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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访谈系列之一:Ian Roberts 教授(下)

1739 阅读 2020-09-11 09:23:02 上传

以下文章来源于 十分语言学




Ian Roberts教授

剑桥大学语言学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句法理论、比较句法、历时句法。


采访人:胡旭辉博士(北京大学)

文字转写、翻译:陈一帆、李颖异、王思雨(北京大学)

采访时间:2020年6月12日

(照片由胡旭辉提供)

往期链接:

语言学家访谈系列之一:Ian Roberts 教授(上)

语言学家访谈系列之一:Ian Roberts 教授(中)


胡: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很多句法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大概想要了解,那就是生成语言学的理论转变:从管辖与约束理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以下简称管约论)到最简方案(Minimalism),再到最近的标签算法(Labeling Algorithm),您如何看待不同阶段的理论发展?



Roberts:在当时看来,从管约论到最简方案的转变的确让人震惊。在转变初期,很多人为之困惑。在当时,想要真正了解Chomsky的转向确实是困难的,但如今来看,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外。阅读当时的一些作品,比如Chomsky的《管辖与约束讲稿》(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五年之后发表的《语障》(Barriers ),Rizzi在1980年代末发表的《相对性最近距离》(Relativized Minimality),你会发现,管约论发展到了一个内部不同质的阶段。这个时期的理论一直在发生变化,并且变化速度非常快。总的来看,管约论时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语障》之前和《语障》之后。这种划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约论早期主要内容是对之前理论的巩固。一些观点逐渐被大家理解和接受,比如语言系统的模块性,内容丰富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以及模块间的互动。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它缺乏系统性、限制条件和表征(representations)也就是说,缺乏系统的筛选机制,这看上去是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理论发展自然而然达到的一个高峰期。此后,随着“参数”(parameter)概念的提出以及Rizzi,Jim Huang和Mamoru Saito针对不同语言的研究,生成语法发生了新的转向,更加侧重于不同语言的比较。到了80年代末期,理论发展蒸蒸日上。但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也浮现出来,这些是大家之前没有关注到的。Chomsky在当时的想法是希望把语言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方向,他想要强调的是:“现在UG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觉得到了90年代,确实可以这么说。这在80年代是不可能的。到了90年代,我们对UG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对世界主要语言的许多句法属性以及各语言之间的差异有了相当的了解。比如我们熟知的汉语疑问词在位现象(wh in-situ),日语的攀升现象(scrambling)和日耳曼语的动词移位现象。这些理论问题,早在10年前,也就是80年代,我们就已经有所了解,但在此之前,从理论层面来看,我们对这些问题知之甚少。Chomsky把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如果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普遍语法的概貌,那么普遍语法为何如此?这是最简方案尝试解决的问题。当你想要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剥离那些不重要的因素,这是最简方案阶段我们要做的事。


胡:对于管约论到最简方案的理论转变,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阐释,可以再进一步展开吗?


Roberts:以上所说是最基本的问题,另一个很少讨论但相对棘手的问题关乎语言演化。管约论的基本假设之一是普遍语法是丰富且具体的。事实上,我们对普遍语法有了基本的了解,这非常好。在此之前仅有一些规则系统、评价模型和各种条件与规则,如孤岛条件(island conditions)。到了管约论阶段,我们有约束理论(binding principles)、格过滤(case filter)和题元准则(theta criteria),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原则,并且原则之间的互动非常强大。从描述充分性和语言习得相关的解释充分性的角度来看,这是好的现象。一个好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习得研究大有裨益,因此习得理论在管约论时期的迅速发展并不让人意外,比如这一时期Hyams, Roeper和Stephen Crain的研究。一个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语言是如何演化至此的。这个问题在管约论阶段没有被详细阐释,因为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到了最简方案阶段,正如Hauser, Chomsky和Fitch所言,狭义的语言官能(FLN: Faculty of Language in the narrow sense)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少。长期以来,一些问题被激烈地讨论,比如演化的本质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个原初语言,学界并未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其实,要解释语言演化,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重要,因为最基本的问题非常简单且容易驾驭,这也是Berwick和Chomsky在书中阐述的观点,语言的演化可能是一个或者两三个基因突变的结果。


胡:您说的是Why Only Us这本书对吗?


