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学研究70年（一）

　　第一节 实验语音学的创立

　　一、 兴起

　　中国语音学研究肇始自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但蓬勃兴起的势头因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打断。

　　1924年，留学法国的刘复（半农），采用浪纹计等先进设备完成实验，写成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法文），随后改写为《四声实验录》在国内出版，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实验语音学论著。1925年秋，刘半农携仪器设备回国，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建立“语音乐律实验室”。其后，北京大学由罗常培领导文科研究所与“语音乐律实验室”，提出用“实验以补听官之缺”之主张，致力于推进国语发音学向现代语音学转变，发表了诸如《音标的派别和国标音标的来源》（1937）、《语音学的功用》（1940）、《耶稣会士在音韵上的贡献》（1930）、《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1934）等系列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罗常培、王均编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1957），以中国语音事实阐明语音学原理，至今仍是语音学最有价值的读本之一。

　　同一时期，1927年，王力也在法国完成了实验语音学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另外，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南京成立，赵元任任语言组组长，确定以调查汉语方言和建立语音实验室为工作重点，把语音学的发展放在了重要地位。1930年，赵元任创制了五度制标调法。1935年，建立语音实验室，吴宗济任助理，跟随赵元任进行语音学研究，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顿。

　　二、 草创：20世纪50—60年代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语音学研究的创立。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50—60年代的草创阶段与70—80年代的正式创立。

　　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不久，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由著名语言学家、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负责组建语言研究所，并主持语言所的工作。根据有关安排，语言研究所在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基础上，吸收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的部分成员，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相关学者组建而成，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设立了3个研究组：（一）现代汉语组；（二）少数民族语言组；（三）中国文字改革研究组。在原北大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基础上组建的语音实验小组，属于第二研究组，丁声树任小组的负责人，罗常培原先在北大的秘书兼办公室主任周殿福参加语音实验小组的工作。

　　1956年，吴宗济奉罗常培所长之邀加入语言研究所，为开展实验语音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时语言所已经搬迁到中关村，即中国科学院院部所在地。语音室建立之初，实验仪器陈旧，主要包括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音叉、渐变音高管、钢丝录音机等，已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国际上实验语言学的发展状况，1957年，吴宗济受国家委派前往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进修。到达捷克不久，他就发现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样与西方国家隔绝，而语音学研究必须使用最新的语图分析、频谱分析，于是他就给国内写报告，请求到当时与中国有交往的属于西方阵营的瑞典、丹麦进修。瑞典皇家工业学院的语音学研究，尤其是声学研究媲美美国，征得同意后，他先到瑞典进修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生理语音学研究更先进的丹麦继续进修相关学业。

　　1958年，吴宗济结束进修回国，语言所结构调整，成立了以刘涌泉为组长的第三组，专业范围是机器翻译和语音实验，语音实验方面的工作人员还包括周殿福、邢继禄，以及稍后加入的杨力立。同年，为了加强声学语音学的研究，在罗常培所长和吕叔湘副所长的要求下，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魏荣爵教授推荐了大学毕业生林茂灿加入语言所。1959年夏，鲍怀翘结束昌黎方言调查回所后加入语音实验小组工作。

　　在国家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购买了一批进口语音分析设备。在60年代花费了2万美元添置了声学分析仪器，如频率仪、示波器、语图仪等；同时，由吴宗济先生设计制作了腭位照相装置。声学与生理设备结合，并通过与医院的X光照相合作，着力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生理特性和声学特性，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吴宗济提出的共振峰简易计算法，鲍怀翘和吴宗济录制的普通话音素X光静态发音资料、普通话发音腭位图和舌位图等。

　　1964至1965年，部分研究人员赴山东劳动锻炼，或参加四清运动，或赴江西参加四清运动，其余大部分人员正常工作。五卷本《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和《普通话发音图谱》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果。前者未公开出版，包括第一卷“总论”，第二卷“元音”，第三卷“辅音”，第四卷“声调”和第五卷“仪器和试验方法”；后者由周殿福、吴宗济主编，196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段时期，周殿福进行了艺术发音的研究，活跃在艺术语言领域，与相声名家侯宝林、花脸大师郝寿臣等向年轻演员讲课；后来与中央音乐学院王湘浩教授、友谊医院耳鼻喉科杨和钧主任、同仁医院徐荫翔院长等一起组成研究小组，研究艺术嗓音的科学发声，专门对歌唱演员，戏曲演员、话剧演员讲课，纠正发声方法，宣传科学保护嗓子。文艺界许多名人比如王晓棠、李婉芬等都得到周先生的指导。

　　林茂灿着力于普通话声调的研究，用自己研制成功的“音高显示器”（电子画调器）进行了大量的单音节和多音节声调的声学实验，发表了《音高显示器与普通话声调声学特性》（《声学学报》第2卷第1期，1965）等重要文章。

