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中文系教学用的各版《现代汉语》教材一般把汉语方言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闽方言区、粤方言区。而两版《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分得更细，有官话、晋语、赣语、徽语、吴语、湘语、客家话、粤语、平话、闽语十大方言以及乡话等其他小方言。那么，这些方言分区是怎么来的呢？

《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

自有语言起，方言现象就一直存在，方言的地理分布是人类交流活动的结果。然而直到有人开始研究方言，并根据自己的认识给方言分类，这才有了方言分区。正如生物学家要给生物分类，为了更系统地认识和研究五花八门的方言，语言学家也会给方言进行系统分类。由于方言的地域性，将方言分类投射到地理上就是方言分区。

方言之间的差异容易认识和研究，许多人对于自己家乡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差异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方言分区就是另一回事了，是个涉及大范围、多因素的复杂工作，而且结论并不唯一，常有不同的看法。

早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就开始给汉语方言分区。1896年德国语言学家、外交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将汉语方言分为粤语、闽语、吴语、官话四类，除了较早被西方人了解的沿海地区的粤、闽、吴三语外，内陆方言都被划作官话。

近现代首个给汉语方言分区的中国学者是章太炎。其著作《检论·方言》（1915）将汉语方言分为九个区，但只是大略描述通行范围，而且没有明确的依据。之后又有多个学者对汉语方言分区提出不同的方案。不过，民国时期学者对各地汉语方言的调查和了解有限，方言分区工作受到材料的限制。

章太炎穿和服

解放后，随着全国各地方言系统调查工作的推进，方言分区有了更多的事实依据。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家骅在其著作《汉语方言概要》中提出了七大方言的划分方案：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该方案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各类教材也多采取此说。

1987年，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采用了新的十区方案：官话、晋语、赣语、徽语、吴语、湘语、客家话、粤语、平话、闽语。该方案从七区方案的官话中分出了晋语和徽语，又新增了平话。该新方案也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此后，“十大方言”与“七大方言”一并成为今日最有影响力的两种分区方案。

方言本身的语言特征是方言分区的根本依据。语言的特征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特征来给某地区画同言线（某一特定语言学特征的分布地理界线），结果有可能会杂乱无章。因此需要选择更“重要”的语言特征作为分区依据。那么哪些特征更“重要”呢？学术界对此还有不同意见。一般来说，方言的分区特征主要选取语音层面的特征，且应当能反映历时演变（即能够较好地解释方言在历史上的分化）。选择不同的特征会产生不同的分区结果，这也是国内外学界对汉语方言有不同的分区方案的主要原因。

国外某中国语言地图（Chinese Linguistic Groups，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图书馆中国地图集）

方言分区既是研究方言的手段，也是研究方言的结果。学者给方言分区，是为了更系统地认识和研究方言；同时，方言分区也反映了学界当前的研究水平，随着认识的发展，方言分区又会随之改变。

以吴语为例，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其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中暂定以“塞音三分”作为吴语的特征，其对于吴语的态度很严谨：

广义的吴语包括江苏的东南部跟浙江的东北大半部。这吴语观念的定义或这观念的能否成立是要等详细研究过后才能够知道，现在暂定的“工作的假设”就是暂以有帮滂並，端透定，见溪群三级分法为吴语的特征。

赵元任

“帮滂並，端透定，见溪群三级分法”即所谓的“塞音三分”（如“端”/t/ “透”/tʰ/ “定”/d/声母不同），或者说保留全浊声母。此后的学者进一步将“塞音三分”作为吴语最主要的特征甚至唯一特征，吴语区的范围也被学者扩展至江苏东南部、上海、浙江全境以及毗连的赣东北、闽北、皖南部分地区。

不过，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汉语方言里并不只有吴语“塞音三分”，而吴语内部塞音清浊情况类型多样，且部分方言不符合“塞音三分”的特征。吴语分区的问题，还有必要继续研究。

除了语言本身的学术争论外，语言外的因素使方言分区的问题更加复杂。方言分区意味着分割地理与人群，学者分区时难免要考虑地方文化和当地人民的感情。方言分区和民间认同有着很深的纠葛——民间认同会左右方言分区，而方言分区又会反过来塑造或强化民间认同。因此，在现实中，方言分区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若有学者提出新的分区方案，除了会得到同行的评议外，还可能会收到来自民间的问候。

那么，面临来自学界和民间的双重夹击，方言分区的研究该如何谋求进一步发展呢？乐观主义者选择用计算机给方言自动分区，而悲观主义者选择放弃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