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最初学的是古典文献学。由于从小学过书法和篆刻，繁体字和一般的小篆差不多都已经掌握了，所以在专业上还算有些优势。大学二年级时，王洪君老师在语言学概论课上布置过一个方言语音比较的作业，大概是关于中古见系字的。我回答的是广州话读舌根音代表了原始形式，其它方言读舌面音是发生了“颚化”。现在还依稀记得当时“颚化”这个概念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王老师当时好像还没讲到这个概念，大概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据王老师说，前面几届的学生中还没有人答出这个题目。其实自己当时对于历史比较法和语音演变的规律并没有多少了解，回答那道题也只是根据朦胧的感觉，不过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对历史语言学产生了兴趣。大学三年级时，唐作藩先生给我们讲了音韵学。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这门学问，觉得研究汉语的古音实在太有意思了，为了能继续学习音韵学，后来索性申请转到了汉语言学专业。

最初开始学习汉语语音史，受历史比较法的影响比较大，而且接受了《切韵》是综合音系的观点，所以希望运用历史比较法从一个一个的方言做起，逐步构拟原始汉语。本科的毕业论文《从山西方言看古代西北方音的知照系声母》是耿振生老师指导的，就是这种思路的一个尝试。我祖籍是山西忻州，生长在呼和浩特，但是对山西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从山西方言入手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西方言的资料在当时相对丰富。这篇文章后来修改以后发表在《语文研究》2001年第4期，题目是《山西方言的知照系声母》，这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本科毕业论文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本科毕业以后继续在北大学习，硕士和博士都是师从张双棣老师。张老师继承了王力先生的传统，对学生的不同想法非常包容，鼓励学生创新。我的硕士论文《汉代方音研究》还是延续了从方言入手研究语音史的思路，从扬雄《方言》和许慎《说文》中找出一部分“标音字”，通过标音字和本字的比较尝试构拟汉代方言的语音差异和早期共同汉语的语音特点。这项工作存在不少困难：首先是材料过于零星，难以建立系统的语音对应；其次是标音字使用的语音参照系本身并不清楚；第三是汉字不大适合用来标音，通过汉字标音材料研究语音不够精确。对于这些困难，论文并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所以这个尝试并不是很成功。硕士论文写作期间，张老师在韩国讲学，具体的指导是由张猛（字济宽）老师负责的。济宽师是中文系少有的电脑高手，不仅在论文的写作上给了我精心的指导，在电脑应用方面也让我深受启发。

读博士的时候，因为研究古代方音找不到突破口，曾经想做汉藏比较研究。那时刚好历史系的几位同学从民族大学请了周季文老师来教藏语，于是我就跟着学了一年的藏语。学藏语的时候发现藏文音节配合上的一些特殊现象，写了一篇《藏语声母演变的几个问题》，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26辑。当时也读了一些汉藏比较的论著，觉得还没有建立起严格的语音对应。在方法上，通常的做法是拿上古汉语跟藏文进行比较，而上古汉语本身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比较先天就是存在缺陷的。另外，要想把研究推向深入，还应该对藏语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比如通常把汉语的“五”*ŋa跟藏文的lŋa“五”看作是同源词。可是这两个形式算得上是严格的对应吗？藏文的这个l-是原始汉藏语中就有的，还是后来产生的？如果类似这样的问题不能搞清楚，汉语和藏语的关系也就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

正当迷惘的时候，我看到了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后来写论文的时候又出了第二册），如获至宝。这些材料带有战国楚地的特征，又可以同传世的《楚辞》等文献相对照，为研究上古楚方言的语音提供了可能，于是就决定写《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古文字的材料很难读，论文写作期间经常去哲学楼的古文字资料室查资料，并向陈剑、董珊、张富海几位古文字专业的师兄弟请教，尤其是陈师兄，印象中他好像整天都在那里。正是由于他们几位的帮助，我的论文在材料方面避免了很多错误。论文发现了一些楚简中的音韵特点，有些可以与传世楚系文献相互印证，这就比先前从零散的材料得出的结论要可靠一些，至于是否都能成立还有待于将来的检验。

2003年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工作，2017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多年来，我主要从事音韵学研究，最初的兴趣比较偏向于上古音，近年则主要关注近代音。

