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认为，文学写作不过是一种基于有限的基本元素的组合术和组合过程，是一种系统论和控制论意义上用于语言操作的“机械操作系统”；它以文字符号和语音信息的形式来执行两种机器功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从而产生出文学“形式的无限可能性”。人类“语言机器”创造出了“文字世界”，尚未进入人类“语言机器”的外部世界是“非文字世界”。现代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就认为：“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不清晰的……只是混沌不分的星云。”非文字世界由许多差异、零碎、独特性、例外、不确定、不合逻辑组成，其变化没有规律可循，它从不重复，包罗万象而矛盾断裂，是偶然与机缘的产物，是一道没有谜底的谜之表面。语言机器不光是创造性写作，同时也是人类对世界的阅读和认知。随着语言机器的生成及人类识字率的提升，现代人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于文字世界。

(伊塔洛·卡尔维诺，图片源自百度)

西方文明对语言的看法有两大根本性观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巴别塔论。亚里士多德对人进行了三个定义：“人是逻各斯的动物”，“人是城邦生活的动物”，“人是制作的动物”。“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意指人是语言、逻辑和理性的动物。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人类语言的结构中存在一种形式理性，即古希腊文明就开始探讨的逻各斯（语言理性），它影响了西方文明两千多年的发展和知识生产，只是一直没有作为一个学说被明确指出。到了十九世纪，规范形式分析的法学方法被应用于语文学研究，索绪尔建立的结构语言学才把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凸显出来。

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当代被归结出两个特点，一为“理性中心主义”，一为“语音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遭到现代解构主义的严厉批判，以此而不得不重新重视文字、文本和文本写作。文字最初作为语音信息的记录符号和替代物而存在，后来作为书写系统而成为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在成分。一般情况下，当我们提到“语言”概念的时候，就连带包括了相应的文字符号；只有当我们说“语音”时，才不包括文字。

巴别塔传说来自《圣经·旧约》，其象征一直以来被用以意指人类因语言和习俗的隔阂而不团结，或人类妄图主宰世界的僭越之心，更意指人类自然语言丛林中完美理想的“元语言”和“元文字”。自近代理性主义兴起，欧洲语文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完美理想的“元语言”应该是一种全新建构的人工语言，只有这种人工语言才能担当世界通用语言的角色。欧洲最早的人工语言构建运动是汉字所激发的。大航海时期天主教传教团体东来，此后将东方文化引介到欧洲，汉字系统也传入欧洲。十七世纪，很多欧洲学者认为汉字是理念的直接表达，他们倾向于把忽必烈视为畏途的汉字当作“元文字”的起点。只不过这一运动并未成功，汉字系统在欧洲文化界的传播也仅仅昙花一现。 

(巴别塔，图片源自百度)

相对于元语言和元文字，西方和中东世界更有传承基础、更加擅长的是形式语法。语法的发现源于古希腊学者的语文教学实践，倘若没有教学实践语法，古希腊语不会成为希腊化世界的通用语言，拉丁语不会成为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在西方和中东，语法形式承担起通用语言的帝国功能，逻各斯层面的形式语法因而成为政治性的“帝国语法”。在现代语言学中，从文明世界意义的“帝国语法”问题演变出哲学人类学意义的“普遍语法”之逻辑公设。在当代生成语言学中，乔姆斯基预设人类心智具备一种深层的语法结构、一种先天内在的“普遍语法”。自然语言的多样性及其表层结构，来自人类心智的深层语法结构的转型和外化，由此构成形式语言的层级结构。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是人类心智的本质属性，它先于任何种类的自然语言，构成了人脑中的语言习得机制。这种心智深层的设定，构成逻各斯装置（语言机器）的基础。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后来被证明更适合于人工的机器语言（计算机程序语言）。现代语言学的工作，奠定了信息技术的科学基础和互联网革命的基础。

人文现象的形式分析构成许多现代学科共有的技艺性基础。卡尔维诺“语言机器”中的基本元素与组合术，是文本写作过程的“形式本质”，它是世界秩序的一种语言秩序和规律形式（法则）的生成机制。先于语言机器的“非文字世界”，没有规律（法则）和理论可言。一旦对非文字世界中的某些事态命名，就意味着对未定型的事实进行了区分，区分的锋面构成了语言和法则、语言和秩序的起点。因此，“语言机器”中的“普遍语法”和“生成语法”是人类心智的逻各斯装置。

