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以“语言是涉身的”（Language is embodied）为其前提信条，由此出发来分析研究语言现象，发掘语言背后的认知方式和概念化模式。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揭示语言的属性、特征和规律，另一方面也用来自语言学的事实依据为新兴起的涉身哲学（和涉身认知科学）大厦添砖加瓦。因此，探究语言“涉身性”之具体含义，不仅有利于探寻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新思路、开拓新领域，也有利于夯实认知语言学的哲学之基。

认知语言学经典作家 Lakoff ＆ Johnson(下称L ＆J) 在其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1999年出版了集大成之作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在该书中，他们不仅公开使用了“肉体中的哲学(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涉身哲学 ( embodied philosophy) ”、“涉身心智 ( embodied mind) ”等概念，还提出了涉身哲学赖以存在的三个基础假说:

（1）心智本质上是涉身的；

（2）思维大多是无意识的；

（3）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的。

这些也被一些学者简练地概括为“体验哲学三原则”，即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32：23］。这三个基础假说中“心智的体验性”是核心。这一假说诉诸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来说明概念以及理性活动，强调经验对心智和认知的基础性作用，主张人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人的身体经验特别是人的感知运动系统所形成的；人的身体、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认知基础。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涉身实在论（embodied realism）立场。

涉身实在论与非涉身实在论（disembodied realism）相对，也与反实在论（anti-realism）格格不入。非涉身实在论的观点有三：（1）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理解的世界；（2）我们能够具有对这个世界的稳定的知识；（3）我们的概念和理性形式并不是身体和大脑的特征，而是外部世界的特征。这实际上是一种认知上的“鸡立场（chicken position）”，即主张：“外在于我们的世界具有预先给予的属性。这些属性先于投射在我们的认知系统之上的图像而存在，而认知系统的任务便是适当地恢复它们（无论是通过符号处理还是全局亚符号状态）”。反实在论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尤其否认认识的客观性，它所持的是一种“蛋立场（egg position）”，即认为：“认知系统投射它自己的世界，且该世界的显然的实在性不过是系统内在规则的反映。”［24：138］

涉身实在论区别于这两种彼此对立的立场，它只接受非涉身实在论的（1）和（2），其核心在于承认人的身体通过一系列当下的互动介入于环境之中，这种身体性的互动是一种功能良好的互动，同时，人的概念系统与这种功能性互动相协调［11：90］。

从涉身实在论的观点出发，基于心智是涉身的这一基本主张，语言也被先验地视作是涉身的。其基本推理是：既然人的心智是涉身的，那么概念和意义便是基于感知体验的；由于感知体验又是基于人的身体构造（包括具有丰富想像力的大脑）的，人可以用特殊的、一贯的方法来感知客体、他人、空间以及其间的种种关系。以此为基础，人们再通过隐喻等认知策略建构出其他的更加复杂、更加抽象的概念，形成人的整个概念系统，再通过词汇化过程便形成了语言［30：42］。可见，语言涉身性是心智涉身性假说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

3．1对语言涉身性的宏观阐释

基于“心智是涉身的”这一基本立场，国内外不少学者见仁见智，从各自的角度对语言“涉身性”的内涵做了阐述。

Johnson［9］指出：人类可能在语言发展的早期就命名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部位和直接生存的环境，因为今天人类的身体和周围的空间已成了意义进一步拓展的基础。言下之意，人类是通过与感知运动经验直接关连的具体概念来组织和理解较为抽象的概念的，人类语言今天十分复杂的概念、意义系统，可能就是早期简单、具体、以身体活动为基础的概念经由一定的拓展机制演化而来。这实际上是指出了语言涉身性的认知体验内涵。Langacker［16：203］强调了身体的视觉和运动系统在塑造认知和语言中的作用，并暗指了空间就是人最初的体验对象。他说：“在尝试建立认知语言学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就会被引导来思考空间和视觉经验在形成其他认知中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它的作用既具有说服力，又具有高度重要性———我们最初就是空间和视觉动物。”Lakoff ［12］在论述认知语义学的内涵时也指出，人类自身的生理基础、经验体验等在意义构建与理解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认知语义学的根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以“人体”为本，我们必须“通过对进行认知活动的生物体的身体构造的研究来理解意义”［13：266］。

