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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 音韵学通讯
第八章 汉语音韵学研究70年
第二节 上古音研究
对于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有王力的《汉语史稿》《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先秦古韵拟测问题》、严学宭的《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初探》、周祖谟的《诗经韵字表》等。改革开放以后，方孝岳的《汉语语音史概要》（此书撰写于20世纪60年代，作者去世后于70年代出版）、李新魁的《古音概说》《汉语音韵学》、王力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汉语语音史》、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严学宭的《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稿）》、何九盈的《上古音》、金理新的《上古汉语音系》、吴安其的《历史语言学》等专著和论文陆续出版、发表，研究持续深入，新的观点不断涌现。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郑张尚芳（《汉语上古音系表解》于1981年以油印本形式在学界流传，后正式刊于《语言》第四卷，2003年；其主要内容经翻译为英文，以“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Old Chinese”为题刊于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单刊第5号，2000年，巴黎；《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初版，2013年第二版）和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的研究，形成了“郑张—潘构拟体系”，在国际汉语史研究界影响很大，与国外学者的“白一平—沙加尔构拟体系”并称，并且形成良好的学术互动。
一、上古韵部和韵母研究
（一）《诗经》押韵和其它上古韵文韵部研究
上古的诗文尤其是《诗经》的押韵和韵部划分是上古音研究的基础。王力定《诗经》时期是29部（冬侵不分）、战国是30部（从侵部分出冬部）。
罗常培和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58年）从王力的月部中把去声字分出，独立为祭部。
李新魁（《古音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四章）从王力的[-t]尾诸韵部中把后代变去声的字一一分出相应的韵部，为“祭、废、至、队”诸部，称“次入韵”。麦耘（参看他对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的“读解”，见《中西学术名篇精读•赵元任李方桂卷》，中西书局2014年版）指出，与入声有谐声关系而后代读阴声韵（主要是去声，不限于上古[-t]尾）的字，从《诗经》看当归阴声韵，而从谐声看当归入声韵。
郑张尚芳、潘悟云在30部系统的基础上，把韵尾“收舌”的歌、月、元各三分，微、物、文部和脂、质、真部各两分，“收唇”的谈、盍部和侵、缉部也各三分。
方孝岳的《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赵天吏的《〈诗经〉的韵例韵部和韵字》、曾路明的《上古押韵字的条件异读》、向熹的《〈诗经〉古今音手册》、孙雍长的《〈老子〉韵读研究》等对上古韵文的韵式、韵部划分、韵字归部也作出了很多研究，尤其是陈复华、何九盈的《古韵通晓》和王显的《诗经韵谱》，精到之处甚多。
（二）上古介音问题研究
王力为中古二等韵在上古构拟开口[-e-]介音和合口[-o-]介音。虽然他的具体音值构拟在后来很少得到认肯，但在20世纪50年代就为上古二等韵定出特殊介音这一点，却是非常前沿的做法。
陈复华和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二等韵开口介音拟作[-ɪ-]，与王力相似，但合口为[-ɪw-]介音。
李新魁认为上古无介音，只有声母的各种色彩（软化、唇化、卷舌化）。
郑张尚芳、潘悟云、施向东（《上古介音r与来纽》，《音韵学研究》第三辑，1994年）等对二等韵介音采用国际汉语史学界比较流行的构拟[-r-]（郑张尚芳视之为主体声母后的垫音），这个介音同时与来母、重纽三等、庄知组声母等有关。潘悟云后来有修正的意见，认为二等介音来自于复杂辅音*Cr-（见后）。
在中古三等韵介音来源的问题上，郑张尚芳认为其多数是从上古短元音中衍生出来的，中古三等韵字在上古只有一部分（主要是中古章组声母字）才带有垫音[-j-]。
（三）上古韵腹元音研究
