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问题意识、话语转向及学科问题

李宇明

提  要：文章从语言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语言学的学科问题等三个维度，试着对70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一小结。第一，古代语言研究的问题来自于经学，清末以来问题来自于社会语言规划和教育两大领域。改革开放之后，语言学界多把学术眼光聚焦于国外,聚焦于学科内部，相对忽视语言生活的“本源问题”，而“本源问题”是推动学术进步的本源动力。第二，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是话语，而索绪尔以来的传统是研究语言结构，相对轻视话语。话语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和互动语言学的兴起，推动着语言学的“话语转向”。以“本体研究”为本的中国语言学，以语言结构研究为学术基点，应尽快转向以话语研究为学术基点。第三，语言学早已成为科学，但学科设置仍处在语文学阶段，为语种所分割，与文学相纠缠。这种“蜂巢”般的碎片格局，严重妨碍了语言学共同体的形成和现代语言学人才的培养，难以整合其他学科的语言研究成果而形成“大语言学”的知识体系，限制了语言学的学科辐射作用和社会辐射作用。在总结70年中国语言学发展之时，必须认真考虑语言研究的“本源问题”、话语转向问题和学科设置及知识体系整合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语言学; 问题意识; 话语转向; 学科设置; 知识体系

世界语言学有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三大源头。到了18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语言学发展到科学阶段。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在对梵语深入研究中发现，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之间存在着有系统的对应关系，因而建立起印欧语系的概念，促成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学术目光从历时研究转向共时研究，并发展出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三大流派。伴随着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发展，世界语言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致力于寻求隐藏大脑之中的语言习得机制，充分发挥演绎法的作用，把语言学引入深邃的心理学、脑科学和生物学领域，并对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发生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前后，生成语义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等相继兴起，逐渐打破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一统天下”。到了今天正在形成语言研究的新走向、新风尚。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称为“小学”。小学重文字研究，文字有形、音、义，由研究文字形体生发出文字学，由研究文字声音生发出音韵学，由研究字义生发出训诂学。小学产生了许多字书韵书，还有大量的训诂等成就。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跨越语文学进入科学阶段。自此至今百二十年，特别是近70年，中国语言学在努力追赶世界语言学的发展，并也在解决中国大地上的语言问题，较好地支撑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和社会语言生活，但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从语言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语言学的学科问题展开讨论，作为对70年来中国语言学发展总结的三个维度。

一、语言研究的问题意识

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问题”，称之为“问题驱动”。古代，中国语言学的主要问题来自经学，小学是经学的翼羽，为解经服务。自清末切音字运动以来，特别是《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语言学的“问题”主要来自于社会语言规划和教育两大领域。

（一）社会语言规划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中国帆船在欧风美浪的击打下，欲碎欲覆。各界精英都在寻找“救国保种”之路。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出版，掀起了切音字运动的大幕，标志着一个自下而上、影响百年的现代语言规划的开始。之后有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手头字运动等多种语文运动，制定了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国音字母第二式）、国语标准、《第一批简体字表》《国语辞典》等。

这些“运动”，这些语言规划产品，在语言地位规划上选定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作为国语，并且进行了语言本体规划，确定了语音规范、词汇规范、注音字母及注音规范，对文字进行了尝试规范；同时也进行了国语推广的所谓“习得规划”和“声誉规划”。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语言文字工作”仍在沿着20世纪上半叶的方向前进。1949年—1986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完成“三大任务”：(1)确定普通话的标准并向全国推行；(2)简化、整理汉字，发布《简化字总表》；(3)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此外，还进行了民族语言的识别，为一些民族制定了文字，为一些民族改良了文字。1986年全国第一次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语言文字工作进入到一个新时期。1986年—2004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即所谓的“三化”，同时还制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5年至今，前两个时期的许多工作仍在继续，但语言规划的主要目标提升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升国家与公民的语言能力”；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持续编纂“语言生活系列皮书”；开展了“中国语言有声数据库”建设和国家“语言保护”工程；推动语言扶贫事业，推动汉语的国际教育与国际传播等。