西方技术观念的特性，在于它有一套深具人类学关切的技艺思想。法国技术哲学家、哲学人类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重新阐释了柏拉图《普罗塔戈拉篇》中的人类起源神话，认为人类起源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在柏拉图版本的神话中，爱比米修斯的任务是给万物分配各自的本质属性，使万物可以依照其本性来生存，但他却忘记了给人类分配一种本质属性。为了弥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普罗米修斯盗取了技艺传给人类。技艺是人类为弥补自身的先天缺陷而获得的性能，人类依赖技艺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技术工具，人类因为技艺能力而成为一个特殊物种。

(贝尔纳·斯蒂格勒，图片源自百度)

人类本身是一种技艺性的存在，是一种制作工具（poiesis）的动物。上文提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第三个定义——“人是制作的动物”，它与前两个定义一起构成一种本质属性的人类学样态。以往学者们认为逻各斯和城邦生活就构成了人性本质，而斯蒂格勒根据人类的现代性处境而着重于人能制作工具这一定义。古代技艺处于具体的生态情境，附着于别具个性的手艺人身上。现代技术从近代力学（机械学）开始就严格数学化，脱离了具体的生态情境和承载者，成为可无限复制的抽象事物。从技术来看，人没有固定的本质，所以人必须不断地制作、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本性。现代科学依赖于技术进步，而且随着科学进展，这种依赖性日益深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处于技艺制作的漩涡中而无法自拔。

近代科学革命背景下自然哲学的兴起，将“人是制作的动物”转化成了“工匠人”（homo faber）观念，进而出现“工人”和“劳动者”概念。对马克思而言，制作性技艺从抽象的潜能现实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人是制作的动物”转化为“人是会劳动的动物”。所以马克思在其实践性世界观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创立了劳动自由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法》里讨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马克思保留了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但斯蒂格勒只关心人的历史主义存在。他指出，技艺的诞生和人类的起源是一体两面的历史现象，所以人类拥有两个起源：“第一起源”是生物学意义的起源，即人类通过自然史的漫长演化而逐渐进化出智人身体的确定形态，智人物种的遗传基因稳定下来。智人物种的生物学进化过程被称为“种系生成”。“第二起源”是技艺起源，即大脑进化到目前形态的“人化的过程”，它与技艺现象的漫长演变过程一致。生物学进化是一个外在影响内在的过程，通过自然选择确定出适应生存的生物性状，然后沉淀到人类基因中形成稳定的遗传。而人类由技艺起源所展开的进化则是内在影响外在的过程，是一种超越自然遗传的能动化和外在化的人类独有现象。技艺（技术）在文明史上是人性外延不断扩张和人性差异化的要素，人类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正是在这个复杂的技艺演变进程中被逐渐发明出来，从而“技术史就是人类史”。人与技艺（技术）这种相互塑造、共同演化的过程，被称为“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tique）。

人类的技艺性存在意味着人没有本质属性，所以人类必须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使命。人类文明史的演化，最终把自然史转化纳入人类自身的历史性生存。“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技术既是发明者，也是被发明者。”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通过技艺制造各种各样用来弥补人类先天缺陷的技术工具，叫做义肢（prothèse）。人类通过技艺（技术）制造义肢，而义肢作为人体外在化的器官逐渐地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此过程中，人与技艺（技术）紧密耦合并共同进化。人与技艺（技术）的耦合和共同进化，也就是人与义肢的耦合和共同进化。

现代社会中，人与义肢的共同进化加速，模糊了近代以来人们看待世界和事物的主/客、身/心等二元论界线。数字化生存和智能人工化进程，消弭着人类/人工之间的界线，出现了人类肉身与数字化工具融合而成的耦合体，即赛博格（cyborg）。以往的人与义肢耦合而成的身体，用今天的观念来说，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赛博格。

（一）从笛卡尔“思维法则”到“图灵机”

人工智能从模拟人类思维开始。人工智能概念得以成为现实，有赖于将笛卡尔对思维方法的程序化和数学化作为理论起点。在近代欧洲，笛卡尔首先尝试用数学形式（思维法则）来构建适用于探求所有学科的一般真理的科学方法论。思维法则问题的提出，源于笛卡尔的首部著作《思维的指导法则》，其第二部著作《方法论》则进而尝试提出了用于解决万千问题的“万能方法”——普遍代数方法：第一，把任何问题化约为数学思维问题；第二，把任何数学问题化约为一个代数学问题，笛卡尔作为分析/解析几何之父，就把传统几何学问题转化为代数学问题来处理；第三，把任何代数学问题化约为求解一个方程式，也就是化约为一个代数学意义上的算法问题。

