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快速变化，中国日益重视覆盖全球的区域国别研究，一些长期无人关注的遥远小国、岛国、弱国也开始进入了人们研究的视野，相关的学科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也日益受到重视。学术思想领域这一新现象的出现，与中国逐渐扮演了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具有自主意识与全球作用的角色有很大的关联，这种关联给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拓展与域外知识的丰富和完善，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与实践机遇。本文认为，要深刻把握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学科地位与战略意义，就应当突出其与中国主张的人类命共同体发展理念、多元文明平等交流理念及拓展全球治理路径等重大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基础关系与知识价值，并采取切实举措从根本上提高这一学科的基础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定位。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 中国学科建设 历史 趋势

一、作为认识工具的“学科”及历史变化

为了展开后续的讨论，我们先对“学科”“专业”这样的概念作一点说明。我们知道，对人类知识与思想活动进行类型化标注或体系化整合，从而形成各种各样门类化的“学科”或“专业”，是服务于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开展学术研究的一种工具与手段。既然是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那么学科的划分、学科的边界、学科的效用，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固化的，而应该是动态的、相对的，应该根据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进展，而不断调整、丰富和完善。也说是说，学科的设置与边界应该服务于人的认识活动需要，而不是束缚人的认识活动或支配人的认识活动。

从考察人类的知识形态演进过程这一角度看，“学科”的形成与演进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根据人类认识能力的逐步提升和知识运用方式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分化又不断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过程。一方面，由于知识无边似海，因而需归类、分科、条理化进而形成专业化领域，才可挚纲统领，把握异同，故学术之发展总需要“分科而治”、“分科而立”。“分科而学”大致就是对“科学”的最一般性理解。另一方面，因为人类知识本有内在联系，为一整体、一系统，在分化、分科、分治之后又要特别注重各学科间的统一与联系，因而学术之发展又需要“整体而治”“综合而立”，由此多学科融合方成鼎立之势。就如同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所谓“政治学”、“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概念，也并不自古就有，未来也肯定会有所变化和发展。

科学与学术往往在那些边缘领域、交叉领域、跨学科领域获得突破而向前推进。作为以地域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特质的“区域国别研究”，其成长也一样要走这种综合、分化、再综合、再分化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据地域性研究活动而建立“地域性学科”（如非洲学、拉美学、中东学、亚洲学等），就是将分化的学术与知识又统筹起来，交叉起来，从而共同来关注同一特定地域的一些基本问题或共同问题。

“区域学”是作为一种以聚焦地域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学科，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学科知识与思想形态的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尤其重视从它所关注与研究的特定地域与时空结构上来开展自己的适宜性研究，通过建构自己的适地性知识体系，努力形成可以系统说明、阐释、引领对这一特定区域的一般性、普遍性问题具有解释力的“地域学”学科群落与知识体系。

从目前我们国家的学科建构与体制来看，“区域学”（如非洲学、中东学、拉美学、亚太学等）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其建设与发展正可以对目前我国以“领域学”（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为特征的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平衡与补充作用，从而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上是按照所谓的“专业领域” 来划分的，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学”学科。这些“领域学科”设置的基本前提和逻辑假设，都是认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明确可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 等这种分领域的事象，人们不仅可以形成专业学术圈并对其展开分门别类的专业化研究，而且其学术成果还可以形成各种专业化的学科知识体系。这种划分有点像西医之治病，即医院根据患者所患疾病的种类而将其分派到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神经科等不同的科室来把握。这样的学科分类很有必要，也是深受西方知识体系和认识传统影响的结果。

