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2-1329 (2019)03-0112-09

【中图分类号】TU984.11⁺4

【doi】10.11819/cpr20190316a

【作者简介】

魏立华 (1977-)，男，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许永成 (1992-)，男，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丛艳国 (1976-)，女，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

【修改日期】2019-03-01

本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19年第3期

1980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以及全球化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新自由主义理论(Neo-liberalism)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这一趋势下，社会阶层分化、居住空间分异等有关城市空间如何重构的话题，成为2000年以后地理学、社会学以及城乡规划等学科讨论的热点。不可否认的是，政府依然决定着中国城市空间再塑的方向，如产业选择与布局、建设用地、城市治理体系等，当前城市空间重构的分析仍必须建立在过去的政治经济制度分析之上[1，2]，而政府主导的、以中央商务区(CBD)为愿景的旧城更新，只是这一研究思潮的延续。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作为一个概念，由19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W Burgess)基于社会空间分异的城市空间结构的视角提出；但随着城市经济学的兴起，CBD的界定逐步向地价峰值所决定的商务职能以及由此引发的开发强度、职住分离等转化[3，4]。对于中国城市而言，城市商务职能演化所孕育的CBD与政府的规划语境中的CBD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反映的是城市(土地)经济学的规律，后者反映的是地方政府控制土地运营的主观期望。

城乡规划多关注于CBD的功能配置和空间设计，以引导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不过张京祥等[5]从政府规划并建设的CBD的空间形态角度入手，认为在“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CBD是一种城市空间资源，是“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表现出政府强烈主导的土地经营的特征；甚至“就是政府的意志和行为”[3]。因而，藉由一个CBD的规划设计方案，可管窥“中国特色”的政府发展思路及管治模式的空间运作过程。

1.1  空间与空间生产理论

城市形态研究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形态分析”(morphologic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城市功能结构、建筑学视角的城市空间分析等，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并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及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等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6～8]；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其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9，10]；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关注政治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11]。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被引入原属于传统建筑学研究范畴的城市形态领域，源自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促使地方(place)蜕变为空间(space)。(新)自由主义理论视空间为抽象，并对地方的感觉非常迟钝，尤其是“地方”实际存在的人类学、地理学和生态学的实际境况。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势力与威望，以及它“去历史”(ahistorial)和“非空间”(aspatial)的理论化方式，在“地方—空间”蜕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2]。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城市之间主要就“谁拥有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型或最佳商业环境”而展开竞争。“地方”被导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体系，而沦为“空间”；城市政府试图增进“象征资本”以推销城市声望，而这本身就是一笔大生意[13]。在大卫·哈维及左翼地理学者或城市学者的话语中，地方(place)被概念化为全球化空间(space)的“他者”，重申地方、非资本主义和地方文化，以对抗位于全球化论述核心的空间、资本与现代性的支配地位；在构想政治理解与转变的可能性上，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扮演着关键角色。而理解空间策略的一种方式，是将它们想象成涉及如福柯所言的异质地方(heterotopias)建构的意识形态实践，正义可能根植于对地方、荣誉、工作及各种事物的独特理解，并构成共享的生活方式。

19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城市形态研究，认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产物，即所谓的“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14]。基于此，大卫·哈维分析了城市景观的形成、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提出“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蕴涵着资本置换的事实[15]。爱德华·苏贾更是强调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空间生产的影响[16]。自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普遍化以来，空间生产理论已成为剖析空间现象的主要流派。

1.2  空间生产理论与“中国语境”中的城市形态研究

依照空间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之中，空间被有意识地生产，空间本身也是一种商品。空间并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这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宏观上解释了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所不能回答的城市结构和形态变迁的诸多历史现象及现实问题，开辟了“时间—空间”“物质—社会”动态分析的新路径。但如何将空间生产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之中，以解释中国城市的诸多现象，成为2000年以来国内城市研究的热点；中国的城市发展应该在社会主义元素与市场经济机制多方面联合的政治经济语境下审视[17]。

