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演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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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心理动词与言说动词之间存在两个方向、四个类别的演变。

从心理动词到言说动词的演变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主体的心理＞主体的言说”，如：“嗔”（怒，生气＞责备），“怪”（心中埋怨＞嘴上责怪），“怨”（怨恨＞抱怨），“恶（wù）”（讨厌＞诋毁）。二是“主体的心理＞诱发该心理的言语行为”，如：“慰”（内心安慰＞用言语安抚），“惹”（心乱＞用言语触动、触犯），“晓”（明白，知道＞告知），“恐、恫”（惊恐，惧怕＞用言语恐吓）。第二条路径的关键是使动用法，大致演变过程如下：

言语行为动词是一个家族相似性范畴，从SAV到非SAV，张雁（2007）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唯SAV、准SAV、类SAV和非SAV。不少心理动词未能最终演变为唯SAV，只到准SAV，这一方面是因为心理的外化主要靠言语，但又不限于言语（针对路径1），另一方面，要获得使某人具有某种心理这一结果，可以通过包括言语行为在内的多种途径来实现（针对路径2）。

从言说动词到心理动词的演变也至少有两条路径。一是“主体的言说＞主体的心理（含认知）”，如：“言”（说＞认为＞以为），“谢”（道歉＞惭愧），“谋”（商议＞考虑，谋划），“计”（以言计数＞考虑）。二是“主体的言语行为＞在对方身上产生的心理效应”，如：“讪”（诽谤，讥讽＞羞惭，难为情），“谕（喻）”（告知＞明白），“譬”（说明＞晓谕，劝导|明白，通晓），“警、诫”（警告，告诫＞警惕）。

双向演变的解释
 

02


2.1认知基础：“意内言外”和“言为心声”
 

在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中，心理和言说之间是互相映射的。一方面，人的心理往往通过言语来呈现；另一方面，一个人的言语也往往映射他的心理。前者可以用“意内言外”来概括，“主体的心理＞主体的言说”体现的是这一点；后者可以用“言为心声”来概括，“主体的言说＞主体的心理”体现的是这一点。可图示如下：

2.2形式标志
 

研究心理动词和言说动词的双向演变，难点在于判断一个心理动词是否变为言说动词，因此，此处主要探讨心理动词向言说动词演变的形式标志。

2.2.1  出现在言说结构中

当一个心理动词能出现在言说结构中，也就是动词或动宾结构后面能直接跟“曰/云/道”等，并引出直接引语时，这个心理动词就具备了向言说动词转变的句法条件。

及物的和用于使动的心理动词的演变过程为：NP1+MV+NP2→NP1+SAV+NP2+曰/云/道+直接引语。如：狄其怨我。（《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淮南子·人间训》）

不及物心理动词的演变过程为：NP+MV→NP+MV/SAV+曰/云/道+直接引语→NP1+SAV+NP2+曰/云/道+直接引语。如：（丞相）见敬豫辄嗔。（《世说新语·德行》）→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当复不烝食不？”（《世说新语·轻诋》）→（尚书）呼驿长嗔之曰：“饭何为两种者？”（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五）

2.2.2  附带言说性成分

当一个原本表示心理状态的动词前出现言说性（或与言说相关）的状语时，基本可以判定其已演变为言说动词。如“徽因笑嗔”，“嗔”前有“笑”，“嗔”为言说动词。

2.2.3  与言说动词连用

当一个心理动词与一个言说动词连用，往往说明它们之间有一个改变了原来的义域，成为和另一个词义域相同的词。如“己身自造向谁怨诉”的“怨”应看作言说动词。

总之，心理动词在新的句法结构中发生重新分析，演变为言说动词。诱发语义上重新分析的语用基础是“招请推理”（invited inference），即这些结构诱导受话人将心理动词推理为与结构中的言说性动词或成分同类的言说动词。

2.3演变机制：“隐喻”和“转喻”
 

Sweetser（1990）讨论从感知动词向认知/心理动词的演变，把发生这种演变的原因归结为“以身喻心”（Mind-as-Body），按Sweetser的观点，“以身喻心”是一种隐喻。李明（2003）采用了这一观点，认为“汉语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类同于感知动词向认知/心理动词的引申”，也是“以身喻心”，并借助面部表情和心理状态的关系说明“‘身’可以喻‘心’，是因为‘身’可以反映‘心’”。主体的言语和面部表情一样，也能够反映主体的心理状态，因此也可以“喻心”，比如赞同反映认可、期望的心理，等等。“主体的言说＞主体的心理”这一演变背后的机制就是这种隐喻。

蒋绍愚（2015）列举了11条基于转喻的词义演变路径，其中有一条是“原因—结果”，二者之间的转喻是双向的，“主体的心理＞诱发该心理的言语行为”和“主体的言语行为＞在对方身上产生的心理效应”两种演变背后的机制就是这种转喻，可以总结归纳如下：

心理动词和言说动词之间演变模式的共性和个性

03

从心理动词到言说动词、尤其是从心理动词到言语行为动词的演变在其他语言中也普遍存在，这一演变路径具有跨语言的共性。对这一现象，Traugott和Dasher（1987）有详细论述，Traugott（1989）也有谈及。至于反向的演变，除汉语外，暂未发现在其他语言中的报道。Traugott和Dasher（1987）考察英语和日语中心理动词和言语行为动词的关系，强调心理动词在历史上先于言语行为动词出现，二者的演变方向是从心理到言语行为，而不是相反，Sweetser（1990）持相同观点，但这不代表汉语从言说动词到心理动词的演变违背了语义演变的规律。Traugott和Dasher（2002）明确指出语义演变的规律性都不是绝对的，而且，在若干语义演变的规律中，还有程度强弱的不同。吴福祥（2017）将语义演变规律概括为四个层次，分别是：(ⅰ)无例外的演变定律，(ⅱ)可预测的方向制约，(ⅲ)显著的演变倾向，(ⅳ)跨语言（或跨时期）反复出现的演变模式。从(ⅰ)到(ⅳ)，规律性强度递减。Traugott（1989）提出“语义演变的三个普遍倾向”（属于ⅲ），从心理动词到言语行为动词的演变就包含在其中。可见，这种演变趋势的强度本就不高，出现“例外”不足为怪。因此，汉语从言说动词到心理动词的演变跟语义演变的方向性理论并不冲突。

参考文献
 

贝罗贝 李明 2008/2015《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吴福祥、王云路编《汉语语义演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蒋绍愚 2015《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明 2003《试谈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福祥 2017《试谈语义演变的规律》，《古汉语研究》第1期。

张雁 2007《汉语言语行为动词的词化模式及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In Yuan, Boping (ed.),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125-140. London: The Cypress Book Co. (UK) Ltd.

张雁 2012《从物理行为到言语行为：嘱咐类动词的产生》，《中国语文》第1期。

Levinson, Stephen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weetser, Eve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89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 31-55.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and Richard B. Dasher 1987 On the his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mental and speech act verbs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In Anna Giacalone-Ramat, Onofrio Carruba and Giuliano Bernini(eds.), Papers from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561-573.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and Richard B.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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