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展都是问题驱动的,语言学也不例外。驱动语言学发展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类: A.学科问题;B.社会语言问题;C.非学术问题。非学术问题是指职称评审需求、学科排名要求等,追求“学术GDP”成了一种风潮 ,甚至成为某些学术单位的“治学方略”。这些问题 ,对语言学从业者可能是真正压身的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某些单位乃至全国的语言学的发展。但是,本文不讨论这些非学术问题,把它们留给科研管理者去研究。

学科问题是为完善学科而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比如现代汉语语法学界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进行过主宾语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三派主张:所谓的“意义派”,主张在动词谓语句中,施事是主语 ,受事是宾语;所谓的“结构派”,主张不管是施事还是受事,凡在动词之前的皆为主语,在动词之后的皆为宾语;所谓的“结构与意义结合派”,认为确定主语和宾语,要同时顾及结构与意义。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这个句子,结构派认为主语是“台上”,意义派认为主语是“主席团”。  这次争论没有达成一以致结论,但深化了对于结构和意义关系的认识,推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1]。

再如 ,2002 年,乔姆斯基与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 Hauser、Fitch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语言能力:它是什么,谁拥有它,它是如何进化的?》[2]。2005年 ,Pinker 和 Jackendoff 这两位生成语法学派的主将,在《认知》杂志上联合发表文章,对生成语法学派的领军人物乔姆斯基等人2002年的那篇文章提出批评。同年，《认知》杂志( 第 97 期)又分别刊登了乔姆斯基等人对 Pinker 和Jackendoff观点的反批评[3] ,以及Jackendoff 和Pinker 对于该反批评的评论[4]。论辩异常剧烈,各自都引用了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生物学等许多跨学科的数据与观点。但争论的焦点在于语言能力是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是如何体现人类进化适应的特征等。这些争论属于语言能力“天赋论”内部的争论[5],也是属于学科问题的争论。

语言是社会、个人须臾不能离开的。在语言的应用、学习及语言的生态关系中,会出现各种语言问题,社会和个人也会有各种语言需求,群体和个体都需要具备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人生事务的语言能力。这些问题 ,统称为社会语言问题。

语言学是在研究社会语言问题中兴起的。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是从关注两大社会语言问题开始的:一为教儿童识字,如据传为周宣王的太史所作的《史籀篇》、秦代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古代的蒙学课本;二为训诂经书，《尔雅》《说文》等所开创的小学传统,就是经学的翼羽。古印度的语言学兴起与研究宗教语言有关。公元前4世纪的《巴尼尼语法》是研究《吠陀》的语法,“吠陀”意为“知识”，《吠陀》用古梵语写成,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早期文献。

20 世纪上半叶,保护印第安文化、调查印第安语成为美国重要的社会问题,美国语言学家在调查印第安语的过程中,创造了“直接成分分析法”,支撑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诞生与发展。“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思维,这一假说也是在研究印第安语的过程中萌生、发展的,尽管这一假说直到今天人们仍对其争论不断。再如加拿大是个双语国家,解决好英语与法语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国家统一的大问题。加拿大的社会语言学比较发达,双语研究的成果最多,形成了加拿大语言学的特色之一。

这些事例说明:语言学是在研究社会语言问题中兴起的,是在解决社会语言问题中得到重大发展的;各个时代、各个国度的语言学常常有一些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都是在解决本时代、本地区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时逐渐形成的。

学科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解决学科的问题,是为了让学术力量更强大,更好地研究社会问题。学科自身问题与学科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需要同时观照、统筹兼顾的,但相较而言,社会问题是学术发展的“本源问题”。然而,往往当学科发展得比较强大时,人们会忽视本源问题,甚至轻视本源问题。语言学当前就有这样的倾向,比较重视学科问题,相对轻视社会语言问题。这种倾向在学术“跟跑”的国家更为严重,因为这样的国家很少能够设置学术话题、指引学术方向,只能聚精会神地追赶领跑者。而只有重视对本源问题的研究,跟跑者才不会只是“跟跑”,甚至才有机会成为领跑者。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 ,叫“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是应当的,但这样说的时候,仿佛学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对社会的“恩典”,是一种职业之外的“慈善”。其实,解决社会问题应当是学术的主业、正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最能驱动语言学向前发展的是社会语言问题。

学者解决社会问题,是用学术的方式,因而有别于社会活动家。学者研究社会问题,在意识上需要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也应当转化为学术问题。社会语言问题的学术化,也首先需要“意识上的学术化”。这句话也许较虚灵，但是这样的意识却非常重要。

社会语言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的第一步,是把问题与语言学曾经处理过的学术问题关联起来,将问题植入到一个相关、相近的学科体系中。一旦把问题纳入一个学科体系,就可以用学术的办法来处理。 

