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永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提要]甘青河湟及其周边地区历来是汉语同阿尔泰语、藏缅语接触的前沿地带，经过长期与不同类型的语言的深度接触，当地汉语的语音、词汇与北方汉语相同，而语法则具有 SOV 语序、后置格标记、复数标记和黏着性致使结构等混合性特征。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和分析，认为当地汉语的混合性特征是早期操 SOV 型语言的群体深度借用并转用汉语之后民族母语特征的遗留。

甘肃、青海两省的河湟地区①（注释：河湟地区，本文指湟水流域和甘青之间的黄河两岸地区，主要包括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的 海南、黄南两个藏族自治州沿河区域以及湟水流域的青海海东市、西宁市各区县。），历来是多民族杂居之所，汉、回、藏、蒙古、东乡、撒拉、土、裕固、保安等民族至今仍交错杂处。其中，世居的汉族、回族皆使用当地汉语，藏族多使用安多藏语，东乡、撒拉、土、裕固、保安等民族的多数人口还在使用属于阿尔泰语系语言（以下简称“阿尔泰语”）的母语。当地汉语处在与阿尔泰语、安多藏语交汇的前沿地带，在长期的深度接触过程中，尽管保持着北方汉语的语音、词汇系统，但在语法结构方面产生了一些与阿尔泰语或藏语有诸多一致关系的语言特征，如使用 SOV 语序、后置格标记、后置引语标记及其语气词、黏着型致使与增宾构式、后置状语从句标记等。当地汉语的这些特征是与其周边的阿尔泰语、安多藏语共享的特征，是甘青河湟地区不同语言共享的区域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甘青河湟地区具有上述特征的汉语方言称为河湟话。以往学者对河湟话的总体特征、分布状况、语言性质及其混合性语法特征的产生已有一些关注，但大多缺少详细论证，而且一般认为河湟话的特征是汉语借用 SOV 型语言的语法成分的结果。本文将在对具体语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对河湟话的混合性特征的产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一  从青海甘沟话的混合性特征说起

关于河湟话的混合性特征，我们先以属于河湟话的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甘沟乡的汉语方言甘沟话为例略作说明。其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

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等系统及音节结构与北方汉语没有系统性区别。

词汇：除了少量外来词，基本词汇、一般词汇与北方汉语基本相同。

语法：具有 SOV 型语言的系列特征，与其他地区的汉语有鲜明的区别，与其周边的阿尔泰语、藏语有系列平行特征，如：SOV 语序、后置格标记、复数标记、反身领属标记、黏着型增宾式、致使式“V 给”、状语从句标记“着”“是”、言说义动词用作引语标记和传信助词等（Zhu et al. 1997；杨永龙 2014a、2014b、2015a、2015b；赵绿原 2015；杨永龙、张竞婷2016；张竞婷 2017；张竞婷、杨永龙2017）。

也就是说，在语音、词汇、语法等系统中，甘沟话的语音、词汇与北方汉语相同，语法则具有阿尔泰语或藏语的特点，因此，从语言系统的构成来看，甘沟话具有混合性特征。如果着眼于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甘沟话的混合性特征则主要体现为 SOV 型语言的语法特征。

（一）SOV 语序

甘沟话从小句基本语序到相关的其他句法表现形式都体现出比较严整的 SOV 型语言特征，通过下表可以明显看到它与 SOV 型语言的阿尔泰语和藏语的一致性，以及与SVO 型语言的英语和既有SOV 型语言特征又有 SVO 型语言特征的汉语普通话的区别。

甘沟话的语序及其与土族语、玛曲藏语、普通话、英语的比较（杨永龙 2015b）

ndaanə    aagu    moorlo-gu    olə-va.

我们的   阿姑    出嫁   的      到

（二）格标记

甘沟话不用前置词，表“在、从、用”等意思时，使用不同格关系的后置词。这些后置词大多读为轻声并后附于名词性成分，从而构成甘沟话比较整齐的格标记。见下表：

（6）我我· _{tʂʅ [领属]阿大·lia [伴随]架子车·lia [工具]甘沟·ʂa [离格]官亭 khan·ʈʂʅ [趋向]村长·xa [与格]} 苞谷·xa [宾格]拉给着哩（我在跟我爸爸从甘沟往官亭用架子车给村长运玉米）。

这种句法结构与阿尔泰语有相通之处。试比较土族语（照那斯图 2009:192）：

（7）土族语：用斧子砍，用笔写。

sgo -la  tɕabdʑə, soŋxo-la  dʑiuurə.

