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西北方言的形成：藏汉语法深层接触
The Formation of the Dialects in Northwestern China: A Study of the Deep Contacts between Tibetan and Chinese Grammatically རྒྱ་སྐད་ལས་ནུབ་བྱང་ཡུལ་སྐད་ཀྱི་གྲུབ་པ། བོད་རྒྱ་བརྡ་སྤྲོད་ཀྱི་གཏིང་ཟབ་འབྲེལ་འདྲིས། 瞿霭堂 劲松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原载于：《东方语言学》，2019 年
前言
“ 我因为指导学生，对汉语西北方言的形成发生兴趣，做了些研究，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去年的《东方语言学》上（去年召开了有关讨论西北方言的会议，《民族语文》上也发表有同样性质的文章，讨论西北方言与阿尔泰语言的关系。）。一直没有放到网上讨论，是因为杂志还没有出版，双成说已经出版，想借群的一块宝地，提出些问题，供大家讨论。
1.研究方言的接触有两个重大问题：第一，这个方言与哪个其他方言或语言接触？第二，这种方言初始是由说那种方言和语言的先使用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是原来说母语的人先使用的？还是学习这种语言的人先使用的？比如“洋泾浜”英语，中国人先使用的？还是英国人先使用的？这个问题似乎很好回答，但在其他情况下就不一定好回答。
2.如何来证明？一种特殊的情况就要使用特殊的方法。汉语西北方言情况特殊，就要使用比较复杂的方法。包括四个问题：第一，是与哪种或哪些方言或语言接触？第二，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不同层面，哪个层面比较有定性的作用？第三，是使用类型学比较证明，还是使用历史比较语言学证明？即同源词和同源的语法结构和成分来证明，哪种证明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第四，同源的成分除了音同外，是不是还有义同？汉语中的“咖喱”是音同，倒话中的“喝的有”，这个“的”明显不是汉语的“的”，但与其他方言或语言的语音对不上号，意义却对得上，即这个“的”是从其他方言或语言中翻译过来的，这种翻译的成分，肯定不是汉语的成分，但却是汉语的词，是不是应该判断成其他方言或语言的成分？在外来语研究中有不同的看法，即仿译词算不算借词？因为有些仿译词符合汉语构词规则，有些不符合。有些仿译词有理据可循，有些没有理据可循。但使用的都是本语的成分。
这些问题只是主要的问题，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
从发表的论文来看，研究汉语西北方言有三种研究方法：第一种是把所有的成分都认定为汉语的成分，使用汉语语法的分析方法，分析每一个成分和句子结构；第二种是寻找与其他方言或语言的音同成分，确定与哪种方言或语言接触；第三种是类型学的方法，不管成分的同源性，只看类型相同与否。比如“我饭吃”这种语序与阿尔泰语言相同，加一个与阿尔泰语言需要加的语法成分，就判定是与阿尔泰语言接触，不管别的语言也与阿尔泰语言一样，是这样的语序，需要加这种成分。中国和世界同类型的语言太多，随便找一个都可以证明。我们企图是找出第四种研究的方法。还要探讨这种方言变体是谁“创造”的。
因为这种研究很偏门，不一定大家感兴趣，讨论不讨论自便，但至少可以增长一些知识，哪怕这种知识是错误的，也可以提供批评的资料。”
瞿霭堂教授于2020年3月4日在微信学术讨论群"TBAS藏緬阿爾泰བོད་འབར་ཨ " 中的发言
[提要] 本文探讨作为西北方言底层的藏汉语法深层接触现象，说明西北方言的底层及其形成的原因、过程和变化。论述西北方言起源于藏族学习汉语的一种固化的汉语中介语，进一步受到阿尔泰语言、官话和普通话的影响，加上本身使用和发展中的创新，成为一种具有混合性质的方言。关键词：西北方言、藏语、阿尔泰语、中介语
汉语西北方言主要分布在甘肃、宁夏、青海和陕西、内蒙古、新疆的部分地区，大体相当于所谓的兰银官话。核心地区在甘肃的临夏一带。历史上临夏曾称临洮或河州，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临夏州，包括临夏州和青海西宁以东湟水与黄河交汇处的河湟地区。这个地区的话统称为河州话。核心地区主要是指这种方言最早形成和至今保留较多古老形态的地区。提出核心地区是与本文的研究目的有关，本文研究西北方言的形成，而任何方言都形成于核心地区，然后向四周扩散。西北方言与其他方言的不同主要是语法，西北方言保留了大量SOV 型语言的语法特点，汉语其他方言语法结构则属于 SVO 类型。西北方言的这种语法特点不是自源的发展，属于语言接触的结果。核心地区古代属于羌、戎民族的居住地，西与青海毗邻，南与甘南藏族自治州交界，北与兰州接壤，历史上是一个民族杂居地区，居住着汉、藏、蒙古、维吾尔、东乡、裕固、撒拉、土族等多个民族，语言交流和接触不可避免。唐、宋以降基本上是汉族和藏族轮流和分别管辖，至今依然主要是汉族与藏族杂居的地区。我们通过比较研究，特别与倒话和五屯话这些藏汉语法深入接触语言的比较，确认西北方言的底层源自藏族学习汉语过程中发生的一种固化的汉语中介语。中介语的固化是语言认同的一种体现，首先使用于藏族之间，然后成为地区的通用语言。由于这个地区行政管辖权的交替，强势语言的变换，汉语对这种固化中介语持续的影响，使这种固化的汉语中介语逐渐更加接近当地的汉语，并从藏族之间使用的中介性汉语作为强势语言成为汉语的一种地区性通用方言。语言学习中固化的目的语成为标准目的语的一种变体，甚至独立的语言，已经从事实中得到证实。比如长沙的塑料普通话，浙江的萧山的萧普话，都是普通话的一种固化的变体，与标准的普通话并存并用，功能分化，成为当地人在普通话使用中的一种地区认同和身份标志。五屯话和倒话则由于中介的程度高，母语与目的语具有了混合的性质。西北方言作为一种固化的汉语中介语，不仅受到官话和普通话的影响，还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无论语音、语法、词汇上都已经与原始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差别。语法是语言系统的本质特征，也是语言和方言识别和区别的主要标准，本文探讨作为西北方言底层的藏汉语法深层接触现象，说明西北方言的底层及其形成的原因、过程和变化。