中国的知识与认识传统却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虽然也有“领域学”的意识，如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或“诗、书、礼、乐、易”等的划分。唐代杜佑所撰写的《通典》将天下之事分为“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法”等不同的领域，大体上如今日之经济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艺术学、军事学、法学等；宋代马端临所撰写的《文献通考》对学科领域之划分更细，有“二十四门”之说， 略当今日之“二十四科”。不过，中国传统学术在重视对社会事物做分门别类之领域划分和把握的同时，又始终十分重视对人类事象与国家治理的时空关系的综合把握，重视对人类文化在地域和时空方面的整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综合理解，强调学问之道，贵在一个“通”字，固有“通典”“通志”“通考”“通鉴”等以“通”为核心理念的学术追求与思想传承，治学者通常都是毕其一生精力而求得对天下古今之事的变通博览，从而成为一家之言。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特别具有“文明发展的时空意识”的民族，其学术传统一直有某种“区域学”的历史精神与丰富实践，有一种特别重视文明发生发展的地域制约性、时间影响力的观察世界的传统。是否可以这样说，“领域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有如西医之专门化普适化诊治；“区域学”（非洲学、中东学、中国学、西域学、江南学等）有如中医之整体化具体化诊治。西医重分科、重分析，一个一个学科地把握世界；中医重综合、重联系，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看。当然，最好的境界是将中西医这两端融于一体，融会贯通。

从学术传统上看，中国人看待世界时特别倡导要有一种“文明发展的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的认识眼光与思维模式，因为人类的历史与文明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与生态环境中生成和演变的，而地域空间就是承载其历史的大舞台。这也是区域性学科之所以重要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在什么样的舞台上能唱什么样的戏，一直是区域文明研究的核心问题。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所谓“文明发展的时间意识”主要是指重视事物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时间关系。所谓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我们做研究当重视历史的背景、基础与动力，因为每一国家每个区域的历史都是不同“文明发展的空间意识”则是指要重视事物生存空间与环境的差异多元现象，需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因为凡事都需要“入乡随俗”，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的环境是不同的，因而需要因地制宜和分类施治。也就是说，我们要重视历史和文明的环境因素、时间关系、发展基础与演化动力。例如，以这样的眼光和理念来研究非洲，就不能离开热带非洲大陆这片土地的基本属性来做抽象的概念演绎，而必须沉入到它的时空环境中去，必须站在非洲的大地上来做非洲的学问。这就是非洲学这样的“区域学”“区域研究”的基本特点。

惟其如此，国别与区域研究才能创造出覆盖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知识体系，而这对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在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有人类共建共享的知识体系、思想理念与行动智慧加以支撑。我们说，人类共享的知识体系不会凭空而降，也不能由某一区域、某一国家的知识来充当普世性的人类知识。我们需要通过覆盖整个世界的全球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的建设，在继承和开发世界各国、各区域、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与现代智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与合作研究，把东西南北的全球人类知识、思想、文化链接和汇通起来，并加以综合创新，才可以创造出超越区域知识与本土知识范畴的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人类思想与文化。

中国人素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思想传统对于今日建构国别区域研究学科具有滋养之意义。所谓“天时”，是指人类普遍性的文明精神与规则原理，是人类共享共拥的自然规则与社会规律，所谓天道、法则、天理，大致如此；所谓“地利”，则是指因为人类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生态环境上的多样性而形成的区域、国别、民族的文化个性与文明特点，它具有依时空变化而形成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而这种区域上的差异性个性的存在，正是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建立的基础所在；所谓“人和”，主要是指通过人类自身的主观努力，通过主动的知识交流与思想沟通，在平等对话、相互学习、共享共建的基础上，将不同国别与地域的人类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一步步沟通和链接起来，让具有地域性和国别性的文化知识汇入到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知识思想的洪流中去，从而成为全世界可以相互理解、沟通共享的知识与思想，最终成为具有普世性的人类思想财富。

区域国别研究并非新生事物，因为中国具有深厚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实践积累。历史上的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国内东西南北间复杂多元多维的区域、民族、种族与文化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具有极其复杂多样的周边国家、民族、文化关系的大国，中国自上古之时起就特别重视对于中原与边疆、华夏与四夷、本国本族与他国他族之复杂关系的认知，由此形成了丰富久远的有关区域、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等不同维度的知识传统和治理经验。今天，在中国快速走向外部世界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在梳理并承继传统、总结当代实践的基础上，固本开新，努力开创出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新局面。

