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生时候，从自己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涉及了周作人、钱锺书、罗念生等人的读书品味，于是也对古希腊罗马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想要了解相关的学术研究之历史。此后2005年开始读这部书，认为除了对从事古典学研究的专家仍有参考价值之外，这部著作由于涉猎广泛的西方人文学术传统，也能为更多的中国读书人所接受和认同。于是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时断时续地尝试翻译。最初的译文贴在自己名为“非东非西”的博客上，赵鹏先生看到后推荐给了“世纪文景”，他们也很感兴趣，不久后就和我约好，签了合同。拙译第一卷于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问世后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怀和指教，也包括我本人后来继续译后两卷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因此这次再版第一卷，我进行了大量的修订。2017年底，我把后两卷也全部译完了，在这次第一卷中译修订版之后会陆续出版。光阴荏苒，译事漫长，其间多次因其他工作中断，最长一次荒废达两年之久。如今面对二十多岁时发心要尽快完成的这件“大部头”，时代环境和个人感受都已经大为不同，不免感慨。此文算是一个对原书和原作者的简介，也包括了我在译书时的一些感想，曾作为中西书局2017年影印版《西方古典学术史》的序言刊于书前，其中部分内容出自第一卷译后记以及2011年发表于《读书》的一篇相关文章。
陈平原教授题字《西方古典学术史》
一 作者生平及著作概况
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1922），是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古典学者[1]。他出生于莱斯特的一个传教士家庭，童年随父母旅居印度加尔各答，十一岁返回英国，后就读雷普顿公学。1863年，桑兹凭借自己优异的预科（Sixth Form）成绩被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吸收入学，此后一直在这里供职。他做过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1867－1922），并在该学院担任导师（1870－1900）职务，他还是剑桥大学的校方发言人[2]（1876－1919）。1890年出任语文学会主席，1909年出任古典学学会主席，同年被选为不列颠学会（The British Academy）会员。桑兹生前曾接受过都柏林（三一学院）、爱丁堡、雅典、牛津几所大学赠予的荣誉博士学位。1919年退休时，剑桥大学颁发给他“终身荣誉发言人”（orator emeritus）的称号。同年，希腊最高荣誉级别的组织，“救世主勋章团”（Τάγμα του Σωτήρος），授予他司令官（Ταξιάρχης）徽章。1911年6月，新王乔治五世加冕，桑兹被册封为骑士。桑兹的主要著作有《复活节希腊游记》An Easter Vacation in Greece（1886）、《哈佛讲演录：学术复兴》Harvard Lectures on the Revival of Learning（1905）[3]、《古典学术史》（第1卷，1903年第1版，1906年第2版，1921年第3版；第2、3卷，1908）及其缩略版的《古典学术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15），以及《拉丁铭文学：拉丁文碑铭研究导论》Latin Epi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tin inscriptions（1919）。他还校勘、注释、编订或翻译了数种古典作家的名篇，比如伊索克拉底与德摩斯提尼的演说词，品达的诗歌[4]，欧里庇德斯的悲剧，泰奥弗剌斯特的《素写集》，亚理士多德《雅典政制》、《修辞学》，以及西塞罗的数种著作；他与另外一位古典学家亨利·纳特勒史普（Henry Nettleship，1839 －1893）合作翻译并修订、增补的德国学者奥斯卡·赛费特（Oskar Seyffert，1862 – 1940）《古典名物词典》A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tiquities（1891年第1、2版，1895年第3版，德文原作题为Lexikon der klassischen Alterthumskunde，1882年出版）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此外，桑兹还主编了《拉丁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Latin Studies，1910年第1版，1912年第2版，1921年第3版），这是一部系统介绍古代拉丁语文化的百科全书，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技术、风俗、鸟兽草木方方面面，与莱纳德·惠布利（Leonard Whibley，1863–1941）主编的《希腊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Greek Studies，1905年第1版，1906年第2版，1916年第3版，1931年第4版，桑兹也参与了此书的编写）都是研究或了解西方古典文化必备的工具书。