2000年以后，国内有关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学、文化及文学等三个研究领域。自2008年开始，地理及城市规划学者从整体性的角度，运用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生产理论阐释中国城市的种种变化[18～20]，以及城市之间或区域发展中的问题与现象[21～23]，如某一类社会区(如城中村、历史风貌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及社会空间的改变[24，25]，城市政府主导的新城建设及旧城更新等[26]。

1990年代以来，地方政治和资本相合作以推动城市发展的“企业家城市”(entrepreneurial city)理论得到推崇，政府本身亦被“市场化”了[27]。但不同于欧美“企业家城市”运作的市场手段，中国城市更倾向于糅合市场及行政两种力量，且后者通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作为调控城市空间发展的行政手段，多倾向和服务于市场开发主体的空间诉求；拥有行政或垄断性竞争资源的城市政府与城市经济发展主体形成了复杂而有力的“城市增长机器”(urban growth machine)，而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极其微弱，被排除在城市政府和资本的增长联盟之外[5]。城市政府可借由城市规划以迎合资本的空间爱好，使土地升值进而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尽管中央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来管理“土地财政”，但土地出让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仍是非常显著的[28]。

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CBD通常被当作城市回应全球化的手段，倾向于炫耀式设计和大规模开发，以重塑城市形态[29]。对于中国城市而言，这一过程中行政力量的干预会更强，或者说政府治理结构逐渐向能够提供良好商业环境的方向调整，弱化当地居民福祉、地方文化等，甚至全然不考虑财政后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择成都市旧城CBD的规划设计方案及其宣传推动为例进行分析，因为如果传统历史老城区被更新改造为一个更迎合市场力量的CBD，那么其中蕴涵的“空间(space)生产”与“地方(place)建构”的张力将更为明显。

1949年以来，成都中心城区先后经历了“点状集聚、轴向扩展、伸展轴稳定、内向填充、再次填充”的空间演变过程，是典型的“单中心结构基础上再逐层外溢的拓展模式”①，天府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处于这一“同心圆结构”的圆心。2010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再造一个产业成都”，设立天府新区并建设“新的城市CBD”(金融商务中心和总部商务中心)(图1)。2011年底获批的《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确定“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区”的发展目标(图2)。之所以建设天府新区中的“天府新城”，既因为原旧城中心商务用地存量有限，更新改造的社会经济成本远远超出城市财政预期，以及规划实施的不确定性，又考虑到城市发展亟待一个新的增长极核以拉开空间架构，迎合以“全球化、现代化”为目标的高端商务需求[30]；并藉由中央商务区的营造，有效拉高周边经营性用地的地价，以满足政府“土地财政”的预期[31]。

▲ 图1  城市新区规划建设的一般模式

Fig.1 The general pattern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urban new area

▲ 图2  成都市旧城CBD的区位

Fig.2 Location of CBD in old city of Chengdu

资料来源：依据《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成都市交通体系图》以及成都规划公众平台公示天府新区总体规划绘制。

本文讨论的是旧城CBD，其范围由新华大道、滨江路、红星路、东城根街所围合而成，面积5.5km²(图3)，现状用地以金融、商务、行政、办公、宾馆等功能为主，仅有少量的居住区；土地权属较为复杂，多属于武警、省直及市直事业单位等。2013年10月，该区块内的成都体育中心附近发现唐代建筑基址、明代宫廷建筑、摩诃池②残址等，统称为“东华门遗址”③。2015年初，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划定45hm²(南北长750m，东西宽600m)用地，拟建设东华门遗址公园以妥善保护这些有关城市历史的重要遗迹；遗址公园外围划定一个研究范围，面积115hm²，期望在对东华门遗址进行保护的同时整理优化周边用地，将其建设成为“成都旧城CBD的中央公园……既有希腊雅典卫城遗址的历史感，又要具备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一样的休闲功能，让市民来感受现代的生活和历史的空间格局”(2015-11-16日，《成都商报》第01版)。有关的(已批)控制性详细规划显示，这一研究范围内主要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48.5%)、绿地与广场用地(32.9%)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5.2%)”，居住用地仅占3.4%。