二、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传统与发扬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大致可以看成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区域研究”著作。该书所体现出的认识世界的理性觉悟与思想智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学术对于区域、地域、文明等“时空概念”的独特理解。我们知道，《诗经》凡三百篇，大体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则有所谓的“十五国风”，如秦风、郑风、魏风、卫风、齐风、唐风、豳风等，这实际上就是对当时人们对于周王朝域内外之15个区域（“国”）的民风民情（“区域文明”）认知所作的诗性文字表述。在当时之人看来，通过采集这15个地方的民歌风谣，不仅可以观风气、听民意，而且还可以美教化、移风俗、施良策、治天下。延及汉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体系渐趋于成熟。汉代大学者班固撰《汉书》，专门设《地理志》之部，承继了《诗经》写十五国风的传统，分别论述了夏商以来的国家疆域沿革变迁、政区设置、治理特点以及疆域内外各地区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点，并详细记述了广阔疆域及其周边世界的经济物产、民风民情，以求为治理天下之知识依托。《汉书·地理志》在继承上述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具有资政治国意义的疆域地理学或政区地理学，成为后来历朝历代治国精英与天下学人皆毕其一生心力，来深入分析国家政区内外的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必读之书，并推动天下学人从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编写历史著述。在中华学术框架下，各类区域的、国别的著述不断面世，流传久远，影响深远。

受这一知识传统的影响，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和治学者都高度重视特定时空环境下各地区不同的气候、江河、物产、生产、交通、边民，以及各民族不同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及政治制度的演进与相互关系。例如，东汉山阴人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以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纪年记载了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天下而兴亡存废之事。北宋苏洵所著的《六国论》，因纵论天下治乱得失之道而名动天下，一时洛阳纸贵。在治学者的持续努力下，中国古代逐步形成了成熟发达的国家治理思想智慧与知识体系。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与今日中国要建立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学科的宗旨，可谓是“古今一理”，本质相通。如我们今天要理解非洲、研究非洲，就必须深入非洲大陆特定的时空环境，注重对非洲民风民情的调研考察，就必须掌握真实的非洲大陆及各次地区、国家之具体情况，而不是把抽象的标签直接贴在非洲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之上，只有如此，我们才可真正认识非洲和懂得非洲。

中国是古老的东方大国，拥有自身历史特色的丰富的国际关系观念及深厚的理论思维传统。在19世纪以前，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从东亚到南亚再到中亚的这一地区性国际体系，不仅长期存在于亚洲大陆这个广阔的区域里， 而且也是前现代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体系之一。历史上的中国，既是一个东亚国家，也是一个南亚或中亚国家，甚至还与遥远的西亚、中东、非洲和欧洲都有直接间接的复杂交往，这让中国在久远的过往时代里也拥有了自己的对外交往的经验与知识。虽然这一经验与知识是有限的、传统形态的， 但它也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具有扩展自己现代性国际交往潜质与能力的国家。
 

近代以来，中国先是以被动方式卷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际体系而成为一个边缘性角色，后又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加入其中并逐渐向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靠拢。可以说，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或开放或封闭，或以自我中心方式处理对外关系，或卷入或加入或跟随陌生的另类体系，但始终都维持了自古至今的自我存续历史，其间既有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交往过程，也有种种复杂的历史与周边环境，更有诸多危机与战争的考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国际关系思维与实践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今天，我们推进“基于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建设，将有助于我们恢复中华学术的优良传统并进而创造出新的思想智慧。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思想之务实精神”的民族，尊奉“实事求是，理论来自实践”的认识原则，由此形成了中华学术区域研究中“由史出论、史论结合”的治学传统，以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必须统筹考虑的思维模式。历史上中国人就有比较突出的时空交错、统筹把握的文化自觉， 因而在管理社会和治理天下方面历来提倡既要通盘考虑天下之基本大势又要把握人性之普遍特点的理念，此所谓“天时”；主张要在把握各国各地国情民状之不同的前提下采取“因地制宜、一国一策、一地一策”的做法，此所谓“地利”；同时还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的中庸、中和、中正原则，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国泰民安，此为“人和”。

