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
 

历史—文本分析

大部分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数据都是通过下列方式收集的：梳理历史文献以及官方和非官方的语言政策文本，或者追溯特定情境中语言政策的历史渊源。这种类型的分析往往是“宏观（macro-）”意义上的，即关注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力量、历史运动，以及在国家、超国家（supranational）和其他宏观层面创建的政策文件。这些研究很少谈及如何在特定环境中阐释和援用语言政策，但是对于记录语言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世界各地语言政策的意识形态和话语背景，这些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任何语言政策的研究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历史——文本分析法。就文献数据而言，这些研究通常利用的是报纸、政府法令、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出版物、历史文档、媒体文献和政治类出版物。

政治法律环境分析

关于移民、国籍和教育问题的辩论常常与语言问题有关，某些政体讨论的主题就是关于语言多样性问题应该如何在政治法律层面加以处理，语言与语言政策也往往是某些政治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有鉴于此，许多学者就致力于研究政治运动及政治组织与语言政策之间的关系。这项工作侧重于研究政治组织和法律机构如何制定语言政策，分析语言意识形态如何体现在这一进程中，探讨语言政策（包括那些没有“语言政策”标注的语言政策）对政治和法律有何影响，等等。

媒体话语分析

媒体在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发挥着核心作用（Fairclough 1995a），它对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并深深根植于日常生活中（Talbot 2007）。将媒体话语研究纳入语言政策中，是基于下面的设想：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构建社会共识至关重要，因为媒体具有为大众代言和以所谓中立立场说话的能力。因此，媒体既可以反映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创造这些意识形态；反过来，还可以将某种社会观念宣扬成“社会常识”或“本该如此”或“自然状态”；再反过来，媒体可以强化一些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或潜在的边缘化话语。媒体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能够宣称“进行中立或客观的报道”，因此，具有了话语的有效性。

民族志研究

                                           语言政策民族志研究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主位视角和客位视角之间的平衡。当研究者即将进入研究环境，就已经对语言政策的理论框架有了认知，也认识到可能会影响整个环境的一些特别的语言政策，关键是要尝试理解周围人是如何看待当前的语言政策状况的，比如，哪些政策是最重要的？这些政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反过来，收集到的实证数据怎样通过既定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框架和理论得到解释？这方面的考察也是必不可少的。海姆斯（Hymes 1990)将这一进程描述为辨证的过程，从客位1→主位→客位2；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开始凭借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方面的知识（客位1），收集民族志研究的数据，以推断结果并检测这些理论框架（主位），然后，根据调查结果，重新调整现有的理论框架（客位2）；

第二，长期与一位或几位社区成员接触，以便在社区成员如何制定、阐释、援用和实施语言政策等方面积累详尽的描述；

第三，数据三角。民族志学家应该从多个方面获得数据，以便更好地验证他们的发现。例如，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可以收集到圈内人士对于某项政策在课堂上付诸实施的情形的描述，但是如果进入课堂进行参与式观察，则会呈现一个不同的视角，这样可能收集到一批语言政策文件（如学校的语言政策），其中所规定的东西也许与老师说的不同。民族志学者追求的不是所谓的“客观真实”（objective truth),而只是充分的描述，多渠道的数据有助于提高描述的质量。

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为研究语言政策的学者提供了组织和解释大量口头和书面文本的方法。虽然语言政策研究者借鉴了话语分析的不同学派，但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特点，那就是都有连接宏观、中观和微观语言政策的旨趣。换言之，他们都对语言政策的制定、阐释、援用和语境重构感兴趣。再换一种说法，他们都关注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之间的联系。然而，要识别这些联系是具有挑战性的。例如，我们可能会问教师是如何解释和援用一些宏观语言政策的，但是他们可能只是略微知道真正的官方政策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地区性的语言政策，他们认为那就是“宏观政策”。除非教师直接说，“是的，这就是我如何实施（或拒绝实施）某某语言政策的”，否则，我们很难就课堂实践如何与语言政策关联做出判断。因此，不同形式的话语分析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以关联语言政策不同层次、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口头和书面文本。

讨论

许多研究方法可以并且已经应用于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本章并不是对它们的穷尽式回顾。笔者选择的是自认为能够有效揭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的一些研究方法，其中必然存在一些个人偏见 。还有一些研究方法比较重要，但没有在本章涉及，其中包括社会心理分析（Baker 2006）、语料库分析（参见本书3.8部分菲茨西蒙斯—朵兰的研究）、关系结点分析（Hult 2010a）、语言景观分析（Schohamy and Gorter 2009）、经济分析（Grin 2003)、政策诠释分析（Yanow 2000)以及基于人口统计学和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Zhou 2013)。所有这些方法和问题（包括更多的方法和问题），已在由胡尔特和笔者（Hult and Johnson 2015)合编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方法：实用指南》中详细介绍。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政策研究方法取决与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重点。要提供一个研究方法的总框架，应该立足于政策进程，即政策的制定、阐释、援用和实施。下表按照这一思路进行了概述。
 

语言政策分析：跨学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