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关注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保护、语言接触、语言活力等问题，而少数语言（small languages）或少数民族语言（minority languages）的语言活力、使用者的语言能力等又是这些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独龙族是云南省人口最少的特有民族，也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共有7000多人，其母语为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乡。独龙江乡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带，东面是高黎贡山，西面是担当力卡山，南面与缅甸毗连，北面与青藏高原相连，两山间夹着独龙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下，2018年底独龙族实现了整族脱贫以及独龙江乡整乡脱贫。独龙江乡交通条件的改善、独龙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及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使独龙族和外界的语言接触日趋频繁，独龙族的语言生态在发生变化，其语言能力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以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考察独龙族的母语、普通话及其他语言的语言能力，借此了解独龙族的语言生活动态，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能力研究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一、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传统

生态（ecology）一词最早出现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生态与语言的联系可以从布隆菲尔德（Bloomfield）的论著中找到印证。英国学者约翰·特里姆（John Trim）与美国语言学家及人类学家沃格林（Voegelin） 等在20世纪50年代曾先后使用术语“语言的生态”(linguistic ecology)。而使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又为ecology of language)声名鹊起，并开启生态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却是美国语言学家艾纳·豪根（Einar Haugen）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豪根挑战把语言看作自主、静态且结构单调的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存在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也就是人们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他用生态间动物、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来比喻语言与其周围环境发生的相互作用，把语言生态定义为“特定的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语言生态主要由学习、使用以及传播语言的人所决定的”。这就是学界所认同的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豪根的这篇文章为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确立了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论。

（一）研究语言与环境的关系

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凸显了语言与环境的三维关系，即语言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心理环境。豪根认为，“语言的真正环境是使用语言并把语言作为语码的社会”， 而且“语言作为交流媒介与社会发生互动”。这指的是语言的社会环境，涉及语言数量、人口、民族、宗教、经济、政治等因素。语言的自然环境包括地理分布、动物及植物状况、气候等对语言使用者的影响。语言环境同时也是心理的，涉及双语或多语者的语言选择、语言态度等，因为“双语和多语者的大脑中一种语言会与其他语言发生互动”。

（二）研究语言生态的动态关系

豪根认为，“生态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科学”。豪根对语言生态的描述突出了语言和语言使用者是环境的一部分，而且语言、语言使用者与环境形成互动并相互协调，构成动态的语言生态。正如文德尔（Wendel）所指出的，“语言研究的生态方法就是研究环境、语言和操持语言的人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网络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身就孕育着互动和动态的特性。

（三）语言生态研究的跨学科方法论

豪根对语言生态进行了多学科思考，使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尤其是深厚的社会学渊源。有学者认为，豪根把语言学研究置身于社会语境和社会变化之中，他对语言生态的研究就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巴斯塔德斯（Bastardas-Boada）指出“豪根勾画出的研究范式把语言生态置于普通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内。”埃利亚松（Eliasson）认为豪根的生态语言学深受社会语言学和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的影响，其研究方法首先是描写性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豪根模式生态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语言能力的生态语言学解读