1. 韵腹元音在上古韵部中的分布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大派观点：一派以王力为代表，认为一个韵部只有一个元音；另一派则认为一个韵部可以包含两个以上的元音，主张者有方孝岳、严学宭、李新魁、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后一派的重要理由之一，是由于[-ŋ]尾组（“收喉”）韵部特别多，如果一个韵部只有一个元音，上古元音在音系中的分布就很不均衡，这不符合语言类型学的常理（此观点可参看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1984年）。
不过后来郑张尚芳、潘悟云把“收舌”和“收唇”韵部分得更细，也是一韵部一元音了。
2. 上古元音的构拟
高本汉对上古元音的构拟比较繁杂，有14个元音。
王力的构拟显然是音位化的，此外也得益于给二等韵构拟了介音，元音系统得以简化。他早期构拟上古5个韵腹元音为[ɑ a o e ə]，后改为6元音[ ɑ o ɔ e ə u]。（此观点可参看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1984年）
黄典诚（《关于上古高元音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的体系也是一部内只有一个元音，所拟5元音为[a o e i u ɯ]。其[i u]齐全，更符合语言类型学的通则。
郑张尚芳和潘悟云构拟的上古6元音是[a o e i u ɯ]。他们认为上古元音还分长短，长元音韵变为中古一二四等韵，短元音变成中古的三等韵，故实为12元音。
潘悟云（《对三等来源的再认识》，《中国语文》2014年第6期）后来又有修正的看法，认为上古元音分咽化音与非咽化音，咽化元音韵变为中古一二四等韵，非咽化元音韵变为中古三等韵。
（四）上古韵尾研究
1. 阴声韵是否带塞音韵尾问题
高本汉对上古阴声韵几乎全部拟上辅音韵尾（主要是塞音韵尾）。而王力（《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语言学研究与批判》第二辑，1960年）主张《诗经》时代的阴声韵不存在塞音韵尾，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观点比较统一，与在海外汉语史界一度流行为阴声韵全面构拟塞音韵尾的做法明显不同。
2. 歌、脂、微3部韵尾问题
王力早期拟歌部为零韵尾，脂、微两部为[-i]韵尾，后期采纳郑张尚芳的建议，3部均作[-i]韵尾，整个系统更加整齐。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光生馆1984年版；《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1989年第1、2期）从汉藏比较的角度出发，主张歌、脂、微部带[-l]或[-r]韵尾。郑张尚芳和潘悟云为这3部的上古前期音构拟[-l]韵尾，到上古后期转为[-i]韵尾。
3. 上古前期的冬部韵尾问题
王力、李新魁等认为是[-m]韵尾，可归入侵部。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则认为王、李的冬部实际分两类，一类带[-ŋ]韵尾，一类原带[-m]尾，后来受圆唇主元音异化，变作[-ŋ]尾。
二、上古声母与声调研究
（一）单辅音声母的构拟
上古单辅音声母的研究相对简单，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
1. 中古喉音声母的上古表现
李新魁（《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中古晓、匣母在上古读爆发音。潘悟云（《喉音考》，《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进一步提出上古影、晓、匣母为一组，读小舌爆发音，构拟为[q qh ɢ]，体现了良好的系统性（匣母还有[ɡ]的来源）。邵荣芬（《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总第20期，1991年）则论证了中古匣母当有爆发音和擦音两个来源。
2. 清化和塞化流音声母
郑张尚芳把流音分普通的、清化的[mh/lh]类型、复辅音[hm/hl]类型以及塞化流音[’l]类型等，以解释后代的不同分化。
潘悟云（《上古汉语鼻音考》，《民族语文》2018年第4期）则构拟清化送气鼻音[m̥ʰ]类型，大致上对应郑张尚芳的[hm]类型。
3. 近音声母
高本汉以来，上古近音声母只有来母同中古一样构拟作边音[l]。王力把以母拟成另一种边音[ʎ]。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则按国际上近年的趋势，把来母改作[r]，以母作[l]。
关于上古单辅音声母还有一些成果，如刘赜的《“喻”“邪”两纽古读试探》、黄焯的《古今声类通转表》、郭晋稀的《声类疏证》、曾晓渝的《见母的上古音值》等。
（二）复辅音声母的讨论