王寅［31］从构拟体验认知如何塑造语言的角度探讨了语言涉身性的内涵。他认为，语言的形成遵从“现实—认知—语言”的基本公式，其中“认知”环节可以分解为“感觉—知觉—表象—意象图式—认知模型—范畴化—概念化—意义”等次环节，语言的涉身性可以追溯到人的认知产生时人原初的“移动身体、感知环境、施力于它物、感知它物的力的作用”等互动性感知体验活动。言下之意，语言的涉身性可以从如下连环逻辑推导出来：语言是涉身的，乃是因为产生语言意义的范畴化、概念化活动是涉身的；范畴化、概念化活动是涉身的，乃是因为进行这些活动所依赖的ICM、CM等认知工具是依靠意象图式来建构的，而意象图式直接产生于身体经验。Johnson［9：xiv；267］就明确指出，意象图式是“在我们感知互动和运动程序中一种反复出现的、动态性的式样”、“是我们日常身体经验中反复出现的比较简单的结构”。此外，王寅［31］还从语言涉身性与语言社会性、人文性以及“劳动语言观”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语言的涉身性。

可以看出，对语言涉身性的宏观阐释侧重于揭示语言涉身性的涉身认知源头，强调身体的感知运动系统对塑造语言的基础性作用，但这种论述更多的是一种逻辑或理论推演。

3．2结合语言事实材料的比较微观的阐释

除宏观阐释外，一些学者还从语言的意义、词汇、语法等次系统来论证语言的涉身性，这类研究多结合语言的事实材料进行。

就意义的涉身性而言，Langacker［14：194］提出，意义是一种概念化，是一种人对经验对象的体认和识解。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概念化主体的人的身体体验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意义不是客观给定的，而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即便是那些描写客观现实的语言表达，其意义也是这样。……，语义分析的主观方面就是概念化，我们所要关心的结构是那些人通过主观的认知加工强加在他的心智之上的结构。”L＆J［11：90］认为，意义是人为了实在地生活或者说为了生存、获得成功以及获得有效地对所处环境的理解，所接受和设置的一种“概念假定”。他们主张：“意义不仅是来自机体［主体］的‘内部’结构，也不仅是来自‘外部’输入［客体］，而是来自机体与环境接触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样式。”持类似观点的还有Johnson［9：Xiii］，他强调指出，“任何对意义和理性的充分揭示，必须把我们用以把握世界的涉身和想象的理解结构置于中心地位。”要言之，意义的涉身性源自意义得以产生的人对世界的身体体验活动和概念化活动。

对于词汇，一般从词汇系统衍生的过程来论述其涉身性。首先，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大多与身体经验和空间直接相关，是身体感知世界、对其进行概念化的直接产物。以现代汉语空间方位词为例。

如“前”、“后”、“左”、“右”就以语境中的人、朝向以及拟人化的物为方向参照点。人面对的方向、物体的朝向或前进的方向被视为前，背靠或背离的方向被视为后，靠左手一侧被视为左，靠右手一侧被视为右；它们反映的是人类对自身和周围相对水平空间关系的认识和体验［26］。

其次，语言中比较抽象、复杂的词汇多是通过隐喻映射机制延伸而形成的。Goatly［8］就认为，整个英语词汇都是建立在隐喻模式之上发展而来的。Sweetser［22：30：45］也说：身体经验是心理状态的词汇源。再拿汉语来说，汉语中表示生气的词语大多是基于人类生理状态以及对客观现象的体验感知而形成的［32：375］。

另一些学者论证了句法的涉身性。Scaruffi ［17］开宗明义地指出，“语言是涉身的，这意味着它的结构映照了我们的身体经验。”Lakoff ［13］论述得更具体。他说，语法结构是意义与形式二者的匹配体，由于意义是涉身的（称为“涉身语义学”【embodied semantics】），形式（指语言的语音形式）也是涉身的（称为“涉身音系学”【embodied phonology】），语法结构也当然是涉身的。他提出了六类意象图式并结合“形式空间化假设”（SFH）来解释基本的句法构造。