Roberts:是的。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值得一读。(对于这个观点,)我也不能妄加评论,需要真正了解演化的人来谈,但大多数真正关心演化的学者往往对语言学知之甚少,而且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把语言和交际(communication)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动物有交际系统,而动物的交际系统演化带来人类的语言。这个结论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乔姆斯基的观点。动物的交流系统不能发展成为人类语言,如果说人类语言从动物交际系统中继承了一些特征的话,那应该是手势、表情而不是句法或者音系。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事物。


胡:或者(继承)一些存在于广义的语言官能(FLB: faculty of language in the broad sense)中的要素。




Roberts:对的,他们(的书中)也提到过。像语调这类的成分可能可以被部分整合进入语法系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语法系统和交流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但是(语法系统)是形式化的、离散的计算系统,和动物的交流系统无关。另一方面则是动物的交际系统。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这两方面当然需要结合起来。但要了解语言官能的本质,从交谈系统的角度出发并无益处。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一个对语言学不甚了解的人认为语言等同于交际,这无可厚非,真正困难的是说服他们。我认识一个在剑桥的动物学家,他很有趣也很聪明,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他也读了生成语言学的书,并且理解得不错。但是他坚持语言和交流系统紧密相关,并且交流系统演化出语言,我真的很难说服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


胡:是的,我同意。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从管约论到最简方案的转变是理论驱动的,或者和语言哲学观有关,比如普遍语法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人类语言的生物性本质。此外,您和我说过,从On Phases之后,理论就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直到2013年标签算法的提出。如果说这是理论的另一个转变,这个转变的动因是什么,仍然是出于抽象的语言哲学观,还是对句法理论自身具体的技术细节的考量?


Roberts:最近25年来,学界一直致力于完善最简方案框架下的细节问题。最简方案初期非常关注细节,阅读乔姆斯基1993年的论文会发现,除了非常好的观点之外,文章中也有很多细节。Bare Phrase Structure提出于1994年,这个理论非常重要,标签的思想就蕴含其中。标签算法和合并操作(merge)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标签算法,这在一些关于合并(merge)的早期研究中已现端倪。显然,合并操作包含两部分,成分组合,然后添加标签,这两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完全区分开来。标签理论暗中蕴涵着许多待解的疑惑,比如,(需要)标签可以触发移位,除此之外是否还需要其他触发移位的机制,比如EPP feature?再比如,一致关系是否独立于标签算法?此外还有语段(phase)和最小化(minimality)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合理解释,但都是细节问题,总体来看,最简方案转向之后,理论已经相当稳定了,研究主要集中在细节上,这未必是件坏事。回到70、80年代,人们尤其是生成语言学之外的人,经常抱怨:Chomsky写出一篇论文,就会颠覆整个理论。局外人很难跟上这些变化;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学者,当然你会觉得很好,你会说,“哦乔姆斯基又写了一篇新论文,我们的理论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对于领域外的人来说,这样的转变让人很难跟上,而且这确实也把一些人排斥在我们领域之外。但是事实上,近年来理论的发展非常稳定,理论构建已经基本成型。


胡:是的,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句法学人非常幸运,我们开始接触生成语言学时,主流理论就是最简方案,尽管最初我们也学习了一些管约论。我意识到,尽管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探索,但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并且有很多理论和技术细节可以运用,如果这些还不够的话,这个足够好的理论框架允许我们创造一些新的理论细节来丰富它,这对我们这一代句法学人来说实在非常有利。


Roberts: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是Kuhn所说的规范科学(normal science),你知道《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这本书吗?


胡:他(Kuhn)提出了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的理论。他是哈佛大学的?