另一方面，中国传承自过往岁月的发达的方志学、郡国志、地理志， 皆可视之为历史上中国开展“区域研究”的又一传统知识。在中国文化的思想传统里，所谓“国有国史，郡有郡志”，就是指州、府、县、乡都有自身的治理传统与本土知识。故而说到国家治理、社会协调、区域管理，中国人不仅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而且还了解“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现象，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人看来，人处不同区域，风土人情、制度文化各有差异，因而无论是认知他人，理解他人，还是与他人相处，都应该是“因地制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好的治国理念原则，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然是注重人类文明的地域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差异性与历史多样性，充分运用时空结构层面上开阔整体的“会通”眼光，依据对象的真实情况，即所谓的区情、国情、社情、民情、乡情，实事求是地去努力了解、理解、适应、建构生活在此特定时空环境中的“这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观念、文化、情感与制度。

这些优良的知识传统以及这些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思想智慧，在今日我们认识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民族，包括认识复杂的非洲大陆的区情、国情、民情、社情时，都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做非洲研究，一定要把学问做在非洲的大地上，做在非洲各国各地区真实的环境里，做在中非合作的丰富实践大地上，而不是仅停留在书本和文献里做一些文字推演和概念抄袭的“无用功”。遵循这样一种历史时空意识而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应当深入到特定区域、地域、国别的真实环境里去做长期的调研工作，也就是“深入实际”的、通过调查而开展的研究活动，而不是待在象牙塔中、静坐在书斋里的那种概念文字游戏。它要求研究者要“换位思考”，在对象国里要有“一线体验、一流资料、一流人脉”，一定要把自己努力融入到研究对象之中，进而可以在“主位与客位”之间穿梭往来，通过内外观察和多元思维的视角，实现“多角度理解”的目的。

这种深入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实地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不必僵化刻板地套用某种“普世主义”的绝对教条来理解生生不息、千姿百态的天下万物。在中国人看来，认识世界、治理国家，唯有“因人因地因事因时而变”，方可长治久安；若滞凝于某种僵化刻板的“绝对理念”，从教条的概念来推演丰富的现实，或用一把尺子量天下万物，即用“这一方人”的观念来强求“那一方人”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既得不到真理，也看不清真象。

此外，中国传统学术还特别强调学术与思想的实践性与参与性，这一传统对于今日建设区域国别学科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西方的学术传统强调“学以致知”，追求真理完美，那么中国的学术传统强调“学以致用”，追求尽心济世。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像柏拉图（Plato）、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那样的政治思想家，这些人自己并未实际大量参与国家治理实践，而是主要通过自己的著书立说，在思想的世界里来实现对于现实政治加以影响的理想与抱负。中国的情况似乎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家、政治思想家们，大多数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和实践者，在其登上了政治舞台后都参与了实际的国家治理，其最关心的事情自然是实际的政治治理结果与经验积累，而不是著书立说。

对于中国古代学者或学术的这一突出特点，钱穆曾这样分析过：“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实际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当时的实际行动实际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这大致也就如王阳明所倡导的那样：知行合于一，知行本一体，两者自不可分离。也就是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为“知已自有行在，行已自有知在”，行中必已有知，知则必当行，唯有知行合一，知行合成，方能显真诚，致良知，致中和，最终求得古今道理，成得天下大事。中国古代学术历来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国计民生的改善结合在一起的。“立足实践，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经国济世”这些精神品格与文化传统，与今天要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学科、推进中国域外知识体系的重新塑造， 都可有借鉴与衔接的历史基础，是值得今日挖掘的学术精神源泉。虽然今天的时代与古代已大不一样，但一些基本的道理还是相通的、一致的。我们今天从事区域国别研究，要去认识研究遥远世界里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要做得好，做得有益，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了解中国与这些区域和国家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观察中国在这些区域和国别的企业的实际运作情况，将田野考察与理论思考真正结合起来，由史出论，因事求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才可获得对外部世界各区域各国别的正确把握。这样，我们的著书立说以及我们的资政建言，才会有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思想，才能达到“管用、可用、能用”的目的。