（二）教育领域的语言问题

教育是语言学的传统领域，中文系（汉语言文学系）、民族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都需要语言学的支撑，需要语言教育。许多语言学家都是教师出身，许多语言学著作都是教材或曾经是教材。这一时期的重要语法学著作，如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朱德熙《语法讲义》等，都是教科书。张志公主持的“暂拟语法系统”及其修订，也是诸多语言学家参与的，包括王力、吕叔湘、朱德熙、陆俭明、邢福义等先生。

以学校、教材为基点的语言研究，其长处是较为全面，较为系统，便于讲解；其短处是因教学、课时等限制，研究的深度不够，对各种细微末节追究不够，因要照顾各家之说而难以独树一帜、独创一派。比如“教学语法”，概括较为全面，但是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不够深入，对某种学说不能究根问底，不能将一个学术流派的理论、方法贯彻到底。因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对于面向中学的“暂拟语法系统”表示不满，呼吁要建立“科学语法”体系。

学校教育是语言学的传统领地，社会教育也是得到语言学关心的领域。新中国建立伊始，就开展起“扫盲运动”和普通话推广运动。扫盲使语音学家、文字学家、语言教育家把学术才华倾泻在中国的农村与厂矿车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进步。随着基础教育的发展，中国在21世纪初基本消除了青壮年文盲，中国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得益于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人才优势。而推广普通话运动带来了对于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的全方位研究，方言学家也对全国方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编写出很多方言区学习普通话的读本。此后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侯精一主编）等鸿篇巨制，都得益于早年的方言调查工作。

社会教育的语言规划与社会语言规划存在较多的交集，历史上，社会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举措也就是进行社会语言教育。切音字运动时期，王照创《官话合声字母》，办拼音官话书报社，出版“拼音官话报”，编写大众教材，在民众中普及教育，以求富国强民。新中国的扫盲教育和普通话推广运动，正是继承了前辈的优秀传统，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效，也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三）近40年来中国语言学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言学与世界隔离的状态被打破，结构主义、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被不断引进，各种语言学研究方法不断被试用和使用。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的许多语言理论，都被引进来研究中国语言，特别是引进来研究汉语。语言学也不断与其他学科构成交叉学科，如社会语言学、法律语言学、新闻语言学、广告语言学、语言经济学、产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此外，应用语言学也以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建立和《语言文字应用》创刊为标志，在中国发展起来，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外语教学、语言信息处理等一些应用语言学科，发展迅速，前景宽广。

特别可贵的是，中国语言学界也试图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许多研究有可能对普通语言学发生影响，比如方言的调查与分区、民族语言的识别认定、汉藏语系的谱系关系研究、“平行变换”的语法分析方法、“三个平面”的语法观、语义指向研究、“两个三角”与“小句中枢”说、古文字研究、语言资源理念、“大华语”理念、“语言生活”观等。今日之中国语言学正与国际语言学的诸多学科或“并跑”，或“跟跑”，甚至开始出现“领跑”的领域。

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学的眼光基本上是“外向”的，聚精会神地盯着国外的语言学界，他们研究什么我们就关注什么，把国外的理论、方法介绍进来，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语言，或是用中国的语言事实来验证或修正这些理论和方法。学界的主要目标是要追赶世界语言学的潮头，在国际上获取话语权。这时的语言学“问题”，基本上是“外来”的，是国外教科书和论文论著中提出来的，而相对地忽视了中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社会语言规划和教育两大领域中，纵然还有一些语言学家在耕耘，但也形只影单；即使是这些语言学家，其中也有不少是“兼职”的，他们还有其他的学术“主业”。学术眼光“外向”，学术问题“外来”，其结果之一就是语言学研究不接地气，不大关心、也不能解决本土语言生活的问题。新生代的学者甚至也不大注意阅读同胞的论著，连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著文都很少出现在“参考文献”中，中国悠久的语言学传统不能有效继承，更难说发扬光大。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就是这样的追赶潮头的方式，是否就能获取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四）问题的“问题化”