1936年，艾伦·图灵运用算术公理化方法构想出一种抽象计算模型。是年，他在《伦敦数学会文集》上发表成名作《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并在论文附录里模拟出一种机械自动化的抽象计算模型，即“图灵机”（Turing machine）。图灵机第一次在计算概念的纯数学定义和哲学思辨的自动机之间建立了实在联系，这之后基于半导体原理的“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都基于这个构想。

(艾伦·图灵与图灵机，图片源自百度)

图灵机将人进行数学纸笔运算的过程抽象成一个抽象“自动机”，一个可计算函数理想型。图灵全面分析了生活世界中人进行数学纸笔运算的过程，视之为两种简单动作：在纸上写上或擦除某个符号，和把注意力从纸的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这样就把计算概念归结为最简单、基本、确定的人类操作动作，而任何机械行为和机械程序都可以归约为这两种动作，从而基本计算程序可以描述为一种理想函数——“图灵机”。图灵机的突破之处，是把传统的机械论模型的范围放大，将人的纸笔计算这一事态也纳入了模型，把纸笔运算也纳入分布区间。通过上述突破，图灵机模型把近代以来有关自动机的哲学思辨发展成为一种应用数学，这种“自动机”是一个“人-机”构型的可计算函数模型。这个“人-机”构型的可计算函数模型意味着人与“自动机”之间存在函数替代关系，意味着人与计算装置/机器相等价。根据可计算函数模型，所有计算装置/机器之间互相模拟并最终互相等价，所有计算装置/机器的计算功能都在理想型上等价于图灵机。这样，不可能存在比作为理想型的图灵机更强的计算装置/机器。因此，人就是最理想情态的“图灵机”。

从上述人类与技术（技艺）的缠绕关系可以知道，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运用技术塑造自我的历史。在这个预定论意义上，人的智能不可计算。但另一方面，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缠绕关系决定了人类与技术之间存在比较，它在理想型上是一种几何比例。欧几里得几何是西方数学独特性的一大源头，而欧几里得几何的根本是比例理论。图灵正是抓住了比例理论，抓住了人机之间、人类与技术（技艺）之间的比例缠绕关系，才构造出作为几何理想型的图灵机。在预定论意义上，人的智能不可计算；但在人机关系的比较中，人的智能又可以进行几何比例意义上的计算。

（二）从“图灵机”到“图灵测试”

1950年，图灵发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用于判别“机器智能”是否可能。图灵测试的意义，首先在于给出了一个操作程序，根据一系列语言行为来判别一个对象是否智能，这就为判断智能提供了一个行为主义的标准，避免了有关智能本质的无谓争论。其二，这项实验通过唯名论方法将计算机的内部运行以及机器是否具备自我意识等问题进行黑箱化处理，使我们不再被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所牵制。其三，由于询问者只关注问答的内容，并且将人类身体属性作为问答内容，因而悬置了人类身体属性对问答程序的影响。

根据图灵机构型，人工智能意味着机器计算中的智能思维法则。在构造图灵测试时，图灵只采用“机器能否思考”的表述，而未涉及“机器像人那样思考”的智能概念。对图灵而言，机器智能在于它能够思考，而不在于“像人那样思考”，智能机器有自己的“思考”形态——编程的算法运作方式。进而，图灵把问题“机器能否思考”替换为问题“是否存在想象的数字计算机将在模仿游戏中表现良好”，他认为两个问题等价。这样“图灵测试”就转换为“模仿游戏”：一个人与另一方在两个相互隔离的房间通过机打字条进行一次足够长时间的对话，如果这个人依据文本对话无法辨别另一方到底是机器还是人，那么就可以判定机器具有智能。

图灵测试所设想的人机关系是博弈性质的“测试”，而非规范性质的“定义”。这种“测试”是对人和人造机器两者所做的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比较，以形成一种认知判断关系。图灵测试的启示是，我们对智能无法进行数学定义，但可以进行数学比较。而“模仿游戏”概念意味着，图灵测试是一个博弈论性质的认知实验——有关身体与性别的博弈性判断。因而，图灵测试中的智能比较是交互认知的博弈。

