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一下您求学、研究的经历和治学领域。

我主要从事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由于学习书法、篆刻的缘故，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对古文字比较感兴趣。我当时的书法老师潘健华先生跟我说，要想学好书法、篆刻，文字学是必修课。他跟我讲容庚、商承祚两位先生既是学术大家又是书法大家，他们的学生陈永正、张桂光、陈初生等几位先生也是兼治学术、书法的，鼓励我报考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的古文字学科很有历史。李学勤先生曾说1951年考大学时，本想学古文字，但当时全国高校都没有相关专业，只好改读哲学。五年后的1956年，容庚和商承祚两位先生就在中山大学成立了古文字研究室，是当时国家高等教育部批准在高校设立的第一个古文字研究机构。

1999年，我参加高考，适逢改革，填报了两次志愿，考前报了一次，知道分数后又报了一次，两次我的第一志愿都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对我来说那似乎很自然，没怎么特别考虑过，后来也考上了。系里有“全程导师制”，新生入学会由指定的教授指导“百篇作文”和“八篇书评”。系里知道我对书法和古文字感兴趣，就让张振林老师指导我。张老师曾经协助容庚先生修订《金文编》。我藉此机会向张老师请教了很多问题。我们是很幸运的，后来的十多年，中文系的新生入学后要先到珠海校区读两年，三年级才迁回广州，和教授们接触的机会自然少了很多。当时除了古代汉语、古代典籍导读等必修课外，我还选修了《说文解字》研究、古文字学、文字学、出土文献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相关的课程。大三时，我写了三则考释古玺文字的札记作为学年论文，指导老师陈伟武教授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现在回头看，我的那些意见基本都是错的，陈老师的表扬大概更多的是想给我鼓励吧。后来我在陈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毕业后继续攻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学位，不久又获得了硕博连读的资格，攻读博士学位。在读研究生期间，陈老师推荐我参加曾宪通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的课题组。一开始我负责古玺论著的搜集工作，因此阅读了不少古玺方面的论著，对古玺的释读、分域、断代、辨伪等问题有了了解。后来我结合课题组的工作，撰写了博士论文《古玺探研》。

2008年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是裘锡圭先生。在裘先生的指导下，我对西周金文字词关系进行了研究。裘先生对学术研究的要求、考虑学术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的一些话我当时还似懂非懂，这些年感受是越来越深了。2011年博士后出站后，我回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已近10年了。

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我关注西周金文的字词关系。2011年我博士后出站，但博士后报告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写进报告。后来我又花了几年时间作增订，2015年下半年才把书稿交给出版社。汉语文献所反映的字词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系统，不同时代的文字资料反映出来的字词关系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不同地域的文献所反映出来的字词关系也不一样，这一点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就表现得很突出。此外，文献来源和性质、写手的选择都会对字词关系产生影响。这几年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最近几年我主要围绕着秦“书同文字”政策及其相关问题开展研究工作。让我萌发研究兴趣的是里耶出土的一件木方。木方上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调整字形、用字、用语等方面的一些具体规定。木方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我也感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于是撰写了《论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内涵与影响——兼论判断出土秦文献文本年代的标尺》一文，在2015年10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办的“出土文献与先秦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修订后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题目略有改变），依靠木方的记载，结合已有的学术成果，重新讨论了“书同文字”的内涵，依据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评价“书同文字”政策的成效，利用“书同文字”的时代标记判断出土秦文献的年代。我还写了一些论文，讨论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五行》甲篇、《天文气象杂占》和北京大学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等一些比较特殊的文献的文本年代，利用“书同文字”政策实施前后的用字变化规律重新讨论了一些字、词的释读问题。这项研究在汉语史研究方面的作用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判定语料的年代，比如讲马王堆汉墓帛书，有不少研究者把它当作西汉早期的语料来使用，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里面除了有西汉早期的文本，还有秦代的文本甚至战国时的文本；第二是可以在断代的基础上研究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和演变规律。

西周金文字词关系和“书同文字”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出土文献的书写特点展开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底本、不同的书手，都会使得文本书写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这些特点有时候反映在文字上，有时候反映在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上，有时候反映在语言上，有时候反映在内容上，有时候这些特点还会含有历史、哲学的信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今后几年我还会继续研究相关的问题。