三、“区域研究”与“领域研究”的互构互动

长远来看，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要获得创新发展，应该是将“领域学”与“区域学”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区域学” 或者“区域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区域性”“专题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整体运用，它要求有纵横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灵活多维的治学方法，有服务于现实实践的可操作性和应用性。而“领域学”学科设置的基本前提和逻辑假设则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明确可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这样分领域的事象，人们可以形成专业学术圈对其展开分门别类的专业化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专业化的学科知识体系。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如果我们对“区域学”和“领域学”进行新的综合、交叉与贯通，就有可能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如前所述，所谓“区域性”研究是指以某个特定自然地理空间为范畴的研究。这样一来，“区域”之空间范围自然是根据对象与需要之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既可以很大，也可以较小，诸如非洲、拉美、西亚、中东、东亚、南亚、中亚等；“区域”之空间范围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划分， 比如非洲研究中就可划分为东非、西非、北非、中非、南部非洲的研究，或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之角、非洲大湖地区、萨赫勒非洲等各特定区域的研究；“区域”之空间范围还可以按照非洲语言文化、宗教传统与种族集团来进行划分并据此开展专门化的研究，如“班图文化研究”“斯瓦希里文化研究”“豪萨文化研究”，等等。

“区域性”研究其实也是“国别化”研究，即按照“国家”这一政治疆域开展专门化的国别研究，比如非洲区域研究中就有非洲54个国家的专门化研究，因而可以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国别研究”，诸如“埃及研究”“尼日利亚研究”“埃塞研究”“南非研究”，等等。事实上，在有关非洲文明的研究历史中，早已有类似的知识积累与学术形态存在，国际上也有所谓的“埃及学”“埃塞学”的学会、机构与组织的存在。甚至在一国之内也可作进一步的细化处理，比如像尼日利亚这种国土面积比较大且内部经济、宗教、文化差异比较突出的国家，就有尼日利亚的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研究的细分，正如古代埃及之研究从来就有“上埃及”与“下埃及”之分野一样。

“区域与国别”研究还可作进一步的“专题性”研究分类。“专题性”是指对此特定区域和国别的问题作专门化研究，比如，对非洲大陆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环境、语言、安全等问题的专题研究等，也就是所谓的“非洲＋学科”的研究或“地域与专业”相结合的研究，如非洲政治学、非洲经济学、非洲历史学、非洲语言学、非洲民族学、非洲教育学，等等。
 

然而，无论区域研究的划分范围是大是少，在此类“区域化”的研究活动中，人们总是将某一特定的或大或小的、自然的或文化的或历史的“区域”，作为一个有内部统一性、联系性、相似性的“单位”进行“整体性研究”，探究这一区域内的一般性、共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结构与关系、机制与功能、动力与障碍、稳定与冲突等问题。这就要求区域研究必须具有“综合性”。所谓“综合性”主要是指这类区域研究往往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交叉特点，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文化与科技等不同角度，对这一区域的某个专门问题进行综合交叉性研究。比如，我们研究非洲的安全问题时，就不能就安全谈安全，因为非洲的安全问题总是与其经济、环境、民族、资源、宗教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然，非洲某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也是与其周边国家、所在区域的整体安全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事实上，非洲的许多问题都具有跨国境、综合联动的特点，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学科汇通与知识关联的眼光，必须具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能力。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地域学”与按“领域学”特点而形成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具有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地域学” 是一个突出研究对象上的“地域性”（如非洲、中东、东亚、南亚、拉美等）属性的交叉学科。我们可以通过确立“区域学”（区域研究、地域研究）这样的交叉性学科来建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比如“非洲学”就是以非洲这块大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以特定“时空地域”为对象的“地域学科”，而且还可以与“领域学科”形成互补的结构关系。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学术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按照目前我们国家流行的“一级学科专业领域”来设置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就难于确定它的学科归属，因为无论是将它归入政治学还是经济学或别的学科，都存在问题。以非洲研究为例，众所周知，非洲问题非常复杂，涉及领域广泛，许多问题都不能单独解释，如非洲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其实都是与非洲的文化、宗教、种族、生态等问题搅在一起的，因而是一个整体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对它开展研究。因此，我们说“非洲学”应该是“领域学”“地域学”“国别学”的综合，它不仅吸收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学”的一般性理论与方法，而且还特别重视自身的地域属性，始终以区域研究的视野开展研究，如对东非、西非、南非、北非的研究。此外，它还是“国别学”，需要研究者对非洲一个一个的国家开展研究，当然也需要研究者切入一个一个的重大问题来综合研究。