上古汉语音系里有没有复辅音声母，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但涉及上古声母系统本身，还与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问题有关。
高本汉为上古汉语构拟了复辅音，但比较简单。
王力（《汉语语音史》23—25页）、刘又辛（《上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音韵学研究》第一辑，1984年）等认为上古没有复辅音声母，主要是由于现代汉语（包括方言）里没有复辅音的痕迹，以及上古声母通转关系太复杂。
大多数学者主张古有复辅音声母，包括严学宭的《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李新魁的《古音概说》、喻世长的《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张世禄和杨剑桥的《论上古带r复辅音声母》、殷焕先的《关于复辅音的一些看法》、何九盈的《商代复辅音声母》、施向东的《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耿振生的《音韵通讲》等，主要是因为看到谐声偏旁、同族词和典籍假借等显示中古不同声母在上古常相通，同时也考虑到与亲属语言中的复辅音的对应。
一些学者在初期对复辅音声母的研究成果，虽然克服了高本汉的构拟涵盖面不广的缺点，却又陷于系统杂乱的境地。为解决这个问题，郑张尚芳把复声母归纳为3种结构：后垫式、前冠式、前冠后垫式，从而避免了把不同的辅音不讲主次和次序地组合在一起的构拟方式。这个构拟方案的优点是较具系统性。
潘悟云（《上古汉语的复杂辅音与复辅音》，《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一辑，2017年）另立“辅音序列”的概念，分3类：复杂辅音，Cr-变中古二等和重纽三等，Cl-变一、四等和普通三等；复辅音，Cr-变知组，Cl-变端组及部分知组；一个半音节，C‧r-变来母，C‧l-变以母。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八章、第九章）将Cl类型声母的范围扩展，认为中古章、端、知组也来自这种声母。
郑张尚芳、潘悟云还认为汉语早期无塞擦音，精/庄组读塞擦音是上古后期才出现，其来源主要为[s z]类擦音声母，根据不同情况，为上古前期的构拟了[ʔs sh]类型、[sl/sr]类型和sC-类型的复辅音声母。
严学宭（严学宭序，赵秉璇、竺家宁编：《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学术界大半个世纪来的上古复声母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研究材料作重新分析、估价；划分复声母的历史层次，清理发展脉络；确定复声母消亡的年代，寻找消亡的坐标和参量；贯通语音、语义、语法来进行解释；以外部证据同内部证据互相印证。
上古复辅音声母是个还有很多研究空间的问题。
（三）上古声调的构拟
王力认为上古有平、入两调，各分长短，后演变出中古的四声：长平变平声，短平变上声，长入变去声，短入变入声。
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取上古汉语上声带[-q/-ʔ]尾、去声带[-s]尾之说。
李新魁（《古音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四章；《从方言读音看上古汉语入声韵的复韵尾》，《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先构拟“次入韵”带[-ʔ]尾，后又认为[-ts, -ks, -ps]尾会变[-ʔ]尾，中古变去声。
三、形态研究与同族词研究
（一）与上古的形态变化有关的语音问题
形态属于语法范畴，但与语音关系极为紧密。长期以来，研究上古汉语形态的多是音韵学者，如王力的《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配对》、严学宭的《原始汉语韵尾后缀*-S试探》《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喻世长的《邪喻相通和名动对转》、俞敏的《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潘悟云的《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汉藏语的使动态》、施向东的《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金理新的《上古汉语形态研究》钻研尤深。现在也开始有古汉语语法学者参与，如洪波《上古汉语*-s后缀的指派旁格功能》等。研究得最多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1. 与中古声调有关的上古形态
上古形态变化有很大一部分与去声相关，所以许多认可去声来自上古[-s]尾之说的学者据此讨论上古[-s]后缀的形态功能。