乔姆斯基（Chomsky）是对语言能力进行界定的第一人，他用二分法把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相对立，把“语言能力”描述为理想状态下操本族语者的内化语法规则系统，即人的大脑应该具备的语言知识以及语言理解和语句的产出能力。乔氏的“语言能力”受到了学界的质疑和挑战。斯蒂芬森和菲尔（Steffensen & Fill）认为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忘记了人们使用语言究竟是为了什么，继而指出乔氏的理论秉持心灵主义观，忽视了语言的外部领域（external landmarks），从而使语言学研究进入了封闭的死循环中（closedloop circularity）。S考利（Cowley）直言，“语言能力”是实现言语活动（languaging）的能力或动力。洛夫（Love）把言语活动看作“使用语言的所有活动的总称，包含听说读写、打手势、解读手语等”。雷蒙迪 (Raimondi)、斯蒂芬森(Steffensen)等指出言语活动本身就蕴含着互动性（interactivity）和对话性（dialogicality），伴随着协调和双向的互动（bi-directional coupling），即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和对话。生态语言学视域下的“语言能力”关注语言能力的内容构成和实现手段，侧重于语言使用者之间以及语言使用者与环境的互动、对话和协调。语言使用者通过具象化的言语活动，与语言三维环境发生互动，构成和实现语言能力；同时语言环境引导并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言语活动，继而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在本研究中，我们拟考察调研对象言语活动的主要方式即其听、说、读、写的能力。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2016年11月至2017年2月，我们对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的独龙族群众包括村民、教师、学生、医生、公务员、商业人员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我们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来收集语料。在问卷调查前，我们先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结构式访谈，了解调查对象的人数、分布等情况，然后采取不同的方式来选定研究对象。由于村民人数众多，我们根据分层比例抽样选取了四分之一的村民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教师、学生、医生、公务员和商业人员，我们采用穷尽式的方式选取了研究对象。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覆盖了独龙江的6个村民小组，由南至北分别为马库村、巴坡村、孔当村、献九当村、龙元村和迪政当村。当地人习惯把献九当村以北的龙元村和迪政当村称为独龙江上游地区或北部地区，而把献九当村以南的孔当村、巴坡村和马库村称为独龙江下游地区或南部地区。

本次问卷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等基本信息以及有关调查对象语言能力的相关问题。对独龙族的语言能力考察涉及本民族语言文字能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兼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能力和外语能力，并涉及调研对象言语活动的4种方式即听、说、读、写。所有问卷数据都录入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包括频数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均值统计等。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824份，回收1668份，回收率91.4%；有效问卷1615份，有效率96.8%；独龙族问卷1558份，占有效问卷的96.5%。从性别来看，男性851人(54.6%)，女性707人（45.4%）。从年龄来看，6~19岁有577人（37.0%）；20~39岁有576（37.0%）；40~59岁有349人（22.4%）；60岁以上有56人（3.6%）。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没上过学的有165人（10.6%）；上过扫盲班的有39人（2.5%）；上过小学的有740人（47.5%）；上过初中的有568人（36.5%）；上过高中的有33人（2.1%）；上过大专及以上的有13人（0.8%）。从职业来看，农民1027人（65.9%），商业人员22人（1.4%），学生491人（31.5%），教师、医生及公务员各6人，分别占总人数的0.4%。从居住地域来看，来自马库村的有143人（9.2%）；来自巴坡村的307人（19.7%）；来自孔当村的331人（21.2%），来自献九当村的311人（20.0%）；来自龙元村的有254人（16.3%）；来自迪政当村的212人（13.6%）。

四、研究发现和讨论

（一）调查对象的母语能力

对调查对象母语能力的考察涉及独龙语听说和读写能力；听说能力由独龙语来体现，读写能力由独龙文字来体现。调查显示，77.7%的独龙族人完全能听懂母语，加上基本能听懂的占比已达97.1%；66.9%的独龙族人能熟练使用母语交谈，算上基本能用母语交谈的占比高达96.2%。很明显，调查对象的母语听说能力保持完好；而表2显示58%的调研对象不会独龙文字；有655人会独龙文字，但仅有41.2 %的人会读会写，具备独龙文字的读写能力。我们通过问题“您经常使用独龙文字吗？”对独龙文字使用频率做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经常使用独龙文字的人仅占20.2%，而基本不使用独龙文字的人达24.7%。

（二）调查对象的汉语能力

对调查对象汉语能力的调查涉及汉语听说能力及读写能力的4个问题。根据李爱新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独龙族的双语人比例仅为三分之一，不懂汉语的人占三分之二。从此次调查得知，调查对象的汉语能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了很大的提高，77.6%的人能完全或基本听懂汉语；73.9%的人能熟练使用汉语或用汉语进行基本交流，独龙族呈现出向“全民双语”过渡的趋势。表4显示出会汉字或会一点汉字的人已高达83.7%；在会汉字的1304人中，会读会写的人已占66.3 %。由此可见，调查对象的汉字识字率已有很大提升，他们的汉字水平也在稳步提高。