Langacker［15］则从生活事件的角度来论述句法的涉身性。在他看来，句法构造来自概念化了的典型事件模型（如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而典型事件模型又来自现实世界的体验。比如，及物性的限定分句可以看作是通过“能量源—动作—动作链尾”这一“动作链（Action Chain）”的映射而形成的。

Turner［23］认为，人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依靠人的感知模态（sensory modalities）、身体运动等机制，可产生出一个抽象的故事结构，以故事结构为基础则可以形成抽象的句法构造。

此外，Dirven＆Verspoor［2：94］也指出，“在某些事件图式和某些句型之间存在系统的联系。”

石毓智也明确指出，“句法规则是现实对象的规律在语言中投影。……信息的组织和表示直接取决于认知视点、过程和所表达的经验世界的结构。这种原始交际长期发展的结果，所包含的现实规律在语言中固定下来就成为语法。”［29：2］戴浩一的观点也类似，他说，“语法象征着人类在身体构造和动作的约束下所体验和感知的现实。”具体而言，语言的表层结构来自表示语义的概念结构，而概念结构又是来自人类的身体经验，身体经验则与人体构造的特殊形式及其与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密切相关。

总之，语言句法的涉身性就体现在句法结构是人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所塑造的，即Sweetser所指出的：“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是人类语言结构的基础。”［22：2］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词法和语篇的涉身性（如王寅［31］），但这方面的研究总体还有待深入。

3．3小结

从以上讨论可知，目前对语言“涉身性”的阐释主要立足于语言形成的涉身过程，即重在回答身体体验活动如何塑造了语言，包括语言的词汇、意义、句法等次系统。所谓的“身体”主要是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感知器官”和“肌肉运动系统”（而不大涉及消化、呼吸、泌尿、生殖、内分泌、脉管等身体其它部分）。

当代认知科学对“涉身性”研究源自于欧洲大陆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梅洛－庞蒂、海德格尔和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等的启示。L＆J ［11：97］就明确承认，他们的涉身观念受到了梅洛－庞蒂和美国哲学家杜威哲学思想的影响。目前，“涉身性”这一术语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和认知科学话语中的高频范畴，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涉身性”的理解尚未达成一致。尽管如此，认知科学界①（此处指除语言学之外的哲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对“涉身认知”含义的阐释对于从多维度探究语言的“涉身性”颇有启迪。

4．1从身体对认知的实现和塑造作用看语言涉身性研究的维度

目前，涉身认知科学家对于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有两个基本看法。一是强调身体作为认知的载体、实现者的作用。作为人的一种高级的非物质层面上的活动，认知肯定离不开支撑它的物质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人特殊的身体构造对认知可能具有特殊的关联性。传统的非涉身认知观（如认知主义或计算主义）认为，心智能够根据它的认知功能来研究而无须考虑源于身体和大脑的这些功能的实现方式。它将心智视为一种抽象的计算机程序，可以运行在任何一种合适的硬件上。由于硬件一点都不决定程序的本质，因此人的身体和大脑在人类的概念和理性中不起任何作用，身体以及身体的生理神经结构和身体活动图式对于认知是没有价值的。涉身认知则持一种相反观点，它强调人的身体与认知两者是密切关联的，人的认知也许只能在人的特殊的身体上或者只能在类人的身体（humannoid body）上才能得以产生和进行另一个看法是强调身体作为认知产生者、塑造者的作用，即主张身体不仅是人的认知发生和运作的特殊基础，更直接生成和塑造认知，属于认知产生机制的核心构成。从这一看法出发，认知科学的任务之一在于，找到身体产生和塑造认知的机制并再现身体塑造认知的过程。例如，L＆J就指出：“涉身性不能看作实现，而只能看作塑造（Embodiment not as realization but as shaping）。”［11：37］