推进语言学科发展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问题，一类是学科发展完善的问题。就语言学发展本源动力来看，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问题是学术本源问题，学科的发展完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本源问题。虽然有时候完善学科的问题也很重要，但是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忽视本源问题。从语言学发展史看，语言学重要流派的产生都是本源问题推动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美国描写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等，都有其特殊的本源问题。

中国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必须认真对待“本源问题”和“学科问题”，辩证地处理这两类问题。应当重视学科问题，但不能忽视本源问题，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近来，常听到“学科与事业”的讨论或争论，这种讨论或争论一直在提醒人们，可以关注事业但不要忘了学科。其实就笔者所见，学科不应独身于事业之外，研究事业发展中的问题、推进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学科的使命，甚至说是“根本使命”。学科是在事业发展中发展的，是在研究事业的问题中发展的。把“学科”从事业中析取出来的结果，是事业失去学科的支撑而“失去”章法，学科远离事业而缺乏活力。

2019年4月13—15日，《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共同举办了“第七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提出了国际语言学的“本土化”、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现代化”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问题“问题化”。“本土化”就是保持与国际语言学的对话，“现代化”就是保持与中国传统语言学对话。“问题化”，首先是研究取向，要关注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同时要将问题“学术化”。所谓学术化，就是用科学方法研究问题、将研究纳入学科体系，通过学术研究得出结论和理论。这是当今中国语言学界应该拥有的胸怀与眼光。

二、研究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首次把语言区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并认为语言学主要是研究“语言”（langue）的。高名凯先生翻译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这便形成了语言学的长期传统，即使是“乔姆斯基革命”和语言类型学的兴起，也并没有否定这一传统。

（一）索绪尔传统与“话语转向”

主要研究“语言”的这种“索绪尔传统”，从语言学史看是智慧且有实效的。在索绪尔时代，由于语言学的发展阶段和语言学的研究手段，语言学家必须放弃一些东西，集中研究一些东西。就研究的复杂程度来看，暂时搁置对言语的研究是明智的，言语问题要比语言问题复杂得多。集中研究语言的共时状态，集中研究语言的结构体系，集中处理语言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百多年来的学术史证明这种“有舍有得”的策略是有成效的，是推进了语言学大踏步前进的。

但是，关于言语的研究（“言语”的一个同义词或近义词是“话语（discourse）”，以下本文使用“话语”）并没有完全匿迹，比如语言教育研究离不开对话语问题的探讨，美国描写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语用学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话语或话语研究。特别是话语功能语言学（亦称“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可谓开启了话语研究的新路径。话语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的开创人是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Z.S.Harris)，1952年他在《语言》（Language）这本杂志上发表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独具慧眼地指出“语言不是在零散的词或句子中发生的，而是存在于连贯的话语中”。自此之后50余年，话语分析得到了很大发展，对于语篇、语体、口语对话的话轮等进行了较多研究。我国（包括华人）的廖秋忠、陈平、陶红印、徐赳赳、冯胜利、胡壮麟、朱永生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话语分析也影响到多个学科。比如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话语即权力”说，揭示了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进一步发挥了福柯的思想，把社会看做一种“语言交换市场”;法国符号学家高概、荷兰学者梵·迪克也都有关于话语的出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话语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吸收人类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又发展出一个新的学术流派——互动语言学（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方梅、李先银、谢心阳指出，互动语言学……探讨交际互动中的语言结构和话语组织，以自然口语交际为研究对象，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分析处理材料。这种研究取向与20世纪上半叶受制于书面语偏向的语言研究形成鲜明对照。方迪、谢心阳也指出，互动语言学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语言学分支之一。它认为语言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也是社会交际的产物，强调在自然真实的言谈中实证地探讨语言和社会互动之间的互育关系。在我国，互动语言学自2014年开始已经开过三届学术研讨会，在国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话语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的发展，特别是互动语言学的产生，标志着语言学开始挣脱索绪尔传统，出现了明显的“话语转向”。