一、语言接触和中介语的形成
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本是一体，相辅相成，在使用中学习，在学习中使用，学习的目的是使用，使用就必须首先学习。在双语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发生母语的要素输入到目的语和目的语的要素输入到母语的负迁移现象，这种负迁移就是语言接触。称“负”是针对母语和目的语的标准性而言的，将甲语言的要素输入乙语言必定会影响乙语言，使乙语言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语言接触是推动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语言和方言的接触可以分为浅层的接触和深层的接触，浅层的接触指借词和个别语音和语法成分的借用，对乙语言的系统不发生很大的影响，这种负迁移可以发生在单语环境和由单语人实现。从学习来说，主要发生在开始学习和对目的语不熟悉的阶段。深层接触主要指引起语音和语法结构性和系统性变化的影响，深入到语言格局和编码规则。这种接触必定发生在双语环境和由双语人来实现。从学习来说，必定发生在对目的语比较熟悉的阶段；从应用来说，通常发生在语码转换的交流过程中。语言接触本质上是通过语言学习实现的，语言学习是一个经验积累的缓慢过程，在学习一个新的语言时，整个过程都会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干扰。从生理上说，大脑存储一个新语言系统时会与旧系统发生相互干扰，有一个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从经验上说，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记忆过程，有一个从不巩固到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的新语言从不稳定到稳定，从不巩固到巩固，从不标准到标准。这个量变过程形成不同的状态，即不同的稳定、巩固和标准的状态，是一个连续统，在这个连续统没有结束之前，都称为中介语。“中介”是针对从不标准到标准的过程而言的，假设的前提是学习的结果都能达到标准的状态，因此中介语都是不标准、不巩固和不稳定的变化状态，也是一个学习结束时不再存在的状态。
由于一定的原因和相应的条件，这种中介语会发生固化的现象，使一个不标准、不巩固和不稳定的状态固定和巩固下来不再向标准的状态发展，成为标准状态的一个变体，限定使用范围并与标准状态并存并用。中介语固化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不是个别成分的偏误，不标准的情况反映在语音、语法和词汇各个方面；二是使用的范围具有限定性，显示出特殊的功能性；三是使用的人通常是同时使用中介和标准两种形式的双语或双方言人，体现这种中介语的固定性。系统的异化是固化的必要条件，意识和功能的分化才是充足条件。固化的原因比较复杂，涉及到民族、宗族、宗教、社群、文化、传统、政治、历史、心理等各个方面，也即由于上述条件形成的一种身份认同。上述的萧普话是因为萧山比周边地区经济略为发达，对周边地区的人使用萧普话显示地区的优越感。长沙的“塑料普通话”使用于本地人之间的交流是出于情感和避免“打官腔”原因。不同地区的回族常常在本民族之间使用与当地汉语略有差别的所谓“回腔”，这是宗教原因的身份认同。四川凉山一带的彝族之间使用一种与当地四川话略为不同的四川话，则是民族的认同。五屯话和倒话同样形成于民族的认同。
固化的中介语虽然是稳定和巩固的变体，却不等于不再发生变化。上述的固化方言和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国或地区的强势语言的推广和应用，都会逐步向强势语言或方言靠拢，从而衰退和消失。这种发展趋势和前途决定于固化中介语的社会属性，即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使用范围的局限性，缺乏对抗强势语言的能力。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克里奥尔语能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唯一或独立的语言。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西北方言的一些SOV 语法特点也有所衰减。理解固化中介语的可变性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入认识它的性质，还可以研究它的历史，探索它的系统在历史发展中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层级性，即在它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由于与不同语言和方言的接触，加上自我创新，现实的固化中介语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积淀的多元层级系统，换句话说是一个不断受到不同语言或方言负迁移影响、向强势语言靠拢和自我创新形成的多元多层的叠加系统。
