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骑，博士，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曙光学者”。国际语言政策领域SSCI期刊Language Policy刊物中国编委，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常务理事，《语言战略研究》期刊编委以及中国教育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从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项目8项，在语言战略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以及外语教育政策领域主持出版系列丛书两套，出版个人专著两部，在国内外重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在科睿唯安WOS“社会科学”领域发表ESI高被引论文1篇（前1%），同时该论文被斯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评为“2019年中国研究者人文社科领域高被引论文”。

1. 引 言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疫情已经演变为一场由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语言问题不容忽视，语言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日益凸显，从紧急动员、科普宣传到支援湖北、舆情监测、对外援助等环节，语言都不可或缺，语言学家责无旁贷。目前国内研究多从语言服务角度，探讨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建设，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国家应急语言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强化了语言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但是，在国家应急管理机制之中，语言规划作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基础工程，至今尚未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我们认为基于语言服务的应急语言能力建设，体现了语言工具观，忽视了语言作为公共产品这一资源本质。现有研究都强调了国家加强投入，提升国家语言服务能力的迫切要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面对重大疫情，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国家会更倾向于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到更为紧缺的领域之中，用于改善医疗条件，促进公共卫生教育或是全力投入疫苗的研发之中。居安思危，如何提升国家和整个社会的语言意识应是广大语言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语言在国家应急能力建设中应更多定位为一种具有基础设施属性的公共产品，就好比是道路两侧的路灯一样，看似不起眼，但不可或缺。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规划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确保语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安全性上，开展语言安全规划，这体现了现代国家的公共社会和政策层面的底线思维。本文试图揭示语言安全与语言规划的互动关系，从语言规划动机和价值取向两个维度，分析语言安全规划的现实案例，提出后疫情时代中国语言安全规划的基本要素。

2. 作为语言规划动机的语言安全在全球语言治理进程中，语言安全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日益成为一种语言行为。英国阿斯顿大学的丹尼斯·阿格教授（Dennis Ager）认为语言安全是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Ager 1999）。他认为语言（不）安全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普遍存在于政治共同体、言语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等三个群体之中。语言不安全可以指不同主体在自己的语言受到外来威胁时，主体自身产生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更多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建构，但正是有了这种心理反应之后，不同的感应主体才会落实到具体的保卫语言的行动上（Ager 2001）。中国语言规划研究者刘海涛（2007）在引介阿格研究时，认为阿格提及的“语言行为”这个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在语言安全是一种现象抑或是一种行为这个问题上，一直存有争议。阿格认为语言行为就是人们在使用语言过程中的行为，以及人们对于他人使用语言或交际系统本身所采取的行动（Ager 2001）。这一观点为人们探讨不同主体在语言规划进程中的作用提供了可能。语言安全问题不仅会导致语言转用或是被贬低方言（地域方言或是社会方言）的消失，同时也会促使社会或是国家从语言规划角度来消除语言不安全带来的恐惧和担忧（Ager 1999）。阿格将法国语言规划作为典型个案，论述了法国面临语言不安全的三种恐惧，通过这一个案，他试图勾勒出语言安全作为语言规划重要动机的三个出发点：（1） 消除和处置政治共同体遭遇的语言安全隐患法国通过语言立法和相关语言规划，较为成功地协调并处理好了国内的地域语言或是方言问题，消除了政府对于语言安全的担忧，在保持法语语言纯洁性本体规划的同时，又能兼顾保护地域方言。