（二）话语是语言的真实存在形态

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是话语，“语言”（langue）是对话语的抽象。话语是现实的，存在于每一个语言交际行为中；而“语言”则存在于语言学中，存在于语言学家的大脑里和学术抽绎的操作中。语言学应研究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不应当只研究抽象的语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都研究本学科“真实存在”的对象。语言学不能长期拘泥于索绪尔传统。

话语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把语境因素分为“言内语境”“言伴语境”和“言外语境”三大类，每一类又分若干小类，诸如“上下文、段落、语篇，时间、地点、场合、境况、话题、事件、目的、对象，语体、风格、情绪、体态、关系、媒介，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民族习惯、时代环境、社会心理，世界知识”等等皆囊括其中，这是对语境内容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当然除语境之外，话语样式也很重要，比如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是独白还是对话，是双人对话还是多人对话等等。

总之，随着话语分析、互动语言学等话语研究的发展，以及现代语言研究技术的发展，当今之语言学已经有条件开展对话语的研究了，话语转向不仅必要，且有可能。

（三）“话语转向”的中国语言学意义

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国际语言学的“跟跑者”。跟跑者的好处是可以快速发展，甚至可以“跨越式”发展，因为跟跑可以少付出“原创者”的许多探索性成本。但是跟跑也有不少问题：第一，在研究思想、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很少能够有原创性成果，特别是难以有“设置话题”的机会和能力，故而很难获取较大的学术话语权;第二，跟跑很累，也难以把握学术发展的大局，主流研究要跟跑，一些新的提法也要跟踪，生怕漏掉未来的学术“潜力股”;第三，在学术转向时，不能事先预测或较好预测“学术弯道”的出现，转向很被动，往往在弯道处被甩得更远，而难以实现“弯道超车”的学术梦想。

中国语言学界有“本体研究”一说，所谓“本体研究”，一般是指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关于语言结构的研究，与语言应用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区分开来。本体研究是中国语言学的“本体”，其他研究仍处“附庸”的地位。中国现有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事实上也是以语言结构为研究基点的，大量的关于语言运用的问题都被边缘化，上面谈及的关于语境、关于互动语言学的研究，也比较难以进入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在国际上出现“话语转向”的新形势下，将研究基点从“语言结构”移至“语言运用”，或者说实现由“语言”向“话语”的基点转变，是很有必要,也是很迫切的。

笔者在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发现现有的现代汉语语法框架在解释三岁左右儿童的语言发展时，就软弱无力，特别是缺少预见性。三岁之后儿童的语言发展，可以看作是语法“构式”的发展，需要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去观察去解释。然而到了四岁之后，现有的语法学（包括构式语法），似乎已无法描写儿童的语言发展，也不知该观察哪些语言现象了。现有的语法学是静态的，主要来自书面语；儿童语言发展是动态的，是口语，以之描写儿童语言发展，自然捉襟见肘。由此而思，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强大的语法体系，这一语法体系，不仅可以描写和解释成人的语言，也可以描写和解释儿童的语言发展，甚至还可以描写和解释老年人的语言衰退。应把人一生的语言行为，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正在跨越工业化进入信息化时代，语言智能成为信息化时代的宠儿。计算机自然语言理解不仅是前沿技术，更是时代课题，它正在造就一个人与机器人共同参与的语言生活时代。时代发展是推动语言学进步最为重要的力量，它为语言学提出了研究课题和应用场域，也为语言学提供了思路、技术、资金等等。支持语言智能的发展，是语言学未来发展的重要学术使命。语言智能的发展目前主要是“数据驱动”，用深度学习的方法和知识挖掘技术，通过大数据库来获取语言智能。集聚什么样的数据才能训练计算机获取“类人语言智能”，现在的训练数据有何严重缺陷，如何利用“小数据”来让计算机获取语言智能，这是语言学家在“数据驱动”状态下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当然，现在已有不少专家意识到数据本身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只靠数据驱动的语言智能是走不远的，正确的路线是“数据+规则”双重驱动。语言学家是语言规则的主要提供者。计算机要处理的是真实的话语，只有语言结构的研究，语言学家是不能完成“规则提供者”的使命的。就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语言学实现“话语转向”，加强对话语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国际语言学界正在步入“后乔姆斯基时代”，一方面乔姆斯基的学术思想还会继续发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一定会出现语言学新潮流。这种新潮流很可能就是话语研究，就是支持语言智能地处理真实语言应用的研究。这可能是语言学的“弯道期”，中国语言学应做好“弯道”准备。