汉语的西北方言作为一种历史上藏族学习汉语形成的中介语，经过与阿尔泰语言、官话和普通话的接触，形成了今天具有 SOV 型特点的方言。通过与五屯话和倒话的比较，发现有很多共同点，量差大于质差。西北方言内部存在不同地区的差异，这与语言接触有关，是与不同地区的藏语、汉语和阿尔泰语言接触和接触程度不同所造成的。这种地区差异在语音上主要是声调数量不同，在语法上则体现在保留 SOV 型特点和受汉语影响的程度不同。西北方言内部还有“汉腔” 和“回腔”的差别，回族使用的“回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更多一些古老的形式，但两者差别不大。
二、研究的目标和方法
本文试图探索西北方言语法中的藏语底层，从而说明西北方言起源于藏族学习汉语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固化的汉语中介语，俗称藏汉语，即藏族之间使用的汉语变体。西北方言作为北方方言或官话的一种，与其他北方方言或官话不仅有语法的差别，语音和词汇也有差别，或者说语音和词汇上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藏语的影响，比如西北方言的声调有两个调、三个调和四个调三种类型，其中两个调的就明显与藏语的影响有关（中岛幹起，1992）。此外，西北方言中还有不少藏语借词，绝大多数在其他北方方言和官话中是没有的。本文主要讨论语法不涉及语音和词汇，但在语词的构成上有涉及到语法的地方，与语法问题一并讨论。
卓尼第19代土司杨积庆（བློ་བཟང་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རྒྱལ་རྡོ་རྗེ།）和他的家人，平时着满汉装为主，图片选自宗喀·漾正冈布（Yongdrol Tsongkha） 等著：《卓尼生态文化》（甘肃民族出版社）；纪录片《发现卓尼》（Life Among the People of Choni）目前研究西北方言语法有三种方式：一是不涉及历史和源流，从共时的角度描写西北方言的语法系统，并适当与其他官话或普通话进行比较以说明特点；二是在共时描写的同时说明一些汉语无法解释的语法结构和成分的来源；三是专门讨论西北方言语法与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关系，形成了受汉藏语言和阿尔泰语言影响两种不同的观点。汉藏语言是指属于藏缅语族的藏语，阿尔泰语言是指维吾尔、东乡、撒拉、裕固、土族等语言。我们的研究与第三种研究相近，但目标和方法都不相同。首先，前人的研究从汉语出发，讨论的是其他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比如语序和一些语法成分的来源。我们从藏汉中介语出发，探讨的是这种中介语的原型及其变化的过程和原因，出发点不同，讨论的内容和范围也不同；其次，前人的讨论主要是语序和某个语法成分从语音上与哪个民族语言相近或相同，以此求证影响的来源。我们除了探讨这些现象外，主要探讨语法接触和影响中的一种新的方式，即“仿译”方式，就是用目的语的材料翻译母语的语法成分，仿照母语的结构调整和改造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形成目的语新的语法结构和形式，创造一种新的编码方式。形式上的对应，有点像借词的音译词，如沙发、咖喱、咖啡之类。仿译方式则有点像借词中的仿译词，如黑板（blackboard）、篮球（basketball）、白领（whitecollar）、草根（grassroots）之类。无论语言或方言的接触和影响都存在这两种方式。比较典型的藏汉接触形成的五屯话和倒话都使用这两种方式。比如：例一
倒话：他 ki 茶 喝 的 有。
藏语(注释： 藏语指安多方言夏河话。）：
ཁུར་ག་གི་ཇ་འཐུང་གི་ཡོད།
khaɣga kə ʨa thoŋ kə jod.
他 施动助词 茶 喝 限定助词 有
例二
例一中施动助词ki采用的是音译方式，即形义同时借入藏语的成分。限定助词则使用仿译方式，以汉语的“的”对译藏语的 kə，明显是错译。这从例二可以得到解释，因为藏语的领属助词与限定助词是同音，发生了不同成分同音同译的错误。错译进一步说明了仿译方式必定出现在双语环境和由双语人实现，因为对目的语语法和语音没有一定的熟悉程度，不可能发生这种由于同音而造成的过度类推错误。同时也说明仿译方式是语法负迁移的一个重要手段，语法深层次的整合。西北方言藏汉的语法深层接触主要是这种仿译的方式。音译方式易于识别，仿译则比较复杂。藏语与阿尔泰语言同是粘着性质的语言，都是 SOV 的语序，“我吃饭”说成“我饭吃”同样是仿译，即以目的语的成分表达母语的次序。这就很难说是与哪种语言接触造成的结果。我们的原则是：同构同形是接触的有力证据，同构异形能证实是仿译的同样是有力的证据，因为仿译必定是：第一，与母语成分功能相同；第二，与目的语的语法结构和规则相异。如果同构但不同形，又无仿译形式支持的，就不能作为证据与同构同形和同构仿译相提并论。通过这样严格甄别并不是排除与其他语言的接触，西北方言的语言接触是多元的，但初始的底层形式是单一的，而不是多种语言影响而形成的混合系统，只能是单一与藏语接触形成的汉语系统，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则是后来对这个中介性汉语系统的影响。因此，识别初始的底层形式只能根据系统内部同一来源成分的数量及其相关的蕴含特征，而不是个别的成分或因素。比如语序来源的识别，并不能只根据宾动的次序，涉及到状动、定动、否定成分和其他各种语法成分的次序，只有根据这些与宾动语序相互关联的蕴含语序才能正确判断宾动语序的原始来源。个别成分只说明接触的多元性，只有在系统内部确认一定数量的同构同形和同构仿译的同源成分及其相互关联的蕴含特征，才能确认初始的底层形式。西北方言的初始藏汉中介语形式由于不断受到其他语言和方言的影响，通过一种西北话无法窥测更多能够确认为固化中介语语法初始状态的现象，不得不从西北方言内部不同地区土语中挑剔历史遗存进行综合的考察和研究。本文只是初步根据藏语与汉语语法深层接触的现象，使用实证的方法，说明西北方言的初始形式是一种固化的藏汉中介语，并不使用构拟的方法拟测这种初始形式的完整语法系统，这不是本文的研究目的。