▲ 图3  成都市旧城CBD、东华门遗址公园概念规划研究范围

Fig.3 CBD in the old city of Chengdu and research area of “Conceptual Planning of Donghuamen Relic Park of Chengdu”

资料来源：根据《成都市中央商务区建筑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成都市规划管理局，2005年)绘制。

东华门遗址公园及其周边地区(即图3中的“研究范围”)自公元前311年蜀郡守张若仿秦都咸阳形制建城以来，就一直为行政区和商业区；“东华门遗址”在彰显城市发展的绵长历史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历史文化的地方性与商业开发效益的市场化”之间的取舍问题。不难看出，对于东华门遗址公园及其周边地区的规划设计方案的分析，成为管窥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政府“空间生产”与“地方建构”之间的纠结以及城市治理模式的重要媒介。

3.1  整合周边地块并期望建构一种具有较高社会认可度的城市发展愿景

从表面上看，城市空间的生产是由政府、资本和市民共同推动的，各方之间充斥着协商、抵抗和妥协[17，32]。2007年以来，中国城市的旧城更新主要运用市场化手段，依托资本提升旧城土地利用的绩效和城市服务的能级；资本也期望藉由政府的引导以挖掘空间的潜在价值并压低空间开发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通常依照所谓的市场法则确定某一地块的利用方式，经济增长是主要的诉求，而“维护公共利益或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支出多被刻意地缩减；并且，空间生产很可能假托“地方建构”的名义而期望获得公众的认可与呼应。

“东华门遗址”位于成都体育中心南侧，面积约0.5hm²，文化遗存由汉代一直延续至清代，其唐代皇家园林摩诃池、唐代建筑遗址、明代蜀王府水道遗迹等是研究古代成都的历史依据，也是成都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文物支撑。2015年初，“东华门遗址公园”的概念被提出，“以东华门遗址为中心，北到东御河、西御河，东、西就是东华门、西华门，往南就是蜀都大道；这个范围差不多0.5km²，因为这片区域的无可复制性，位于市中心最核心的地方，(市规划局)准备将这片区域打造成城市的名片，即更大规模的蜀都遗址公园……原址保护，以一种全开放、零距离保护的方式，以现代的手法来体现成都传统格局的意向，就像雅典的帕特(提)农神庙、罗马的斗兽场遗址那样(2015-11-16，《成都商报》第01版)！”2015年底获批的《成都市东华门遗址公园概念规划》迎合了一种“纽约曼哈顿”意向的城市想象，将东华门遗址公园比拟为“中央公园”。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2013年之前获批的以商务职能为主的、高强度开发为特色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并未因天府新城CBD的空间供给而有所调整，也没有因东华门遗址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的发掘与保护而给出针对性的改变(图4)。一个城市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往往聚焦于独特的地方，正如东华门遗址；这种地方感的保存或建立，是从记忆通往希望、从过去通往未来的积极环节，或可称之为场所精神，但在地方建构的实践过程中，政府对于未来愿景的想象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图4  东华门遗址公园及其周边地区原“控规”要求

Fig.4 Regulatory planning of Donghuamen Relic Park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资料来源：根据成都市规划公众平台各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绘制。

不可否认，政府尽管握有行政及其他公共资源，能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空间生产秩序，但若缺乏必要的社会合理性，仅凭其既有的制度空间和政策操作能力，强力动用国家资源并抵制各方压力以推动城市空间的再开发，也是很困难的[33]。政府通常运用宣传、动员等手段，引导并建构某种统一的发展愿景，“制造”出城市开发的合理性。鉴于该地块涉及的权利主体较多，且有省直、市直等原属于政府权力体系之内的单位；政府动员各类媒介(如网络、电视以及报纸等)对于东华门遗址公园及其建设意向“纽约中央公园”进行多次密集深度的报道，着重于项目的民生福祉、生态保护以及文化传承等话语，以期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建构政府再开发这一区块的社会合理性，以期望部分“体制内的单位”积极配合而外迁，如“因为这片区域的无可复制性，位于市中心最核心的地方，(市规划局)准备将这片区域打造成城市的名片……未来的定位是成都市的都市会客厅，除了有遗址展览区，还会像纽约中央公园一样……(2015-11-16，《成都商报》第01版，2016-11-6，《成都晚报》第07版)”。