比如要建设好一个综合性、全覆盖的非洲区域研究院，就需要这一科研机构中的科研人员具有非常丰富的专业背景，可能需要七八个一级学科加以支撑，如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法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甚至还要有影视学和传播学。有了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非洲区域研究机构就可以围绕非洲研究的学科规划与核心主题开展聚焦于非洲问题的综合研究，进而逐步形成“非洲＋”的交叉学科态势；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需通过反复前往非洲国家做长时段的留学调研，获得非洲体验，并掌握一线知识，然后再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研究非洲这块大陆各地域各国别的若干共同问题。

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为例，2007年建院之初，研究院提出要聚焦于两个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一个是“非洲发展问题研究”；另一个是“中非发展合作研究”。这两大命题可以把全院的七八个一级学科的20多个科研人员聚合在一起，每个研究者都可以从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角度研究非洲的发展问题。这样一来，学科虽然散，但是问题聚焦，达到了“形散而神聚”的效果。经过十年的发展，研究院就逐渐提炼出了关于非洲发展研究的话语体系。这就是专门化的“非洲学”知识形成过程。

总之，学科定义与知识类型的边界划分因其相对性而可宽可窄、可大可小。尽管这样做皆各有其利与弊，但其对“非洲学”的学理定义和性质理解是一样的。事实上，对于“非洲学”这一概念，正如“国学”这一概念一样，有人认可，也有人不认可。考虑到非洲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参与到“非洲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者或认识主体也差异极大，因而存在歧见在所难免，大可以持百家争鸣的态度，各呈己见，共同推动形成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现行的“一级学科”设置与建设模式不完全适应现实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在此背景下，有关更好地推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殊学科的成长的问题逐渐引起政府的重视。2016年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二是学科体系不够健全；三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针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一是要突出优势；二是要拓展领域；三是要补齐短板；四是要完善体系。本文认为，习近平所述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的问题或短板，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中也有着突出的表现。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方面的问题：

（一）缺乏系统性、长期性、专业化的基础研究支撑

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适地化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长期地、系统地、专业化地跟踪、观察、熟习一国一地的风土人情，尤其需要深入当地民间社会，从研究对象的内部来了解对象。从理论上讲，区域国别研究的地域范围覆盖了全球，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和国家，可谓是全球范围内的分区域、分地域、分国别研究，而各区域、各国别、各民族的区情、国情和民情的历史与现实可谓千差万别，研究者很难从全球与世界的层面来把握对象，只能是通过深入某一地某一国来做长期的跟踪观察，借此积累一线体验、获取一手资源、结识一流人脉，方可把握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得出可靠的结论。但是，目前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缺乏系统化、长期性、专业化的基础研究支撑，高水平专家的缺乏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做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往往停留在表面现象之上，或搬用抽象教条的概念，臆想研究对象，因而导致许多研究不深入、不具体、不管用。

（二）缺乏机制化、机构化、实体化和专门化的科研机构

众所周知，区域国别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不易建立专门化、实体性的研究机构，这也明显抑制了研究水平的提升与专业队伍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人员大体上还是分散在不同的行业与领域，一些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大多都是挂牌的“三无”机构，即“无编制、无经费、无场地”单位，聚散随意；研究人员或半路出家或行半而弃，能够长期稳定存在、形成自己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高深科研成果的寥寥无几。虽然过去几十年国家和大学对此投入不断增多，但因为缺乏机制化、实体化机构的支撑，以至于全国真正数得上来的成建制的、稳定存在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现在依然是屈指可数。

（三）缺乏专业化的学科与学位建设及人才培养平台

区域国别研究因为涉及范围广泛，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研究的特点，大体上属于新型交叉学科，因而缺乏专门化的学科支撑和学位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队伍通常都具有十分多样的学科背景，研究者多以固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手段进入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尽管这一方面可以发挥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优势，也可以通过汇聚各方资源与智慧来聚焦专题研究并取得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会造成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处于缺乏自身稳定成熟的学科支撑与专门化知识储备的后果。目前国内人才培养按照传统的一级学科布局，只能在传统的一级学科下按照专业领域来培养人才，而不能按照地域来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因而不利于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学位建设、师范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