这种相通不仅表现在宏观层面，也表现在微观层面。如甘沟话的“有”既可以表示领有，也可以表示存在。但是表领有时，领有者要加上与格标记“哈[·xa]”，而表存在则不加与格标记。这一点土族语也是如此。试比较土族语（照那斯图 2009:210）：

  他[与格]     钱    有

他[主格]  那儿   有

甘沟话：

a.  嗳家哈[·xa]钱有哩（他有钱）。

b. 嗳家尼塔里有哩（他在那里）。

（三）复数标记 

普通话的“们”通常不能加在非指人名词之后，但是甘沟话的“们”可以加在各种生命度等级的名词之后。例如：

因此，甘沟话的复数范畴与普通话复数范畴覆盖的范围是不同的，倒是与阿尔泰语更为接近。如蒙古语的复数标记 -ʊʊd/-uud、达斡尔语的复数标记 -sul、东乡语的复数标记 -lɑ等  都可以加在指人、动物、无生命的名词之后。例如（据孙竹（1987）整理而成）：

                  sɑm–ʊʊd        梳子-们

                 muŋɡu-sul   银子-们

               nokiən-lə      洞-们

官隆（二古隆，今青海互助） 身着华美传统服饰、裹小脚讲独特蒙古语方言（混合有大量藏汉語詞） 的当地少女，卡特·霍尔顿（Carter D. Holton）摄，1934年

（四）反身领属标记

普通话表示反身领属要用反身代词“自己”加领属标记“的”，是一种分析形式的表达。甘沟话可以在名词后直接加上一个附着形式“囊”，相当于“自己的 ”（杨永龙 2015a）。这与土族语的反身领属形式相同。例如：

（13）甘沟话：

沙力冶碗哈囊洗去了（沙力冶洗自己的碗去了）。

（14）土族语： 

kebeghe=nang  bi mori=du=nang  tiejie-ni.（Slater 2003:124）wheat:bran=REF  1:SG  horse=DAT=REF   feed-SUBJ:FUT

麦麸 -反身 我 马-与格-反身 喂-主观 将来时  

我给自己的马喂自己的麦麸。                 

（五）增宾式与致使结构

增宾式（applicative construction），也译作“双系式、施用结构”等，指通过附加动词词缀的语法手段使原来的受益者之类的辅助性语义角色实现为核心宾语的一种句法结构。在增宾式中，谓语所带的宾语数量与基础构式（基式）相比增加了一个，因此，与致使结构一样同属于增元构式的一种，不同之处在于致使结构增加的论元是致使者，而增宾式增加的论元大多是受益者（Peterson 2007；Polinsky 2013）。甘沟话的“N 哈 + V 给”既可以是表示给予的双及物构式，也可以是表示使成的致使结构，还可以是表示受益的增宾式。例如：

致使结构

（15）基式：尼个狼死了（那条狼死了）。

    致使结构：嗳家尼个狼哈死给了 （他把那个狼弄死了）。

（六）副动词标记“着”“是”

甘沟话很少有连动式，连用小句之间一般要用类似于阿尔泰语副动词标记的“着”或“是”连接，从跨语言的角度看，这类连接形式更接近于通常所说的状语从句标记（张竞婷、杨永龙 2017）。例如：

试比较土族语（照那斯图2009:203）：

你   电影子    看 - 是 我   戏     看

甘沟话：你电影看是我戏看（你如果看电影，我就看戏）。

（七）言说义动词用作引语标记和传信助词

在甘沟话里，言说义动词“说”有两个重要的语法化用法，其一是用作引语标记（quotativemarker）（赵绿原 2015）。例如：

言说义动词用作引语标记多见于甘沟话周边的 SOV 型语言，如蒙古语（道布 2009:43）：

那    人      我 去 -不     说道   说

其二是用作传信助词（evidential particle），表明信息的来源是听说的而非亲历的。例如：

（21） 那会儿土匪们来时主要东西抢只呗说（听说那时土匪来的时候主要还是抢东西）。

（22） 据说供销社来了很多东西。 

gɔrʃɔɔnd   ɔbɔɔ   jim    irsə̃    gənəə.

上述几项特征只是举例性的，在河湟地区语言中比较常见。有许多特征等待进一步调查。

上述不同层次的语法特征广泛分布于甘肃、青海两省的河湟地区，从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及其周边地区到青海的黄南、海南、海东、西宁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因此，这些特征在甘青河湟地区是成片分布、连在一起的，不过学界以往注意到的大多是一些语言点， 除了甘沟话之外，研究较多的有甘肃的临夏话、唐汪话和青海的西宁话、五屯话等。

