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社会语言学研究70年

第一节 引  言

如果从整个国际学界的情形来看，虽然一直就有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范畴的研究 [ 比如波利瓦诺夫提到的法国、捷克、德国、苏联等的研究（C. H. 切莫丹洛夫：《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概况》，丁一夫译，《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6期）]，甚至“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早在1928年的俄语学界 [ 苏联的波利瓦诺夫在1928年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语言学的计划。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革命性发展不是要埋葬自然—历史语言学和具体语言史的研究，而是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社会语言学。它将把语言随社会形式演变而演变这一现象归结为一个严密的科学整体。”（C. H. 切莫丹洛夫：《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概况》，丁一夫译，《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6期）] 和1952年的英语学界 [ 根据威廉·布赖特(William Bright)的考察，丘里（H. C. Currie）在1952年的一篇论文中首次使用了该术语，即A project of sociolinguistics：The relationship of speech to social status。（威廉·布赖特：《社会语言学的诸方面》，蔡富有译，《语言学动态》1978年第2期）] 就已出现，但是当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起来则一般认为是在20世纪60年代，确切地说1964年是其元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有类似经历，即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一些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是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发展起来则是1978年之后的事情。[ 更多的相关背景信息可以参看陈建民、陈章太《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中国语文》1988年第2期）、伍铁平《社会语言学的几个问题》（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研究室编，《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6页）、苏金智《赵元任对社会语言学的贡献》（《汉语学习》1999年第6期）等文献 。]

7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波澜壮阔、砥砺奋进、成就卓著、硕果累累。本章将在改革开放前后社会语言学研究历时分析的基础上（第二、三节），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第四节），以期待新时代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能够展现新发展、呈现新气象。

第二节 改革开放之前：前学科的孕育探索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可以称为“前学科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在语言规划方面，此外在其他个别视角（如文化视角）、个别术语以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认知上也出现了一些萌芽（这有点类似于美国的社会语言学是在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创立的）。语言规划的研究是现实问题驱动的结果，源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其他论题的研究则是一方面承袭了中国语言学历史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显然是受到了海外学术研究的影响。

一、语言规划方面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革故鼎新、百废待兴。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就从当时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紧迫现实问题开始了。比如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语言的规范与标准、普通话的确立与推广等。创刊于1952年的《中国语文》和1956年的《文字改革》是当时研究的主阵地。

《文字改革》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其任务是宣传国家的文字改革方针、任务、政策；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讨论文字改革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文字改革参考资料；普及与文字改革相关的语文知识；报道文字改革的动态和国内外对中国文改工作的反应等。所以发表在此刊上的学术文章基本都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范畴。

《中国语文》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创立的第一份语言学综合性杂志，而从其创刊之初她就开始参与到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和讨论之中了。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4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同年的《中国语文》（1963年由单月刊改版为双月刊）在7月的创刊号上用三分之一的版面介绍了委员会的相关情况，并刊登了分析文字改革的文章；随后的八至十二月号也都持续关注（其中十二月号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文字的问题）。1953年四月号，编辑部在俞敏《谈民族标准语问题》一文的“编者按”中指出：“民族共通语、民族标准语、拼音文字的标准音等问题是中国语言学里的一些大问题，也是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可谓是恰当地呈现了当时的情形。[ 后来中国语文编辑部将1952年下半年和1953年上半年的重要方针政策和重要文章汇编成了《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中华书局，1954年）一书，作为“中国语文丛书”的一种出版了 ] 1954年的六月号，有讨论汉族标准语的几篇文章。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印发，《中国语文》从1955年一月号开始就有了研究和讨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5年2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之后《中国语文》上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文章也更多了；1955年10月“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文字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中国语文》在1955年的十一月号刊出了一期此次会议的专题；1956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发布，《中国语文》就在1956年的二月号刊出了《大家来讨论研究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社论，持续的讨论一直到当年的八月号；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中国语文》二月号就刊出了一组汉语拼音方案的专题。

此外，1953年八月号，讨论了术语和译名的问题；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中国语文》从1955年八月号到十二月号，接连刊发了林焘、黎锦熙、罗常培、吕叔湘等先生讨论汉语规范化的文章；1962年二月号，刊发了王均先生的《语言中的并存并用和规范化问题》；1961年一月号刊发了三篇讨论语言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文章，随后四月号、五月号、六月号、七月号连续发文讨论此问题（当时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在普通语言学的范畴下进行的）；1966年第2期，刊发了多篇语言学要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文章。

除了杂志文章，这期间还出版了杜子劲的《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字改革论文集》（1950）和《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1954）[ 书后附有杜子劲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年表》，梳理了1892到1952六十年间的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简体字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中国文字改革的重要史实。后来杨长礼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年表补遗》（《语文建设》1959年第1期）一文又对年表做了遗补] 、周有光的《中国拼音文字研究》（1952）、张世禄的《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1958）、倪海曙的《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1959）等著作和资料汇编。

应该说，以本体规划为核心的语言规划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体所在。显然，这个时期的语言规划研究是现实问题驱动的结果，而非在语言规划这个研究方向之下的自觉性研究，是一个在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一个学科形成之前的前学科研究阶段。