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用很多古籍材料探讨去声的构词功能（他不用去声为[-s]尾之说）。
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词根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5年单刊《汉语的祖先》，美国）指出亲属词和身体词常读上声，是上古[-q/-ʔ]后缀有类似爱称的构词作用。
潘悟云（《上古指代词的强调式和弱化式》，《语言问题再认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提出上古有指代词强调式的后缀[-l]。
2. 上古的前缀
讨论上古前缀的形态功能的文章也不少，如舒志武的《上古汉语s前缀功能试探》、郑张尚芳的《上古汉语的s-头》、黄树先《试论古代汉语*A-前缀》等。
上古的前缀每每与复辅音有关，主要涉及一些复辅音声母的第一个成分可以是表示形态的前缀，例如[s-]前缀。
上古汉语的形态，是上古汉语研究，包括音韵研究的一个难点，主要是形态功能的类型及其与语音形式的对应方面，还需要寻找更多的突破口。这也就是前述严学宭要求复辅音研究要“贯通语音、语义、语法”的意思。
（二）词源和词族研究
词源和词族属于词汇问题，但与语音问题关系紧密，既依傍于上古音研究，又为上古音研究提供材料和思路，而且这还是汉藏比较研究的基础工作。
王力的《同源字典》蒐集大量同族词（他称为“同源字”）材料进行了排比。陈亚川的《上古声韵系统的建立与同源字的确定问题》、郑张尚芳的《汉语的同源异形词和异源共形词》、黄树先的《汉语核心词“星”音义研究》《说“冷热”》、郑伟的《论古汉语核心词“咬”》等也做了很多研究。
四、谐声系统及古文字研究与上古音研究
（一）谐声系统研究
谐声系统在上古韵母研究中是《诗经》押韵材料不可缺少的补充，在上古声母研究中则是头等重要的材料。上列讨论上古韵母、声母的各家处处都离不开对谐声材料的运用。
王力在研究上古韵母时，对于入声韵与阴声韵的分野，倚靠谐声系统更甚于《诗经》押韵。所有研究上古音的学者在利用谐声材料于上古韵母研究方面都用力甚勤。
不过，谐声系统有明显的复辅音声母的迹象，而王力不构拟复辅音，所以他研究上古声母时基本上不使用谐声材料。相反，主张古有复辅音的各家在研究上古声母时，最重视的材料就是谐声现象。事实上，不论单辅音研究还是复辅音研究，都大得益于谐声材料。
专门对谐声上的各种问题所作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如方孝岳的《论谐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喻世长的《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潘悟云的《谐声现象的重新解释》、赵诚的 《上古谐声和音系》等。
（二）古文字研究与上古音研究
利用古文字材料探求上古语音状况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路径，尤其是近年大量上古简册出土，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语音信息，是上古音研究的新鲜材料，利用这些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这吸引了许多音韵学和古文字学专家投入精力，如于省吾的《释
、
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赵诚的《商代音系探索》、曾宪通的《从“虫虫”符之音读再论古韵东冬部的分合》、李玉的《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陈伟武的《银雀山汉简通假字辩议》、管燮初的《从甲骨文的谐声字看殷商语言声类》、赵彤的《战国楚方言音系》、张富海的《试论“豕”字的上古韵部归属》、叶玉英的《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孟蓬生的《楚简所见舜父之名音释》、胡海琼的《上博楚简通假字声母研究》、施瑞峰的《作为同时证据的谐声、假借对上古汉语音系构拟的重要性》等。
五、汉藏语比较与“华澳语系”研究
（一）汉藏比较语言学与原始汉藏语研究
汉藏语系比较已经大大超出了汉语音韵学的学术范围，实际上汉语上古音研究只是汉藏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通过汉藏语系内各语言的比较研究来探讨原始汉藏语，并利用其成果来研究上古汉语以及比周秦时代更早的原始汉语，这件在高本汉时代还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汉语上古音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且已经成为汉语史和东亚语言史研究的热点。