　　北京大学的林焘关注语音与语义、句法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个时期撰写的两篇文章《现代汉语补语轻音现象反映的语法和语义问题》（1957）和《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1962），一经发表就在语音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他对北京话的社会变体问题开展研究，发表了《北京话的连读音变》（1963），把连读音变分为不自由的连读音变和自由的连读音变两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语音实验及相关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但人员未散，研究设备和仪器也保存完好。

　　三、 创立：1970-1980年代

　　1975年底，语言研究所由原来临时蜷缩的国家文改会门厅搬到原地质学院主楼办公。语音实验室分配在四楼西侧，有办公室、仪器室，以及待建的录音室、审音室、计算机房。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原中国科学院语言所三组分为语音研究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吴宗济任语音研究室主任。1978年，林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重建语音实验室，使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全国最早培养实验语音学方向研究生的单位之一。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自此以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语音学研究从此开始了新进程。

　　实验室设备建设方面，国家经委批准语音研究室于1977年花费8万美元进口了丹麦B.K仪器公司生产的Warrn 77计算机和实时声谱分析器（即3348分析器）。以后又得到国家专项经费支持，继续进口全数字化各类语音分析仪如美国KAY公司的7800语图仪和4800分析仪等，语音学研究工作逐渐走上了数字化道路。

　　1979年在丹麦召开了第九届国际语音科学大会，吴宗济应会议主席的邀请参加了此次学术盛典，林茂灿同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张家騄一同出席。吴宗济在会议上报告了他的共振峰简易计算法（中文论文见《声学学报》第1卷第1期），并当选为国际语音科学大会常设理事会理事。会后，在两地大使馆的安排下，吴宗济、林茂灿、张家騄三人在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学习考察，访问了哥本哈根大学语言学系和B.K仪器公司，以及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和爱立信公司。其中，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访问期间，跟方特教授领导的“语音传输实验室”举行多次座谈。方特教授非常关心中国语音学研究，多次对语音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如方特教授建议在研究声调曲线的“弯头段”和“降尾段”时，应该进行感知实验，后来的不少工作在声学分析的基础上，都加上了“听辨实验”和“感知实验”的方法，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这是中国语音学界第一次“走出去”。

　　中国语音学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国外著名学者纷纷前来中国访问交流。1979年瑞典著名言语工程师兼语音学家方特教授首次来访，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度过了他60岁生日。1982年，赵元任来访，并在语言研究所语音实验室录制了国际音标（见《音路历程》光盘，社科文献出版社）。1983年美国著名语音学家Peter Ladefoged来语音室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对普通话合成技术和语音室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肯定，并且推荐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Phonetics上发表。1985年，日本著名言语工程学家、东京大学藤崎博也（Hiroya Fujisaki）教授首次来访，从此与中国的联系不断，几乎每年来访，交流切磋一直延续至其荣休之后。在国外学者频繁来访的同时，中国语音学界也通过派出进修人员和参加国际语音学会议，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交流。

　　（一）本体研究

　　197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国科学院独立，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宗济任语言所语音研究室主任，他带领大家利用语图仪，对普通话的单音节和双音节展开了大规模的语音实验，系统地开展声韵调的声学特性分析。代表性著作包括：吴宗济、曹剑芬的《普通话辅音声学特征的几个问题》（1979），吴宗济与曹剑芬、杨力立合作在《中国语文》上五连载的《实验语音学知识讲话》，吴宗济主编的《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此外，曹剑芬的《普通话轻声音节特性分析》(《应用声学》1986年4期)，曹剑芬、杨顺安的《普通话二合元音的动态特性》（《语言研究》1984年1期）和《北京话复合元音的实验研究》（《中国语文》1984年6期）等一批研究成果，也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同一时期，林焘的《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1983）是汉语轻音问题研究中的重要的文献之一。1984年，林焘与王士元合作《声调感知问题》一文，通过改变双音节词中后字的基频和时长，考察前字声调的感知问题。