三、语言学的学科问题

学术发展、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学科。学科既是按照知识体系划分的门类，又是集结学术力量解决问题、培养学术人才的科学设置。对于语言学知识体系的认识，对于如何利用这一知识体系进行学术研究、人才培养，都关系着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关系着语言学的社会作用的发挥。

（一）中国语言学的学科设置状况

近些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学科问题热议不断，根据语言学的学科性质、社会作用、人才培养需要、国外语言学的学科设置状况等，学者呼吁要建立语言学的一级学科或是学科门类。2010年，《语言科学》开辟专栏讨论这一问题，发表了刘丹青和张伯江、陆俭明和沈阳、杨亦鸣和徐杰、游汝杰等多篇论文。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还在华中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地多次召开相关会议，研讨这一问题，甚至两会代表还把这一议题连续多年带到国家层面的政治议坛上。李宇明也曾用较多的篇幅讨论了这一问题。

大学是学科设置的基础。中国的语言学学科在大学里是“碎片化、藩篱式”的。语言学最为严重的问题是被语种分割，被分割在汉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又分割为蒙、藏、维、哈、朝、彝、壮等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又分割为英、日、俄、法、德、西、阿拉伯等语言文学。国家的教学指导委员会也是按语种分设，研究生学位教育也存在严重的语种藩篱。语种分割的另一个侧面，就是语言学一直与文学纠缠在一起。语言学与文学有关系，甚至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今日之文学已经不是传统之经学，不大需要语言学的如同当年“小学”般的辅助。就笔者经验而言，语言学与文学虽然是一个专业，但是两方面的教师却没有多少学术交集，在学术上也相互不交流、相互不了解，“同床异梦”。学科上的“语文学”设置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与文学纠缠”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严重妨碍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等的交叉。而这种交叉又是国际语言学发展的大趋势，是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意义之所在。

语言学的“碎片化、藩篱式”状况还表现在语言学的内部。语言学因时间而分为古今（如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因地域而分为共同语研究与方言研究，还因其他因素而分为不同的分支，如语音学、音系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还有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计算语言学等等。

语言学的这种“蜂巢”式的学科局面，严重影响了语言学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李宇明曾经将这种学科状态归结为三大弊端。

其一，语言学不能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群来进行规划建设，语言学工作者被碎片化地分割在多个学科中，严重影响了语言学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严重影响了学术成果及方法、手段、资源的共享共用，严重影响了学者之间的合作及高层次的学术组织的建设，严重制约了语言学的学科发展。这也是当下高校“双一流”建设中，语言类学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二，语言学近些年来发展最快的是应用型、交叉型学科，这些学科是语言学新的生长点，孕育着学科的未来走向。这种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新学科，一开始必然较为薄弱，需要多个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支持。而目前碎片化、藩篱式的学科设置，无论是在学术思想、还是人力资源上，都不利于应用型、交叉型学科发展，不利于学科创新。

其三，学科设置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的潜力也在于人才培养。目前的学科设置是以语种为基础的，主要考虑的是中文教学、外语教学和民族语文教学等。过去，大学本科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层面，而今天专业学术人才培养的层面已经上移到了研究生层面；随着科学分工越来越细，大学的多数本科都需要多门学科的支撑。本科之专业与研究生之学科，是两个有关联但不能混同的概念。目前语言学的学科设置，语种贫乏，语言学视野狭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训练不足，不利于语言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发挥对本科的学术滋润。