     比如 2017年前后 ,新闻媒体不断报道许多外国名人后代学习中文的情况。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 ,她的 3 个孩子阿拉贝拉、约瑟夫、西奥多都在学习中文。美国金融“大鳄”罗杰斯的两个小女儿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 4 个孩子 ,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女儿,英国乔治小王子，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的两个女儿——莱昂诺尔公主、索菲娅公主,荷兰王室的长公主阿马利娅,比利时王室未来接班人伊丽莎白公主等,也都在努力学中文[16] 。

      这是一种新的社会语言现象。李宇明把这种现象纳入到中文国际教育的学术体系中进行考察,并由此发现了大量的海外中文学习者的低龄化现象[17]。将此现象与世界 70 国把中文纳入基础教育的数据关联起来,就得出了“海外中文学习者低龄化”的命题。再根据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历史、中国及世界的外语教育发展历史,得出了“外语角色理论”(如图 1 所示)。

这一理论认为:“第一,不同的外语角色具有不同的外语功能,外语功能有强弱之分,在上图中,右边角色的功能大于左边的功能。根据外语功能的强弱形成上图所示的梯级。第二，不同的外语角色具有‘迭代性',即不同的外语角色可以共存,比如‘外事外语'与‘领域外语'可以共存,‘基础教育外语'可以与‘泛领域外语、领域外语、外事外语'共存。第三 ,外语充当什么角色,与‘本土国'对‘对象国'的影响力成正比。本土国是指某种语言的母国,对象国是把某种语言作为外语的国家。本土国对对象国的影响力 ,取决于本土国的综合国力,也取决于对象国对本土国国力的感知。”

     有时候 ,在语言生活中发现的一些语言问题,在语言学中可能一时找不到它的位置,这时可以去考察临近学科,看它们有无处理相似语言问题的尝试。当前,研究语言问题的学科除了语言学之外,还有哲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政治学、心理学、神经与脑科学、医学、信息科学等 ,语言问题在这些学科中可能会得到过关注。如果语言学和其他学科对所发现的社会语言问题都没有过类似研究,那么可能的选择有二:一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框架来进行研究,这样的难度当然很大,其研究成果也不易为学界所接受;二是暂时搁置下来,待研究时机成熟时再开始研究这一问题。

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技术)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水岭。科学与占卜、玄想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其结果是否是使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技术,也常常是判断研究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研究语言的方法主要有自然观察法和试验法、质性研究法和量化研究法等，许多研究方法需要专门的技术与装备,如眼动仪、心理行为实验与事件相关电位( ERP)、功能性核磁共振(fＭRI)、语料库加工技术与相关设备等。

     问题学术化的第二步,就是考虑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它。当没有合适的方法可以用于研究时,常常选择放弃。比如 20 世纪初 ,索绪尔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把语言区 分为语言和言语,并且把言语排斥在语言学研究之外。索绪尔并不是认识不到言语的重要性,而是当时的技术水平难以进行有效的言语研究。这对索绪尔来说,无疑是一种明智选择,也正因如此,结构主义语言学才能取得巨大成就。当然,在索绪尔创立结构主义语言学百年后的今天,语言研究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果再不把言语纳入语言学的视野,坚守所谓的“本体研究”,是不明智也不正确的。整个国际语言学术界正在进行语言学研究的“话语转向” ,中国语言学界必须看到这一学术趋势[18-19]。

     就当前的语言学研究来看,还需注意的是,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出现了为技术而技术的“技术主义”倾向。研究方法和技术是解决问题的“船”与“桥”,只要能解决问题,到达“河流”的彼岸,什么样的方法和技术都是合适的。不问研究对象如何,以“秀”技术来显示先进;热衷于在文章中使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图表,但所得结论却非常肤浅。这对于学术发展是有害而无益的。要重视研究方法,但不可助长“技术主义”。

问题的学术化不能止于本学科,还必须将研究成果反哺社会,辐射语言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把反哺社会和学科辐射视作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是与传统学术观念的不同之处。

社会语言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必须回馈社会,帮助社会解决问题 ,调适语言生活。反哺社会的方式有三种:

     1. 定向回馈

     将研究成果回馈给发生语言问题的领域、地区或单位,为解决这些领域、地区或单位的语言问题、改善其语言生活做出学术贡献。这些语言问题是“锁”和“的”,必须用经过研究而铸成的学术之“钥”和“箭" ,去开锁、射的。这种定向回馈 ,一方面能够真正发挥钥匙、弓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术的检验,看钥匙能否打开语言问题之锁,弓箭能否射中语言问题之的。

     社会语言问题是学术的起点,解决社会语言问题是学术的靶点。“起点”与“靶点”,决定了服务社会不是语言学的“施舍”,而是语言学为自己学科发展而必须履行之责。

     2. 智库建言

     如果研究的语言问题是较为普遍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广的适应面或是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 就可以将研究结果作为智库建言传递给政府有关部门,以为决策之参考。学术智库不同于一般的智库,因为其一,学术智库有学理支撑,讲究科学性,其建议往往具有较强的学理依据;其二 ,学术智库不急功近利,即使是现实问题,也常谋求之深远。学术智库与政府之间如果能够建立起顺畅沟通的体制与机制,就是构建了一座“政学旋转门”,能够较大地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3. 社会沟通