1.  临夏话

临夏话以临夏市汉语方言为代表。临夏市是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首府，是其周边回族文化的中心。临夏话也是临夏市周边地区的汉语共同语。因为临夏市为古河州治所，故临夏话也称河州话。不过一般认为河州话分布范围更广，除了包括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外，也分布在周边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及青海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马树钧1984）。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笼统地说，河湟话就是大河州话，临夏话是河湟话的代表。马树钧（1982，1984）、马企平（1984）、兰州大学中文系等（1986）、仁增旺姆（1991）、王森（1993）、马伟（1997）等都曾讨论过临夏话或河州话。临夏话采用汉语的语音、词汇系统，语法以 SOV 语序为主，但兼有 SVO 语序，有格标记、复数标记、副动词标记等。

2.  唐汪话

唐汪话分布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的唐家、汪家、舀水、河沿、马巷、打柴等 6 个村及附近山区村落。唐汪话总体上采用汉语的语音、词汇系统，句法以 SOV 为语序，有格、复数、反身领属、后置状语从句等标记，阿·伊布拉黑麦（1985）认为唐汪话与相邻的东乡话极为接近。据说使用唐汪话的群体的先祖是汉族，后来其后裔极大多数民众皈依伊斯兰教（阿· 伊布拉黑麦1985；徐丹 2011，2014；罗端 2013；莫超、张建军 2015）。

3.   西宁话

西宁话是以青海省会西宁市为核心的汉语方言，有的研究者直接称之为“青海话”（程祥徽 1980；席元麟 1989）。西宁话的语音、词汇系统属汉语，语法方面比临夏等地的汉语方言更接近汉语北方话，但也不同程度地显示出周边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特征，如 SOV 语序、后置格标记、复数标记等（张成材 1981；张成材、朱世奎1987；李克郁 1987；张安生 2007， 2013；王双成 2009，2011，2012）。

“五屯”现称“吾屯”“吴屯”。陈乃雄（1982:10）指出“五屯人聚居于我国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公社五屯下庄大队、五屯上庄大队和江查麻大队”，“周围多系藏族村落”，“在五屯话中，汉语词占绝对优势”，“句法上表现出不同于汉语的更为显着的特点”。语法特征如 SOV 语序、格标记、后置状语从句标记等（陈乃雄 1982，1988，1989；席元麟 1987；Janhunen et al. 2008；付乔 2013；意西微萨·阿错、向洵 2015，2017）。以往认为五屯话没有声调，但意西微萨·阿错、向洵（2015）认为五屯话有两个单字调类和三个变调。意西微萨·阿错（2004）认为五屯话和倒话一样，是一种“汉语的语音+ 汉语的词汇 + 民族语（藏语）的语法”的结构类型，是语言深度接触所产生的语言混合现象。

除了上述讨论较多的语言点之外，还有些地方的语言现象正在引起学界的关注，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常牧镇镇政府所在地的周屯话，周晨磊（2016）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写，从中可以看到，周屯话同样是汉语的语音、词汇系统，而在语法方面具有SOV 型语言的一系列特征，如格标记、复数标记、引语标记、后置状语从句标记等。

（二）共同特点

在上述不同地区，混合性语法特征的具体表现不完全相同。首先，不同特征在河湟汉语中有表现程度之别。像语序类型、格系统之类，因为涉及很多参项，并非在每个地区每个参项都完全一样。如 SOV  特征，有的地方比较严格，如“我是老师”只能说“我老师是哩”，而有的地方可以说成两种语序的糅合形式“我是老师是哩”。再如“把”，有的地方没有前置词，用后置词“哈”引出受事，“差点把人笑死了”要说成“差点人哈笑死给了”；而有的地方则用糅合的“把……哈”：“差点把人哈笑死给了”；有的地方把所有的“N 哈”都换成“把 N”。如果跳出河湟地区，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中国整个西部和北部地区，从河湟到秦晋，再到北京，许多语法特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以构成一系列程度有别的渐变连续统。其次，每个特征所涉及的小类以及标记形式也未必完全一致，标记形式方面，如工具格后置词，五屯话用[lianke]（陈乃雄 1982），甘沟话用[lia]；又如离格，五屯话用[ra]（陈乃雄 1982），甘沟话用[ɕie]，等等。张安生（2013，2016）曾分别对甘青河湟地区语言的格标记和差比句的类型及其差异进行过归纳和总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不同特征的程度差异和具体标记形式的不同。总体来看，在广大河湟地区，无论是处于片状分布之中的临夏话、甘沟话、西宁话， 还是点状分布中的五屯话；无论是与阿尔泰语接触的结果，还是与藏语接触的结果，这些语言不同程度地享有如下 4 个共同的特点：

1）都是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或方言，而不是用作临时交际中介的皮钦语（pidgin）。