二、其他方面的萌芽研究

首先需要提及的就是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一书。这本缘起于1943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一次讲演的著作“开拓了我国语言研究的新领域，标志着我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预备、草创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陈章太：《20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载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1—862页）。“我国自7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其中有许多研究项目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他所开拓的研究领域。……从更广义的角度看，罗常培对当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的影响就更大了。陈章太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这篇文章里所列举的近三百篇论文中，其研究内容涉及到《语言与文化》的内容的几乎接近半数。”（徐大明：《联系社会来研究语言——重读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3期）应该说，这些评论都是很中肯的。罗先生中国传统“小学”功底深厚，又有西方学术视野和讲学美国的经历，二者的融合成就了《语言与文化》的开拓意义。

此外，一些概论教科书和译著提到了语言与社会研究的一些方面。比如1954年、1955年上海东方书店分别出版了高名凯《普通语言学》的上册和下册，1956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岑麒祥的《普通语言学》，两本书都提到了“社会习惯语”和“社会方言”（有些学者还就这两个术语进行了讨论，《中国语文》1957年四月号刊发了这些讨论；五月号，高名凯、岑麒祥两位先生做了长达7页的回应）。此外，高名凯、石安石的《语言学概论》（1963）、陆卓元翻译的萨丕尔的《语言论》（1963）等也有相关论述。

在与《中国语文》《文字改革》等差不多同时期创刊的杂志也有一些相关议题或相关术语的讨论。比如《外语教学与研究》1957年创刊号，刊发了李赋宁先生的《英国民族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1958年第1期刊发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一组资料；《语言学资料》 [ 1961年，《语言学资料》（1961—1966）作为《中国语文》的附属刊物而出现；改革开放之后，更名为《语言学动态》（1978—1979）并开始单独刊行；两年后，更名为《国外语言学》（1980—1997）；1998年，又更名为《当代语言学》（1998— ）。此杂志在向国内学界引介国际最新研究方向及理论方法上可谓居功至伟 ] 1964年24期，发表了日尔蒙斯基（苏联）的《社会方言学问题》（王兴权、魏志强译），1965年25期，发表了ABPOPИH（苏联）《语言和文化》（高德渭译）和ГYXMаH《语言社会学》（廖东平译）；《语言学论丛》1958年第2辑发表了韦慤《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岑麒祥《论语言学中的心理社会学学派》，1959年第3辑发表了一组四篇语言规范的文章等。

第三节 改革开放之后：学科创立后的蓬勃发展期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资料》以《语言学动态》的新名复刊。第1期的首篇发表了赵世开先生的《近十年来美国语言学研究简介（1965—1975）》一文，其中提到了“社会语言学”的新进展；第2期发表了蔡富有翻译的威廉•布赖特（William Bright）的《社会语言学的诸方面》一文；第5期发表了顾执中翻译的《瑞典与芬兰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第6期发表了丁一夫翻译的《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概况》；1979年的第5期，发表了丁一夫的《苏联研究社会语言学的主要机构及研究课题》；1980年，又更名为《国外语言学》的第5期开始连载彼得•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的《社会语言学导论》（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1976）[ 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周绍衍等译，《社会语言学导论》（彼得·特鲁吉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

已有期刊陆续复刊，新的杂志则如春笋般冒出 [ 复刊的有《中国语文》（1952）、《文字改革》（1956）（1986年刊名改为《语文建设》）、《外语教学与研究》（1957）、《语言学资料》（1961）等；创刊的有：1978年的《外语学刊》、《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现名《外国语》）、《现代外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79年的《方言》、《民族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1980的《外国语言教学资料报导》（现名《外语界》）、《语文研究》，1981年的《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现名《外语与外语教学》）、《国外外语教学》（现名《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语言研究》，1982年的《修辞学习》（现名《当代修辞学》），1984年的《南外学报》（现名《外语研究》），1987年的《世界汉语教学》，1992年的《语言文字应用》等]，从而为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平台和条件。随后的几年，在《国外语言学》这一根据地之外，《现代外语》《外语界》《外语学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也纷纷加入到了介绍国外社会语言学发展情况的队伍；《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和《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更是在1983年的第5期和1985年的第3期分别刊登了一组社会语言学的绍介文章；而在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5月《中国语文》复刊后的第一期就提请人们继续关注中国的语言工作（当然，由于其他期刊的发展和功能分配，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语文》就主要是刊发语言学本体的研究文章了），1982年第5期刊发了陈原的《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生长和发展前景》。

这些杂志的译介以及其他一些翻译文集和著作的出版，使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本土发展的基础上，如罗常培（《语言与文化》，1950）、陈原 [《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扎记》，1980（此书很可能是中国本土首本以“社会语言学”作为书名的著作）；《社会语言学》，1983；《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1988；《社会语言学札记》，1991；《语言和人》，2003 ]，开启了与国际学界的接轨，确立了学科的雏形，并由此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大道。本节下文就从会议、学会和刊物，研究范式，研究主题，课程体系与学科建设等几个方面予以详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