阿格通过梳理法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政策与立法文本，发现其语言政策与规划在强化法语作为国家政治意志集中体现和想象共同体的建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Ager 1999）。（2） 缓解和避免言语共同体遭遇的语言安全问题由于来自北非和中欧国家的大量移民涌入法国，法国政府担心在移民融入社会过程中，可能会侵害法语作为维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地位，由此引起语言身份的不安全恐惧，因为在语言政策方面，将其纳入还是排斥，都会引发社会群体对不同语言关系安全态势的担忧（Ager 1999）。 （3） 抵御并防范民族共同体遭受外来语言侵略在英语这一强势语言大肆侵蚀下，法语在法语世界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地位岌岌可危，由此引发了法语语言地位不安全的恐惧（Ager 2001）。阿格认为，法国政府正是由于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对于法语地位的不安全的恐惧，才促使其在国内出台相关语言法律，提升法语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与形象，在法语国家推动法语标准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法语，较为成功地塑造了法语作为高雅语言的国际形象，积极推动法语国际传播活动（Ager 1999）。正是由于这三种形式的不安全，促使法国在语言规划实践中将维护国家的语言安全作为满足其现实需要的重要目标和动机之一。针对语言不安全的现状，法国政府通过语言立法等手段保护和推广法语，确立法语的民族认同感，加强语言管理，维护语言安全。基于语言不安全理论，阿格认为必须从语言和社会、政治以及民族的关系上审视语言规划的价值和作用，他指出语言不安全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担忧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国家语言认同和国家语言形象构成了三位一体的语言规划驱动力（Ager 1999）。阿格从语言规划视角拓展了语言不安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将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安全问题领域从传统的政治领域，延伸到了覆盖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语言社会应用层面。

3. 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取向从国内外文献研究来看，语言与安全的关系被不断提及，但是在传统经典的语言规划研究中，与安全相关的语言规划并不多见。现有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语言规划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应当加强国家关键语言的外语教育，提升国家安全语言能力建设的观点和主张，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国家安全语言能力规划成为应对语言安全而采取的一种超常规的、特殊的语言规划活动，彰显出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取向。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之后，在其企图称霸全球过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与危机，全球性威胁日益加深。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重要明证，就如同1957年美苏争霸时期，美国意识到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性一样，在全球化时代，美国震惊地发现依然没有足够的国家语言能力来维持其主导全球治理的经济及军事的竞争力。在这样的国家安全预警形势下，政府开始资助外语研究及实践。2003年，马里兰大学的高级语言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Language, 简称CASL）获批成立，该中心由美国国防部成立，政府和军队的研究经费并不是投向大学，而是直接投入这个研究中心，从而确保其研究直接服务于政府。这说明美国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国家语言能力不足，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加强国家安全语言能力的规划，已经成为美国语言研究面临的大问题。文秋芳通过考察CASL这个美国唯一运用国家资源，应对国防部、情报部门语言需求的国家级语言研究中心，发现该中心将科学研究成果提供给国防部、情报机构和各相关政府部门，协助政府解决与语言相关的战略与战术问题，语言学研究服务于国家安全已成为美国语言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文秋芳 2014）。美国国防部资助马里兰大学成立的CASL，主要以提升美国情报与安保能力，为美国海外政策目标服务。该中心从事以提高语言能力为目标的科学研究，包括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语言学、二语习得及语言学领域。其主要研究兴趣有：提升非通用语种的外语知识水平；夯实政府专家的高级外语学习能力并能保持这一水准；提升美国各专业领域及工作场景的国家外语能力；促进人类语言技术的使用质量。这个中心其实起到了动员美国全国语言研究资源，服务于国家安全研究的作用（Kramsch 2005）。