二 三卷本及简史之概况
1900年元旦这天，桑兹开始着手撰写一部囊括往昔一切时代有关古典学问的通史性著作，起初以为只消一卷即可完成，不想一发不能收笔，闳肆庞大到整整用了三卷的篇幅，凡1600馀页。写这部书时，作者辞去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导师工作，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在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改订。他的著述精神与书中的主题十分契合，反映出为了传继旧学而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这部书初版一问世即受到好评，《泰晤士报》称誉为“翔实、雅正、可靠的里程碑之作”，乃“剑桥之荣光，进而也堪称英国之荣光”。科学史的泰斗名宿乔治·萨顿，古典学界的同行古德曼、维拉莫维茨等人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此书成了桑兹平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学术界回顾古典研究之历史时必不可少的参考读物。根据桑兹本人的记述，他写这部书的念头，萌生于1890年初。在友人也是著名的古典学家耶博教授（Richard Claverhouse Jebb，1841－1905）建议下，桑兹着手梳理不列颠民族的古典学问之渊源。1896年，他在剑桥开设了英伦古典研究史的系列讲座。次年，受邀参与惠布利（Leonard Whibley，1863–1941）主编的《希腊研究手册》A Companion to Greek Studies一书，负责撰写“学术史”一节。从此桑兹决定放开视野，要撰写一部更为全面的学术通史，“将从雅典时代的诞生期开始，继而追踪其在亚历山大里亚与罗马时期的成长，随后则通过中古时期和学术复兴，直到古代经典著作研究在欧洲各国乃至海外英语民族中的进一步发展”。他游历广泛，曾在欧洲各地的图书馆翻览过许多珍贵的古籍钞本[5]。他熟稔拜占庭文化与中世纪艺术，颇能从中领会那些时代学术研究与人文情怀的宗旨和特色。他对于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兴趣是在雷普顿公学时就养成的，在写这部纵横古今的学术通史著作时经常有感慨系之。此外，他频繁引述近现代西方作家的诗文，来印证由古今之间从理趣、句法到韵调和修辞术中所呈现出的文脉传承。
拜占庭传授希腊文化的学校
《古典学术史》的第一卷，从古典学术从雅典时代（西元前600-300年）的诞生期开始，根据古典作品中对古希腊各文体作品的研究和评价，确立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继而是亚历山大里亚时代（西元前约300-1 年），罗马时代（西元前约168-西元约530 年），前一个时代里出现了更为专门性的学术研究著作，后一个时代则在继续发展对希腊文研究的基础上，产生出拉丁学术的新发展。此后是漫长的“中世纪”，其中兼顾东部世界的拜占庭时代。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文艺复兴先驱人物但丁的活动，是此卷在时间线上的最后大事件。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为十四-十八世纪。桑兹用去三分之一的篇幅盛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学复兴之意义。他在接下来的“十六世纪”一编中，以伊拉斯谟为中心来论述北方文艺复兴中的古典学术，同时追溯英、法、西、葡、尼德兰、日耳曼各民族的人文主义运动发展史，以丰富的资料证明了意大利对各国学术发展的深远影响。此后，这部《古典学术史》开始以国别为单位划分章节。虽然涉及到了众多学者事迹，但桑兹对于十六世纪在法国的斯卡利杰尔和卡索邦、十七十八世纪尼德兰的利普修斯、沃修斯、格劳修斯、赫姆斯特赫斯等人，以及十八世纪英国大学者理查·本特利，都着重用了较多的笔墨。第三卷论述此后至二十世纪初的学术史。由于格外重视德意志民族的成就，桑兹将十八世纪的日耳曼古典学术史单独抽出来，置于此卷，连着之后一编中打头阵的“十九世纪日耳曼古典学术史”，总共占据了此卷一半的篇幅，其中以标志着近代学术之建立的沃孚为核心，分出赫尔曼与柏克两个学术路向。