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词文化内涵的浑沌学探析

张竞艳

自文化语言学在国内兴起以来，人们对语言、语言和文化间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浑沌学理论是以直观、以整体为基点来研究浑沌状态和浑沌运动的复杂规则性的学问。除了沿用传统语言学的线性分析方法，许多学者还致力于倡导将浑沌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语言学的研究中。因为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的系统，“而是一个多维开放的体系，语言现象与各种文化因素互相纠缠，其中存在许多动态的，不稳定的，随机性的因素……我们需要有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来分析语言体系演变的复杂性，对语言的演化及语言各种构件的变化的随机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浑沌学理论独特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框架正好适用于语言和语言与文化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分析。”[①]数词常常被视为语言中较为稳定而又最有民族特色的语义场，是我们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入口。由于其兼有语言符号和文化符号的双重属性，自然成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又一研究视点。

 一、原始浑沌·数词·原始思维

1、原始浑沌与神秘数观念

古人常用浑沌去描述从周围环境中某些复杂事物到茫茫宇宙的一种自然状态。[②]浑沌观古已有之，在汉语中，“浑沌”等同于“混沌”。古代中国学者强调浑沌的主要特点是统一体未经分化，与西方文化中起源于希腊的浑沌概念在理解上大体相近。

当世界还处于一片鸿蒙未开之象时，万物相混而又无法分离，原始先民的思维被笼罩上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也由此孕育出人类的神秘数观念。“神秘数字的发生根源于前理性的某种原始的数观念。当数还附着于事物的具体表象，没有为人的理性所把握，就被赋予神秘意义，形成神秘数字观念。”[③]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也提到“每个数都有属于自己的个别的面目，某种神秘的氛围、某种‘力场’”[④]，并进一步指出“这样被神秘气氛包围着的数，差不多是不超过头十个数的范围。原始民族也只知道这几个数，它们也只是给这几个数取了名称。在已经上升到关于数的抽象概念的民族中间，正是那些形成了最古老的集体表象的一部分的数，才真正能够十分长久地保持着数的真义的神秘力量。”[⑤]

2、浑沌的演化与数本论

古代思想家已具有演化的观点，浑沌是他们关于世界起源的重要概念。[⑥]从《庄子·应帝王》故事中的“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到古希腊的“原始浑沌”之说，均反映出世界起源于浑沌的演化思想。文明的开端始于文字，文字的开端始于数字。老子将混沌状态的物质视为“道”，其著名的宇宙生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阐明了 “道生万物”的哲学核心思想，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古人心目中，数字在原始浑沌演化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三五历纪》（作者为三国时代的徐整）记载的盘古创世神话中说到“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以数的形式反映出创世过程的始终。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论观念更是将万物都归结为数的关系，认为“数，乃物之因与本”。