2004年6月，该中心召开国家语言大会，邀请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工商企业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和外国的应用语言学界的400名代表，成立了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以促进外语研究，其主要职责是促进美国国家安全（收集和分析国际外交、军事等信息和情报），保持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该委员会有义务协调、沟通科研机构的语言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与政府及商业机构的真实需求（Kramsch 2005）。应该说，国家语言能力是语言与安全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概念，也是与语言规划直接相关的研究领域。国家语言能力的高低关涉国家总体安全。有学者明确指出，“冷战以来美国所实施的主要语言战略均体现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的主题，并突出体现提高国民语言能力对于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徐英 2018）。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国家安全语言能力的定义：国家掌控和应用各类语言资源，为在特定危及或是损害国家安全情况下处理和应对海内外各类语言事件，或是运用语言处理各种事务，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能力。国家安全语言能力建设突出了语言与安全之间的战略联系，同时也强化了语言规划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安全语言能力建设是美国政府将语言问题安全化的超常规语言规划行为，其战略性特征毋庸置疑。客观来讲，美国所提出的“国家安全语言倡议”计划，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其缺陷和不足是非常明显的。正如美国学者认为此次美国安全语言计划的重点并非全面提升公民外语能力的普遍水平，也不是倡导实施教育国际化，以更好促进国际交流，由此产生了知识与权力控制之间的博弈和争议（Kramsch 2005）。一方面，国家安全语言能力建设自始至终体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想，同时还流露出强烈的霸权主义意识。实际上，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语言战略奉行的是一种实用工具主义，处处体现出冷战思维。无论是关键语言战略，还是安全语言计划，都没有从语言资源观出发，而仅仅是从语言工具观进行外语规划，置全体国民外语能力提升目标于不顾，对本国各类移民的语言需求更是不闻不问。另一方面，与联邦政府奉行不同治理模式的美国各州，在面对不同利益群体诉求时，对于国家外语教育政策态度不一，加之美国社会治理一贯标榜以自由主义和放任自流而著称（Cardinal & Sonntag 2015），从关键语言到安全语言的规划实际执行效果并不好，即便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商务需求，政府和企业对外语需求也不一致，致使相关外语教育政策无法落地和实施。综上所述，国家安全语言能力的建设与规划，虽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安全规划，但是由于其具有明显的语言问题安全化特征，并没有体现出具有系统意义的语言规划，忽视了语言作为公共产品的网络外部性特征，缺乏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语言意识。为了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各类安全隐患与危险，尤其是类似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所带来的语言安全问题，当前亟待建构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价值的语言安全规划框架，建立语言安全规划的研究体系。然而，到目前为止，具有整体性意义的语言规划研究尚未取得显著进展（Liddicoat 2008）。在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全面建构一个整体全面的语言安全规划研究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4. 后疫情时代语言安全规划的基本要素语言安全规划不仅要从国家战略和实践意义上考虑解决重大语言安全问题，同时也需要以语言规划动机与价值取向为核心，从不同问题领域和对象层次来思考规划方案。综合语言规划学科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具体到后疫情时代语境之下，语言安全规划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由价值范式、问题领域和对象层次三个维度组成：
4.1 语言安全规划的价值范式语言规划的价值范式在语言规划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与语言政策与规划动机和目标紧密关联，统领整个语言规划过程。美国学者托马斯·里森托认为语言规划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关注的是与语言有关的真实世界的问题，研究必然带有战略性目标，语言规划的研究过程也必然是价值负载的（Ricento 2015）。从目前现有语言规划理论看，有美国学者鲁伊兹提出语言规划的三类价值取向，即语言问题观、语言权利观和语言资源观具有重要影响力。英国学者丹尼斯·阿格提出语言规划中七种价值取向和动机，分别是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形象的维护与模塑、语言安全、语言平等、融合性和工具性价值取向（Ager 2001）。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语言规划价值取向上进行了深刻思考。李宇明提出语言规划在注重工具职能之外，还应当特别重视文化职能。他认为在语言矛盾日渐多发的态势下，语言规划应当重视语言的文化职能，尽量减少语言矛盾，减缓语言冲突，为此，他提出应当坚持语言平等和语言资源意识等观点（李宇明 2014）。