　　总之，语音学事业在这个时期全面恢复，蓬勃发展，在本体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首先，吴宗济发现，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的声调尤为复杂，值得深究，因此他便开始专攻声调研究，在声学实验的基础上发表了一批论著，一方面着重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语音，揭示语音——特别是普通话语音的生理、物理特性，另一方面为言语工程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和规则。在研究中，吴宗济提出了普通话语音变量的理论和规则，为探索我国自己的实验语音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生理语音研究也全面开展。1978年，鲍怀翘发表《骨导语言清晰度测量》（《电声技术》4期）。1982年6月鲍怀翘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声学学会上发表《元音连续发音的X光电影研究——兼论元音分类的标准》，是我国语音学界第一次看到真实的发音动作，虽然仅仅是几个元音的连续舌位变化。1983年，鲍怀翘在301医院放射科的支持下，拍摄了普通话发音器官动态 X 光电影胶片和录像带，从此真正实现了普通话的“可见语言”。鲍怀翘首次对语音肌电信号进行分析研究，在1983年艺术嗓音学术会议上，发表《发音时咽（喉）内肌肌电(EMG)研究》。鲍怀翘还与北京市朝阳医院耳鼻喉科合作，通过声带计算机断层照相（CT），研究真假声的声带厚度和声室容积大小。1985年出版了《普通话发音器官动作x光录像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这个时期，鲍怀翘还采用声带断层照相来进行不同音高条件下声带的厚薄变化和声带甲杓肌的肌电实验研究（见《实验语音学概要》语音生理基础章），并撰写了《声道截面函数和元音共振峰计算》《由共振峰预测声道形状》等文章。

　　再次，除了普通话的研究，实验语音学也涉及汉语方言的研究。从1977年开始，曹剑芬在致力于普通话辅音及复合元音的分析研究之外，同时开展了对吴语浊声母的实验研究，并先后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常阴沙话古全浊声母的发音特点》（1982年4期）和《论清浊与带音不带音的关系》(1987年2期)等重要研究论文。曹剑芬的重要发现先后在第十一届国际语音科学大会（苏联, 塔林，1987年）和第一届国际言语处理学术会议（日本, 1990年）上报告。1987—1989年，她在美国进修和访问期间，又系统地考察了吴语浊声母的发声特性，随后在国际刊物Journal of Phonetics（Vol. 20, 77-92, 1992）上发表了‘An exploration of phonation types in Wu dialects of Chinese’（《汉语吴方言的发声态考察》）一文。该文一经刊出，就被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 Structure of Tone, The handbook of Phonetic Sciences 等书收录，并被时任Journal of Phonetics的主编M. Beckman和她的同事分别吸收进发声态教材和汉语语音教材。此外，在这个时期，曹剑芬还与任宏谟合作，翻译出版了《言语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一书，在英文图书资料并不普遍的当年，此书刚一出版就成了国内重要的语音学参考读物。

　　复次，80年代初期，林焘带领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的部分师生，对北京城区和近郊以及少数远郊区县的口语进行了系统的文本记录和录音。发表了《北京话儿化韵个人读音差异问题》（1982）、《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1985）、《北京东郊阴阳平调值的转化》（1991）、《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与沈炯合作，1995）等文章。80年代中后期，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城区和郊县的人口发生了急剧的流动，北京话原来的地区变体格局被打破，林焘与中文系师生们的这些调查资料在今天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北京话的历史材料。北大中文系语音实验室出版研究论文集《北京语音实验录》（林焘、王理嘉，1985），迄今仍然是汉语实验语音学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

　　最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推出了一批重要的著作与教材。吴宗济、林茂灿主编的《实验语音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于1991年获国家教委直属出版系统优秀成果奖。曹剑芬编写了《现代语音基础知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林焘、王理嘉出版了《语音学教程》（北大出版社，1992）。这些都是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语音学课程重要的参考教材。

　　（二）应用研究

　　语音学的基础研究从一开始便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首先，在普通话语音声学特性研究全面展开的基础上，基于语音规则的语音合成研究也开展起来了。在曹剑芬、许毅等参与下，杨顺安在计算机上实现了我国第一个基于语音规则的共振峰语音合成系统（phonetic rule based formant synthesizer）。基于这个合成系统，许毅实现了汉语普通话全音节的规则合成，祖漪清进行了发音参数语音合成（articulatory synthesis）的研究。基于语音规则的参数合成是这一时期的应用研究的典型代表。杨顺安的研究成果《普通话音节合成系统》获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以及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专家们认为这个系统在提高合成语音的音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合成的普通话语音已接近人的发音，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杨顺安的《面向声学语音学的普通话语音合成技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最后在1994年出版。

　　除了参数合成之外，语音学研究也一直关注基础理论研究与社会应用实践的结合。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刚恢复业务的1972年，林茂灿和鲍怀翘就被借调到科学院电工所，参与“海洋石油勘探电火花震源”的研制任务。1977年，吴宗济带领鲍怀翘和刚刚调入语音室的曹剑芬赴四川彭县四机部30所，参加语音编码器的语音诊断工作。鲍怀翘先后负责与有关研究所合作“骨传导语音研究”“深潜水氦氧语言研究”。这些工作体现了语音研究在通讯工程的重要性，拓宽了语音学事业的发展视野。此外，孙国华应邀参加电影《反贪局长》的拍摄（1996年），展现如何使用声学仪器进行司法声纹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