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日本人。自1988年7月以来一直研究闽东方言，已经30多年了。我今年57岁，所以，我人生的一半时间断断续续跟闽东方言打交道。感到遗憾的是，和汉语普通话一样，我对闽东各地方言完全缺乏母语感。没有母语感的日本人到底能否研究闽东方言？

      如果要研究语法，母语占有绝对优势。《闽东四县市方言调查研究》一书“例句对照”收录4个闽东方言的100个例句，大部分都是很简单的句子，如“试试看”。问题是我没有母语感，即使是个很短的句子也无法判断发音合作人给我提供的说法是地道的说法还是一定程度上受了普通话影响的说法。所以，只好反复核实。几种差不多一样的说法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细微差异往往问不出来。幸亏，语法不是我的研究题目。

      我的研究题目是闽东方言音韵史，即闽东方言的发音历史。比如，第一人称代词“我”福州话说[ŋuai³]，福清话说[ŋua³]，福安话说[ŋo³]，屏南话说[uai³]，宁德话说[ua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假设：现在各地的闽东方言共享同一个来源，可以称之为原始闽东方言。原始闽东方言中“我”大概读作ŋuɑi³，和现代福州话里的读音差不多。在福清话里脱落i而变成了[ŋua³]，福安话的[ŋo³]是这种读音的进一步发展。在屏南话里则脱落声母ŋ而变成了[uai³]，宁德话的[ua³]是它的后身。

      方言也是语言。语言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去研究。由构拟的原始闽东方言来统帅所有现代闽东方言的发音历史，这只不过是有可能的研究观点之一。在国外很普遍，但在中国国内鲜有人做过尝试。那么，我作为一位外国人参与闽东方言的研究也许能够拓展研究的可能性。

      研究发音的历史要使用方言中的基本词，即古今中外的人都知道的词。对现代闽东人来说，“手机”应该是一个相当常用的词而且也是口语词。不过，古代闽东人不可能知道“手机”。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音韵史研究的对象。除了福州话或福安话等极个别的方言以外，闽东方言都不存在书面材料。所以，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各地方言的田野调查。闽东方言的研究离不开田野调查。和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声调一样，闽东方言的声韵调也是有限的。比如，普通话的韵母40个，寿宁话46个。词汇则是开放的系统，不过，能够作为音韵史研究材料的词汇不那么多，我自己每个调查点要调查3000千个左右吧。而且，像“一”“二”“三”“太阳”“月亮”“星星”“我”“你”“他”这样的基本词发音合作人一般不会说错。

      总之，没有母语感的日本人也可以做闽东方言音韵史的研究。

      撰写《闽东四县市方言调查研究》的目的不外乎是搜集闽东方言音韵史的语言材料。本书所研究的4个闽东方言中，对语音而言，寿宁是早期闽东方言的面貌保存得最好的地方。由于寿宁位于闽东和闽北的交界处，寿宁话当中有一些来自闽北方言的成分。通过寿宁话我们也可以亲眼观察方言之间的接触怎么进行的。

      福安到寿宁只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不过，跟寿宁话相反，现在的福安话可以说是离原始闽东方言最远的闽东方言之一，换言之，福安话里曾发生过的语音演变相当多，与众不同。我估计这是在近一二百年才发生的事。其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屏南话感觉很神秘。因为，除了《屏南县志·第三十四篇 方言》以外，一直以来我们完全看不到屏南话的语言材料。闽东方言大致上可以分成北片和南片。我调查了以后，就了解到屏南话是一座南北片之间的桥梁。思考屏南话的音韵史在很多方面等于思考整个闽东方言的音韵史。

      我在1988年7月第一次接触的闽东方言是福清话。2015年8月时隔27年又有一次机会调查福清话，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和福州话一样，福清话也属于闽东方言的南片。不过，它独树一帜，跟其他南片方言之间的差别非常大。福清话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谜，希望今后慢慢阐明。

     我坚信本书所研究的4个闽东方言均具有非凡的语言学意义。

     中国各地的汉语方言目前正在走日语方言在明治维新之后走过来的道路，无可奈何地逐渐向标准语靠拢乃至全面同化。所以，我还希望本书能够成为闽东方言历史记录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