3、原始思维与数词

浑沌既然被当作一种组成成分未分离的浑然整体，就不可能通过分析的、还原的方法去认识，只能靠直感去领悟，作整体的把握。[⑦]原始宗教和神话史诗常常是一个民族思想史的来源，是民族文化史的两个重要源头。数词的神秘性是原逻辑思维的产物，它起初并未固化，而是附着在所有具体的被数的东西上。列维·布留尔认为原逻辑思维不能清楚地把数与所数的物区别开来，这种思维由语言表现出的那个东西不是真正的数，而是‘数-总和’,这一点在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神话和祭祀仪式等原始文化中也得到了反映，数词是其中重要的结构要素。在此仅以被称之为最有代表性的世界性神秘数“七”为例加以阐释。考古学的发现说明，在先于希伯来文化而存在于两河流域的伟大古文明——苏美尔、巴比伦文明中已有对圣数“七”的神秘用法。在地理上与中近东古文明相距很远的文化中，也发现了圣数“七”的神秘用法。如古代北欧的芬兰创世歌，讲到原始处女在混沌之海中漂浮了七百年后因风受孕，生下七只蛋，从中生出宇宙万物。在非洲和美洲的一些较发达的原始文化中，随着计数观念的成熟，也可找到类似的例子。在此我们无意就“七”的起源问题进行深探，但“七”在我国许多民族中无疑属于原生性神秘数。在我国原始宗教中，“七”是个古老的神秘数。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曾形成了一个萨满教文化圈，受其影响，“七”的神秘性得以普及。在中亚、北亚地区萨满教中，数字‘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大英百科全书》中《创世神话与教义》一文指出，创世神话是原始意识形态的基础和核心，它的作用是确认人在宇宙时空中的地位。在以突厥语族民族为代表的北方民族神话中，“七”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哈萨克族的人类起源神话《迦萨甘创世》提到了“七层天”。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等突厥语族民族的古神话作品中都有“七星”的说法。我国许多南方民族的洪水神话和盘瓠神话中都突出了数字“七”，传递着人类洪荒年代的神秘信息。如瑶族神话《伏羲兄妹的故事》中的“七天七夜”，傈僳族神话《洪水》中的“七天”、“七尺长的大刀”，怒族神话《射太阳月亮》中的“七男七女”、“七条江畔”，水族神话《兄妹开亲》中的“七粒葫芦大的瓜籽”、“七天”等。此外，还有土家族的《摆手歌》，侗族的《繁衍人烟》，撒尼族的《阿霹刹、洪水和人的祖先》，黎族的《南瓜的故事》等等。在我国少数民族由盘瓠神话分化出的各种同源故事中，数字“七”也屡见不鲜。如瑶族神话《盘王的传说》中有龙犬游“七天七夜”渡海，及告知公主将他放在蒸笼中蒸“七天七夜”可变为人的描写。苗族《神母狗父》则说神母乃神龙之七女，婚后产七男七女。傈僳族神话《盘古造人》中有“七个太阳”、“七个月亮”、“每隔七天”、“七年零七个月”、“七天七夜”等描写。此外，“七”的夸张变体形式也常在神话中出现。

数词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广，表面上混乱无序，纷繁复杂，难以理清和把握，但实际上正是处于一种原始的浑沌状态中，反映出人类早期对事物的一种整体、直观的把握。“具有相同数的事物在神话看来就是‘同一物’：它是同一个本质，只是在不同的表现之下遮盖和掩饰自己而已。”[⑧]通过研究神话中作为结构素出现的数字“七”，可以解读和重构该民族的原始神话思维。

在我国南方民族的神话中，“七”作为神秘的周期数而存在，或是数量上以七为限，或是时间上以七为期，在这里可以表述为“七＋各种数量单位（如时间、年龄、距离、长短、厚薄等）”，与人类的繁衍和生存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恩斯特·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一书中指出，神话空间感与神话时间感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两者一起构成神话数观念的起点。“为了捕捉和确认时间的维度，初民总是倾向于借用已有的空间表象来作为衡量时间进程的尺度。”[⑨]认知语言学将隐喻视为人类认知重要的和基本的方式之一。“在认知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用于空间关系的词语后来被用来喻指时间、状态、过程、关系等等抽象概念，这是概念隐喻认知的结果”。[⑩]因此，七方空间无疑奠立了“七”作为象征宇宙时空秩序和人类起源的神秘数的重要地位。

二、现代浑沌·数词·抽象思维

浑沌学的“分形”理论指出部分常常呈现出与整体相同或相似的性质，即部分与整体的自相似性。语言的文化性质决定了语言是文化的分形体，语言和文化具有自相似性。

神秘数“这种观念一旦产生，就会具有顽强持久的传承力量，世代相沿，在文明进程中历久不衰，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生成性的原型数码语言，衍生出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11]

随着人类思维由原逻辑思维向更高级阶段的抽象思维发展，从“万物相混”中发展起来了日益有序化和系统化的人类文化，从“数-总和”中分离出来的抽象的数词也真正得以形成，并进入文化的诸多领域，成为其重要的结构要素。然而无论就数词、或是其相关的民族文化还是涉及的文化领域而言，都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容难免显得杂乱而奇特，其形成、发展和演化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具有多重性特点，简单地运用线性分析方法很难揭示其真谛。因此，在对其进行分析时更需要借助现代浑沌学的理论，综合运用线性与非线性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不能从单方面去解释，这样也就避免了得出“花落谁家”的片面结论。这里以突厥语族民族对圣数“七”的崇拜为例。