2） 都是因为两种语序类型的语言相互接触而产生的。一方是以 SVO 为基本语序、使用前置词的汉语或汉语方言，另一方是以 SOV 为优势语序的阿尔泰语或安多藏语。

3） 在构成上，包括核心词在内的基本词汇主要取自汉语，汉语是词汇供给语（lexifier language），与此相应，语音系统也与北方汉语基本相同；但是其混合性语法特征则与 SOV语言一致，如使用 SOV 小句基本语序、名词数范畴、后置的格标记，等等，SOV 型语言是语法结构的供给者。

4）总体看汉语是强势语言，是发展演变的方向。

三  河湟话的语言性质

关于河湟话的语言性质，有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不是混合语？是不是汉语？以往学者有三种不同看法：汉语方言、混合语（汉语方言）、混合语（独立语言）。早期学者大多把临夏或河州话、西宁话看作汉语方言（张成材 1981；程祥徽 1980；马树钧 1982，1984；马企平 1984；兰州大学中文系等 1986；席元麟 1989；陈保亚 2005；Janhunen et al. 2008）。马树钧（1984:50）明确指出“河州话是当地汉族和回族所说的一种汉语方言”。张成材（1981:114）认为青海汉语方言“大致可分为三个小方言区：（一）西宁话：包括西宁、湟中、平安、湟源、大通、互助、门源、贵德（指贵德‘巧话’）和化隆；（二）乐都话：包括乐都和民和；（三）循化话（即甘肃临夏话，俗称‘河州话’）：包括循化、同仁、尖扎和贵德（指贵德‘土话’）”。这三个小方言片加上甘肃临夏及周边市县，几乎涵盖了整个河湟一带汉语方言。《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2012）都把从甘肃临夏到青海西宁的大片地区划入中原官话区。陈保亚（2005）认为五屯话、倒话是汉语方言，属于“藏式转型汉语方言”。Janhunen et al.（2008）也认为五屯话是一种汉语变体（a varietyof Chinese）。

与此同时，有不少学者把河湟话称作混合语。其中，有些学者认为这类混合语属于汉语方言，Zhu et al.（1997:433）认为甘沟话属于汉语方言，但“这种方言不属于青海汉语方言三个片中的任何一种，乍一看可能会把它归为阿尔泰语，但大部分词汇明显源于汉语，因此我们把它归为 Thomason and Kaufman（1988）经典的语言接触研究所讨论的那一类混合语。”雒鹏（2004:30-31）认为“河州话是汉语西北方言的一支”，同时认为“河州话是一种‘混合语’”。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是独立的语言，席元麟（1987:104）认为五屯话是“非汉非藏的混合型现代五屯话”，黄行（2007:2564）指出“五屯话，唐汪话，倒话，或许还应包括新疆和田县等地的艾努语是语言混合的代表”，同时，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7）把五屯话、唐汪话、倒话等视为独立于中国境内几大语系之外的混合语。

我们赞同河湟话是汉语方言的观点，同时不否认其混合语性质，我们把河湟话定性为具有混合语特征的汉语方言。其实，就母语使用者而言，任何地域的人从小习得的母语都是一门系统的、独立的语言。但是一旦涉及这种语言与别的语言的关系时，问题就复杂起来，不仅有语言本身的亲疏远近问题，更重要的是会涉及语言之外的因素，诸如政治、民族、文化、心理等。我们之所以认为河湟话是汉语方言，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从语言本身来说的，河湟话的基本词汇大都见于汉语北方方言，语音系统与汉语北方方言对应整齐。其核心词无论是斯瓦迪士的 100 核心词还是200核心词，也大多出自北方汉语，如甘沟话“我[vo]、你[ni]、多[tuo]、少[ʂau]、鱼[y]、虫[tʂhuŋ]、花[xua]、果[kuo]、 手[ʂou]、脚[tɕyɛ]、吃[tʂhʅ]、喝[xə]”等，其音义都与北方汉语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也有  少量词汇不见于汉语北京话或汉语大部分方言，如疑问语素“阿”组成的“阿个（谁）”“阿里（哪里）”“阿会（何时）”“阿么（怎么）”之类，以及总括副词“一卦（全部）”、形容词“尕（小）”等，但是少量特有词汇并不足以动摇其汉语方言的性质。而且这些词有的在河湟以外的汉语其他方言点也偶能见到，如河湟话表疑问的“阿”，也见于陕西户县、商县，贵州大方县（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2983），山西岚县（沈明教授见告）等地；河湟话表“小”义的 “尕”，也见于甘肃兰州、镇原，新疆伊宁，四川等地（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1321）。有的也可以从汉语内部的发展演变得到解释，如总括副词“一卦”，在河湟地区的许多地方，除了用作总括副词外，还可以用作数量短语，相当于“一下”，可做补语和状语，做补语的如“问一卦（问一下）”，做状语的如“一卦冻得不行（一下冻得不行）”，这种用法也见于陕西北部（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8）。我们认为总括副词“一卦”应该是从数量短语“一卦”语法化来的，这与“一下”在汉语其他方言从数量短语语法化为总括副词的路径相同，如湖北广济，四川成都、自贡，贵州赫章、清镇，江西高安、新余、南昌、莲花、赣州，广东梅县等地，“一下”都从数量短语演变为总括副词，相当于“都、一起、全部”（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1）。此外，虽然河湟话在语法结构上与北方汉语有较大差别，但是所使用的功能词有不少是北方汉语的，如副词“不”“嫑”“还”，时体助词“了”“着”“过”，语气词“吗”“哩”，等等，即使是后置词“哈”“些”和后置连词“是”“呵”，用的也是汉语的材料。