在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对您成长影响较大的著作和学者有哪些（哪几位）？

有用或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是很多的。开卷有益，读书总能学到东西或受到启发。但对比起具体的知识，著作背后的人对我影响更大。例如容庚先生的《金文编》。1922年，容先生带着《金文编》初稿北上求学，为罗振玉、王国维两位先生所激赏。经过几年的增订，第一版《金文编》在1925年正式出版，后来容先生亲自作过两版修订，晚年又请马国权、张振林两位先生协助继续修订《金文编》。可以说，《金文编》的编撰和修订贯穿了容先生整个学术生涯，反映了容先生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对学术高度负责的精神。又如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这本书是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的经典之作。里面的精彩论述是很多的，认真读过的人自会有所体会。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读过这本书，后来因为写博士后报告的缘故，又反复细读过，尤其是跟字词关系相关的部分。《文字学概要》最早是在1988年出版的，前些年出了电脑排印的修订本。修订本附上了朱德熙先生的信，把朱先生提的修订意见完完整整地印出来供读者参考，这是一种实事求是地对待学术的真诚态度。裘先生因为眼疾，视力受损很严重，但他通过耳听口述坚持学术研究工作。即便疫情期间，他每天仍然要和助手视频通话两小时。裘先生担任《文史》主编，很多人以为是挂名的性质，其实每期出刊前他都要详细了解刊登什么文章以及外审意见如何，还能听出很多别人看不出来的问题。如果没有求真、求实、求是的严谨态度，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书影

前辈学者说过的一些话也令我印象深刻。容庚先生曾经在1940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说：

并世诸金石家，戏为评骘：

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

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

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

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

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

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

客观对待别人，正确评价自己，这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很重要。前人的智慧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选题目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很难一概而论。总体而言，找题目的难易程度跟研究者阅读的广度、思考的深度是有关的。就汉语史而言，选题目主要是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是选择什么语料作为研究对象；第二是选择什么角度研究这个对象，是从文字、音韵、词汇、语法还是其它角度。拓展同样可以从这两方面着手，要么打破语料的限制，要么打破专题的限制。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考虑，看看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下子还没有能力做或做不完的课题，试着截取一部分内容先做，既可以检验可行性，也可以为后面的研究积累经验，然后再逐步完成其它部分。有的材料丰富，可发挥的空间大，像简帛、佛经，这类材料比较容易拓展；有的材料零散，可发挥的空间小，像玺印、陶文等等。研究者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当然，所谓拓展空间的大小也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有的人研究简帛、佛经没有什么发明；有的人一辈子研究玺印却能做出成绩。这跟研究者的兴趣也有关系。应该尽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否则很难持续，即便勉强维持，做出来的东西也没办法和真正感兴趣的人相比。现在很多研究生一入学就坐等导师分派题目，这是偷懒的做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术背景、能力、性格、趣味，别人找的题目不一定适合自己。寻找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发现问题的过程，而发现问题是一个研究者必备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要特别注意培养的。

材料和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材料才会有理论，发明理论也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材料。一开始如果完全没有理论的引导就去看材料，材料就是一盘散沙，不易拿捏。必须先掌握一些基本的理论，然后去读材料；发现理论不能解释的地方，再去寻找新的理论。近些年随着新的古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和公布，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研究理论也有很多新的发展，但对于研究生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基础理论，这部分的内容其实并不会太繁难。从古文字方向研究生的实际看，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的情况是有的，但材料不熟更常见、更突出、更致命。古文字学是一门偏重实证的学科，如果对材料很熟悉但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或许还可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发现，但如果反过来，只知道理论而不知道材料，那么恐怕会一无所获。这当然是极端的情况，有志于研究古文字、汉语史的人在理论和材料两方面是不应该偏废的。

曾经有人以相似的问题问过裘锡圭先生，裘先生的回答是：

最重要的还是古汉语、古文字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的基础，也要有古典文献学的基础和出土文献整理方面的知识，对古代思想、历史、社会也要有一定了解。其实就是要求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古文字跟一般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都要有，而且还要多读多接触传世古书本身，不能够只是看一些什么学什么概论，对古书没有足够的感性认识，那样是很难做好研究的。

研究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学者应该都会同意这种看法。研究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按照各种知识的重要程度去安排自己的学习。