由于本文使用多种西北方言的土语，可能反映了不同的地区和时间层次，因此只是通过藏语和汉语语法的比较择要说明与本文研究目的有关的现象，并不表述这种固化中介语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西北方言的语法结构形成了四个层次：第一，是藏族学习汉语形成的中介语，即原始的底层形式；第二，受阿尔泰语言影响，融入这种中介语中的阿尔泰语言的语法成分和结构；第三，受后来汉族移民官话方言的影响，包括普通话的影响，融入这种中介语的汉语官话和普通话的成分和结构；第四，西北方言在形成过程中对原来中介语形式的修订和改造，即对融入的藏语、阿尔泰语和汉语官话、普通话成分使用范围和功能的扩展，从性质上说这是创新。我们主要研究第一个层次中介语的现象，在涉及到其他三个层次时，只择要简单说明相关情况，不做详细论述，这些方面可参考其他著作。第一，西北方言能说，其他官话和普通话不能说的现象；第二，西北方言能说，其他官话和普通话也能说，但意义和功能不同的现象；第三；在寻找同源成分时，首先，必须结构相同、语音、语义相同、功能相同；其次，结构有差异，但语音、语义和功能相同。语音相同是指意译全借的外来成分，语义相同是指使用汉语仿译的成分必须与藏语或阿尔泰语的语义相同，比如藏语表示“一个”的意思，必须使用汉语表示“一个”相等意义的词仿译；第四，由于我们研究的是西北方言底层的特殊性，因此与现代汉语其他地方的官话和普通话相同的部分一律排除在外，作为汉语的共性，不予讨论；第五，甄别汉字不同但语义和功能相同的成分。西北方言由于语音的差别或作者的认识不同，使用不同的汉字表示相同的成分。如下-哈、哈-啊、给-的之类。经识别最后出现四种情况：第一，同构同形同义同功能，即藏汉句子完全对应；第二，同构异形同义同功能，即句子中有的成分是仿译，形式虽然与输出语不同，但结构、意义和功能相同；第三，结构有差异，但同形同义同功能。这是因为后来受到移民官话和普通话影响造成的，这种句子是局部对应，主要是探索同源的语法成分；第四，西北方言内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差别，即有的现象这个地方有，其他的地方没有。这种现象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这种藏汉中介语在扩散过程中有磨损；二是不同的地方受阿尔泰语言和移民汉语官话和普通话的影响不同，有些底层的现象让阿尔泰语言和汉语覆盖了。本文是对藏汉中介语底层的综合探讨，不再详细说明地方性有无的差别。本文主要使用临夏话、兰州话、河州话、天水话的语料，临夏话取自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甘肃省临夏州文联《临夏方言》，兰州话取自李炜、石佩璇《兰州方言给予句中的“给”——兼谈句子给予义的表达》和贾莹《兰州话语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天水话取自王廷贤《天水话里的“给”字句》，河州话取自杜冰心《语言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化——河州话特殊语法研究》（兰州大学硕士论文），不再注明，使用其他文章的例句则随处说明。藏语是指甘肃和青海两省通行的安多方言夏河话。三、语法接触例释
“一个”在名词前表示特指数量，“个”表示泛指数量。与其他官话和普通话的意义和功能相同。藏语特指数量词是ɣʨək，泛指数量词是ɣzək，是两个不同的词。如“这里有一个庙。”“我有一个朋友。”ndə na ɣgonpa ɣʨək jod kə.这里 存在助词 庙 一个 有 语气词
ndə na gonpa ɣzək jod kə.
这里 存在助词 庙 个 有 语气词
我 朋友 一个 有 语气词
我 朋友 个 有 语气词
藏语的ɣʨək和ɣzək与兰州话的“一个”和“个”语义相当。兰州话说“啥一个”，临夏话说“阿一个”，河州话说“啥个（今早我啥个没见）”，藏语说ʨhə ɣzək（什么+个），同构同义。西北方言这个表达方式显然是仿译的藏语。兰州话这里的“一个”是泛指数量。实际上，兰州话的“一个”在名词前也是既可以表示特指数量，也可以表示泛指数量的，“这里有一个庙”既可以实指“一个”，也可以泛指“一个”。河州话还说“我你说的个有呢。”（我有话对你说。）”藏语说：ངས་ཁྱོད་འ་བཤད་རྒྱུ་ཟིག་ཡོད་གིŋe ʨho a ɕad ɣʥə ɣzək jod kə.
我 你 趋向助词 说 的 个 有 语气词
这个ɣzək（个）是放在名物化的动词后面表示泛指数量。还可以说“我有很多话对你说。”
我有很多话对你说。
ངས་ཁྱོད་འ་བཤད་རྒྱུ་མང་བ་ཟིག་ཡོད་གི
ŋe ʨho a ɕad ɣʥə maŋŋa ɣzək jod kə.
这个ɣzək（个）是放在名物化动词和形容词组成的短语后面表示泛指数量。我叫给了半天，那还是不去一个。（注释：这种“一个”甘肃临夏的唐汪话也有。如“我衣裳啊买了一个，裤子买了一个。”意思是“我买了衣裳，买了裤子。”没有买了一件衣裳和一条裤子的意思。例见徐丹《唐汪话的格标记》，《中国语文》2011 年第二期。）这个“一个”放在句末，表示泛指、不经意的一般陈述，是一个语气词。（注释：有人认为兰州话的这种“一个”还有表示娇嗔、矜持、亲昵、女里女气等做作的“口气”。参见李炜《兰州方言的两种“一个”句》，宁夏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1988 年第 2 期。）研究者无法解释这种“一个”的语气词，因为“一个”不是一个词，在其他官话和普通话中也没有拿数量结构做语气词的。把上述四个例句与藏语对照来看，就能知道这个“一个”来源于藏语。
今个把人挣坏了一个。
དེ་རིང་ང་ཆད་སོང་ཟིག
təraŋ ŋa ʨhad soŋ ɣzək.
今天 我 累 了 语气词
他哈吧来了一个吧。
他 来 语气词 语气词
他把车子给做坏了一个。
ཁུར་གིས་རྐང་འཁོར་རྒྱག་སོང་ཟིགkhəgə ɣkaŋkhor ɣʨhak soŋ ɣzək.
他 自行车 弄坏 了 语气词
ངས་ཐེངས་མང་བ་ཟིག་བོས་ནས་ཁུར་ག་ད་རུང་མ་སོང་ཟིགŋi thaŋ maŋŋa ɣzək wi ni，kərga dawoŋ ma soŋ ɣzək.
