还没有统一的译法，有时只好自铸新词，这会造成阅读上的困难，但我都用括号加注了原文，以便于对照。读者如果具备语言学基本知识来读本书，效果自然会更好。不然的话，把本书当作自修教材用，仔细反复一两遍，也必能对其理论部分有所领悟。好的理论能帮助我们发掘事实，让我们看到事实跟事实之间的系统关连，提高我们的语言自觉，加深我们对语言结构的认识。理论学习是有很多好处的。

当代西方语法理论已经备受中国语言学界的注意，但恐怕对古汉语学者，它还是一门生疏的学问。现阶段古汉语语法研究，无论从量（论文篇数）或面（研究题目）来衡量，都可确定已开始进入一个密集研究时期。研究所需的人力和物力之盛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对古汉语的知识确实是越来越丰富了。这个研究领域需要加强的是研究人员的语言学专业。现今从事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古汉语专业，而不是语言学专业。由于没有语法学的专业训练，学者勤搜博采，往往只能做到资料的研究，而无法深入语言结构里面发掘新课题。数据研究即使做得再好，也只是提供语言事实给别人利用。当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队伍虽然日益壮大，出版的专书和论文数量虽然可观，但研究水平没有相对提升，研究能量处于一个瓶颈状态，没有突破性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

吕叔湘先生说过：“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中国文法要略》例言）在今天，古汉语语法研究在语料的掌握上既有高效力工具可用，在体系的建构上又有现代汉语、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以及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可资参照。更重要的是，这些具有各种不同句法特色的语言大致上都能放在一个共同的理论参照体系中加以比较。从事古汉语语法研究也必须用比较的方法。这就需要大量吸收各方面语言知识，开阔视野，把古汉语研究放在一个有高深学理依据的比较基础上，方能推陈出新。唯有与当代语言学接轨，古汉语研究才有发展，才有可能开创新局面。

语法学家必须根据语言事实说话；研究古汉语必须对古代典籍下功夫。古书必须细读，一字一义都不能放过。对我来说，语言事实，也就是说语言现象本身，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我做古汉语研究，喜欢从小地方入手。一字一句地解释，若是能引出比较深远的语法意义，就是我认为最珍贵的研究成果。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积聚了一些这方面的成果。经验科学的理论必须基于事实。事实与理论不可偏废，这是我治学的一贯态度。一方面，语法体系必须根据语言事实建立；另一方面，也只有放在一个语法体系中，语言事实才充分显出其意义。二者相得益彰。因此，我认为从事古汉语研究的学者，必须尝试把古汉语专业跟语言学结合起来。本书是这样的一个初步尝试。至于其成效如何，还希望读者大众不吝批评指教。 

——摘自《上古汉语语法纲要》“导言”，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