目前主要在做近代北京话语音史的研究，计划写一部《普通话语音史》。2010年前后，我参与了殷国光老师主持的《汉语史纲要》的编写工作，主要负责语音史部分。在撰写语音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近代音部分仍然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对于汉语语音发展过程的认识总体上还是粗线条的。相对而言，近代音在时代上比较晚，材料也比较丰富，有可能做出比较细致可靠的结论，以此为基础再上溯汉语更早的历史也就更加可靠。近年来出版的近代北京话的原始资料也比较多，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这两部丛书。这也为我们对北京话语音史做更细致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对于近代北京音的历史，我们初步的看法是，作为普通话语音基础的现代北京音，是元代以来在北京口语音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读书音形成的。因此，要研究近代北京话语音发展的历史，首先需要弄清楚读书音和口语音相互影响的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再从音系和字音两个方面梳理北京语音从元代到现代的演变，才能够得到近代北京语音发展的全貌。

除了《普通话语音史》以外，近两年在讲授古音学课的过程中对于古音学史有一些新的认识，希望能写一部关于古音学史的著作。更长远的计划是写一部完整的《汉语语音史》。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读书时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特点，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不可能一一细数了。前面也提到了，我对音韵学的兴趣，其实是从对历史语言学的兴趣开始的，所以这里就主要说说这个方面。本科期间出于兴趣自己学习了徐通锵老师的《历史语言学》和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特别崇尚历史比较法，整个求学期间的思路差不多都是希望用历史比较法解决汉语史的问题。

说到徐老师，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要参考潘家懿先生在“晋语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从〈方言应用杂字〉看乾隆时代的晋中方言》，得知徐老师那里有这篇论文，就打电话向徐老师借阅。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本科生，也没有上过徐老师的课，可是徐老师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不止是徐老师，从读书期间到工作以后，得到老师们的帮助太多了，心中常常感念，也希望自己能夠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老师。

从徐通锵先生处借阅复印的论文

历史比较法是经典的研究方法，但是有其适用范围。读书时虽然也接触过词汇扩散和有序异质理论，但是理解不深。近年来，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又重新学习了王士元先生和拉波夫的著作，重温了徐通锵、王洪君老师关于变异的著作，明白了语言演变的方式不止一种，那么研究方法也不可能只局限在比较法上面。有了这些认识之后，就希望能够突破历史比较法的束缚来研究汉语语音史，最近做的近代北京语音史研究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发现问题是研究者的基本素质之一。培养对问题的敏感应该成为日常学习的一部分。对于某一个理论或体系，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要知其所以然，真正理解它的论证过程，并亲自动手去实践，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它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哪些不足。看到它的不足，才能激发出解决问题的愿望。比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普通话零声母音节开头的喉塞音和近音出现的环境互补，可以归纳为一个音位。王理嘉老师在给我们上音系学课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把音节开头的喉塞音和近音合并为一个音位，结果会导致“安、烟、弯、冤”都是/an/，就无法区别了。其实这里面还有不少问题可以继续深挖，比如：普通话音节开头的喉塞音和近音究竟是不是互补的？互补是不是就可以归纳为一个音位？

至于“体量适合”，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问题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或多或少牵出其它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总能够找到适合的课题。博士论文通常研究的是较大的问题，涉及到的问题往往比较多，从中选择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应该并不难。

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首先应该重视材料，这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汉语史研究的对象是“死”的，主要的方法应该是归纳。我想借用古音学上“考古”和“审音”的关系来谈谈这个问题。大致来说，考古是偏重材料的，审音则是偏重理论的。从古音学的实践来看，考古是基础，古音系统首先是通过考古建立起来的，没有哪一位古音学家能够脱离这个的基础来谈审音。相反，过度审音却可能会偏离真相。比如戴震，由于过分追求阴阳入三声相配的平衡，结果是牺牲了段玉裁已经分开了的真、文和幽、侯。当然，审音的作用也绝不容忽视。如果能够立足于考古的成果，从真、文和幽、侯的分别出发，就有可能发现相配的脂、微和冬、东的区别。

另外，对于理论，也没有必要一味地求多求新，应该先掌握经典的理论。对于经典的理论做到能够熟练运用，最好是能够把它用到“极至”，才能够发现它的不足，再去学习新的理论也就容易有针对性，知道想要去解决什么问题。

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训练有两个方面：一是需要阅读大量的古书，尤其是没有标点的刻本、写本，乃至出土的简帛资料。如果不能独立地读懂古书，不论是研究语音、词汇、语法还是文字，一切的研究根本都谈不上。二是学习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如果没有理论的统摄，看到的就只能是散沙和乱麻。

汉语史研究虽然面对的是“死”的材料，但是同样需要我们关注活的语言。只有多关注活的语言，才能对语言问题有敏锐的感觉。另外，关注活的语言还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盲目地相信书本。比如有的教科书说“我们”弱读为wom[uom]，可实际上北京人口中是[m mə(n)]，可以听听《我爱我家》里韩影饰演的和平母亲的发音。