剩余的篇幅，除了给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忽略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留有专门章节外，还开拓了新的地域，不仅从头论述丹麦、挪威、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古典学术起源和发展，还论述了古典研究在希腊、俄罗斯甚至匈牙利的情况。最后两章，桑兹分别留给了自己的祖国和新大陆：其中十九世纪英国古典学术史在第三卷后半部分占了篇幅最大的一章（却也不过是此卷的十分之一），桑兹在其中缅怀了几位剑桥的师友。最后，桑兹抱持着“盖棺论定”的原则，补充了几位晚近去世的学者。这部书的作者并不是历史家，提到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只将他们称之为散文作家，重视的是他们对于荷马史诗的认知与探究；他也不是哲学家，虽有专章论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却谈的是两位大哲人的诗学理论。在桑兹眼中，李维的历史巨著是将旧史料赋予一副罗马人的音调和修辞装饰而已，而奥古斯丁的思想名篇《上帝之城》，也只因大量征引了瓦罗和西塞罗的著作残篇而受到称许。如此书写，当然并非作者买椟还珠，识其小而遗其大。桑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的最大特色，便是历数各时期著述活动中对于古昔文献的存留和对于先代语言与文化的记忆与认知。至第二卷，论述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研究，现代体系的学术活动和学科规范渐渐形成，桑兹方才放弃了原本的这一著述风格。这一变化当然很容易理解：古代世界的学问之中，并无如“古典学”这类总称式的概念；使用这么庞大的篇幅来梳理文艺复兴以前的种种琐细繁冗的学术活动时，必然要有一个足以贯彻始终的主线索，能够不仅连缀起第一卷中随着历史阶段演进而学术环境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的种种论题，也能够贯穿古今，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古之学人与我们是如何的“心同理同”。对于“泰西之人”来说，其“古典的”学问，主要指对荷马以降古希腊文、拉丁文著作的阅读与研究。西元二世纪的奥略·葛琉斯，根据罗马上古先王划分社会等级（classes）的用法，区分“一流作家”（scriptor classicus）和“末流作家”（scriptor proletarius）[6]。其中classicus对应于上古社会五阶的第一等级（classici），proletarius则是源自最末等级的“平民”（proletarii，指无财产而仅拥有子女的罗马公民）一语。此为classical及其他近代语词之用法的原始。西方古典研究有两个起点，一是对于文本原貌的追求，一是对于文本内容的品鉴。这两者都与荷马史诗有关，前者的核心类似于后来的校勘学，后者则倾向于我们今日所说的文学批评。这两者都可以称之为κριτική，也就是criticism。在古希腊文中，κριτής本义为仲裁、评判，雅典戏剧比赛中的裁判，即是这个词。其衍生词κριτικός用以指称学者，根据法伊弗的考证，最早得此称呼的是科斯的菲勒塔斯[7]，见于斯特拉波（前约63－约24）的著作[8]。γραμματικός是古代世界常用来指称学者的，Grammata的含义自柏拉图经亚里士多德、“色雷斯人”狄奥尼修，渐渐变得近乎可统驭一切文词之学[9]，但在近代（尤其十八世纪以后）却慢慢缩小了范畴，变成专门研究语言词句结构的学科了。古人较少使用φιλόλογος这一称谓，中世纪以后，其拉丁写法philologus开始盛行，被人们用来专指精通古学之人。在德国，Philologie成为一门学科，用来表示脱离了神学、法学或哲学的约束从而更为自由的古典研究，也只不过是近200多年的事情[10]。当时的英语学术惟有criticism可以比较方便地论说古典研究的两个方面。比较于法国、德国的学术用语，criticism的传统显然更为明晰和悠久。17世纪之初，培根在《崇学论》中认为学识之传承有两个依托，一是考据辨析，一是教育讲解（the one critical, the other pedantical）。前者关系到个人性的阅读与著述，与培根念念不忘的学术史论题密切相关，他将之分成五个方面：（1）对著作者的校订与编纂；（2）对著作者的阐释与注疏；（3）对著作者年代的判断；（4）简要的评述与品第；（5）对句法与谋篇风格的认识[11]。曾经著作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美籍作家雷内·韦勒克有专文梳理criticism一词的语源与演变，对于英语中将此词用于文学研究学科的过程论述甚详，兹不赘述[12]。中文素来将criticism习惯翻译成“批评”，主要是根据近现代英语文学批评话语中对于培根所言后2个方面的发扬。但是也曾有学者注意到其含义的丰富性。民国时期，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就提到：“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而关文运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汉译本培根《崇学论》中，就将critical译成“校勘的”，谢德风先生翻译《历史著作史》，也在必要之处，将criticism译作了“考证学”。