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工作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同源词的比较，一个是形态的比较；在全面比较的基础上，结合上古汉语和上古藏语等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构拟原始汉藏语和原始汉语的音系。
由于历史久远，且有许多未知领域，所以这是一个不易展开的研究，许多汉语音韵学家进行了探索，如俞敏的《汉藏同源字谱稿》《汉藏虚字比较研究》、邢公畹的《汉台语比较手册》、郑张尚芳的《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问题》、潘悟云的《上古汉语和古藏语元音系统的历史比较》、施向东的《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曾晓渝的《汉语水语关系词研究》、龚群虎的《汉泰关系词的时间层次》、耿振生的《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黄树先的《汉缅语比较研究》等，投入了大量精力。他们不但做了许多具体的考订工作，而且在方法上提出了一些创见，例如郑张尚芳对比较词汇上的“择对”原则的讨论，邢公畹提出的“深层语义对应”方法，等等。目前这个学科已经成绩颇丰，且日益成熟。
大批民族语言研究专家也加入了这个研究行列，如孙宏开的《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陈其光的《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吴安其的《与亲属语相近的上古汉语的使动形态》、黄行的《确定汉藏语同源词的几个原则》、江荻的《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等，他们使这项研究更加扎实，也更具开拓性。
由于语言的分化与人类种群的分化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所以人类学家对汉藏语系历史的研究也十分热心，2019年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张梦翰、严实、潘悟云、金力（Menghan Zhang, Shi Yan, Wuyun Pan, Li Jin：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Nature，DOI：10.1038/s41586-019-1153-z，2019年）的文章，就是中国语言学界和分子人类学界携手探索的最新成果。
汉藏语比较的研究工作一方面会使汉藏语系和汉语的远古历史更加清晰，另一方面有助于人类在东亚发展历史的研究，其成果还将在中国和东亚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大大发展历史语言学，丰富人类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库。
也有学者对汉语与藏语等语言是否有发生学关系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要最终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学术界的长期努力。（本小节内容可参看麦耘《走进汉语历史音韵学的汉藏语比较研究》，《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二）“华澳语系”假说探索
有迹象表明，汉藏语系与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可能也有发生学关系。如果是这样，汉藏语比较的范围还可以扩大。有一些学者对南岛、南亚语和汉藏语组成一个更大的“华澳语系”的假说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等。
六、上古后期音和上古方音研究
（一）上古后期音研究
一般所说的“上古音”指先秦语音，可称为“上古前期音”，而两汉魏晋语音可以视为“上古后期音”，其衔接先秦音与中古音，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所不可缺。
对这一段的语音，学者们或归纳当时的韵文、或分析早期的反切、或分析汉代“声训”材料、或寻绎梵文最初来华时的对音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罗常培和周祖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邵荣芬的《古韵鱼侯两部在前汉时期的分合》《古韵幽宵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俞敏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祝敏彻的《〈释名〉声训与汉代音系》、彭辉球的《〈尔雅〉郭璞注的反切》、刘广和的《西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范新干的《东晋刘宗昌音研究》、简启贤的《〈字林〉音注研究》等。