其二，从外部因素看，就语言认同而言，河湟话大多数语言点都是当地汉族和回族的共同语言②（ 在有的地方，汉族汉语与回族汉语的一些词汇和词的读音可能会有区别，如青海民和甘沟话，汉族 说“死”，回族可能说“无常”；汉族说“天”，回族可能用波斯语的 āsemān。代词“我”，汉族读[vo]，回族 读[nuo]；表领属的“的”，汉族读[ʈʂʅ]，回族读[tɕi]。 ），是汉语地方话，如民和甘沟话，是当地汉族、回族的唯一共同语言，同时也是放弃土族语、藏语的土族、藏族的唯一共同语言，但是对于仍保持土族语、藏语的土族、藏族而言，甘沟话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他们是双语者，在他们的心目中，土族语、藏语、甘沟话是截然有别的，我们的发音人都断然肯定：甘沟话就是汉语。在没有掌握普通话或汉语别的方言之前，使用甘沟话的人外出都会用甘沟话与诸如民和县城、西宁、兰州、西安等地的汉语人群进行交流。也就是说，从对话状态③（ “对话状态”是陈保亚（2005）使用的概念，他认为完成母语转换后的傣族所说的傣族汉语属于汉语方言,理由之一是，傣族汉语是用来和汉语对话的,即它的对话目标是汉语。）来看，甘沟话是可以与汉语对话的，而且也只能与汉语对话。虽河湟话内部存在差别且用于河湟话内部对话，但对外的对话目标仍然是汉语。

我们把河湟话看作混合语和看成汉语方言并不矛盾。这是两个维度，从来源与构成看， 河湟话是混合语；从演变方向、基础词汇、对话状态看，河湟话是汉语方言。其实，任何语言或方言都不可能孤立发展，都处于和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接触之中，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程度的混合语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混合性特征。混合程度的高低与这种语言是否属于独立的语言或是否属于某种语言的方言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混合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视为独立的语言；混合程度越低，越有可能属于某种语言的方言。混合程度的高低可以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等混合特征的多少来计量，因此，也可以表述为：混合特征越多，越有可能是独立的语言；混合程度越少，越有可能属于某种语言的方言。根据混合程度的高低， 可以认为五屯话比西宁话更像独立的语言，唐汪话比临夏话更像独立的语言。但是，这种关联通常只是一种倾向，并非必然。“语言”与“方言”本来就是一个连续统，而且往往与政治、文化有关。河湟话是不是可以看作独立的语言或许有不同看法，但是其中的混合特征是可以具体观察、描写和计量的，对混合特征的来源也是可以进行假设和论证的。

四  河湟话混合性语法特征产生的途径

混合语的词汇来源比较明确，但是语法特征来自何方、如何产生则不易观察。关于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的语法产生的途径，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假说。根据 Thomason（2001:176-179），最早的假说是一源说（Monogenesis），认为所有的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都是地中海原始共同语的后代。后来的研究，既有突变论，也有渐变论。突变论和渐变论都包括若干不同的假说，如突变论包括德里克·比克顿的语言生物进程假说（Derek Bickerton's Language  Bioprogram  Hypothesis）、克莱尔·莱费夫尔的词汇重组假说（Claire  Lefebvre's Relexification Hypothesis）等。Thomason（2001）提出了转用导致的干扰假说。这些假说，尤其是 Thomason 的转用导致的干扰假说对我们讨论河湟话的混合性特征很有启发。

甘南拉卜楞大寺外的市场上，食客蹲在穆斯林商人的面摊前吃面，卡特·霍尔顿（Carter D. Holton）1930年摄。围绕贡本大寺、拉卜楞大寺等兴起的大集市是甘青地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来自各地的藏、汉、蒙、回商人络绎不绝，详情参见宗喀·漾正冈布等著：《西方旅行者眼中拉卜楞》（甘肃民族出版社）