综合来看，criticism兼有“考证”、“校勘”与“批评”、“赏鉴”两方面的含义，则不妨以“考辨”一词进行整合。人类文明之童年时期，思想、知识与学问并不依赖于物质载体，教育注重的是口传心授，更深奥的还有秘教隐义，多是述而不作者。这其中自然为所持之学说营造出了神秘气氛，使之局限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然而，口头传播存在着很多危险的“陷阱”：无意的遗忘，有意的改造，还有发音习惯、词义演化等等因素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讹误。文字记载的使用，中止了这一危机。但是为全希腊人所热爱的荷马史诗中，已经是满目疮痍。传言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第一个命令整理荷马史诗的文本。希罗多德（《历史》，vii 7）中提到，诗人品达的某个老师揭发了一位占卜家擅自添加了一段危言耸听的神谕，使之遭到放逐。据后世拜占庭学者留下的记录，那个占卜家居然便是庇西特拉图授权的荷马史诗整理人之一。不要以为建立某个“钦定本”是对原始作家作品的尊重与忠诚，出于城邦政治的需要，政客们更希望借助“教诲全希腊”的荷马来达到攻讦敌邦、赞颂本乡的目的。可一旦实际的功利需求失去时效，人们依然希望读到真实面目的荷马。于是人们进一步要求建立书面抄写文本的确定性和权威性，文本的校订与文献的考据工作应运而生。而从另一方面看，上古之口头史诗的原作者难以定于最初的某一个人。传播过程中的润色加工，接受过程中的领会记诵，都不断融注于作品之上，最终在文字保存出现之前形成此作品的全貌。七贤之一的梭伦执政雅典时，尝对于节日期间诵读荷马诗人的竞赛建立法规，比如不得寻章摘句，必须逐章吟唱，“此项法规不止令诵读竞赛更严格，更提高了听众水平，使得他们对于诗歌内容的整体连续的认识不逊色于诵人们”[13]。听众鉴识力的提高，激发了对于荷马史诗从字句到风格的理解与追摹，相关的点滴经验，被吸收到后起之作家笔下，生成能令读者会心领受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渐成体系，遂出现供学者批评、解释所用的诸种学问，比如柏拉图讨论的语源学和语法学问题，又比如亚里士多德专书系统论述的诗学和修辞学。而真正意义上的校勘学、考据学之出现，则晚于古典时期，产生于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和珀伽摩，帝国主义政治环境下，造就了图书文献的高度集中以及学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历代亚城图书馆馆长似乎都在忙着编纂书目、校订古籍，自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以降，出现了科学、系统的学术研究。埃拉托色尼头一个以φιλόλογος（直译作“爱好文辞之人”）自命，他的博学赢得了“贝塔”的绰号——即“第二”的意思，而字母表的排列之首的“阿尔法”，恰好正是亚里士多德名字的首字母——他的通识之全才虽如亚里士多德一般，但绝无亚翁之好以哲学命题笼罩概括一切的习惯。法伊弗的《古典学术史》中有个观点，认为西元前3世纪中叶，出现了“学术”与“诗学”的分离，他以此时出现的星象学、地理学、数学为例，试图说明“学术”已经想要甩脱语言文学的核心趣味，向更为切实的自然科学靠拢[14]。这个说法若用以描述希腊化时期学者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则无可厚非，但要是将之夸张为以考证校勘为学术的正统，以评价赏鉴为末流，则恐怕是大有问题的。事实上，在希腊化时期的优秀学者之中，文献考据的功夫和文学赏鉴的能力是齐头并进的，桑兹便特别强调了埃拉托色尼对于诗歌想象力的重视，并谈到他反对以荷马史诗内容为真实事件的研究方法。在此后几个语法学大家（如第欧尼修·忒剌克斯、昆体良等）的重要著作中，我们也看到除了关于训诂、音读、韵体等形式上的内容之外，也往往将修辞设喻的手法和文学风格的赏鉴纳入所研究的范围。桑兹虽以公允客观之心撰述通史，其内心的偏好与志趣未必不会流露于笔端。书中曾有一段较为宏观的论述：
在沃孚身后的世代，有两位伟大学者，即戈特弗里德•赫尔曼与奥古斯特•柏克，被标榜为两个对立的古典学术流派之首领。前一派是语法与考据学派，怀着语法学及格律与文体之问题，将古典著作的文本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后一派（已有尼布尔为代表）乃是历史与古物学派，考察的是古代古典世界之精神的一切现象。前一学派的前驱，主要见于英国与荷兰的学人之中；开后一派之风气者，则主要是法国学人。前者关心的是文词，后者则重事物；前者研究语言与文学；后者研究制度以及艺术与考古学。追随前派之人被对手们嘲笑为以狭隘之用心注释古典文本；后派的附和者们则受到浅薄之讥。无论如何，如今普遍统一的看法是，尽管理论上说，柏克构建的古典学术之广阔领域所具有的综合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从实践中看，对于语言的娴熟知识乃是这上层结构不可缺少的根基。那种语言知识，事实上是（改换其隐喻）把万能钥匙，能够开启古代古典世界之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15]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孚（1759-1824）