（三）调查对象的外语能力 

我们设计了2个问题对调查对象是否学过外语和所学外语语种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1558人中有521人（33.4%）学过外语，所学外语主要为英语。接着，我们考察了调查对象所学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调查得知，521人中，仅有23.8%的人完全能听懂或者基本能听懂外语，64.5%的人只能听懂日常用语；仅有18 %的人能熟练使用外语或能用所学外语进行简单交流，69.7%的人会说一些日常用语。调查得知，仅有2.7%的人能阅读外语书刊或报纸，25.9%的人能看懂简单句子，30.5%的人能看懂日常用语；仅有 2.5%的人能用所学外语写文章，17.4 %的人能用所学外语写简单的句子，36.5%的人会写日常用语。可见，调查对象的外语听说和读写能力整体处于较低位。

（四）调查对象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能力

对调查对象兼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能力的调查涉及2个问题即“除了独龙语，您还会哪些少数民族语言？”和“除了独龙语，您哪种少数民族语言说得最流利？”这是一道多选题，因此我们在SPSS19.0中设置了多重响应集来进行数据统计。统计数据显示，近半数的调查对象是名副其实的“多语人”，除了兼用汉语和外语外，有46.3%的人兼用一种或者两种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兼用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主要包括傈僳语、怒语和藏语。通过问题“除了本民族话外，您哪种少数民族话说得最流利？”，我们又考察了其少数民族语言的流利度。调查得知，在722位兼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对象中，半数以上（51%）能讲流利的傈僳语，近半数（47.8%）能讲流利的怒语；而能讲流利藏语的只占1.2%。

（五）影响调研对象语言能力的变项

为了深入探讨语言能力与语言生态的相互关系，我们通过独立单因素方差分析、均值比较等做了进一步分析，发现调查对象的语言能力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域等变项上呈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均值比较，显示出独龙族的语言能力与各变项间存在联系，之后再探讨这些变项与语言能力及语言生态的相关性。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

1. 生活在独龙江下游的人，其母语“听”的能力、独龙文字的识字能力、汉语听说及读写能力、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以及兼用傈僳语能力均明显好于居住在独龙江中上游的人；而居住在独龙江上游兼用藏语的人明显多于下游的人。

2. 男性汉语听说能力明显好于女性；会独龙文字的男性多于女性；

3. 调查对象的母语能力、汉语能力、外语能力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能力在年龄变项上出现了“层化”趋势。调查对象的母语听说能力、怒语能力、傈僳语能力与他们的年龄成正比关系；换言之，年龄越大，母语听说能力、怒语和傈僳语能力越强；而调查对象的母语读写能力、汉语听说及读写能力、外语听说及读写能力成反比关系，即年龄越大，其母语读写能力、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外语听说、读写能力越差，反之亦然。

4. 调查对象的母语读写能力、汉语听说及读写能力、外语听说及读写能力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母语读写能力、汉语听说及读写能力、外语听说及读写能力越高；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调研对象不具备外语听说和读写能力；但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外语听说和读写能力也就越高；调查对象的母语听说能力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关系，即受教育程越低，母语听说能力越强；受教育程度越高，母语听说能力越弱。

5. 商业人员和村民的母语听说能力最强；学生的母语读写水平最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以及兼用怒语和傈僳语的能力最强；而学生的母语听说能力最弱；村民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及外语相对最低；学生兼用怒语和傈僳语的人数最少。

（六）讨   论

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独龙族的语言能力呈现出多样性：绝大多数独龙族是“双语人”，近半数是“多语人”。96.2%的人能熟练或者基本能使用母语；近八成（77.6%）的人能熟练使用汉语；近五成（46.3%）的人还兼用一种或几种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外语已经进入独龙族的语言生活。独龙族通过言语活动与语言的三维环境相互协调和互动，从而形成了独龙族独特的语言生态。