河湟话混合性特征是怎么产生的？以往的研究大都赞同是因为受到阿尔泰语或藏语的影响而产生的，如陈乃雄（1982:18）指出“五屯话是一种长期以来受到藏语，或许还有过去与五屯同属一个千户所辖、彼此来往密切、人数多于五屯人而操保安语的土族居民的语言强烈影响的以汉语为基础发展变化而来，逐渐具有了独特的内部规律的语言。”马树钧（1982， 1984）指出河州话是受藏语和阿尔泰语影响的结果；仁增旺姆（1991）、谢晓安等（1996）认为河州话是受藏语影响的结果；马伟（1997）则认为河州话以汉语和阿尔泰语（主要是突厥语）为基础。等等。至于如何影响、具体的产生路径如何，则讨论者少，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如席元麟（1987），马树钧（1984），意西微萨·阿错（2004），黄行（2007），徐丹（2014）等，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讨论河湟话混合性特征的产生途径时，有两个维度很重要：一个是来源与演变方向，即，从哪里往哪里演变？源语是什么？目标语是什么？另一个是演变过程，即，是借用还是转用？从这两个维度出发，在宏观上，河湟话混合性特征的产生途径有三类五种可能：

途径A：源语为汉语，目标语为藏语或阿尔泰语。

       A1：汉语借用藏语或阿尔泰语成分。

       A2：汉语转用为藏语或阿尔泰语。

途径B：源语为藏语或阿尔泰语，目标语为汉语。

       B1：藏语或阿尔泰语借用汉语成分。

       B2：藏语或阿尔泰语转用为汉语。

途径C：源语既有汉语，又有藏语或阿尔泰语，双语混合而成。

（一）途径 A

即以汉语为源语，藏语或阿尔泰语为目标语，汉语借用藏语或阿尔泰语成分或直接转用为藏语或阿尔泰语。一些学者持这种观点，如席元麟（1987:104）认为“五屯现代语的形成，是少量操汉语（类江南语）的人，定居在藏族环居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去适应占绝对优势的当地藏族人……客语在极力保持母语的基本语法构造和词汇的同时，也不免在潜移默化中吸收藏语词汇和语法构造，于是就形成了今天非汉非藏的混合型现代五屯话。”也就是说， 汉语是源语，借用藏语词汇和语法构造，这属于 A1。黄行（2007:2563-2564）认为“中国语言之间深入接触的结果，可以概括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为语言的融合……另一种倾向是语言的混合……五屯话，唐汪话，倒话，或许还应包括新疆和田县等地的艾努语是语言混合的代表。从语言接触的方向看……语言混合主要表现为原语是强势语言的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结果。”据此，黄行认为在五屯话、唐汪话的形成过程中，汉语是源语，至于是借用还是转用并没有明确指出。

关于 A1，应该说，以汉语为源语，借用周边少数民族的语言特征这是经常发生的，但如果说河湟话是汉语为源语通过借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成分而产生的，则与借用等级不合。Thomason（2001）根据语言接触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完全习得把接触导致的演变区分为借用（borrowing）和语言转用导致的干扰（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两种类型。借用不涉及不完全习得的影响，是语言使用者把外来成分引入母语，在母语保持的前提下增加了外来成分， 从而发生一些变化。借用往往从非基本词汇开始，随着接触强度的增加，可扩展到结构特征， 如音系、句法以及形态成分。借用大体上会遵循如下等级：

非基本词汇>音系特征（如重音）/句法特征（如语序）>屈折形态

这个借用等级取决于语言的内部制约以及外在接触强度，接触强度越大，借用等级越高。

如果五屯话是经由途径 A1 形成的，即本来为汉语，是由于借用藏语成分而形成的，那么，为什么五屯话中大量借用藏语的语法特征却保持着占绝对优势的汉语词汇？这与上述借用等级恰恰相反：容易借的词汇不借，专门去借一些不容易借的形态句法特征。因此，A1 不是五屯话乃至河湟话混合性特征产生的途径。

关于 A2，即原为汉语，因为转用为某种 SOV 型语序的少数民族语言带来了这些特征。但是，既然是从汉语转用为某种少数民族语言，那么其词汇也应该转用为该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总体上应该变成少数民族语言的变体，与少数民族语言形成对话状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这种可能也是不存在的。

（二）途径 B

先看 B1，原为藏语或阿尔泰语，借用汉语成分。陈乃雄（1990）发现，甘肃临夏保安语词汇一半以上是汉语借词，大量汉语虚词的借入使那里的保安语正在从黏着型向分析型演变， 元音和谐律已消失。敏春芳（2011）注意到，东乡语大量借用汉语的词汇，目前已占东乡语词汇的 58%，甚至还借用部分汉语的SVO 型语序的结构。那么，若干年后会是什么情形呢？暂且排除与其他语种的接触情形，单就东乡语与汉语的关系而言，有三种最大的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保持现状；第二种可能是更多地借用汉语成分；第三种可能是直接转用汉语。即：