我们从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给桑兹的信中看，前者即非常赞成此书高度肯定赫尔曼一派以语文学为一切学问之根基的意见。这位德国大学者认为当时古典学问已经走入歧途，背离了赫尔曼和珀尔森的伟大传统[16]，桑兹虽陈述广泛，但到底不失其正。总而言之，我认为桑兹所著的《古典学术史》，不同于“文献学史”或“校勘学史”，甚至也不是后来更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此书提供给我们的，是古往今来围绕着古代遗献和古典语言所产生的大大小小各种学问知识的发展变化，从词形变化、正字（orthography）[17]、音读（phonology）、词源、韵体、句法（syntax）、修辞，到注疏、校勘、辑佚、目录、字典，再到品第、批评、摘要、选集、传抄、类书，甚至还有模仿、暗袭、伪托、翻译，等等。这些行为活动，置于不同时代的教育、宗教、政令、风俗、地域等环境因素之中，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风貌。然而这千变万化的繁复之中有不变者存焉，这使我们每一位读者都会去思考桑兹用以指称“学术”这一概念的词汇（scholarship），我们也许可以将之理解作一名“学者”（scholar）的本性和使命：他该是什么样的人，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仅仅是使知识、学问和思想变得系统化，方便于教育和传授吗？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在他那部极具影响的《古典传统》（1949）一书所附“简要参考书目”中，将桑兹此书列入其中，认为是“现有作品中关于该主题最完整和最均衡的描绘”，“时有让读者深感共鸣之处”[18]。确实如此，书中不乏令人动容的记述：比如埃涅修斯献给他的老师、为研究而遭到基督教徒迫害的女学者希帕提亚的诗章[19]，比如拜占庭末期一位修辞学教师在突厥大军威逼君士坦丁堡城下时所哀叹的悼诗（monody）[20]，又比如1000年新年到来之前，在末日审判的宗教阴影中依然笔耕不辍的抄书员[21]。在信仰、生命乃至整个文化受到威胁之时，学者的本质方得以昭显。罗杰•培根的老师，埃德蒙•理奇，曾被传记作家评述为“视学问如同永生无休，视人生仿佛明日将死”（discere scilicet, quasi semper victurus ; vivere quasi cras moriturus）[22]，学术的价值与意义，并无别的指向，即在于其自身。这部书的细节有若干精彩之处，其学术意义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打折扣，但其中的趣味和动人之处，则成就了它不可替代的地位。我极为喜爱其中细致入微的一些闲笔，也注意到桑兹在描述每个学人形象时利用的极为广泛的材料。他对所评价对象的师承、人寿、活动空间以及可以探究其治学精神的座右铭、人事关系等问题皆有兴趣。而其中涉及教育史、书籍传播史的内容也是随处可见的。虽则像法伊弗笔下，尼德兰北部省份（荷兰）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背景也是清晰可辨的，却不像桑兹此书写得那样生动详实，他在关于尼德兰地区古典学术史的第一个章节中，就以1575年莱顿大学校庆日的热闹景象作为开场：
这时，莱茵河上缓缓驶来一艘凯旋的游艇，形象光彩照人的阿波罗和缪斯女神们从船上登陆。这艘游艇由海神掌舵，他不久前将大洋之水淹没西班牙的军队，从而解除了莱顿的围城。教授的游行队伍一旦到达码头，每个人便依次由缪斯们和阿波罗拥抱，朗诵者以一首拉丁文诗歌向所有人致意。这是一个学术中心令人愉悦的开幕典礼，在完全独具特色的气氛中启动了起来。[23]
书中讲起古典学人们热爱学问的榜样，多令人心生敬意，并萌发向学之心。桑兹提到，意大利辞书大家佛尔切利尼在自己编纂的《拉丁文辞典全书》前言中是如此谦逊地谈到自己的工作，他说编辞典的工作是自己敬爱的老师指派的任务，只因为自己体质康健、经受得起最长久的劳作，并非因为任何特别的才能[24]。又比如沃孚在奋发苦读的少年时期，“终夜枯坐于没有火炉的陋室，双足浸在一锅冷水中，轮换着包起一目作为休息”[25]。或者像法国学者布瓦松纳德，他在法兰西广学院的首次讲座，却只讨论了柏拉图《伊翁篇》的开篇三个字，τὸν Ἴωνα χαίρειν，即“欢迎你，伊翁”；他还曾以半小时功夫来解释某个拉丁词语[26]。有时桑兹也谈到少数抄袭、剽窃等不道德行为，谈到大师间的过节及因此引发学林中的是非纠纷。但他显然更乐于表彰像赫姆斯特赫斯那样的心怀，这位荷兰青年向已成名宿的本特利问学，被对方难以企及的才学所震撼，因而一度产生厌烦学问的情绪。