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8 阅读 2020-09-04 09:27:02 上传
以下文章来源于 汉语史与文献学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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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抓紧完成《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中相关词条的修改写定;还承担了“敦煌变文全集”中一些篇目的汇校和注释;也在从事“敦煌文献通假字汇纂”的资料搜辑,做的都是文献整理和资料汇辑的初步工作,谈不上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是,这样的基础工作却是很有必要的。
上述工作结束后,打算集中精力将初步成型的“敦煌佛教疑伪经校录并研究”整理出版;之后,在《敦煌文献通假字汇纂》的基础上,撰著《敦煌文献通假字语音研究》《通假字研究与敦煌文献校理》的书稿。后续打算对敦煌佛经的用字做一些基础研究,敦煌佛经的时代跨越4—11世纪,其中用字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晋魏隋唐迄宋初写本中文字具体的使用情况。由于敦煌佛经的量非常大,拟按时代选择一批有代表性的写本来做系统的考察。
这跟个人兴趣、阅读和思考有关。若学生对某一时段的汉语研究感兴趣,他自然会主动去阅读相关的语料,从感性上熟悉它。同时,也会尽可能找有关的研究论著来参阅,看前人在哪些方面做过研究,成绩怎样,是否还有开掘的余地?
阅读语料及前贤论著的过程中,用心的学生便会从中发现问题,这些问题又将促使他去寻找答案,进一步拓宽阅读面。这种不断发疑、解疑的过程,又会推动他将一个个问题串起来,融会贯通,形成一个体量较大而又彼此关联的题目。随着研究的深入,涉及的面越来越宽,就会发现很多始料未及的问题,求知欲将引领着喜欢钻研的学生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所以,我个人以为不是没有题目,而是看学生是否真心喜欢并主动地去阅读、思考。若是,那必定会不断发现并逐渐积累一些持续性的题目。
对于汉语史研究而言,材料和理论都很重要,但硕博士研究生在有限的学习期限内对熟悉材料和掌握理论常常觉得顾此失彼,您对此有何建议?
从研究对象来说,阅读古籍的能力是必须要具备的。要具备读古书的能力,则当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进行专业的训练。此外,历史、地理、职官、制度、艺术、考古等相关知识也要有一定的了解。
到复旦后,承蒙余欣老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有幸结识一批从事同一时段而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好,他们大多从事文学、历史、地理、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每次读书班,主讲老师的报告及其他老师的评议,让我见识到全然不同的学术视野,在学术争鸣中产生思想碰撞的火花。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交流让我遇到问题时,会设法从语言文字之外的其他角度去寻求答案。唐雯老师常对我说,要多从制度史的角度看问题,这令我受益匪浅。因此,我以为,专业知识之外,不妨拓宽视野,阅读一些历史、地理、职官、制度、艺术、考古方面的论著。
报考硕士时,“汉语史”具体是什么专业,我其实并不明白,只当它是“古汉语研究”。对我来说,进入汉语史专业的初衷,就是决定考研的初心——觉得汉语研究“很好玩”。本科学习中,我最喜欢的课程是古代汉语,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注释之管见”,也是与训诂相关的。
一路走来,我对汉语史专业的认识,从懵懂无知到逐渐明晰。认清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后,追寻汉语研究中种种“好玩”时,的确获得了一点发现的快乐。但更多的是:迫切地感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汉语史”是研究汉语历史发展的学问,包括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而我研究所涉仅仅只是中古、近代汉语这两段中,以敦煌发现的六朝至宋初的文献为主的语料,且主要做词汇的研究,范围很窄。即便如此,里面也仍有不少没搞清楚的地方。记得有学者说,做唐代研究,就当把唐代的书一一读过。陈尚君先生曾问我:敦煌文献,你全都读过了吗?实在汗颜,我读过的敦煌写本其实非常有限,更不要说有唐一代所有的著作了。当我学习蒋绍愚先生《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汪维辉先生《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时,我常对自己说:要尽可能拓宽范围,内容也不能仅限于词汇,语法、语音也要兼顾;时段上,尽量打通,对某些问题应做通史的研究;不能只重视汉语的历时演变,也要关注方言的共时分布;还要注重理论方法的运用、规律的总结,等等。总之,蒋先生、汪先生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让我对“汉语史专业”的认识更加丰富明晰,知道自己的不足,尽可能去学习和弥补。
回顾求学和科研道路,您是不是也走过一些弯路?从中有无什么经验教训?是否可以结合具体经历分享一下?
我的日常生活比较简单,主要以科研、教学为主。网上传说的高校青年教师“007”的生活模式,可以理解。个人以为,不管什么生活模式,适合自己就行,但不宜过度透支身体。毕竟,唯有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和生活。所以,我每周也会尽可能抽出时间去跑跑步,彻底放松一下自己。
您对汉语史研究有何展望和期待?
当下有关汉语史的研究,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汉语历史词汇研究而言,疑难词语的考释,断代、专书词语的研究,以语义场为基础的常用词、核心词研究,词类(如副词、量词、助词等)研究,某类体裁文献的语言研究,词义的历时演变,汉语词汇化、语法化的研究,等等,既有个案的描写、解释,也有理论的探讨、总结,几乎每个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可谓丰富厚重,令人应接不暇。
仔细审视以往的研究,其中仍留有一些尚待拓展的空间。譬如:每个历史阶段新出现了哪些文字、词汇和读音,这些字、词、音与原有的字、词、音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它们共存、分化、更替、消亡、沿用的真实情景是怎样的?为什么有的消失了,有的一直沿用至今,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格局?从文字来说,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增收了一批“新附字”,这些字什么时候出现的?“新附字”之外,未被收录的新见字还有哪些,它们怎么来的?以这些字记录的词语是否都是新词,其间的字词关系是怎样的?《字源》解决了大部分古文字的来源,然而中古、近代汉语阶段新出现的文字、词汇、语音的情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则还有待逐一地做具体详实的调查和研究。
总之,汉语史上各个阶段新出现的每一个字、词、音,都是值得深究的,都可以从“史”的角度去探求它们的生命轨迹。所以,如果问我对汉语史的研究有什么期待的话,那么上述不成熟的思考,或许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