在这个基础上，李宇明针对语言规划学的学科发展与定位，提出了语言规划的功能观，他认为语言规划学从本质上看就是语言功能之学，语言规划的功能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发挥语言的功能；二是预防、解决语言冲突；三是提升社会与个人的语言生活质量（李宇明 2015）。这三个方面简明扼要地明确了语言规划学科发展的价值判断，对于构建语言安全规划价值取向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斯波尔斯基在《语言管理》一书中提出的，语言政策说到底就是各种选择（Spolsky 2009:1），语言安全规划其实也面临着各种价值取舍问题。该如何确定科学合理的语言安全规划的重要价值取向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将语言安全问题置于全球竞争和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战略视野中考察。语言安全规划研究，不仅需要考察世界语言安全问题，也需要关注强势语言与本土语言之间的安全博弈关系，还需要探讨语言工具主义与语言资源观之间的矛盾关系。这里至少涉及如下三个基本价值命题：即语言单一性与多样性的安全困境、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安全悖论以及工具性与资源性的安全博弈关系。在后疫情时代，语言安全规划研究亟须明确其价值取向，以应对和解决日益突出的各类语言安全问题。例如，面对重大疫情，语言安全规划需要着力解决语言应急沟通之中的多元化渠道问题，充分考虑语言多样性对于疫情防控的安全价值。就语言的工具性和资源性矛盾而言，语言规划者只有基于语言资源安全这一底线思维，才能立足现实，发掘、开发和应用现有语言资源，确保语言安全。在这次疫情期间，北京语言大学聚焦了一大批语言学专家，深入挖掘语言在疫情中的现实资源价值，组建了“战疫”语言团，为疫情地区提供方言和多语种外语应急服务，将语言资源观作为应急语言服务的价值取向。
4.2 语言安全规划的问题领域从目前安全研究文献和报告来看，有不少学者将语言安全列为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语言作为工具来看的话，这种划分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从李宇明（2015）提出的语言功能观来看，语言安全并不仅仅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它本身理应就是一个问题领域，应该与文化安全并列为一个重要领域。因为语言安全与文化安全之间既有联系，也有侧重点的差异。语言安全正日益成为国家安全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领域。尽管语言安全尚未跻身国家总体安全观中十一种安全分类的行列，但是，随着国家和社会对语言安全的重要性认识日益加深，全社会的语言意识不断增强，必将大幅提升语言安全的地位，使其成为一个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领域。此外，语言安全更是贯穿安全诸多领域和对象层次的现实议题。这里所指的语言安全不同于上文提及的语言本身的安全，而是全面从语言的使用和应用等功能层面考虑，全面考察语言问题如何影响和制约，抑或是保障和维护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澳洲学者安东尼·利迪寇特（Anthony Liddicoat）曾经提出一个关于安全语言规划的分类，他将与国家领土安全和主权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规划活动分成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冲突预防（conflict prevention）和安全环境（context）等三个规划趋向，以及不同趋向所采取的规划活动与重点（Liddicoat 2008）。他的分类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议题，那就是拓展并探索各个安全领域现实议题的语言安全问题。我们结合语言安全在不同领域中可能产生的冲突性和矛盾性，除了可以确定前文提到的语言安全领域之外，其他领域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舆论安全、信息安全、教育安全、社会安全和公共安全等领域，都会涉及和依赖语言与语言规划活动，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领域语言安全风险和隐患。近年来，国内语言规划研究开始重视不同领域的语言竞争问题，这对于语言安全规划有着重要借鉴意义。2016年，李宇明发表了《语言竞争试说》一文，他指出语言竞争可以激发语言活力，也会触发各种语言矛盾、语言冲突乃至社会矛盾与冲突，他准确地将语言社会功能空间的语言竞争划分为八个领域：家庭、宗教场所、民俗活动、社区交际、教育、大众传媒、社会语言运用和官方工作等领域（李宇明 2016）。基于上述领域划分标准与方法，关注不同问题领域的语言安全规划将会弥补现有语言规划在领域规划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和建立语言安全规划的研究范畴，拓宽学科发展空间。在后疫情时代，根据不同领域对语言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分类，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识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公共卫生领域，成为波及当前全球治理众多领域的“黑天鹅”，给世界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新闻传媒领域为例，少数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进行恶意抹黑，混淆视听，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国际舆论安全构成了威胁。为此，如何在舆论安全领域捍卫话语安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是中国新闻传媒战线进行语言安全规划的重要任务。