然而不久后，他便恢复平静，视本特利为宗师，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缺失，“无论什么人，出于嫉妒之心而有意贬低这位他们不可能望其项背的精神巨人，赫姆斯特赫斯总毫不掩饰地表示反对”[27]。此外，这部著作中有不少精美的插图，这是桑兹著作中的一个习惯。他对于艺术品、绘画一向怀有浓厚兴趣，他早年曾编订过欧里庇得斯的《酒神伴侣》，不仅注释精良考据，而且选录了多幅与该剧内容有关的古代艺术品图片，深受学生读者的喜爱。此后他整理古典著作也好，自己写书也好，都一直非常注意配图方面的讲究。《古典学术史》中收录了一幅英国画家所作《罗马史》作者蒙森的肖像素描，是蒙森的女婿、著名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的收藏品，是桑兹向后者去信询问后所得，从未在外间流传过。
三 此书的命运与影响以及在中国的流传
在第二卷的“前言”中，桑兹曾这样回顾这部著作背后的若干先驱，并肯定自己所开创的意义：
在哥廷根，厄恩斯特·库尔提乌斯徒劳地试图劝导绍佩以及迪滕贝格写作一部古典语文学通史，未能如愿。关于这个主题简略而具有提示意义的概述时不时会出现一部，但只有本书尝试涵盖整个领域，涉及任何丰富的细节。福格特那部令人怀有敬意的著作[28]，只涉及了意大利学术复兴的第一个世纪。布尔西安那部有价值的“德国古典语文学史”，则几乎专门局限于该国之范围；卢奇安·穆勒写过一小册关于古典学识在荷兰的著作；还有勒尔施，他在一部比利时的百科全书中埋藏了比利时古典学术之命运的简述。在所有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下，还有在美利坚合众国，都没有一部单独成书的历史；因此，本书的所为乃是创举，这不仅对于英国而言是如此，也同样可用于意大利、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希腊和俄罗斯，以及合众国，而对荷兰、比利时以及德国学术史的重新研究，也使之延续到当下的情形。[29]
而对比同时代乃至更晚时期的几部代表性同主题著作，如古德曼（Alfred Gudeman，1862－1942）的《古代语文学史纲》（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1894）、佩克（Harry Thurston Peck，1856－1914）的《古典语文学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1911）、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的《语文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1921，中译本题作《古典学的历史》）、法伊弗（Rudolf Pfeiffer，1889－1979）的两卷《古典学术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1968，1976，亦有中译本），以及近半个世纪专题性或断代性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著作，桑兹的这部书也依然是涉及文献最为广博的。囿于时代之局限，只赶上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所见莎草纸书与金石铭文等）补正纸上之旧材料的一个开头。按照今日学界对于“学术”的理解，往往是从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实证研究角度出发，看视桑兹书中的内容，即使不谈过时不过时的问题，也会觉得有时似乎有些“水分”，有时则又过于浮泛了。更何况近年又有“新鲍利古典百科全书”之另册的《古典学术史》[30]，干脆编写成一部按学者姓名字母表排序的“书目辞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工具书的意义更强，“学术史”的论述更少了。换个角度看，这部详赡渊博的各时代古典学术成就总录，自有其经久不衰的价值。在当时，此书因对拜占庭和中古时期的论述以及对学术东传渊源的涉及而受到赞誉。维拉莫维茨的著作立论较桑兹更为高明，但极为简略，尤其省古而详今，一般读者凭此尚不足体会西方古典学术史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脉络。其实，维拉莫维茨在书中说过他以为桑兹此书是唯一值得借鉴的同类著作。时至今日，虽然从材料、考据、评价、论断各方面都不断有新内容可供增补修订甚至推翻桑兹的论述，但是若要找从古至今纵论下来这样属于“通史”性质的著作，似乎还无第二部可以代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更为精深的鲁道夫·法伊弗《古典学术史》，却没有涉及拜占庭和中世纪的学术史部分，近代部分也特别简要，十九世纪干脆只提“德意志的新希腊精神”，且在德罗伊森处便收尾了。综上所述，我们不认为这部一百年前的通史著作具有什么学术前沿意义，但是对于西方文史学科最为深重渊雅的古典学领域而言，此书可引领中国读者饱览西方古学的基本面貌和形态。这算是一个很初步的工作，但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工作。