我 次 很多 个 叫 连词 他 还是 不 去 语气词
从上例可见，藏语的ɣzək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泛指数量词，另一个也是表示泛指和不经意的一般陈述语气的语气词，是同音的两个不同的词。藏汉中介语在负迁移仿译时，把语气词的“一个”与泛指数量词混同起来，同音类推，把负迁移的语气词ɣzək也仿译成“一个”。“我叫给了半天，那还是不去一个”这个例子的藏语说法中同时出现两个“一个”，前一个ɣzək按意义译成对应的泛指数量词，后一个则因为语气词与数量词同音，错译成了数量词。这种错译进一步证实了藏汉中介语中藏语成分的负迁移。这种“一个”显然属于藏汉中介语的底层形式。
兰州黄河边，羊皮筏旁的男孩，远处即中山桥，哈里森·弗尔曼（Harrison Forman）摄，1933-1934年，关于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弗尔曼的拉卜楞及其周边的考察，参见宗喀·漾正冈布、朱华玉、英加布：《1932—1933年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弗尔曼笔下的拉卜楞及其他周围藏区》（中国民族学，第八辑）
兰州话在发展过程中，“一个”这种表达语气的用法无论在形式和功能上都有所扩展。比如：你是好人一个。你好人一个。好人一个。你去不去一个？这是书一个。这书一个。书一个。我们下个馆子去哩一个。那是桌子一个。那桌子一个。桌子一个。这个字怎么写着哩一个？这些表达方式藏语和汉语中都不能说，是藏汉中介语底层形式“一个”后来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属创新层次。你再临夏来时我们家里要浪个来呢。（你再来临夏来时，到我们家来玩。）临夏话这个放在动词“来、去”前面的“个”既没有其他官话和普通话中数量的意思，也没有像普通话里“写个字”、“喝个酒”中随便、轻快的意思。这种“动+个+动”的格式，在临夏话中第二个动词是受限的。这种格式与藏语相同。上面第一、二个例句用藏语说如下：
我们黄酒喝个走 。
我们 酒 喝 限定助词 去
སློབ་སྦྱོང་ཚར་སོང་ན་ལན་ཆིག་རྒྱག་གི་ཤོགɬopʥoŋ ʦhar soŋ na，lanʨhu ɣʥak kə ɕok.
学习 完 了 如果 蓝球 打 限定助词 来（祈使）
藏语“来、去”动词与前面作为目标、目的的动词连用时，中间要加一个限定助词，表明两个动词之间的关系，即后面的动词是主要动词，前面的动词对后面的动词起限定的作用，相当于状语的功能。（注释：参见瞿霭堂、劲松《藏语多动词谓语句的认知基础和模块化》，《民族语文》2018 年第 5 期。）这个限定助词是kə，与汉语的“个”音相似，（注释：在甘肃临夏唐汪话中“老师 ama浪给去寨（老师让我们去逛逛。）”中写成“给”，也是舌根音。例见徐丹《唐汪话的格标记》，《中国语文》2011年第二期。）于是藏汉中介语采取音译的方式将藏语的成分负迁移到汉语中。这也属于藏汉中介语的底层形式。2.动词+给
（1）我给他卖给一斤果子。 (我卖给他一斤水果/我卖一斤水果给他。)他给我发给了一个证明。(他给我发了一个证明/他发了一个证明给我。)他给我偷给了一个凳子。(他给我偷了一个凳子/他偷了一个凳子给我。) 我给你们炒给一碟子菜。(我给你们炒一盘菜/我炒一盘菜给你们。)（2）这个事我就给你靠给了。（这件事我就靠你了。） 苦给了一天，连饭钱都挣不上。（累了一天，连饭钱都挣不上。）（3）茶泡好了，把奶子加给。（茶泡好了，加上牛奶！） 柜子高头还有些地方，价语气词放给。（柜子上面还有些地方，放上去！）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放在动词后面的“给”是介词，“寄给我一封信”、“发给我一套衣服”之类，起引介接受者的作用，等同于“给我寄一封信”和“给我发一套衣服”。据近人研究，通过与方言和文献的比较，最初的形式是“寄一封信给我”和“发一套衣服给我”，“给我”移到动词前面是受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李炜、石佩璇，2017）其实，藏语与阿尔泰语言一样都是SOV 型的粘着类型语言，这类动词引介的接受者后面都有标记，都放在动词前面。上文兰州话例（1） 中的各句都把受事或与事者用介词“给”提到动词前面，是为了适应 SOV 型语言要把动词放在最后的结构需要和习惯。但在普通话中“动+给+与事”的句子，与事用介词“给”提到动词前面时，动词后就不能再有“给”了。从我们的立场出发，这类句子如果受其他语言的影响形成的话，应该是受藏语的影响。但无论受哪种语言的影响，还在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范围之内，这些句子中的“卖给”、“发给”除了整个句子结构有变化外，其中的“给”与普通话的用法和功能相同，属于汉语，与语言接触无关。其中的“偷给”、“炒给”这种搭配普通话不使用，是兰州话对这类“给”字结构用法的扩展，因为在语义和功能上与“卖给”、“发给”是一样的。兰州话例（2）、（3）中动词后的“给”不起引介的作用，在普通话中是多余的成分。按我们上述识别的原则，凡是与官话或普通话不同的就需要考虑语言接触和影响。我们认为这个“给” 是藏语taŋ（ɣtoŋ 未然 taŋ 已然 thoŋ 命令）的仿译。藏语这个动词有“放、给、做”等意义。如 ɣʨinpa ɣtoŋ “发放布施”、ɣda ɣtoŋ“通知”、ɬopso ɣtoŋ“施教”等。藏语口语中已然形式的 taŋ已经语法化，成为一个辅助动词，加在及物动词或自主动词的后面表示完成的意思。如：
“我吃饭了。
ངས་ཟ་མ་ཟོས་དང་།
ŋe sama se taŋ. ”
“我喝茶了。”
ངས་ཇ་འཐུང་དང་།
ŋe ʨa thoŋ taŋ.
我 茶 喝 了（给）
“我睡了。”
ངས་ཉལ་དང་།
ŋa ȵa taŋ.
我 睡 了（给）
由于这个“给”仿译的是藏语动词的已然形式，藏汉中介语中的这个“给”主要使用于完成和使完成（祈使）的意思，在表示完成意义时常常后面再加一个汉语的“了”。这样上面（2）、（3）的例子就好解释了。试比较“那吃给了两碗，还吃着呢。”、“苦给了一天，连饭钱都挣不上。” 、“茶泡好了，把奶子加给！”、“汤里头盐放给！”。ཁུར་གི་དཀར་བོ་གཉིས་ཟས་དང་ནས་ད་རུང་ཟ་གི་ཡོད་གིkhəgə kawu ɣȵi se taŋ ni tawoŋ sa kə jod kə.他 碗 两 吃 了（给）连词 还 吃 时态助词 辅助动词 语气词
ཉི་མ་གཅིག་གི་སྡུག་བསྔལ་ཡེད་དང་ངས་ཟ་མ་ཟ་རྒྱུའོ་སྟོང་ཆ་ར་མ་རེག་ཟིགȵima ɣʨik ɣdəkŋal je taŋ ni sama saɣʥu toŋʦhe ra ma rak zək.