4.3 语言安全规划的对象层次安全问题不仅涉及不同领域，具有问题领域的延展性，而且安全的对象层次也是多元化，至少包括了全球范围、跨国区域、民族国家、社团族群和个体家庭等五个层次。这个对象层次的划分也与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匹配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规划研究一度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唯一的规划对象，并没有注意到对象层次的多样性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巴尔道夫（R. Baldauf）基于自己在美属萨摩亚地区的考察，最早提出在语言规划中需要关注不同个体和机构作为语言规划者的问题（Baldauf 1982）。这一观点得到了语言学家罗伯特·库珀的支持。他在专著《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中提出了语言规划除了传统的自上而下（Top-down）这一模式之外，还应该重视自下而上（Bottom-up）的规划行为（Cooper 1989）。德国语言学家哈尔曼也系统地提出了语言规划应当注意到不同层次，即不仅要关注宏观上国家和政府层面的规划活动，还要注意到不同机构、社团和个体层面的语言规划，尽管不同层面的规划效果和影响并不一样（Haarmann 1990）。哈尔曼对语言规划对象层次的划分，对语言规划研究从单一的国家宏观层面向多元化的微观领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设计出了一个语言规划对象层次的“洋葱模型”，认为语言规划过程中必须重视不同利益相关者发挥的作用（Ricento & Hornberger 1996）。最终，卡普兰和巴尔道夫将语言规划的对象层次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类，正式提出了微观领域语言规划的概念（Kaplan & Baldauf Jr 1997）。进入21世纪后，国内外学者对语言规划对象层次的研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托马斯·里森托（T. Ricento）认为基于微观层次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研究，重视个体能动性（agency），是21世纪语言规划研究的主流（Ricento 2000）。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语言规划对象层次也做了有益的思考。李宇明（2012）在提出“中国语言生活派”这一语言规划中国学派的思想时，特别提出了语言生活是分层次的重要观点，并将语言生活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在宏观层次上，语言生活包括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语言生活；在中观层次上，他界定了领域和地域的语言生活；在微观层面，他提出了个人语言生活以及社会与行业终端组织的语言生活两大分类（李宇明 2012）。李宇明对中国语言生活层级的划分，凸显出国际层面和微观层面语言规划的迫切性，也展现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已经逐步关注到语言规划的层次多样性，对语言安全规划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语言安全因其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早已突破了单一的规划空间和层次，渗透到不同的物理空间，乃至进入到虚拟空间。语言安全规划也必须要深入到不同层次，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系统规划格局。从语言安全规划的对象来看，规划主体或是客体对象也呈现出多样性，构成由个人（家庭）安全、社区（社团）安全、国家（民族）安全、国际（地区）安全、世界（全球）安全等五个规划对象层次。在后疫情时代，每一个安全对象层次中所涉及的语言安全问题不尽相同，因此作为安全考虑的优先层次也不一致，五个层次由此构成了相互联系和渗透的统合体。在国际层面看，中国在全球抗疫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面对全球治理新形势，中国应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公共卫生领域确保话语安全基础上，积极扩大国际话语权，为构建抗疫话语共同体创造条件。社区层面的语言安全规划同样重要，在疫情防控中，社区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地，扮演着“第一道防线”的角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社区层面的语言安全规划主要包括：针对社区语言人口的特点，提供多语化应急服务，培养一批专职和兼职语言服务者，做好疫情预警和救援工作；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规范本地各种信息渠道的语言规范性，既不能“夸大”，引起恐慌，更不能“缩小”，隐瞒实情，贻误战机；发挥社区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实行网格化管理，对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进行语言规范和沟通技巧培训，取得群众理解和支持，确保社区语言安全。


5. 结语语言安全规划起步于语言安全现象，逐步演变为语言行为，进而成为语言规划的重要动机之一。同时，在后疫情时代，语言安全也是语言规划的重要价值取向，是驱动国家安全语言规划的根本因素。基于语言规划动机与价值取向，本文提出语言安全规划的三大基本要素，即价值范式、问题领域和对象层次，为语言安全规划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其中，价值范式是语言安全规划的核心要素，问题领域是其横向延伸范围，对象层次则是纵深拓展。语言安全规划的这三个基本要素互相交织互动，构成了语言安全规划的三维框架，为后疫情时代的语言安全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