1. 独龙族的自然环境独龙江乡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形成了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然环境。2014 年独龙江公路隧道全线贯通后，独龙江乡才结束了一年中有半年因大雪封山而与世隔绝的日子。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成为独龙族全民母语能力保持完好的客观原因。同时，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也促成了独龙族高度聚居的生活状态，几乎整族聚居于独龙江两岸，这有利于独龙族母语能力的保持。而独龙江乡“东临傈僳语、怒语区，北连藏语区，南接缅甸语区”，这为独龙族与傈僳族、怒族、藏族的语言接触创造了天然的条件，从而使独龙族兼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成为可能。独龙江上游与西藏察隅县相邻，从而使独龙江上游兼用藏语的人明显多于下游；而独龙江下游邻近傈僳语区，因此下游群众的傈僳语能力均明显好于居住在中上游的人；加之独龙江下游一直以来就是独龙江乡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中心，是汉语和汉文化的辐射中心，因而居于独龙江下游的人，其汉语听说及读写能力都优于上游的人。

2. 独龙族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民族、宗教等诸多因素构成，相比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更为深远。

（1）独龙江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独龙江乡曾是云南省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对独龙江地区扶贫力度的加大，独龙江地区现代化进程加快，电视、4G网络、广播电视信号已覆盖全乡。独龙江乡交通条件的改善使人员的频繁流动成为可能，这加速了独龙族与其他民族的语言接触，也逐渐改变了独龙族的言语活动方式。独龙族接触、学习和使用普通话和汉字的渠道变得多元，并且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

（2）国家语言政策的有力实施

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成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和“直过民族地区不通汉语人群的普通话推广”工作的开展，独龙族的汉语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推普和扫盲成为语言扶贫的重要手段，其有序推进让独龙族的汉语能力不断提高。

2001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教基[2001]2号文）。根据这个指导意见，2002年秋季起乡镇所在地小学从三年级起逐步开设英语课程。独龙江乡中心学校从三年级起也开设了英语课，到了初中阶段英语课时增加到每周12~13节。这为独龙族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尽管调研对象的整体外语水平不高，绝大多数人的“听说”能力仅限于日常用语，但也表明英语已经进入独龙族的语言生活。

（3）义务教育的大力普及

党和国家对独龙族教育极为重视，经过70年的努力，独龙江乡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独龙江乡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学生享受从学前班到高中的14年免费教育，独龙族小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均保持100%。随着独龙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普通话能力和识字水平越来越高。

（4）独龙族固有的传统文化

首先，独龙族长期实行的族内婚姻为独龙族全民母语能力的保持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其次，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是造成调查对象的汉语能力在性别上出现差异的根本原因。在独龙江乡男性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均普遍高于女性，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里，男性较女性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学习汉语的能力总体高于女性。

3. 独龙族的心理环境

心理环境主要涉及语言使用者在双语或多语环境下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独龙族的语言能力多样性也是语言选择的结果。独龙族良好的母语能力，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凸显了独龙族重视母语的情感价值。近八成的独龙族人对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选择是国家语言政策引导和管理的结果。普通话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语言资本，它所体现的语言经济价值引导人们做出语言选择，因为“大多数人会根据语言的经济价值的大小来进行语言选择”。

结    语

我们的研究发现，独龙族的语言能力多样性非常显著：96.2%的独龙族人能熟练或基本能使用母语；近八成的人能熟练使用汉语；近五成的人还兼用一种或两种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独龙族的语言能力多样性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域等要素具有显著相关性，而这与独龙族的语言生态密不可分。独龙族的自然环境为独龙族母语保持和兼用少数民族语言能力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独龙江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和普及义务教育等社会环境极大地提高了独龙族人的普通话能力和识字水平，使外语也逐渐进入独龙族的生活中。此外，独龙族语言能力多样性也是其心理环境作用的结果，从而使独龙族人做出语言选择。

我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语言多样性显著。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会对语言生态产生影响，继而影响语言多样性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因此，保护语言多样性是我国正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肯定的是，生态语言学可以为少数民族的语言能力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同时也可以为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地区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