必须指出，传统的认知观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身体的作用，只不过有意无意地忽视对身体作用的研究。正如克拉克所指出的：“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认知科学家会认为身体和环境与理解心灵完全无关；但是，这些因素确实在过去的心灵研究中被边缘化、被简单处理以及被忽视了。”［1：42］其实，涉身哲学的开创者L＆J也承认这一点，他们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非涉身心灵的支持者当然认为概念结构必须在大脑中具有相应的神经活动的实现，……但是，他们否定身体对于什么是概念来说是基本的。……我们的观点是，概念的特定性质得自于大脑与身体的结构方式以及它们在主体交互关系以及物理世界中的作用方式。”［11：37］

从以上对涉身认知的理解出发，显然，探讨语言的涉身性可以从身体如何塑造了语言的角度入手，即弄清楚语言的涉身形成机制是什么，包括语言的概念涉身机制、意义涉身机制以及表意动作的涉身机制等［27：172－192］。这也是语言学界目前探讨得比较多的（见前一节所述）。但是，对语言涉身性的探讨还可以着眼人特殊的身体构造如何塑造了人的语言能力，即从比较动物学的视角来进行。具体而言，需要弄清楚以下问题：人身体构造与动物身体构造有何重大差异？这些差异对人与动物产生了哪些认知上的重大后果？这种后果与语言有什么特别的关联？是哪些生物学和社会学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等等。可以设想，一旦揭开了人身体与语言的特别联系之谜，我们将能够利用类人身体模拟技术研制出具有充分语言潜能的机器人或机械装置，这无疑将大大推进人工智能、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等语言工程学的研究进展，展现语言涉身性研究的应用前景。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有一些研究对语言涉身性的界定过于泛化，以为语言活动在大脑所有的“生理神经相关物”（physio-neural correlates）都属于涉身性的范畴。实际上，只有那些参与语言塑造、在语言产出和理解中也被共享的与感知运动有关的神经结构和机制，才算是语言涉身性的证据。

4．2从认知的实时性、情境性、行动性看语言涉身性研究的维度

涉身认知是涉身认知科学的核心思想，但对于“何为涉身认知”，学者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Wilson［25］曾梳理了六种关于涉身认知的基本主张：（1）认知是情境的（Cognition is situated）；（2）认知是具有时间压力的（Cognition is time-pressured）；（3）我们把认知工作下放到环境中（We off-load cognitive work onto the environment）；（4）环境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The environment is part of the cognitive system）；（5）认知是为行动服务的（Cognition is for action）；（6）离线的认知是基于身体的（Off-line cognition is body-based）。这些主张虽有交叠之处，但也凸现了不同的侧重。

第一种观点强调认知活动发生在一个真实世界环境的情境中，并且内在地涉及知觉和活动。第二种观点强调人的心智是活着的心智（mind on the hoof），认知必须依据它在与环境实时相互作用的压力下如何活动来理解。举例来说，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塘鹅在飞向水塘捕食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在最恰当的时间合拢翅膀？为什么优秀的篮球运动员能够在最恰当的时间准确投篮？非涉身的认知理论可能需要求助于对速度、距离、力量、轨迹等因素的复杂计算来解释，而涉身性质的理论（如吉布森的理论）则把这些行动的实现解释为一个动物或人的身体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多样的和实时调整的不断协同过程。第三、四种观点都强调了认知与环境的浑然一体，即认为单独的心智并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单元，人认知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他不必将实时认知所需的一切信息都摄取到认知主体内，而是将相当多的信息留在现实世界中，让环境自然地成为人持有甚至操作的信息，而人只是在需要知道的时候才收获那些信息，以减轻人的注意和工作记忆负担。举例来说，我们离上班之地可能路途遥远，但却无需内在地表征一路上的所有信息（尤其是在熟悉路线之后），因为环境具有“承载”②（affordances）（②“承载”是生态心理学家Gibson发明的一个概念，意在说明动物和环境之间的互补的状态（complementarity）。Gibson解释说：“环境的承载就是环境对动物没有好坏的、自然的供给（offers）、提供（provides）或者供养（furnishes）。”［7：127］）的功能，它总能在我们面临歧路而彷徨之时提供恰当的信息，助我们消除彷徨。第五种观点强调心智指导行动的功能，即认知机制必须根据它们有益于情境的适当的行为来理解和评价。第六种观点强调离线认知的涉身性，因为即便是脱离开环境的心智活动，也同样是基于适合环境相互作用的感觉处理和运动调节适应机制的。