比较起来，希腊拉丁文化的学术传统，最令我们觉得与中国古典学术相似。此中原委，不仅仅在于同具有悠久的历史，更在于书斋中之学者人格上的感通，热爱书籍，尚友古人，喜爱凭吊古迹，富有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创造力。这份既亲近又新鲜的感受，对于刚刚开始系统地接触西学领域这一最深厚渊雅部分的中国读者而言，也许正是非常必要的。1958 年3月4日，胡适给杨联陞的信中，说起李约瑟在《中华科技与文明》里提起桑兹《古典学术史》，并认为“此书是值得中国学人一读的”[31]。李约瑟是在他亲笔写的科技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引述桑兹此书的，他通过对《古典学术史》的研读，认为西方人文学科中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文本校勘学（modern scientific textual criticism），是在十八世纪本特利为代表的古典学家之后才出现的。这同中国历史更为悠久的人文科学或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李约瑟也认为，中国的著作中目前还缺乏像桑兹《古典学术史》这样的书，这可能是胡适呼吁中国学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32]。事实上，早在1922年，吴宓在《学衡》发表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一文中，开列古希腊文学阅读必读书的第一部分“普通参考用书”共16种，就将《古典学术史》置于其中了；此后他又举出“文学参考用书”，复列入《古典学术简史》一书。另外，读西学书籍极为广博的钱锺书，其读书笔记手稿集中也有关于桑兹的信息，他除了抄读过桑兹编订并译注的“娄卜”本品达集之外，还曾抄录过《哈佛讲演录：论学术复兴》一书的主要观点，这个讲录的内容大致与《古典学术史》第二卷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部分雷同[33]。而上述李约瑟所言，中国人著作尚无堪比桑兹《古典学术史》之书，也是提醒我们理当正面接受挑战。实际上，中国近百年也有多部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比如梁启超、钱穆都写过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柴德庚《清代学术史讲义》、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集体撰著的学术通史，可以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为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此同时也有一大批对于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转型进行研究的专门成果，例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实质上多涉及学术史之命题，又如陈平原《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则专门讨论了现代学术转型期的表现；而李学勤、徐有富、李零等人，则分别从文字学、目录学等方面与学术史的视野接通。古文字方面的主要专家，如裘锡圭、李学勤、刘钊等先生，前些年也分别提出了“重写学术史”、“重建古典学术史”的主张。此外，还有陈平原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史丛书”，提倡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的中国学术史进行细致研究。刘东所长期主编的《中国学术》辑刊，实际在中国面对新时代的全球化语境时如何发挥其学术之特色，做出了很有意义的示范作用。即便如此，李约瑟提出的这个挑战，也依然有待于来者。
注释：
[1]有关桑兹生平，主要参考了其弟子哈蒙德（N. G. L. Hammond）为他所作的传记（Sir 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 Cambridge, 1933）。
[2]作为一名大学中的Public Orator，主要的工作是在他代表校方颁发名誉学位时，发表一个拉丁语的公开演说。桑兹精晓古希腊及拉丁文学中的演说家与修辞学家著作，曾编订校勘了不少文本，可谓深通此道。他的演说词收入在《剑桥演说与书简集》（Orationes et Epistolae Cantabrigienses，1910）中。
[3]按revival of learning一语是早先英语中对“文艺复兴”的称呼，后来逐渐被renaissance一词所代替，为表示分别，仍以其字面意思翻译作“学术复兴”。