再有，我们常说“功夫在某某之外”，汉语史研究也不例外，应该多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像鲁国尧先生和何九盈先生分别从《利玛窦中国札记》和黄嘉略《汉语语法》中发现的关于官话的材料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我个人认为博士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完成必要的课程学习和博士论文的写作，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不应该是强制的要求。不过现状是博士生确实都面临这方面的压力。选题方面，我个人觉得，刚开始写学术论文最好选择比较具体的问题，避免大而无当。至于命中率，我自己的文章也经常被拒，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经验可以分享。文章被拒有各种原因，首先还是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有审稿人的意见，可以对照着检讨一下自己的不足。如果审稿人没有理解你的意思，那说明你在写作上可能还需要改进。当然，你可能无法避免遇到个别容不得异见的审稿人，这也不必气馁，换一个刊物接着投就是了。

这些年为各种刊物也审过不少稿子，从审稿人和读者的角度，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或许可以留意。

第一，格式要清楚，尽量避免错字和病句。作为语言专业的审稿人通常对错字和病句特别敏感，一篇文章内容再好，如果这方面不注意也会大打折扣。

第二，摘要应该能够简明地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体现文章的创新之处。这可能会决定审稿人对文章的兴趣和总体认识。

第三，表达要尽可能准确，避免似是而非、不知所云的说法。比如有的文章说采用的是“理论和材料相结合”的方法。理论和材料相结合应该是任何科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这个说法既含糊又体现不出什么新意。

第四，批评他人观点的地方应该注意措辞。学术讨论是公平的，但是也应该以尊重为前提，没有尊重也就谈不上公平。

从事这个工作完全是出于热爱。我们经常说“不要把爱好变成职业”。的确，一旦成为赖以谋生的手段，就免不了受各种功利因素的影响。不过，这也毕竟是最大限度地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热爱的事业上，应该还是最好的选择。就我自己来说，一路走来，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又赶了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时代。要说认识上的变化，主要是在观念上，过去受历史比较法的影响比较深，总是试图用规则音变解释汉语史的问题。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语音演变的途径不止一种，那么考虑问题也就不能按照一个模式，如果完全用一种思路去考虑问题可能结果反而离真相越来越远。

弯路可能还谈不上，有时可能会走一些岔路。有的是主动的，比如自己在做某个课题的时候岔到别处去了。有的可能是被动的，比如工作的需要。抛开功利的目的，我觉得各种探索和学习都是有益的，如果善于发掘问题，则可能有意外的收获。我比较喜欢用数据库来整理资料，而古文字的材料处理起来困难比较多。为了解决做数据库遇到的难题，我就自学了一些数据库的知识，知道了“实体联系模型”，对关系数据库有了更深的理解，还写了一篇《基于关系数据库的汉字构形分析及其应用》。又比如由于音韵学教学的需要，经常需要举广州话的例子，在香港科技大学访学期间又从张敏老师的课上知道了《分韵撮要》这本粤方言韵书，所以我对粤方言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后来写了两篇关于粤方言语音史的文章。所以我觉得只要认真做一件事，总是会有收获的。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辛苦，不身在其中恐怕都难以体会。高校教师看起来好像不用坐班，还有寒暑假，但是没有上班时间就意味着没有下班时间，任何时候都是工作时间。青年教师面临考核、晋级等问题，压力尤其大，“007”并非是夸张。记得刚工作不久有一次去看望王福堂和王洪君两位老师，谈话间我说到自己平时做事特别慢，后来就又聊到学术的话题，王洪君老师就说“你脑子里净想着这些问题，做事能不慢吗？”这大概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做这个工作，如果一个问题没想明白，就总是放不下，有时候甚至做梦都在想。

我自己也常常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所以要说如何放松身心，也并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原来的爱好还算比较多，喜欢书法、篆刻、围棋、乒乓球、羽毛球。工作以后，这些爱好慢慢地差不多也都放弃了。最近几年，调节身心的主要办法就是跑步。一直想多抄抄古书，一边练书法，一边读古书，可以一举两得，但是到现在还没实现。虽然辛苦，但是我自己很知足，从事的是自己喜欢的事业，比起很多为了生存就已经拼尽全力的人，自己已经是生活在蜜罐里。

汉语史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我自己主要对语音史关注和了解得多一些。个人的感觉是，近些年语音史研究在具体问题上取得的成绩比较多，而在宏观上探讨汉语语音演变过程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所以，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丰富和完善整个汉语语音发展史是很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