过去：原为蒙古语族语言——东乡语

现在：借用汉语词汇，已占 58%；借用汉语如 SVO 等语法手段，有的形态消失。

将来：可能一：保持不变——东乡语

          可能二：进一步借用——东乡语变体

          可能三：转用汉语——汉语变体

如果东乡语未来保持现状，那么仍然还是现在的东乡语。如果进一步深度借用汉语，假如借用汉语词汇高达 90%时，东乡语就会与唐汪话或临夏话相差很小了，成了汉语词汇占绝对优势和语法结构具有 SOV 语言一些特征的语言。因此，不能不说深度借用是类似河湟话这类混合语产生的可能途径之一。也就是说，B1 这条路径是有可能存在的，源语为少数民族语言，通过深度借用汉语词汇、语法，产生一种混合语。但是，在词汇借用没有达到 100% 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混合语，严格来说仍然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变体，因为在词汇的借用等级里，最容易借的是文化词语，然后是其他非基本词汇，再到基本词汇，再到核心词。如果保留有 10%的词汇，这些词汇应该是源语言中包括核心词在内的最基本的词汇。但是就目前的河湟话来看，不论哪个语言点，其核心词都没有全是或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根据意西微萨·阿错（2004:218）的研究，即使是混合特征比较明显的五屯话，在斯瓦迪士的 100 核心词里，也有 98（或 99）个为汉语词汇。

假如对东乡语的发展趋势的设想再大胆一点，当词汇借用达到 100%时，情形可能是词汇完全是汉语的，语法则可能一方面仍然保留着一些原来特征，另一方面也借用了一些汉语的特征。现在的河湟话基本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假设成立，B1 的发展路径确实是有可能的。当然这是极端的假设，实际语言演变中也许还没有到这一步就早已转用了汉语，因为当源语由于大量借用而高度汉语化之后，有可能直接以目标语汉语代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深度借用对河湟话的形成一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至少是转用汉语的触发因素和推动力量。

再看 B2，原为藏语或阿尔泰语，转用为汉语。马树钧（1984:55）指出“一个在整体上（比如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口总数等方面）处于劣势，而在局部地区却在人数上相对地居于优势的语言集团，当其逐渐放弃自己的母语而接受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往往会保留下比较多的本族语底层，看来河州话的形成，很可能也有过这样的历史背景。”尽管马树钧没有明确“母语”“本族语”是少数民族语言还是汉语，但是这个路径是确实存在的。

据 Thomason（2001），语言转用导致的干扰是指放弃源语转说目标语时，语言使用者将源语的特征带入所转用的目标语中。在转用过程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不会造成目标语 TL（target language）改变的完全习得（perfect acquisition），另一种是会对目标语产生干扰、导致目标语改变的不完全习得。后一种情况下，在转用目标语的过程中，语言转用者把母语的一些特征带入目标语里，从而形成一种目标语变体 TL2。这种变体固定下来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带有转用者母语特征的语言。下一步 TL2 还有可能进一步与标准目标语 TL 继续接触，使用者通过协商（negotiation）或调和（accommodation）互相影响，最终可能产生出一种共享的目标语形式 TL3，成为整个社团的语言。语言转用会导致对目标语的干扰。

转用导致的干扰跟借用是迥然不同的，TL2 中可能包括词汇干扰，但结构干扰是更主要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干扰的等级和顺序与借用正好相反。无论源语为藏语，还是阿尔泰语， 其相同的语法特征都是 SOV 语序及相应的一系列形态句法特征，如果母语为藏语或阿尔泰语的一些人放弃母语而转用汉语，那么按照干扰的等级，都会最有可能保留源语的形态句法特征而不是词汇。就像汉语非官话方言区的人到北京后说普通话，原来方言中的一些结构性的特征是最难改过来的。因此，B2 是河湟话混合性特征产生的最有可能的途径。

转用导致的干扰不仅能够解释河湟话混合性特征产生的途径，也能解释语言接触导致的其他相关的语言变异现象或其他地区的语言变异现象。桥本万太郎（1986:114）注意到“北方汉语方言在词组末尾音节上的声调数目之所以能减少，原因在于当初操阿尔泰语言的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改用汉语作为自己的语言、并把他们所讲的那种汉语加以发展的时候，只能保留有限数量（二、三种）的音节语调。”吴安其（2004:1）指出“语言区域性特征往往是古代的某一类语言或方言的底层的表现。”陈保亚（2005:43）认为“民族语言在和汉语的接触中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汉语。首先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干扰有规则有系统地影响汉语，导致方言的形成，其次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转换变成汉语方言。”