3.2  多元主体的公众参与机制缺失，“地方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话题未被深刻地讨论

在政府的话语中，“东华门遗址公园”已退缩到“只是有关地方的现象学”的层面，并未激起城市中相关利益群体的质疑与批判，以营造出更具人性、历史感的地方(place)，不过要实现这一目的，又必须激发并培育一种公众参与的热情，而这种深度并广泛的公众参与在政治转型滞后的中国城市是难以存在的。所以，那种试图唤起地方对于既往历史敬畏的种种努力，也大多退化为某种“形式上的关切”，历史甚至成为土地开发的卖点，比如遗址周边地块如何依托“东华门遗址公园”衍生更高的土地价值。对历史文化的本真性的追寻，却被扭曲成获取更高商业价值的工具。

更直白地说，建筑师、考古学家以及文化学者之间，有关如何理解东华门遗址的场所精神的种种争论，在政府的经济发展诉求面前，都黯然失色；这些争论或讨论不仅涉及了对于成都市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合理性的诠释，触发一种城市集体记忆的真实回味，又暗含了对于未来的不同想象或期许。东华门遗址及其周边地区明代为蜀王府及皇城，但毁于张献忠之乱，清代在蜀王府残址上建立贡院④，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高等学堂”(1902年)原校址即在于此，这一片区俗称为“老皇城”，“是许多老成都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玩耍、嬉闹，在这里吃饭、喝茶，在这里游行、集会……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在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被毁之前，‘老皇城’前面还有很大的牌坊、石狮子，以及各种雕塑。牌坊上写着‘为国求贤’四个大字，因为这里是贡院，是古代科举取士的地方嘛。牌坊、雕塑等都非常的大气，也非常具有文化底蕴。”“我希望现在的发掘和保护能够接地气，就是要让普通市民能够走得进去，看得懂”；“就像兵马俑那样直观，展现成都的历史文化。”(2014-08-20，《华西都市报》第03版)如何依托“东华门遗址公园”建构一种场所精神，是需要广泛而充分的争论的，无论是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但这种争论的缺乏，说明公众参与还不够有深度。在某种程度上说，缺乏争论的地方建构的过程，即为空间的生产。因而，对于原来“老皇城”这块极具成都历史文化特色的片区于1970年代初被毁应该引发的充分讨论，以及对于当前这一片区旧城特色风貌的反省与思考上，进而对这一片区的未来愿景进行从文化人类学到城市形态、城市治理模式的检讨，可惜这一争论并未展开。

中国城市的市场转型带有明显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34]，在市场资本逻辑导向下的城市增长，具有“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动力。城市规划作为空间生产过程的“设计”环节，成为城市政府论证自身意图合理性以及参与资本博弈的工具。虽然在理论上城市规划师可以代表公共利益，并能够对城市政府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但在“东华门遗址公园”的规划设计过程中，虽有多家单位参与，但均未能独立地表达规划理想并维护公共利益，各方案都在践行着政府对于这一片区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导思路，设计理念中将“东华门遗址类比为雅典卫城帕提农神庙，进而类比为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即反映了文化传承与土地更新之间的张力。