天 一 辛苦 做 了（给）连词饭 吃的 钱 也 没有 得到 语气词
ཇ་ལྡུད་དང་འོ་མ་བླུག་ག་འཐུང་།ʨa ɣze taŋ, oma ɣlək ka thoŋ！
茶 做 了（给） 牛奶 倒 名物化助词 给、放（祈使式）
ཤ་ཁོ་ནང་འ་ཚྭ་རོགས་འ་འཐུང་།xhakhu naŋ ŋa ʦha ɣʑok ka thoŋ!
肉汤 里 趋向助词 盐 放 名物化助词 给、放（祈使式）
西北方言的给字句由于语序的变化，常常造成汉语成分和藏语仿译成分识别的困难。其实换个动词试试，就容易判断。比如天水话“给给歪”、“给歪给给”，换成“借给歪”、“给歪借给”，就可知道这种句子里的第二个“给”与上述兰州话例（1）是一样的，属于一般汉语，与藏语仿译无关。只有出现第三、第四个“给”时才是仿译，如“你把钱给歪给给给”、“给给给给了”。换个动词就更清楚：“你把钱给歪借给给”、“给借给给了”。四个给连用是第一个给后面省略了一个对象“歪”。西北方言中“啦、哈”是宾语的标记，指示前面的名词或名词词组是动作的受事或与事。这是官话和普通话所没有的语法成分。由于不同地方发音的差异，也有写成“啊”的。这个“啊” 在与开音节代词连用时，发生语音的简缩变化，比如 ŋə（我）变ŋa，ȵi（你）变ȵia之类，有人认为是代词“格”的形态变化，实际上与儿化现象一样，只是语音的简缩变化，可以分析的。这种现象本文不再讨论和说明。“哈”在西北方言中还可以放在句中和句末表示强调的语气词，由于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无关，这里也不予讨论。（1）我有个尕话你啦说的下。（我有点儿话同你说。） 我你啦说下的话别人哈不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对别人说。）你啦说话是顶如牛啦弹琴。（对你说话就像对牛弹琴。）我的弟弟他的哥啦同学不是。（我的弟弟与他哥哥不是同学。） 从资料上看，例（1）表示受事和与事的标记“啦”是音译自藏语的la，“哈”是音译自维吾尔语的 ʁa。这两个标记是混用的，有时一句句子中同时出现。从使用的频率来看，使用“哈”的多，应该说这个语法成分源自两种语言，都是语法深层接触的结果。从功能来说，藏语非生物的直接宾语一般不加这个标记。从语音上说，“啊”是从“啦”还是“哈”变来的不好说，藏语只在开音节后面时“啦”才变读成“啊”。从“哈”使用的频率高看，应该从“哈”变来的可能性更大。试比较：
我有个尕话你啦说的下。
ངས་ཁྱོད་འ་སྐད་ཆ་ཟིག་བཤད་ལ།我 你 受事助词 话 个 说 语 气 词
我你啦说下的话别人哈不要说！
ངས་ཁྱོད་ལ་སྐད་ཆ་རང་འ་མ་བཤད།我 你 受事助词 说的 话 别人 受事助词 别 说
我吃饭。
我 饭 吃
我不是学生。
ང་སློབ་མ་མ་རེད།
ŋa ɬopma ma red.
例（1）和例（2）的“啦”是两个不同的语法成分。例（2）的“啦”音译自藏语的 ra，意思与汉语介词“跟、和、与”相同，只是放在所介引的词后面，西北方言也放在所介引的词后面，与藏语语序相同。试比较：他我啦模样像哩。
他 我 与 一样 语气词
我你啦无仇。
我 你 与 敌人 不 是
如今從前啦不一樣了。
དེ་རིང་སྔུན་ན་ར་མི་འདྲ་གི
teraŋ ɣŋəna ra mə ndʐa kə.
从上例可见，“啦”作为受事和与事的标记和后置的介词，都是通过音译的方式直接借自藏语相同的语法成分 la 或 ra，应属于藏汉中介语的底层形式。4.语序
藏语属于SOV 型结构，动词在宾语的后面，西北方言大多句子依然使用这种语序，保留SOV 型结构，这种语序应是藏汉中介语的底层形式，由于后来汉语语序的影响，SOV 和SVO 两种语序并存并用，为了适应 SOV 语序西北方言出现大量使用“把”和“给”这类介词把宾语提到动词前面。其中很多“把”和“给”字句在其他地方的官话和普通话中是不能说的。西北方言与藏语一样，由于间接宾语上有标记，与直接宾语不会混淆，语序比较自由，如临夏话：其他例见上文，不重复。由于藏语和阿尔泰语言都是 SOV 语序，要识别底层的形式还要进一步考察SOV 语序所蕴含的其他相应的语序。（2）表示“一个”的数量词后置。如“啥一个”、“谁一个”、“阿一个”、“什么个”。（3）引述别人的话语或表示“不肯定”、“听说”等意思的引述语藏语使用“说”放在句末表示，西北方言也一样。如：
拉卜楞大寺外集市上卖饼子的穆斯林男子，哈里森·费尔曼（Harrison Forman）摄，1932-1933年兀个們說黑饭吃过了所。（那些人說他們吃过晚饭了。）他今天没功夫 ʂʅ。
khəga khompa med ɣzer kə. 他 空 没 有 说 语气词
明天下雨哩 ʂʅ。
明天 下雨 说 语气词
我吃了所。
ངས་ཟས་ཚར་ཟེར་གི
ŋe se ʦhar ɣzer kə.