[4]桑兹是著名的“娄卜古典丛书”自创办以来最早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5]桑兹颇好至欧陆各国游览。他写的那部《复活节希腊游记》就包含了动人的旅行见闻和精妙的文笔。《古典学术史》在介绍很多近代学人时都会特别强调其人在意大利与希腊的“漫游时代”（Wanderjahre）；卷三在提到大部头《希腊史》之作者乔治·葛洛特时，更认为此人与德国的希腊史学者厄恩斯特•库尔提乌斯相比，识见之不足就在于从未亲自到所论述的这个国家里去实地考察。
[6]Aulus Gellius, Noctes Atticae, xix 8, 15.
[7]Philitas of Cos，西元前4世纪人。桑兹书中将此人名转写为Philetas。
[8]Rudolf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p. 89, 1968. 法伊弗的这条线索比桑兹的论据要早些。
[9]连修辞学、逻辑学和文学批评都臣属于下，因此六世纪时，东哥特王朝的博学名臣卡息奥多儒声称此学“乃一切文学之宏伟根基”。
[10]1777年4月8日，F. A. 沃孚在哥廷根大学入学申报志愿书上填写了Philologiae studiosus一语，被后人追认为这个学科的诞生日。
[11]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I xix 1, p. 150, London, 1915.
[12]参看其“文学批评：名词与概念”一文，见《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第19-33页，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
[13]第一卷（第3版），第19-20页。
[14]见其学术史著作上卷的第二部分第四章。
[15]第三卷，第89页。
[16]转见于N. G. L. Hammond, Sir 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 p. 85, Cambridge, 1933.
[17]正字法追求文字书写的匡讹纠俗功用，其著述可对应汉籍中的《正字通》之类。最早提出者是智者派的普罗泰戈拉。
[18]《古典传统》，王晨译，第458-459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
[19]第一卷，第370页。译文如下：
你呀，我眼中的你和你的言辞
令我崇敬，我认得你的室女闺阁
就在衡汉间，你的星宿在碧落中，
尊贵的希帕提亚，有逻各斯的美惠，
你是司掌睿智学问的无瑕明星。
[20]第一卷，第434页。μονῳδία，即悲剧中哀悼者的独唱部分。
[21]第一卷，第513页。
[22]第一卷，第589页。
[23]第二卷，第300页。
[24]第二卷，第375页。
[25]第三卷，第51页。
[26]第三卷，第250页。
[27]第二卷，第449-450页。
[28]指《古代经典的复活，或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Die Wiederbelebung des classischen Alterthums, oder das erste Jahrhundert des Humanismus一书，桑兹用的是1893年第三版。
[29]第二卷，第vi页。
[30]Peter Kuhlmann and Helmuth Schneid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Brill's New Pauly”, Supplements I:vol. vi, lxvi+746 pp., Brill, 2014.
[31]《胡适全集》，第26卷，第14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32]Joseph Needham,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I: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p. 390, and note a, 1956.
[33]《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4册，第1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张治，1977年生，山东淄博人。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著作有《蜗耕集》（2012年）、《中西因缘：近现代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2012年）、《异域与新学：晚清海外旅行写作研究》（2014年）、《蚁占集》（2017年）、《文学的异与同》（2019年）；主要译作有《西方古典学术史》。研究兴趣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并涉及西方古典学术史、翻译文学和中西学术比较，近年从事钱锺书手稿集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