研究者还应该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能力。学术研究就是为了追求真相和真理，因此一个研究者入门就应该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能力。研究汉语史，要有尊重各种客观材料的态度，也要有正确理解、分析材料的能力，否则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是很困难的。所谓实事求是，首先是不能曲解语料。例如《晋书·礼制中》里有一段话：

同产者无嫡侧之别，而先生为兄；诸侯同爵无等级之差，而先封为长。今二妻之入无贵贱之礼，则宜以先后为序，顺序义也。

汉末时一个叫王毖的人在长沙本有妻儿，后来出使中原，又恰逢吴反叛，无法返回长沙，于是在没有休弃前妻的情况下又另外娶妻，生了一个儿子王昌。王毖和两位妻子去世了以后，王昌请求朝廷议论，应该如何祭祀他父亲在长沙的妻子。一个人有两个正妻是很特殊的，当时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这段话是晋人干宝所发的议论。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身份不同的人的尊卑是很容易确定的，那么像同母所生的同产、同爵的诸侯这种身份相同的人就应该按照先后顺序来排列。两个妻子没有正侧尊卑之分，那么就应该“等其礼馈，序其先后”。这里三个“无”明显都是“没有”的意思。有的人为了迁就自己对“同产”的理解，非要把这些“无”理解为“不论”，意思就变成了不管等级尊卑只管先来后到了，“则”字的用法也无法落实了。同时，我们对待材料也不能过于机械，要认识到我们看到的材料是有局限的。例如早期的甲骨文表示地支的“子”字是简化的写法，晚期写法反而较繁。有的人机械地认为较繁的写法是从简化的写法变化来的。裘锡圭先生指出商代文字的正体是金文，甲骨文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俗体文字，“子”字的简化写法必然是从正体文字简化而来的，只不过受到材料的限制我们还没看到早期正体写法的“子”字而已。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研究生还应该具有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并时刻注意尽量用缜密的逻辑去进行研究，同时也要运用这种方法去判断其他人提出的学术观点。比如讲，有的人看到出土的西汉早期文献中还有一些六国古文的孑遗就说秦“书同文字”政策是没有成效的。如果政策没有成效，为什么秦统一六国以后用六国古文书写的文献基本就绝迹了呢？这些遗留下来的六国古文当然很值得注意，但从整体而言，它们的占比是极小的。只盯着它们而忽视了文献的整体面貌，就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了。

汉语史研究的是汉语发展的历史，它是一种“史”的研究。研究者也应该知道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并且正确加以运用。汉语史方向的研究生也应该适当加强史学的训练。

影响投稿成功率的因素很多，有些是主观因素，有些是客观因素，既有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也有自己无法控制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投稿能否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好的文章也可能被退稿，坏的文章也可能侥幸过审。但如果一个研究者能保证论文的水平，他的投稿命中率一定会相对较高。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尽量把研究做扎实、把文章写好。评判一篇文章，大的着眼点无非三个：一是选题是不是有价值，换句话说这个题目是不是值得讨论，提出新问题、发现新的条例或规律、发现和解释新材料、解决难题、推翻被普遍相信的成说等等，都可以算是有价值的；二是论证是不是合理、充分，主要的材料有没有收全，论证的过程是不是遵守了规范；三是结论是否可靠。用这三点对照自己的文章，好坏心中就有数了。还有一点，有的人粗枝大叶，文章中常常出现错别字、病句。这类“小错误”多了，也很容易让人质疑写作态度和研究水平。

研究生开始学术研究，一开始应该把自己的心得写下来，但不必急于发表，要在不断的阅读、学习中随时检讨自己的意见，看看这些意见是不是靠得住，同时要看看这些心得有没有指向共同的语言现象和问题。如果有，可以尝试从更加宏观、系统的角度写文章。研究生应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要认识到学术研究是为了求真、求是、求实，不是为了求数量，研究者的成长也是需要积累和锤炼的。孔子说闵子骞“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治学也应该如此。研究生还在打基础的阶段，要出很多成果是不现实的，尤其是汉语史这一类重积累的学科。虽然现在要应付各种考核，但也不能托词考核就随波逐流，学人还是应该有学人的底线和定力。据我的观察，学古文字的学生毕业时能够达到发表两三篇某级别文章的要求就已经不错了；这两三篇文章，能有一篇比较有价值就很好了。如果一个学生发文章的数量远远超过一般要求，我认为这未必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反而是值得警惕的。