Roberts:不,是MIT,他和Chomsky在同一个系所,语言学和哲学(系)。


胡:哦好的。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些中国形式句法学人关心的问题。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非常实在,对于年轻学者来说,要找工作、拿到终身教职,发表非常重要。不仅在中国,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发表不代表全部,不能根据发表数量对一个人下定论。在理论语言学尤其是理论句法的这一领域,您如何看待发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把发表作为一个学者的评价标准这一问题上?


Roberts:是的,因为各种原因,发表越来越困难了,对所有研究领域都是如此。显然我们需要发表,尤其是在国际认可度高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在生成句法领域,最顶级的期刊是Linguistic Inquiry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除此之外,Language, Syntax, Glossa  Journal of Linguistics,这些也都非常不错,但是最好的是LI和NLLT,这是公认的,80年代以来一直如此。如果一个学者想要被聘用、拿到教职,他/她必须要拿得出一些类似成绩记录的证明。因为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完成了一篇很不错的博士论文,还在不错的期刊上发表了其中的一两章,但因为各种原因,他不一定会继续写文章发表。因此,如果想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系列发表很重要。发表的数量很重要,但是只计算发表数量远远不够,发表质量更加重要,期刊品质是发表质量最好的保证。另外一个指标是引用次数,但对引用次数也不能过于当真。“You need to take it with a pinch of salt.”,你知道这个英语熟语吧?就是你不能对此完全相信。


胡: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说没有确切的答案,您可以在发表方面给中国的语言学学者一些建议吗?


Roberts:首先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发表,你们已经知道最顶级的语言学杂志(我刚才提到的)是什么。发表专著也是一样,比如MIT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是语言学界最好的出版社,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很优秀的出版社。如此看来,一个学者需要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这的确很难,而且很多时候结果往往让人沮丧和失望。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发行一些线上期刊,专门针对中国语言学。另外,还有东亚语言学研究(Journal of East Asia Linguistics )这样针对东亚语言的期刊。


胡:(在这本期刊上发表)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Roberts:是的,它只针对特定的语言,对于专门研究这些语言的人来说,这是他们自己研究领域中最好的期刊,这一点非常好。问题是,现在是否还有空间发行一些其他这种类型的期刊,比如只针对汉语句法的期刊,但期刊语言可以是英语,这听起来有些“帝国主义”(笑),但使用英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国际同行对话。最好是线上的,在如今的现代社会这是非常必要的。有这样的期刊很好,尽管它还不是最顶级的,但给学者们提供了发表优秀研究、积累学术声誉的平台。


胡:并且可以和世界范围的其他句法学家进行对话。



Roberts:对。所以问题的重点是,是否有发表的地方。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更多的人竞争有限的期刊发表位置,显然(发表)会越来越困难。一定程度上,这是好事,你还是希望在LI或NLLT发表论文具有难度,因为它们是这个领域的标杆。但如果(在它们上面)发表变得毫无可能了,那就不是好事了。我们也需要其他的学术发表空间。我记得在你读博期间,我建议你去LAGB(译者注:英国语言学会)报告你的第一篇研究。尽管不是像GLOW(译者注:Generative Linguistics in the Old World)那样的最顶级国际会议,LAGB也是很好的语言学会议,尤其是对于第一次参加语言学会议的人来说。因为大家会给你反馈,与会者一般也不会特别不友好。相反,如果在GLOW这样的会议上进行第一次研究报告,可能会比较冒险(笑)。


胡:嗯,我记得。


Roberts:是的,所以还是有各种发表的空间的。当然,知道哪里是最好的发表平台也很重要。对于这点,我们学界有自己的共识,这非常好。但是除了这些顶刊,还有其他的发表平台,这对职业生涯早期的年轻学者来说很重要。


胡:非常感谢您接受这么长的采访,相信今天的内容可以给读者启发和思考。


(完)

本由“壹伴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设计排版 | 陈婷、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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