再快一些走的要哩。
快些 走 要 语气词
医院里去的要哩。
ɣmankhaŋ naŋ ŋa nʥo ɣgo kə.
医院 里 趋向助词 去 要 语气词
头发长着理的要哩。
སྐྲ་རིང་སོང་བཞར་གོ་གི
ɣʨa raŋ soŋ ɣjar ɣgo kə.
年轻人好好不干活
གསར་རུ་གིས་བྱ་བ་འུ་དོང་མི་ཡེད་གིsarə kə ɕawa hərʦon mə jed kə.
年轻人 施动助词 工作 努力 不 做 语气词
给我章子不盖给。
我 趋向助词 图章 不 盖 语气词
我给那没说 。
我 他 趋向助词 没有 说
我把这个材料没交上去。
ངས་ཡིག་ཆ་འདི་ཡར་ར་མ་ཞུ།
ŋe jəkʨha ndə jar ra ma ɕən.
（6）表示趋向的动词“去、来”加在主要动词后面。现代汉语中“去、来”放在动词前面或后面都表示动作的趋向或动作实施的要求，都不是主要动词。藏语里则只表示动作的趋向，而且是主要动词。有些看似相同的句子，意义与现代汉语不同，或者现代汉语根本不能说。我电影子看来来呢。
ང་གློག་བརྙན་ལྟ་གི་ཡོང་ནི།
ŋa ɣlokɣȵan ɣta kə joŋ ne.
孩 子 们 买 限定助词 来（命令式）
赶快 吃 限定助词 来（命令式）
从上例可见，“看来来”、“买来”、“吃来”现代汉语只能说“来看”、“来买”和“来吃”。西北方言的SOV 语序还蕴含着上述其他与藏语相同的各种语序，可以判断SOV 语序是藏汉中介语的底层形式。我还是早些回，不是，我妈着急呢。（我还是早些回来，否则妈妈会着急的。） 你幸亏跑的快，不是，车把你碰给呢。（你幸亏跑得快，不然就被车撞了。）你赶紧睡，不是，明个早上瞌睡呢。（你赶紧睡，不然明早会困倦的。）试比较：“你赶紧睡，不然明早会困倦的。”、“我不去，不然你就不会来了。”ཁྱོས་རེམ་མ་ཉལ་དང་།
ʨho rempa ȵa a thoŋ，
མིན་ན་ནང་ཁ་གཉིད་སྐོར་རྒྱུ་རེད།mənna naŋkha ɣȵədkhu ɣʥə red. 不是 明天 困倦 时态助词 辅助动词
ང་མི་འགྱོ།
ŋa mə nʥo，
མིན་ན་ཁྱོད་ཡོང་རྒྱུ་མ་རེད།
mənna ʨho joŋ ɣʥə ma red.
这种转折句与藏语结构相同，“不是”作为转折连词是仿译藏语的mənna。你 去 吗 不 去
你 烟 抽 吗 不 抽
这种问句的表达方式与藏语结构相同，“吗”是仿译自藏语的语气词ne。你 坐 语气词（祈使）
6．们、收
在西北方言里“们”使用的范围比现代汉语大得多。如牛们、羊们、庄稼们、饭们、菜们、车子们、空气们，这个们、兀个们、那个们等，有生物和无生物都可以用，这与藏语一样。你看你那个吃收，吧唧吧唧的，让人笑话呢。（你看你吃的那个样子，吧唧吧唧的，让人笑话呢。）你看这个人的走收，将个半蔫汉曼。（你看这个人走的样子，好像半身不遂的人。）那喝开酒了那个喝收把人吓坏呢。（他喝起酒来那个样子把人吓坏呢。）这个“收”可能来自藏文表示习惯、风俗意思的 srol，安多方言读作ʂo，应是对藏语的音译。 余 论
通过对西北方言各地的考察和探讨，可以确认藏语语法对西北方言的影响是系统和深层的，西北方言是藏族学习汉语时形成的一种中介性的汉语，我们称之为藏汉中介语。这种中介汉语首先使用于藏族之间，后来逐渐成为地区性的共同方言。西北方言在形成过程中，不仅受到藏语语法的深层影响，同样也受到阿尔泰语言语法的深层影响，还受到官话和普通话的影响，加上本身使用和发展中的创新，现代西北方言应该是一种具有混合性质的方言。这种混合的方式与倒话一样，在语法结构上保留了 SOV 型语言的特点，在语法成分上都采用音译和仿译方式借入藏语、阿尔泰语的相关成分，只是混合的程度低于倒话，而且倒话只与藏语发生关系，西北方言除了与藏语还与其他语言和方言发生关系，情况要比倒话复杂得多。认为西北方言只受阿尔泰语言影响的研究者常常只考虑同构，不重视形式，即语法成分形式上的对应。由于藏语和阿尔泰语言都是SOV 型语言，无论语序和语法成分的位置和功能大多是相同的，不考虑形式很难确认是受藏语还是阿尔泰语的影响。特别阿尔泰语的语法成分大多是多音节的，无论是音译还是仿译融入汉语， 不如藏语和汉语单音节语素的对应明显和易于识别。当然，阿尔泰语言对西北方言的影响也是无疑的，有些问题如表示工具的助词“啦”明显是受土族语言的影响，只是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没有阐述而已。有些研究认为“这搭、那搭”中表示从由意义的“搭”也是来源于阿尔泰语，似值得考虑，因为这种读音的词，在吴语里也有，意义也相同。此外，西北方言中的语法特点还很多，比如“着”、“是”、把字句、给字句等等都有明显的特点，很值得进一步研究，有待发现更多的语言接触现象。
拉卜楞市集上的孩童、卖酿皮的商贩及着藏装的妇女，图片选自《内地旅行者眼中的拉卜楞》，宗喀·漾正冈布（Yongdrol Tsongkha）等著，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本文只是想通过探索汉语西北方言由于语言接触形成的汉语中介语底层，说明语言接触中的一些共同性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1.语言的接触有浅层和深层的差别。无论浅层或深层都涉及到语音、语法、词汇和语义各个语言系统要素。特别是语法的深层接触，不仅影响到语言的结构和系统，甚至能形成混合的语言。2.语言负迁移的深度只从语言结构的语序类型来考虑是不够的，因为同类型语言的语序和语法成分的位置和功能大多是相同或相仿的。同构只能反映类型关系，不能表达历史关系，只有同构同形同义才能体现结构和系统的关系，追溯历时的渊源。3.语言的接触是复杂的，一种语言由于接触发生的变化不一定是单一而可以是多元来源。4.语言接触产生的深层影响必定发生于双语人或双语制社会，这种深层的影响产生于语言交际过程之中。5.语言接触过程中的深层影响虽然是双向的，但有主次，主要发生于母语对目的语的负迁移。6.任何语言接触的负迁移都是从偏误开始，经过不同程度的中介语阶段，逐渐向正确的目的语靠拢，达到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目的语。负迁移可以直接从母语以音译的方式复制到目的语，也可以使用目的语的材料以仿译的方式将母语的要素和成分移植到目的语中。仿译的成分必定是目的语中没有的成分，在语序、语义和功能上与母语基本对应。在负迁移过程中无论音译和仿译都会发生同音类推的错译，这种现象能进一步说明和证实接触的深度7.语言接触的中介语阶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可以停止不再向目的语靠拢，成为固化的中介语，形成目的语的一种变体。8.固化的中介语不仅具有系统性和固定性，即与目的语有明显的差别性，而且有目的性，即认同性，换句话说，这个固化的中介语开始都是只使用于一定的群体，再扩展和传布到全社会，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或方言变体。