请问您进入汉语史专业的初衷是什么？一路走来，您对汉语史专业的认识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一开始接触古文字是因为学书法、篆刻要用到古文字，读大学后渐渐转向研究。虽然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书法、篆刻创作和学术研究一直在相互促进，但重心已经不同了。如果说什么没变，恐怕就是求知的想法没变。以前读书的时候，考释一个字会让我满脑子尽是古文字，睡不着觉。考证工作就像断狱一样，考出一个字、释出一个难解的词又或是解决一个问题，都能让人感到兴奋。现在尽管研究范围已经有了变化，但我也还很享受学术发现带来的那种“恍然大悟”的满足感。

弯路是相对于直路、捷径而言的。学术研究总难免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不太想把这些看作“弯路”，因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没有捷径，是需要慢慢探索、积累经验的。当然，有的错误是可以避免或应该尽力避免的，尤其是因“勉强”和“疏忽”造成的错误。

胡宝国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在读书时曾向俞伟超先生请教治学经验，俞先生略略沉思后回答说：“不要勉强吧。”他当时对这个回答很失望，但后来渐渐认识到俞先生是对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求真务实，要尽量避免勉强、迁就的想法。当然，有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证据的限制和各种其它因素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不勉强”，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要强调“不要勉强”。

尽力避免疏忽也很重要。学术研究本身是繁难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出错。例如秦印有“丧吏”和“宣曲丧吏”印，一般认为“丧吏”是主管丧葬事宜的职官。有一次我读《秦文字集证》，看到一方“南乡丧事”秦铜印。在秦文字里，“吏”和“事”差别很小，中间一竖不穿过下面的“又”旁是“吏”字，穿过就是“事”字。本来秦国一般是用“吏”字表示“吏”和“事”这两个词的，统一六国推行“书同文字”的时候就规定“吏”“事”要分用。“丧吏”改成了“丧事”，不正说明“丧吏”的“吏”也应该读为“事”吗？我把这个意见写在文章里，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有的学术著作马上引用了我的意见。后来我偶然翻看《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看到了所谓“南乡丧事”印的钤本和封泥拓本。同样一方印，笔画远比《秦文字集证》中的钤本纤细，而且所谓的“事”字中间一竖没有贯穿，仍是“吏”字。我意识到这里可能有问题，于是请这方铜印的收藏单位上海博物馆的孙慰祖和葛亮两位先生帮忙核对原印。孙先生给我发来了清晰的印面彩照，中间一竖确实没有贯穿，说明我原来的意见是不对的。后来我在论文定稿中作了更正。如果我能早点儿作核查，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了，也不会对别人造成误导。

《秦文字集证》所录钤本 

《上海博物馆藏印选》所录钤本

印面彩图

您是如何平衡自己的科研和日常生活的？如何看待网络上传说的高校青年教师“007”（零点上班，零点休息，一周工作七天）的生活模式？您平常都会怎么放松身心呢？

相信大家对劳逸结合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和方法，总的原则当然是不应该因为工作而影响身体健康。我的日常生活和其他人一样，既有相当的工作时间，也有运动和娱乐消遣。我尽量不让生活影响工作，也不想让工作随便影响生活。一个人在社会、在家庭本身就有很多角色，我想尽可能把这些角色都做好。有时候也需要取舍，有得就有失。我读书、写文章都慢，遇到问题喜欢反复思考，有的文章从构思到写出初稿再到正式发表，会花好几年的时间。如果我手头没有现成的文章或者可以较快成文的成熟想法，就只能放弃一些学术会议或约稿，失去了一些和同道讨论、向先进学习的机会。我喜欢写字、刻印，也是一种放松。有时候看书、写文章累了就去刻印，人马上就精神起来了。

您对汉语史研究有何展望和期待？

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揔其终始，匪无乖互。”在很多领域里，博涉和专工都是一对矛盾。现在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专门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很多小方向也出现了更精细的分支。汉语史研究同样如此。很多前辈大家都说过做学问要“通”。唐兰先生就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很期待在每一个分支不断深入的同时，能有更多博涉的学者打通不同领域的隔阂。当然也可以通过学者之间的紧密协作达到这个目的，但现在这样的合作还很少见，希望以后能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