综而言之，这六种涉身认知观将认知“涉身性”的含义解读为：（1）身体与环境同为认知系统的基础构成成分；（2）身体与环境是实时互动的，认知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熟练应付”（skillful coping）［3：129］；（3）认知是导向行动的，是一种有压力的应时反应和即时处理；（4）离线认知活动与在线认知活动一样，也同样是涉身的。

基于上述认识，未来对语言涉身性的研究需要深入探讨如下问题：（1）在活生生的语言使用（交际）中，人何以能针对不同的对象、地点、时间、交际目的等进行得体的语言表达？人是如何获得内化的环境信息并作出语言对答的？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涉及到哪些特别的感知运动机制和脑机制？有哪些过程是与人特别的身体构造有关的？即关注实时语言活动中身体、环境的认知嵌入性。（2）对于一些脱离外部环境的、非实时性的言语活动，如“心理计划”、“自我言语”、“自我沉思”等，身体与环境如何发挥其作用？涉身性如何体现？有哪些过程是与人特定的身体结构和脑神经结构有关的？它与实时言语交流的涉身机制有何不同？即关注非实时语言活动中身体与环境的认知嵌入性。

4．3从身体的社会文化内涵看语言涉身性研究的维度

传统的哲学和认知科学将“身体”简单地界定为大脑、感应器、效应器、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神经共联等孤立的生理结构，涉身哲学和认知科学则将身体视作处于环境中的整合的大脑、身体系统。整合后的身体对于认知而言，不再被简单地看作是心灵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中介，而是形成认知的决定因素。Thompson＆Varela［24：418－425］就主张对人类身体的说明不能仅仅局限于大脑内部的神经活动，而应当扩展为一个大脑—身体—环境的整体系统。他们这样表述身体系统所包容的各个维度：（1）整个身体的机体管理圈；（2）接合机体与环境的感官运动圈；（3）涉及行动的意向意义以及语言交流的主体交互作用圈。van Gelder ［26］也表达了类似看法，“认知系统并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大脑；进一步说，由于神经系统、身体和环境是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的，真正的认知系统也就是包含三者的一个统一系统。”可见，身体不再是单纯的大脑、孤立的身体，而是与外部物理和社会环境互动的处境中的身体。身体既是鲜活的体验结构，同时也是认知物理机制；既是物理的、又是思想的。借用心理学家Seitz的话来说：“我们不仅借助于身体生存；我们还利用身体思考。”［20：28］

认知科学对“身体”的上述阐释启迪我们，语言的涉身性既涵盖感知运动的身体在语言形成、使用中的作用，也包括身体内嵌于其中的更广泛的生物、心理和文化情境如何参与语言的塑造以及对语言实时使用的影响。改言之，对语言涉身性的探讨不仅应当考虑其自然维度，还应当考虑其社会文化维度。但迄今为止对语言涉身性的探讨多强调人类共有的神经生物系统和躯体经验，一般从普遍认知运作和认知图式的角度探讨语言认知的涉身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互动和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塑造，即忽视了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语言的涉身性。

正在兴起的社会认知语言学（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将更多的研究注意力投向社会文化环境与语言的互动特征，可以说是对此的一种纠正。Johnson［16：22］就指出，经验虽然是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连续的互动过程，但这些过程同时是物质的、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Palmer［18：264］的观点更鲜明，他认为，无论是从历史起源还是从发展过程来看，文化都是语言的摇篮，语言范畴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文化特征。实际上，大多数范畴和意象图式都与社会文化相互交织，即便是那些通常认为是基于最根本的物质经验的范畴，也难以摆脱社会文化实践对它的浇铸和过滤。确实，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人类对经验现实的识解不仅受普遍的躯体经验和人作为同类生物有机体的躯体特征、神经解剖结构的影响，而且受人作为特定社会文化成员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34：37］因此，对语言涉身性的探讨，还应当关注社会文化情境如何通过与身体活动的交互塑造了语言，并影响了语言的实时使用，即关注语言涉身性的社会文化维度。