语言学的学科地位调整，其势必行，相信只是时间问题和调整的步骤问题。而怎么调整学界还没有一致意见，因此，认识语言学的学科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学是一个学科群，横跨文理工，因此理想的状态是，语言学应当设置为一个学科门类，其下的学科设置也应当根据其学科群性质、特别是应当根据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巧做安排。换一个角度看，学科问题主要是学术问题，学科设置权主要是学术界的权利；学科设置不应当有过多的行政干预，当然一定的行政支持是必要的，因为学科设置牵涉到国家人力资源的配置。

（二）语言学学科的知识体系问题

知识体系问题也是学科的重要问题。学科的一个含义就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知识体系。目前语言学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由语言学界构建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以语言结构为中心构建的知识体系，这是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形成的。而放眼整个科学界，这样的知识体系显然是有较大局限性的。

对语言感兴趣的不只是语言学，很多学科都研究语言问题，比如哲学、逻辑学、符号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政治学、心理学、脑科学、病理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等。这些学科的语言研究都有特点，都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语言的规律或功能，值得语言学家去关注。比如来自于哲学的语用学，来自于逻辑学的数理逻辑，来自于社会学的福柯、布迪厄学说，来自于符号学的高概的学说，来自于新闻传播学的梵·迪克的学说，来自于计算机科学的语言信息处理理论等。这些其他学科的关于语言的理论，应该进行整合，形成“大语言学”的知识体系。

要对产生于不同学科的语言理论进行整合，以话语为“基点”还是有可能的。话语就是语言运用，内敛可以观察各种语言结构，环视可以观察语言应用的规律及各种因素，可以看到各领域、各层级的语言生活。以话语为基点可以做到，既包容以研究语言结构为主的语言研究，又网罗其他学科的语言研究，因为其他学科的语言研究多是关于语言运用、语言功用、语言生活的探讨。就“大语言学”的知识体系的整合重构来说，语言学实现“话语转向”也是十分必要的。

“大语言学”知识体系的整合重构，可以产生巨大的学科效益。其一，提升语言学的理论层次。在包括语言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语言研究基础上抽绎出来的语言理论，肯定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语言和解释语言，将现有语言学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其二，更好发挥语言学的学科辐射作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主学科”，有责任有义务向相关学科提供关于语言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建议等。“大语言学”关注、吸收了其他学科的语言研究，也就更易发挥辐射作用。“关注、吸收”其实都是双向的，A“关注、吸收”了B，B也就可能“关注、吸收”A。其三，易与相关学科接触交叉，形成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学科的分化与交叉，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也是语言学发展的大趋势。近来不少学者呼吁要独立设置语言学科，这不是要把语言学自闭起来，独立设置的目的是为了使语言学更便于与其他学科交叉，在学科交叉中具有更强的“杂交优势”。由于多种原因，中国语言学近几十年来的辐射能量没有很好发挥，在交叉学科中没有获取应有的学术红利，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需要语言学界和其他学界一起正视。其四，整合重构的“大语言学”也有利于向社会辐射，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按道理讲，语言在哪里，语言学就能够辐射到哪里，也应当辐射到哪里。语言学的社会辐射作用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到公民语言能力的培养，无不需要语言学助力。而如今的现实是，社会比较缺乏语言意识，一些部门和地区的决策缺乏语言学常识，许多家庭的语言规划缺乏现代语言观念；而另一方面，语言学界也须有服务社会的自觉意识，主动研究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语言学问题，并应提倡科普义务，向社会及时传播语言学成果，让社会及时分享语言学发展的红利。