（四）缺乏可持续性的专业性、多样化研究资源支撑

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大多停留在“一支笔、一张纸、一篇文章”的所谓“学者工作坊”的传统书斋式研究状态。研究者喜欢闭门造车， 喜欢做沙发上的学问，既缺乏长期在对象国留学、调研、考察访问的经历， 也缺乏系统的一手资源积累，因而往往只能是抄袭、借用他人（主要是来自西方）的文献、资料与数据库，也包括研究的话题与概念、主题与问题，这使得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深受西方的影响和牵制。与欧美国家到处都是亚非拉主题的博物馆相反，目前我国这方面的博物馆、文献馆、资料馆十分缺乏，即便是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中央国家机关的科研机构，其众多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西亚非洲所、拉美所、南亚所、俄罗斯东亚所、美国所、欧洲所、日本所，等等，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机构都没有建有专业一流的对象国的博物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也许是一个例外， 该院为了做好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不仅花大力气建立了收藏丰富的非洲文明博物馆，而且还建立了相应的翻译馆、图书资料中心。

（五）缺乏畅通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与交流协同管道

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各地的事情，有的远隔千山万水，国情区情民情更是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在做研究之前需要先懂得人家、尊重人家，不仅要向人家学习，而且还要拜人家为师，这就需要有十分畅达直接的与对象国的科研机构、专家学者、思想领袖进行交流、对话、合作的工作机制与协同机制。好的区域国别研究就是能站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的双方位置上反复地穿梭往来，在深度的对话沟通中寻求双方的相互理解与普遍的共识，而不是自说自话。但目前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与对象国开展的深度交流合作，尤其是紧密协同的集体研究合作还十分缺乏。例如，绝大多数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都没有聘请对象国的专家学者作为科研人员，中国自己的研究者也很少在对方国家长期工作，或者做系统深入的田野调查。

（六）缺乏政企社学商之间的整体协同与统筹安排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地理学、区政学、历史学的核心精神，这一传统当下需要充分发扬继承。区域国别研究的活力与动力就在于它应该是一种行走在今天中国对外关系与全方位合作的大地上的学问，是服务于国家发展现实需要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学科，必须围绕着中外关系中的“国家重视、企业关心、社会关注、百姓热心”的主线来开展研究、选择主题、评价成果、奖励贡献。但目前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多数情况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还是停留在科研机构与研究者自己的体制内作微循环，国家和政府重视的话题，企业和社会需要的成果，不能充分体现到研究体制中去，科研机构和人员所做工作与海外使领馆、海外中国企业、海外中国人的关注和需要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距。

五、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当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处于深度调整过程中。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而言，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和研究世界，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和重要，区域国别研究因而被赋予了日益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来因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尽快把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完善起来。

（一）高度重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地位与战略意义，突出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等重大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基础关系与知识价值，从根本上提高该学科的战略定位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色学科，既是目前我国学科建设中的“短板”，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攻关领域”，甚至还是国际问题研究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点”。要实现重大突破，取得重大进展，就需要有破有立，勇于探索创新，遵循“学科建设为本体、智库服务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扎根一线为前提、中外合作为路径”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原则，扎扎实实地推进相关工作。

（二）“区域国别学”需要国家特殊政策的扶持，应作为“特色学科” 列入国家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行列中

近年来，我国现行的“一级学科”设置与建设模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问题日趋突出，阻碍了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殊学科的成长。为此，我们需要从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采取切实举措来加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专业学科基础建设，尽快设置以“区域国别学”为特色学科的博士、硕士专业，力求早日形成专门化的“区域国别学”平台。