我们知道，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曾形成了一个萨满教文化圈，受其影响，“九”的神秘性得以普及。其实，神秘数字“九”曾在突厥语族的民族文化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维吾尔族先民回纥人曾分为内九族、外九部；另有九姓乌古斯、九姓鞑靼之说；塔塔尔族将黄泉想象成一块九汗分治之地，其信奉的自然神之一，形象为一身九首。哈萨克族和蒙古族都有过九层天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在后来的发展中，“九”成为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圣数，而“七”却最终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成为突厥语族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圣数呢？

从认知的角度看，数崇拜常常是一个从萌发、确立并逐步得以强化的过程，是文化积淀的产物。“七”的神秘力量的产生最早应追溯到这些民族原始的天体崇拜。天体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形式，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为普遍的共同信仰形式。作为一种信仰的历史形态，它是产生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甚至流传至今，且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崇拜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原始观念中，天是被当作一个实在的天体加以崇拜的。这里的“天”是一种实物，是一个有形的空间。许多民族都有天分多层的说法。在从拜物向拜神灵发展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天灵崇拜。照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认为突厥语族民族对于“七层天”的说法更早是来自于对直观的天及天神的崇拜。

星与星神崇拜是另一种与“七”有关的自然崇拜形式。引起人们崇拜星辰的直接原因是人类把星辰和自身关系密切联系之后，形成的星辰具有神秘力量的星辰观念。在我国，星命之说流行不仅久远，而且影响十分广泛，几乎成为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直接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发挥其神秘的诱导作用。在民间，由于对某些星辰的变化特别关注，自然形成了对某些星辰的特殊崇拜。由于“文化是各个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12]，古突厥民族以游牧为生，在长期对星空的观察中培养了极高的方位辨识能力，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辨位价值极高的北斗七星。他们很早就发现了北斗七星有指引方向、计算时辰，辨识气象等实用功能。受北斗七星崇拜的影响，数字“七”很自然地被人们蒙上了神秘的面纱。然而在那时，还没有产生正式的“七”崇拜。随后，原始的自然崇拜逐渐进入到宗教这更高一级的文明阶段。历史上的西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外来宗教传入我国的重要路径。“‘七’的崛起，与各种外来宗教文化在突厥语民族中的传播直接有关。”[13]据突厥文化史相关文献史料记载，突厥语族民族曾先后信仰过多种宗教。波斯的拜火教（又称祆教）及摩尼教到后来曾被普遍信仰的佛教陆续地传入其居住地，在这几种宗教文化中，“七”同样作为一种结构素反复出现。因此，人们进一步感知到了“七”的神秘力量，由此接受并确立了“七”作为神秘数的观念。这时的“七”还未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直到伊斯兰教的传入。

伊斯兰教认为，天堂分为七层，依次由纯银、纯金、珍珠、白金、银、红宝石和不可企求、无法言喻的圣光组成。第七层即圣光构成的最高天堂，由亚伯拉罕主宰，天使们在这里齐声颂扬最高的主——安拉。每个天使有七万个头，每个头有七万张脸，每张脸有七万张嘴，每张嘴有七万条舌，每条舌讲七万种语言。其经典《古兰经》中曾多次出现“七”，如“七节经文”、“火狱有七道门”、“求饶七十次”、“七条轨道”、“七天的主”。“七层天”是常见的说法，如：“（真主）他已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事物，复经营诸天，完成了七层天”。“（真主）我在你们的上面确已造了七条轨道，我对众生不是疏忽的”。“谁是七天的主和伟大宝座的主呢？”“我曾在你们上面建造了七层坚固的天”。“真主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地，天命通过七层天而下降，以便你们知道，真主对万事是全能的，真主是周知万物的”等。虔诚的穆斯林一天要七次顶礼膜拜。