图灵认为性别是人类的身体感知，与心智理解无关。智能机器由硅基材料构成其“身体”，其“身体”感知显然不同于碳基材料的人类肉身的感知。“模仿游戏”中的对谈只通过电传打字机进行，其目的是为了检测，在只有文本对话的情形下，身体性别的独特性是否还会显现。图灵测试的通过意味着，在涉及身体特征的时候，人的肉身与机器可以相互替代。就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准而言，人不是一个可计算的物理系统，但其交互理解过程却可迁移至可计算的机器。这种迁移是“模仿游戏”的博弈结果——认知博弈和理解迁移是图灵测试所测试出的“机器智能”的存在方式。

用今天的眼光看，图灵测试可以说具有深层的解构取向。从图灵机到图灵测试，可以视为人工智能的思想从建构存在到解构存在的进程。图灵机是运用比例理论，把人机关系的比较与缠绕型构为一个可计算函数模型，这是一种智能的建构。而图灵测试是把智能机器的理想型与模拟型用博弈理论解开，解开为认知识别的“模仿游戏”，这是一种智能的解构。

从图灵机到图灵测试，图灵始终贯彻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原则，将智能唯名论推进到智能行为主义。图灵设计出图灵机模型，目的是模拟一种并不形而上的身体-机械（之模型），不是框定形而上的“智能”。如果要追问人的灵性“智能”（dianoia）是什么，那么图灵机就是一个在逻辑上被框定的智能黑箱，是一种智能唯名论。这一智能唯名论倾向，使得它有可能推进智能行为主义的图灵测试。

（三）从“笛卡尔测试”到“图灵测试”

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种思想，在技术条件尚不允许实证实验的年代，笛卡尔通过思想实验来研究人。他将人的“我思”与身体进行分离，认为脱离了“我思”后的人类身体也是精湛的自动机器。所以人的外在身体与动物以及与自动机器等价。在这种情况下，外形像人且像人一样行动的机器，就很容易欺骗我们，让我们误以为是自己的同类。笛卡尔早已经设想到了人造机器与智人的外在混淆问题，所以通过一种可以称作“笛卡尔测试”的途径来区分机器与有“我思”的人。“笛卡尔测试”有两个标准：语言符号的理性对话和根据知识而理性行动。这两个标准的实质是人类做判断的能力，以及人类的理解力和自由意志。笛卡尔指出，人类心智的理解力和自由意志——是机器（自动机）无法实现的。

笛卡尔和图灵都是伟大的数学家，所以这一系列问题的展开，有很强的数学哲学的背景。笛卡尔测试与后来的图灵测试的理论方向相反——笛卡尔测试是以“我思”（cogito）为几何学上的“定在”（Dasein），以“我思”为视线-射线的端点来外向扫描整个“外部世界”；图灵测试则是使用电气工程学中的电路方框图（模拟黑箱）方法，用可见的符号内向捕捉不可见的“思-在”。无论“我思”还是“思-在”，笛卡尔测试与图灵测试所测试的都是与身体无涉的“智能”。

从笛卡尔测试到图灵测试，这是近现代以来智能概念和智能科学从建构到解构的进程。笛卡尔测试建构起来的人与机器的区别标准——智能标准，在图灵测试中被釜底抽薪。其中的关键在于身体问题（空间存在）为图灵所悬搁。笛卡尔对身体（物体）的界定是清楚的，就是欧几里得空间所规定出的广延意义上的移动。笛卡尔测试是把人机比较还原为思维与空间关系来处理，图灵测试中悬搁身体，则是把人机关系作为去空间化的比较关系来处理。

(笛卡尔，图片源自百度)

笛卡尔提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核心标志”。图灵测试提出七十年来，根本争论主要集中在语言、思维和模拟三方面：智能是否必须以语言为基础？基于语言的判断和推理是否把握了智能的本质？模拟的智能是否是真正的智能？图灵测试的媒介是语言，是一种信息论-传播学的程序语言。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对话的交互性，图灵测试判别机器智能的途径是文本形式的人机对话。因此图灵测试的功能机制其实是行为主义的文本对话，其中的对话和行为只是一种信息论和语用学意义上的交流（交互、交往、传播）。图灵测试所测的智能，是用可见的符号捕捉不可见的“思-在”，是文本对话所拟制出的逻各斯装置，是与身体无涉的“智能”。文本对话行为是判断计算装置/机器是否智能的标准，语言机器的文本对话能力就等价于“机器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