4．4从身体的脑神经结构内涵看语言涉身性研究的维度

如前所述，涉身认知观主张人的“身体构造”与认知密切关联，这里所谓的“身体构造”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指人大脑特殊的神经结构。最近20年的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中存在一种前运动———顶叶神经系统（也被称为“视—动”神经系统［5］），它包括三种神经元及相应的神经通路［4］：

对前运动———顶叶神经系统的有关实验研究表明，人类认知的本质是“神经的再利用”（neural exploitation），认知活动要靠大脑感知运动区域的再激活来支持。换句话说，感知运动对认知的基础作用体现在高级认知活动的神经构成上，即高级认知活动的神经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内嵌于其中的感知运动神经机制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这一结构上的特殊性的重要功能意义在于：大脑可以在没有原初外在刺激存在的情况下，通过重新使用已有机制，激活相同或足够相似的神经活动模式［21：36］。有关研究表明，再激活的神经机制可能就存在于镜像神经系统，因为镜像神经元和标准神经元都内含一种假设性的神经“模拟”（as-if neural simulation）［5］。不少研究已经证实，概念和语言理解涉及一种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这种心理模拟使概念和语言理解与执行有关动作共用相同的感知运动神经基质（substrate）。例如，Klatzky和Pellegrino［10］就发现做出某个行为动作会对有关运动句子的理解产生启动效应。比如，让被试先做“抓握”之类的手势，然后让他们对一些短语进行表达合适性判断，结果发现预先做了“抓握”手势的被试对“插钥匙”一类短语的判断要比“摘葡萄”一类短语的判断更快，即先前执行的非语言动作对接下来的运动语言理解产生了促进作用。这表明语言的理解（至少是有关运动语言的理解）涉及启动一个与执行相关的非语言动作相同的感知运动神经过程，也就是说，感知运动神经机制参与了语言这一高级认知活动。这无疑是语言涉身性的一个有力证据。

可见，目前从大脑（身体）神经结构角度开展的有关认知“涉身性”的研究启迪我们：从语言理解的脑神经机制角度来揭示语言的涉身机制，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这在目前几乎还未起步，但是随着认知神经语言学的兴起，MRI、fMRI、PET、ERPs等脑功能性成像手段的广泛应用，从这一角度开展研究将十分必要和可行，也大有可为。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对语言涉身性的探讨应当从多维度、多侧面展开。从人身体构造的角度看，可以选取比较动物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人有哪些具有物种特定性的（即区别于其他物种的）身体方面塑造了人特有的语言系统和语言能力。从语言机制（包括语言形成机制和语言活动的脑神经机制）的角度看，既可以从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子系统入手，挖掘语言涉身性的证据，以反映、构拟语言的涉身形成机制，揭示语言的涉身性如何塑造了语言；也可以从大脑神经结构及其活动特征入手，探寻人在理解、产出以及学习语言过程中身体发挥作用的特别方式及其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揭示语言的涉身产出机制、涉身理解机制和涉身习得机制。

再从言语活动是否实时的角度来看，既需要探讨以环境为支撑的真实言语交际中身体如何与环境互动以实时摄取环境承载的信息，也需要探讨非交际环境下“反思”、“计划”、“打腹稿”之类言语活动过程中是否通过相同的机制来提取承载于认知主体大脑中的信息，以揭示实时与非实时条件下身体与环境的认知嵌入方式。另外，再从环境因素对语言认知的作用来看，既需要探讨自然环境因素如何介入语言及语言认知活动，也需要探讨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如何影响语言及语言认知活动。

简言之，至少应当从四个维度来探讨语言的涉身性：身体构造、语言机制、言语活动、环境因素（详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