四、结束语

2019年7月20日，“2019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十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召开。这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语言学70年”。笔者有幸，受邀作会议总结。当时的总结认为，70年的中国语言学，支撑了国家语言规划的实施；70年的中国语言学，支撑了中国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70年的中国语言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发展中也有若干值得反思的问题。笔者把这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及当时的一个结束语重抄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回顾过往是为了未来发展，这就不能不反思一些问题。这一时期中国语言学可以反思的问题大概有以下几点。

1.语言学在一些重要的传统领域中“失音”，如汉语母语教育领域。中国语言学是从这个领域发展起来的，但现在语言学家在母语教育领域的身影已经十分稀疏，中学语文教育的支撑体系正在“沙化”，汉语母语教育的语言学支撑体系（知识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几乎消融。虽然还有王宁老师、苏新春老师的团队在坚持，陆俭明先生也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但总体来看，从师范教育到一线语文教学，都缺乏基本支撑。语文在人生中应该实现什么价值，我们还缺乏认识；语文和外语作为语言学科，二者应该共同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素养，也还没有考虑清楚。

2.在一些交叉学科中，语言学虽然很努力，但几十年的学科交叉证明语言学在相关学科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声誉，如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广告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

3.我们的学术目光较为忽视中国大地上的语言问题，基本上以国外语言学的发展作为我们的选题对象，或者用国外的理论看待中国的事实，很少关注我国语言生活中发生的真正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新问题。

4.由于语言文字传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更重视语言，比较忽视言语，对于语言真实存在的形态——话语，我们的研究还不够。

5.外语研究领域近年发展很快。整个外语学界有20万众，但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研究，缺乏对外国语言的研究。语言学要研究中国语言，也要研究外国语言，对人类的所有语言保持兴趣。

6.要加强“理论意识”，发掘“语言学思想”。需要批判性地学习外国理论，也不要轻视我们同胞的研究。陆俭明先生说，我们前辈研究了很多东西，但是用的术语与今天的不一样，他们也没有把这些理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也没有把前辈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现在很多学人已不大引用我们同胞的文章，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学术前辈的文章也很少有人看。

7.语言学的学科设置被语种分割，被时间（古今）、地域、小学科等切割，且与文学纠缠着。语言学需要独立成科，不独立的语言学不可能有真正的学科追求，不可能对语言本身产生热情。不过要看到，现在世界上语言学发展的新趋势，是与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脑科学、法学、医学等结合起来的。今天，凡是解决与人、与社会相关的科学研究，都需要语言学家的参与。而我们在学科设置上，还在追求着语言学的独立设科，这与国际相比又差了一步。在人才培养方面，语言学训练一般从硕士研究生开始，其他学科则是从高中开始（比如奥数的比赛和训练）。语言学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改变。

8.语言学的生态环境亟待改善。目前中国语言学的生态环境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人才培养问题、学风问题、语言研究多元化问题。归根结底，语言学应该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而不是名利场中的角斗士。权威学者、权威期刊要发挥引领作用，评估制度要鼓励人们研究学术真问题，而不是数论文篇数。

总之，2018年和2019年，是语言学的“总结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总结是为了实事求是地书写昨天，更是为了走好今天和明天之路。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语言学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问题，不只是教科书中的问题，不只是“外来”的问题，更要关注社会各领域的语言问题，关注中国和世界语言生活中的问题。语言问题不仅语言学在研究，许多科学也在研究。目前的语言学概论只是语言学的语言学概论，而不是人类所有科学关于语言研究的概论。

中国和世界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各个领域的语言问题，都需要语言学家去关注、去解决。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本身就是为了打破封闭，把中外语言学家联合起来。中国语言学要有大的格局和心胸。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急，学科发展最忌急躁，获取学术话语最忌狂躁。学术发展有规律，要一步一步走。“十年磨一剑”，而语言学之剑太大太重，十年都不一定能磨得一把干将、莫邪般的宝剑。我们要耐心打造中国的语言学之剑，使其为普通语言学做出贡献，为相关学科的语言问题解决做出贡献，为提升社会语言生活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