3.3  发展意向从“雅典卫城帕提农神庙”向“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的嬗变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下的空间生产主要是通过财产、财富和权力的积累予以实现，空间在短期内的巨变是其主要特征；而地方建构倾向于保存地方特定的、有价值的环境特质，甚至是“学习同天、地、神灵和谐寓居”[12]，因为地方的转变是逐渐发生的，也意味着文化的传承，而非仅仅是把传统文化简单地符号化，并藉由这些“符号”而予以传承。在依托“地方建构”名义的规划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地方已遭受系统性的破坏，政府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相关联的城市设计或指引)在本质上与美国的分区制(zoning)别无二致，通过产权调整，维护并增加物业价格或物业租赁的价格，尽管也会假以居民生活质量、文化传承等诸如此类的托辞[35]；但地方却被系统性地破坏，不再有真实感，甚至变得“无地方”(placeless)，甚至沦为精英主义的消费空间⑤。就东华门遗址公园及其周边地区而言，城市政府通过优化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协同参与项目的开发，如地块北侧边界的地铁4号线的骡马市站以及南侧边界的天府广场站的设立，进一步提升地块开发的容积率等；在开发时序方面，城市政府通过“东华门遗址—东华门遗址公园—(雅典卫城帕提农神庙)—中央公园”的话语逻辑，拟收储原属省、市事业单位的划拨用地，为市场化的土地出让做准备。此外，城市政府亦左右着“中央公园”这一空间塑造的过程与品味，如重要雕塑的设计拟进行全球招标等。

从“东华门遗址公园”这一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不难发现，政府主导性的规划编制及其宣传话语无处不在，原住民及原住单位的诉求表达似乎失语了，或者说被媒体宣传的宏大叙事遮蔽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消极地顺从由政府与开发商所确立的新空间秩序；省直(属)机关事业单位与成都市不存在直属的上下级关系，通常会拒绝搬离原址以期分享“(拟规划建设的)中央公园”开发带来的增益，尽管又担心“因不配合规划而有损于城市历史文化传承”的公共舆论压力；不过他们仍将拒绝“基本的、安抚性的补偿”，而谋求与旧城更新中政府、资本收益的对等。这一过程中，“东华门遗址”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在所谓“保护、更新、传承”的话语之下，却转向了虚构与符号化加工。此外，市民将“东华门遗址公园”想象为“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期待一种城市的尊严感与身份认同，而对于周边地块的过度商业化开发呈现出一定的反感。但自2015年初开始编制的《成都市东华门遗址公园概念规划》，仅仅强调了市民可以“全开放、零距离地”观赏东华门遗址，却并未就“市民如何看待周边地块高强度的商务商业开发以及由此引发的旧城风貌格局的破坏”这一话题展开充分地讨论；这也再次确认，东华门遗址公园在城市政府及其市场化的旧城更新过程中，将被实际塑造为“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⑥的城市意象，而在该区块内的原住民、企事业单位以及市民的层面，又被描绘为“雅典卫城帕提农神庙”的城市意象，空间生产的过程被巧妙地予以遮蔽⑦(图5)。

▲ 图5 “东华门遗址公园”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城市意象分化

Fig.5 Donghuamen Relic Park divided into different city images for different groups

3.4  消费主义下“东华门遗址公园”的符号化

依据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之所以去“生产”一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建成环境在地理上的不可移动性，可形成具有独特文化、历史与空间形态的环境特质，能衍生垄断地租[36]。就成都市而言，东华门遗址公园的独特性也塑造了周边商务商业地块的稀缺性，并以土地出让金的形式满足城市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诉求；资本亦凭借这一承载历史积淀的文化遗址及市民休闲娱乐的“中央公园”，向消费者收取间接的、垄断性的高额租金。

从空间产品的消费者视角来看，这一特定的环境与历史氛围，被重塑了的“历史的气息”和“曼哈顿的生活方式”，被物化成各种具有消费价值的空间来激励市民消费和公司投资，甚至激励居民迁居至此。就“东华门遗址公园及其周边地区”这一空间而言，人们既自觉地消费商品与服务，亦在不自觉地消费着这种被主观创造出的“文化”，或者说消费着一种被符号化了的空间。《成都市东华门遗址公园概念规划》既试图利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式的建筑形象与空间布局，也利用传统文化的符号、色彩等，构建了一个现代与传统交织的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对于“传统文化的消费”也在情理之中，“成都正缺乏一个文化传承的展示窗口，并不是局限在博物馆这种密闭空间内，而是需要一个开放性的空间或广场。(东华门遗址)正处于城中心核心地段，将这里打造成成都市都市文化名片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2015-12-10，《地产中国网》)