（二）上古方音研究
对上古方音的研究，由于材料有限，研究不易。但学者们仍努力发掘，有丁启阵的《秦汉方言》、虞万里的《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汪启明的《先秦两汉齐语研究》、李玉的《秦汉之际楚方言中的ml-复辅音声母》、张树铮的《“齐人言殷声如衣”补释》、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等成果。
第三节 近代音研究
高本汉未有很多机会研究汉语近代音。70年来，在音韵学界的努力下，近代音研究已蔚然可观。
近代音大致可以分前期和后期两段，元到明中期为前期，明中期以后和清代为后期。
一、近代前期通语语音研究
（一）《中原音韵》音系研究
对《中原音韵》的研究是近代音研究的核心。研究《中原音韵》的专著主要有分别由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撰写的3部。单篇论文则非常多。
在《中原音韵》研究中，除了音系性质问题（见后）外，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1. 《中原音韵》的入声
对于《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处理的语音史涵义，有不同意见：
王力（《汉语语音史》387页）、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第二章第三节）等认为《中原音韵》的处理意味着当时入声已消失，“入派三声”就是“入变三声”。王力认为有入声就会带喉塞尾，那就无法在元曲中与阴声韵押韵。周维培（《〈中原音韵〉三题》，《语言研究》总第13期，1987年）认为当时南方有入声，北方无入声。
杨耐思、李新魁等认为入声仍存在。杨耐思用现代河北的晋语方言为参照，认为《中原音韵》已无入声韵（入声不带喉塞尾），但仍有入声调。麦耘（《“〈中原音韵〉无入声内证”商榷》，《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认为当时入声是短调，这样入声字在唱腔中与阴声韵字押韵是无碍的。
林焘（《“入派三声”补释》，《语言学论丛》第17辑，1992年）则认为当时入声在口语里已消失，在书面语里仍存在。
2. 《中原音韵》的知系声母
中古后期的知、照组到近代已合流为知系，而又大致按韵图二、三等分洪音（不与[i]相拼）与细音（与[i]相拼）。对这些声母的音类和音值，也有两种意见：
王力分两组，洪音拟为[tʂ]组，细音拟为[tɕ]组。其出发点主要是认为卷舌声母拼[i]不自然，故须避免构拟这种音。
杨耐思、李新魁、宁继福都认为是一组，杨耐思拟[tʃ]组，李新魁拟[tʂ]组，宁继福也拟[tʂ]组，但认为拼细音时为变体[tʃ]组。
对知系声母不同构拟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卷舌声母能不能与[i]相拼。王力等认为不能，因为两者的发音部位有矛盾。李新魁指出知系声母后的[i]在后代失去，是受卷舌声母的同化，故必然有卷舌声母拼[i]的阶段，这种同化力量才能实施。龙庄伟的《说“咀有主”兼论庄组章组声母的拟音》、张树铮的《从寿光方言看〈中原音韵〉的知庄章声母》、麦耘的《〈中原音韵〉的舌尖后音声母补证》、桑宇红的《再证〈中原音韵〉知庄章三组声母合一》等也主张拟为[tʂ]组。麦耘的《汉语的R色彩声母》又参考现代方言，认为这一组声母可以是带卷舌音色的舌叶音，或以这种音位变体，与[i]相拼并不存在发音部位上的龃龉（参看第二节中古知、庄组声母的构拟）。
对《中原音韵》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如刘勋宁的《〈中原音韵〉“微薇维惟”解》、邵荣芬的《〈中原音韵〉音系的几个问题》、唐作藩的《〈中原音韵〉的开合口》、刘纶鑫的《释〈中原音韵〉中的重出字》、刘冬冰的《汴梁方音与〈中原音韵〉音系》等。
（二）《蒙古字韵》和其他八思巴字—汉字对音研究
《蒙古字韵》用作为拼音文字的“八思巴字”记录元代汉语音系，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上的价值不在《中原音韵》之下；它同时又是民族语言学、民族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很受学界重视。
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没有中国学者研究八思巴字—汉字对音。20世纪50年代有罗常培和蔡美彪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的研究，改革开放后，更有照那斯图和杨耐思的《蒙古字韵校本》、杨耐思的《汉语“知、章、庄、日”的八思巴字译音》、忌浮（宁继福）的《〈蒙古字韵〉与〈平水韵〉》、郑张尚芳的《蒙古字韵所代表的音系及八思巴字一些转写问题》、李立成的《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宋洪民的《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等研究，获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蒙古字韵》反映了一些很重要的语音现象，比如：