伊斯兰教形成于中东，中东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宗教的生成不可避免的具有其残酷斗争性的一面。伊斯兰教具强烈的排他性，宣扬“一神”教而排斥“多神”教, 再加上几种宗教在我国传播的过程中因其受到的不同对待等原因而有了不同的命运，最后伊斯兰教在新疆等地逐步取代其他宗教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它的最终确立和延续以及随之带来的阿拉伯文化对突厥语族民族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中有许多与“七”有关的熟语。如维吾尔语中的“水翻七个滚自洁”、“七层天之外”（意为九宵云外），“七大方圆”（意为五洲四海）等成语。哈萨克族中也有“量七次裁一次”、“灾难哥七个”（即祸不单行）等成语。

“七”作为独特的文化符号，贯穿于其一系列人生礼仪的始终。

 1.诞生礼：哈萨克族婴儿出生七天时要举行出生礼，维吾尔族婴儿出生七日命名，塔塔尔族婴儿出生七日举行摇篮礼。乌孜别克族的丈夫不得进产房，产妇七日内不许出屋。

2.成年礼：成年礼在我国古代称冠礼，仪式十分隆重。突厥语族民族有行割礼的习俗，凡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族民族一般在男孩到了七岁的时候要行割礼（有的民族给女孩扎耳朵眼），父母为之庆贺一番，象征着一段新的生命历程从此开始。

3.婚礼：维吾尔、哈萨克族要求子女熟记七代祖先之名。哈萨克人的同一部落不通婚，如果通婚，血缘关系必须超过七辈方可；旧时联姻两家需有七水相隔（七条河相隔）；娶妻的彩礼最多为77匹马，中等户为47匹马，最少也不能少于17匹马。

4.丧葬礼：据汉文史书记载，突厥人的丧葬仪式，是死者停尸于帐，子女及亲属男女都各杀羊马，陈列于帐前而祭之。亲属俱绕帐走马七匝（即七圈），其中一人则至帐门用刀击面痛哭，血泪交流，如此七次乃止。[14]维吾尔、哈萨克族在举行葬礼时，把死人放入墓穴后，每人必须先填七锨土，方可开始诵经。在人去世后要燃灯，从第一天在死者尸体脚下燃第一盏灯起，每天增加一盏，第七天为七盏。此后，直至举行四十天祭时燃四十盏灯之前，其间不增加燃灯盏数。现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等突厥语民族还保留着七日祭的丧葬习俗，均于第七日祭奠死者，如做“乃孜尔”、“都瓦”等。

此外，哈萨克族在传统的“那吾鲁孜”（春年）节这天，为辞旧迎新，预祝来年丰收，家家户户要吃用肉、奶酪、大麦、小麦等七种食物混合做成的“库吉”饭。在有七个客人来到门前或到家中做客时，被认为是吉祥征兆，并将会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

 以上可看出，圣数“七”的确立过程正是突厥语族民族社会演化的缩影，“七”的独特性与其文化、民族思维的自相似性正是语言和文化同构的表现。

三、小结

综上，通过对数词的研究，尤其引入浑沌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可以发掘大量的文化信息，一方面可以探析各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不同民族文化互渗的影子，寻到民族起源、变迁的轨迹，看到人类文化的整合性和文化的变迁性，甚至还能为民族关系的探究寻找到有力的旁证。

原载：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新视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82-86.

[①]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文化语言学教程》，第10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②]苗东升、刘华杰：《浑沌学纵横论》，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第1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④]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第20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

[⑤]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第202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

[⑥]苗东升、刘华杰：《浑沌学纵横论》，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⑦]苗东升、刘华杰：《浑沌学纵横论》，第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⑧] [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周振选译，第1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⑨]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第169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⑩]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第48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11]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第1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第23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13]王柯：突厥语民族神秘数字“七”、“四十”探源，载《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4期。

[14]牛汝辰，牛汝极：“七”和“四十”与新疆兄弟民族习俗，载《民族文化》，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