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是资本追求空间的剩余价值和消费者追求空间的使用价值间的矛盾[37]，无论是空间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在将“厚重而复杂的传统历史文化简化为一种符号”这一点上是统一的。成都市之所以打造“CBD及城市中央公园”(图4)是有其原因的。曼哈顿形状规整的、大面积的中央公园及其周边高强度的商务商业开发的城市天际线是纽约作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象征，这一形象也是那些受到全球化影响并积极谋求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城市所追求的(图6，图7)。中央公园与周边的CBD被符号化之后，在CBD工作，在中央公园内休闲漫步，在紧邻的高端商务楼宇中消费，意味一种精致、华丽、高质量的生活，正好满足了城市相当一部分中产及以上阶层的身份认同以及社会空间异化的诉求。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都虽然三千年未迁城址，且建城的中心一直围绕东华门遗址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但物质性的历史遗存的缺失与不完整，精英阶层的地方认同又弥漫着一种焦虑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渝教授呼吁“目前关于成都的历史记忆，主要停留在历史文献和博物馆展示的器物上，而摩诃池的发现，恰好提供了感知成都历史的视觉窗口；……市中心也曾发现过历代城墙遗址、唐代水利工程等考古遗存，但很多没能保留下来。而作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靠什么感知成都辉煌的历史？摩诃池遗址至少可以架起沟通的桥梁。”(2014-6-12，《四川日报》第11版)东华门遗址及其考古发现证实了旧城CBD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说，这一片区自建城肇始就作为城市经济精英与权力阶层聚居的空间，社会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都能在此建构成为一种空间上的确认，“扬一益二”⑧的历史胜境与当前CBD及中央公园的城市意象相互交织，造就了一个从古至今都是繁荣昌盛的天府之国的都市形象。

▲ 图6 纽约中央公园及其周边形态示意

Fig.6 Spatial morphology of New York Central Park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 图7 东华门遗址公园及其周边形态示意

Fig.7 Spatial morphology of Donghuamen Relic Park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

“土地财政”是中国城市政府空间开发的主要诉求或动力，城市建设亦是一种吸收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的关键手段。但对于历史文化厚重的旧城更新而言，地方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异质性极有可能在精英阶层构想的城市中被忽视，而《成都市东华门遗址公园概念规划》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是企业总部集聚引领商务服务、金融、商贸等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也是城市政府追求土地利益最大化的角力场。尽管已确定建设天府新城CBD⑨，东华门遗址公园或可就此调整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思路，走文化复兴城市软实力的路子，或走一种“文化型商务区(cultural business district)”的折衷路线，但这意味着放弃了旧有的“土地财政”的窠臼和路径依赖，社会(或文化)更新的重要性应提升到首要的位置。不幸的是，政府出台的有关东华门遗址公园的规划设计方案依然走的是空间生产的老路子⑩。

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倾向于同质化的复制，这是当前中国城市特色危机的根源；规划语境中的CBD只是政府和资本共同主导下的一种城市空间的生产，是少数政治和经济精英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来塑造的空间，但是，透过这一空间，城市的未来和普通人生活的价值取向却被慢慢地蚕食。“东华门遗址”被简化为“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的过程，地方政府尽管提出了“重现辉煌历史并创造品质空间”的话语，但本质上依然是商业利润的追逐。更需注意的是，高调地保护了一个小尺度的文化遗址，但却毁坏着更大尺度的、依然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历史街区。《成都市东华门遗址公园概念规划》实质上将旧城更新引往“绅士化”的老路子，空间更新的背后是“非地方化的精英式”的社会再生产，而作为地方文化载体的中低收入家庭将被置换出去；当这种社会空间异化完成了的时候，“东华门遗址”将更蜕变为一种文化的符号，而失却了社会文化传承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