部分地保留了韵图三、四等的区别，主要在见系开口。麦耘《〈蒙古字韵〉中的重纽及其他》作出了研究，冯蒸《论〈切韵指掌图〉三/四等对立中的重纽和准重纽》取之与《切韵指掌图》进行了翔实的比较。
知系声母在《蒙古字韵》中是一套，洪、细的分配与《中原音韵》大体一致，这对理解《中原音韵》的知系很有帮助。杨耐思、郑张尚芳拟之为[tʃ]组声母。
对于《蒙古字韵》之外的八思巴字-汉字对音资料，有宋洪民《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等的研究。
（三）近代前期其他语音资料研究
近代前期除《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外，还有不少其他语音资料。
1. 各种韵书的研究
对近代前期的韵书有，邵荣芬的《〈中原雅音〉研究》、龙庄伟的《论〈中原雅音〉与〈中州音韵〉的关系》、叶宝奎的《〈洪武正韵〉与明初官话音系》、宁忌浮的（宁继福）《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王硕荃的《古今韵会举要辩证》、张玉来的《韵略易通研究》、张竹梅的《〈中州音韵〉研究》等研究，这些成果对《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补充。
2. 近代前期韵文研究
对元代词曲及明前期的韵文用韵，有廖珣英的《关汉卿戏曲的用韵》《诸宫调的用韵》、周大璞的《〈董西厢〉用韵考》、邓兴锋的《大都剧韵所见〈中原音韵〉两韵并收字》、杜爱英的《汤显祖诗赋（赞）用韵考》等的研究。
3.近代前期汉—外对音研究
这方面有胡明扬的《〈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张升余的《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研究》、金基石的《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等的研究。
二、近代后期通语语音和近代方音研究
（一）《西儒耳目资》和其他传教士汉语注音研究
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是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全面记录汉语通语音系的著作，是近代后期语音研究的重要资料。有曾晓渝的《〈西儒耳目资〉声韵系统研究》、孙宜志的《从知庄章的分合看〈西儒耳目资〉音系的性质》等的研究成果。
同时期传教士的汉语注音资料还有罗明坚、利玛窦的的《葡汉词典》《西字奇迹》等，也分别有学者研究。
在清代晚期的则有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等，有胡双宝的《读威妥玛〈语言自迩集〉》、高晓虹和刘淑学的《〈语言自迩集〉中的入声字读音》等的研究。
（二）近代后期其他语音资料研究
1. 近代后期韵书、韵图等研究
近代后期有相当大批反映当时通语音系的韵书、韵图等，李新魁的《汉语等韵学》、冯蒸、龙庄伟的《〈五方元音〉音系研究》、耿振生的《明清等韵学通论》、杨亦鸣的《李氏音鉴音系研究》、张竹梅的《琼林雅韵研究》、张玉来的《韵略汇通音系研究》、郭力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研究》等对之作了研究。
2. 近代后期韵文研究
近代后期的韵文一般都基本符合“十三辙”。这方面有熊燕的《“子弟书”用韵研究》等的研究。
3. 近代后期对音、译音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如冯蒸的《〈圆音正考〉及其相关诸问题》、乌云高娃的《洪武本〈华夷译语〉鞑靼来文汉字音译规则》、孙伯君的《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初探》等文章。
（三）近代方音研究
近代汉语方言语音的研究是汉语音韵学界和汉语方言学界共同关心的领域。近代表现方言语音的文献很多，大致可分两种：一是各地学者编写的方言韵书，二是清代（主要是清末）西方来华传教士记录的大量汉语方言资料，其中不乏完整的音系描写。
对于前者的研究，有周长楫的《略谈地方韵书〈彙音妙悟〉》、李新魁的《〈射字法〉声类考》、彭小川的《粤语韵书〈分韵撮要〉及其韵母系统》、张鸿魁的《明清山东韵书研究》《清代山东方言语音研究》等成果。后者主要见于沿海方言，有大量研究成果，如胡方的《试论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施其生的《一百年前广州话的阴平调》、黄淑芬的《〈汕头话读本〉与19世纪末潮州方言的语音系统》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