（三）做好顶层设计，加大投入力度，整体推进系统而专业化的区域国别学的科研基础条件建设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种具有古典研究气质的基础研究，许多专题领域的研究还具有冷门、绝活、秘传的特点，没有专业化的系统化的知识积累和基础条件就很难实质性地推进。目前中国国家层面的非洲博物馆、亚洲博物馆、拉美博物馆、中东博物馆都处于空缺状态；古典文明博物馆、东方语言文字博物馆、“丝绸之路”博物馆、亚非人类学博物馆、非洲艺术博物馆等专题领域，都缺少专业化的队伍和科研机构加以支撑。近年来，国家开始重视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顶层设计和相关领域的建设，但总体上还处于粗放阶段， 需要在系统布局和整体推进方面继续加大投入。

（四）通过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努力早日培养出“复合型、跨学科、专业化＋外语”的通用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

国家可考虑制定统一的原则与框架，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根据国家统一标准细化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例如，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几个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具体到本科阶段，可考虑采用通识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让本科生可以系统学习“文史哲＋外语”的通识型专业，借此获得相对广博的知识积累，以便为其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后的深造学习和专门化地区国别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建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引进专项基金，积极而审慎地引进研究对象国家的高级专业人才，推动国际合作研究稳步发展
 

实现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改造，逐渐形成中国学者与对象国学者紧密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知识的局面，离不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殊专项的大力支持。这样一来，非洲、亚洲、拉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年轻学者就可以通过申报中国国家社科基金国际专项来华从事研究工作，从而为形成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中方与对象国家学者紧密结合的复合型科研团队并实质性地提升国内学者的研究水平与质量奠定基础。该专项基金还可以通过资助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非洲学者论非洲”“拉美学者论拉美”“在华外国学者论世界”“在华外国学者论中国”等论坛以及撰写区域国别研究系列丛书来扩大中国区域研究成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改变以往国内学者只能通过西方学者的著作来看世界，以及国际学者只能通过西方学者著作来看中国的缺陷。

（六）开发编辑专题数据库，建立一批具有综合实验、数据处理、信息加工、智能服务的文理工交叉的“区域国别学综合实验室”

可以分区域、分地域、分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地来组织推进相关专业数据库、信息库、实验室、文献收藏室的建设，并且通过与研究对象国的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合作，双向培养中方人才与对象国家人才，同时努力构建以突出中国特色的话语形态与概念体系，为建立起中外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创造条件。

六、结语

学术研究和理论活动能否对时代之变革作出及时的回应与战略性前瞻， 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命题；但无论怎样，敏锐把握时代变革的时机，深入理解时代变革的性质，全面洞悉时代变革的趋向，却始终是学术研究得以充满活力、理论创新得以实现的重要提前。

作为一个介乎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具有某种过渡性和双重属性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元多维的交往合作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更为多样、作用更加积极、功能更具桥梁与中介作用的全球发展推进者、协调者与整合者。从全球国际关系演进的角度上看，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必然会突破和超出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关系体制的范畴，新的世界观念和国际交往关系必将随之形成。这种新的理念和关系也必然会反映出发展中国家自身以往的历史文化，以及在现代发展过程中既具普世性同时也具各国各地区特色与个性的发展要求与路径选择。中国致力于推进的全球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将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目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造出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与实验窗口，为一个更具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感召力的当代中国新的“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提供特殊的国际战略舞台与身份认知途径。

在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发展余地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来自更多方面的外部挑战与环境压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可能具有不同利益诉求与理念观念的西方发达国家、南方发展中国家、全球新兴国家、中国周边国家、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等各方各面的多维多元利益关系，如何建构起一个更稳定的有多个战略支点支撑的外部发展平台与结构体系，并进而营造出一个更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两者良性互动的外部环境， 是我们每一位学者都必须面对的战略性重大课题。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从学术与思想、知识与观念的层面上说，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就需要有能支撑、解释、服务这一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思想理念与行动智慧的创造与传播。而这一人类共享的知识体系不会凭空而降，也不能由某一区域、某一国家民族文化的知识来充当普世性的人类知识。我们需要通过全球范围的各国别与各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智库建设与交流合作，在继承和开发各国、各区域、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与现代智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和合作研究，把全人类的知识、思想、文化都链接和汇通起来，并加以综合创新，这样我们才可以创造出真正具有普世性、全球性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与文化，也才能应对今日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所有这一切都为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现实需求与广阔的平台空间，这也是当代中国学者可以大有作为的思想创造与知识探索新领域。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