9.固化中介语形成有民族、宗族、宗教、社群、文化、传统、政治、历史、心理等各种原因，一般来说，与使用的人数和频率有关系，但没有必然的关系。10. 任何语言和方言内部不同地区或群体之间都会有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既可能体现母语与目的语之间负迁移的不同关系和程度，也不能排除相互之间的影响。本文只是对汉语西北方言形成的一个初步的探索，由于只涉及语法，没有讨论语音和词汇，如果进一步从语音和词汇方面加以考察，会发现更多与藏语的关系。这方面已经有研究，只是缺乏全面和综合的考察。研究藏语和阿尔泰语言的学者不一定研究西北方言，研究西北方言的学者则不一定研究藏语和阿尔泰语言，这正是深入研究西北方言有待解决的问题。1.劲松《中介语“僵化”的语言学意义》，《民族语文》，2004年第二期。2.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研究组、甘肃省临夏州文联《临夏方言》，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3.李炜、石佩璇《从给予句S2、S3的选择看汉语语法地域类型差异》，《中国语文》2017 年第六期。4.李炜、石佩璇《兰州方言给予句中的“给”——兼谈句子给予义的表达》，《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三期。5.李炜《甘肃临夏一带方言的后置词“哈”“啦”》，《中国语文》1993年第六期。6.李炜《兰州方言的两种“一个”句》，宁夏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1988年第2期。7.雒鹏《河州话语法——语言接触的结果》，《西北大学学报》，2004 年第四期。8.马企平《临夏方言语法初探》，《兰州学刊》，1984 年第一期。9.马树钧《汉语河州话与阿勒泰语言》，《民族语文》1984 年第二期。10.马树钧《临夏话中的“名词+哈”结构》，《中国语文》，1982 年第一期。11.瞿霭堂、劲松《藏语多动词谓语句的认知基础和模块化》，《民族语文》2018 年第五期。12.瞿霭堂《语言关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民族语文》1991 年第 4 期。13.王森、王毅《北京话的 V+给——兼及甘宁青新方言的相关句式》，《中国语文》2003 年第五期。14.王森《甘肃临夏话作补语的“下”》，《中国语文》1983 年第五期。15.王森《临夏方言“是”字的用法》，《方言》1991 年第三期。16.王森《临夏话中一种特殊的“名（代）-动”句式》，《中国语言天地》1989 年第六期。17.王双成《西宁方言的介词类型》，《中国语文》，2012 年第 5 期。18.徐丹《唐汪话的格标记》，《中国语文》2011 年第二期。19.意西微萨·阿错《倒话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 年 8 月。20.张成村《青海省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1984 年第三期。21.中岛幹起《甘肃汉语方言的特点——关于夏河（拉卜楞）话的语言接触》，《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1992 年第一期。
瞿霭堂，著名語言學家、國際知名藏語言研究專家。現系中國人民大学資深教授。1934年生于上海， 祖籍江苏常熟。1952 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藏语文专业。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研究所，从事藏语研究。1962—1963 年第二次进中央民族大学藏语文专业在职学习藏语拉薩話。曾调查和研究嘉絨、阿里、夏河、夏尔巴、迭部、巴松等藏語方言。1985 年始從事汉藏语综合研究（尤其是漢藏語接觸研究）和语言理论研究。曾参加1955 年的少数民族语言普查，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和藏语方言地图绘制。198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瞿教授可以以說是學術成果等身，至今已出版著作數十部， 其中包括《阿里藏语》（瞿霭堂、谭克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藏语韵母研究》（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 年）、《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年）、《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瞿霭堂、劲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 年）、《普通语言学》（马学良、瞿霭堂，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等。发表原创性论文《卓尼藏语的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中国语文》1962 年第7 期）、《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语言研究》1981年第1 期）、《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5 期）、《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和方法》（《民族语文》1985 年第6 期）、《汉藏语言的形态》（《民族语文》1988 年第4 期）、《藏语古调值构拟》（《中国语言学报》1989 年第4 期）等近百篇。 有译著、译文近三十篇。任教期间先后开设过普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学概论、汉语音韵学、语音学、音系学、语义学、现代汉语、专业外语、论文写作、计算机原理和应用等课程。在瞿教授半個多世紀的教研生涯中， 他已教授出數以百計的优秀語言學學者，桃李遍天下。(The author’s short biography is edited by T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