     语言学界经常与社会沟通,将自己的智慧与成果不断向社会辐射,就会整体提升社会的语言意识和语言觉悟,增进社会对语言国情的了解。现代的社会已经是个“知识社会”,大学学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各个科学领域都有一定的理解力,也常会发生一定兴趣。语言学科(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必须认识到知识社会的到来,关注社会的语言需求。过去,这项工作经常称为“科普”,这种说法隐含着社会是“科盲”,学者是“导师”,社会需要学界去帮助脱盲,这显然已经不大适合知识社会的情形。学界放下身段,将“科普”意识转化为“社会沟通”,是有利于构造一个良性学术生态的。

     语言学的社会沟通,要求语言学界要有尊重“社会知情权”的意识,而且要转变话语方式,将属于“行话”范畴的学术话语转化为社会话语。这种转变很不容易,现在的语言学学术话语愈来愈艰涩,充满了“学术贯口” ,甚至连同行都不一定看得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自 2005 年起,已连续编纂了 15年 ,也是探讨将语言学的学术话语转化为社会话语的 15 年 ,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深知这种转化之艰难。此外 ,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的网络手段进行语言学的社会沟通,也是可以试验的。

前面已经提及,语言问题不只是语言学的研究专利,许多研究社会、人、脑的科学,都会涉及语言问题,研究语言问题。这些学科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理论上说,这些学科都需要语言学的支撑,语言学也应当主动去与这些学科联袂解决这些学科感兴趣的语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不能也不应该闭门修行,而必须考虑学科沟通、学科辐射的问题。学科沟通、辐射的意义起码有四:

     第一,担起“学科责任”。语言学是研究语言问题的主学科,有责任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帮助。

     第二,汲取他学科营养。利用多学科的数据解决语言问题,通过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有助于发现、解决社会语言问题。

     第三 ,构建“大语言学”。整合多学科语言学研究成果,构建可以涵盖多学科语言研究成果的学术体

系,撰写当今的具有较大学科覆盖面的语言学概论。

     第四,寻求学术新方向。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束了传统语言学阶段,使语言学进人科学阶段。此后经青年语法学派 ,语言学进人了结构主义时代。1955年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进人转换生成语言学阶段[20][21][22]。而今经类型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等学派的探索,语言学也许又到了历史转折处,通过对其他学科语言研究的关注,当有助于寻求新的学术发展方向。

     然而 ,当前的中国语言学并不具备“学科穿透力”。就大的学科设置看,语言学主要分为汉语言学、少数民族语言学、外国语言学(还有一些在心理学、神经与脑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中),而少数民族语言学、外国语言学又习惯上分为各个语种的语言学,汉语言学习惯上分为文字(基本上是古文字)、古代汉语(或称汉语史)、现代汉语、方言、语言学概论等,古代汉语还可以分出音韵学等,现代汉语还可以 分出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学就这样被语种、学科分割成“蜂巢状”。学者们在每个蜂房里穷经皓首 ,成果虽丰硕 ,但是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影响却不顺畅，一位学者、一个小学科、一个语种发现的新材料、新方法、新理念,不能及时为整个语言学界所关注、所共享。语言学界没有共同的工作平台、思想平台和共同的“问题”,难以形成共同的学术追求,难以塑造共同的学术形象。其研究成果穿透语言学的各个“蜂房”都有困难,要向其他学科辐射也就更不容易。

     近几十年来,语言学还是比较注意交叉学科建设的,这从如下的交叉语言学的名目中就可见一斑: 语言哲学、逻辑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国际政治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人口语言学、儿童语言学、老年语言学、法律语言学、新闻语言学、广告语言学、经济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军事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但是 ,从另一角度看,与语言学交叉联姻的“对象学科”似乎并没有付出相应的热情。究其原因 ,可能有二:其一,也许是语言学的蜂巢状态,难以形成足以令对象学科产生冲动的成果。其二 ,我国其他学科的状态抑或是“蜂巢状”的 ,各学科之间的共同追求、共同问题也没有形成。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国际学术界就开始形成一些共同的问题,甚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 ,都可以分享材料、方法和思想。前述关于 2005 年 Pinker、Jackendoff 在《认知》杂志上与乔姆斯基、Hauser、Fitch 关于《语言能力:它是什么,谁拥有它,它是如何进化的?》的争论,都涉及语言学之外的多个学科。我国学术界如何能够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文理科联袂共同探讨客观世界的奥秘,发现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塑造一个奇妙的信息空间,语言学是可以做些率先探讨的,因为语言问题是文理多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人工智能时代要处理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