（三）途径 C

途径 C 是直接取汉语的词汇和藏语或阿尔泰语的语法结构混合而成。如果说途径 A、B 是一种逐渐发生的变化，那么途径 C 可能是相对比较突然的变化。而这种相对突然的变化最初产生的应该是临时性的中介语，属于 Thomason（2001）所定义的皮钦语，皮钦语可以通过母语化而最终成为克里奥尔语。

对五屯话、唐汪话的形成，一些学者认为与汉族的迁入有关。陈乃雄（1982）认为五屯人来源于四川；芈一之、席元麟（2009:150-151）则指出五屯人的先祖“来自江南和河州， 系‘内地民人’、‘汉人’，来的时间是永乐四年（1406 年），至今已有五百七十余年的历史”， “为明初军户”。徐丹（2014:304）指出“唐汪人的祖先是汉人”，徐丹（2014:49）通过考证认为：“唐汪川的唐姓人的祖先在 14 至 15 世纪之间来到了唐汪，大约于 15 世纪一部分唐姓后裔改信了伊斯兰教。汪姓约于 17 世纪（或略早一些）陆续来到此地。”

基于西北地区的汉族移入史，一种可能的简单假设是：这类混合语始发于说汉语的父亲（迁入的汉族）和说藏语或东乡语的母亲（当地的少数民族）所说的临时性中介语（皮钦语）。其中汉语是优势语言，是遵从的方向。这种皮钦语传给子孙后代并作为母语，遂成为克里奥尔混合语。但是既然汉语是目标语，母亲所说的藏语或阿尔泰语可以视为源语，总的趋向仍然是藏语和阿尔泰语向汉语演变，如此则与 B2 殊途同归：向汉语的方向转用，得到了汉语的词汇系统，同时有藏语或阿尔泰语母语的干扰，保留其底层特征。

徐丹（2014:305）明确指出：“唐汪话不是东乡人转用汉语形成的语言，而是转信伊斯兰教的汉人接受并模仿伊斯兰教民的习得方式而形成的一种‘通用语’。如果把东乡语看做‘始发语’，把汉语看作‘目标语’，这是因为不了解唐汪的历史、不了解唐汪人的构成情况所致。” 唐汪先民既然本来是汉族，固然不能简单地说是他们转用汉语，但是徐丹这里所说的“模仿伊斯兰教民的习得方式”，没有说习得什么语言。如果是操汉语的人习得东乡语，那就属于途径 A2，如此则唐汪话应该是东乡语的变体，这个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是操东乡语的人习得汉语，那么其习得汉语的结果会有母语的干扰，大体属于途径 B2。既然唐汪汉族是模仿，那么唐汪话的始创者不是模仿者而是被模仿者，如此则唐汪话最初还是与习得汉语的东乡族母语干扰有关。

至于当初那些外地迁入的汉族，他们所说的汉语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显然是所谓“协商”或“调和”的结果。按我们的理解，是原来的目标语使用人群迁就了带有不完全习得干扰的人群所转用的汉语。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的三类五种可能的途径中，途径 B1、B2 和途径 C 就河湟话的产生来说都是有可能存在的。因此我们认为，河湟话混合性特征产生的途径不是单一的，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最主要的是途径 B2，即源语为 SOV 语序的藏语或阿尔泰语，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受到汉语的影响，放弃原有语言而转用汉语，在转用中由于母语的干扰，一些语法特征得以保存下来。而途径 B1 可能先于途径 B2 而存在，也就是说，在转用之前可能已经大量借用汉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途径 C 也是一种可能的存在。B 是渐变，C 是突变。也许从临夏到甘沟，再到西宁，片状分布的混合语往往由渐变而产生；而点状分布的混合语如五屯话、唐汪话往往由突变而产生。

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周边的一集市上卖饼子、熟肉的商贩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卡特·霍尔顿（Carter D. Holton）摄，1937年

要注意的是，我们把河湟话看作一个语言片区，是着眼于“同”。如果着眼于“异”，我们认为，河湟话的内部是异质的，不同语言点的混合程度不同，混合性特征的具体来源不同， 产生时代不同，所处的演变阶段不同。但是，从不同时代、不同来源的母语演变为现在的河湟话以及河湟话中的具体语言点，可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大体相同的演化过程。其最主要的途径可以简示为：

（a） 源语（SL）【通过借用】>

（b） 源语的不同变体（SL1>SL2>SL3）【通过转用】>

（d） 目标语（TL）

有意思的是，（d）是目标语，而河湟话则处在（c）的不同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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