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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生——手语音系与手语的自然属性

1019 阅读 2021-03-22 09:27:24 上传

以下文章来源于 华东师大语言学

 

手语音系与手语的自然属性

张吉生

(jszhang@english.ecnu.edu.cn)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生成音系学理论、汉语音系、手语音系;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手语音系研究》,出版《上海手语音系》(2019)。本文主要根据作者2020年11月12日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作的题为《从手语音系结构看上海手语自然语言的属性》的报告经删减改写而成。

 

1. 引言

人类自然语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声语言,以声音为载体;另外一种是手语,以视觉通道为唯一路径。两者的区别只是语言产生的通道不同,有声语言通过声道,它对应的是听觉。手语是手,对应的是视觉。但只要是自然语言都必然有音系结构。
所谓音系结构是指构成语言最小意义单位无意义成分的组合规则。如英语单词cat /kæt/是由[k]、[æ]和[t]三个无意义的音段构成;如果这三个音组合成/ækt/(act)则表达不同的意义;如是/ktæ/则不符合英语音系结构中音的组合规则。这种音的组合规则就是语言中的音系结构。语言中最基本的音系结构就是由音段组成的音节,因为音节是制约音段组合规则的辖域。
聋人使用的无声的手语有音系结构吗?答案是肯定的。手语作为人类自然语言的另一种形式当然也有音系结构。本文以上海手语为例,简述什么是手语的音系结构,手语音系结构中的音段与音节,音系结构与自然语言的关系。

2. 语言中的双层性——音系结构的基础

人类语言之所以必定有音系结构是语言的双层性(duality)所致。所谓双层性,即语言有两个或两套结构。在第一个高水平平面上,语言可以分成若干意义单位(如语素、词等)的结合体;在第二个低水平平面上,语言由无意义的语音片段组合而成。即语言中的最小意义单位由无意义的成分组合而成。这就是语言的双层性。双层性是人类语言的自然属性。任何动物(非人类)的交际系统(或动物语言)都没有这种双层性。
 

手语是聋人用手势相互间进行交流的语言。手语中最小自由意义单位是手势,手势往往由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构成,但构成手势的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这四大要素是无意义的。如上海手语“变化”手势表示如下:

 

图1表示构成上海手语“变化”手势的四大要素是三个手形(

  )、位置(胸前)、掌向(掌心朝下、掌心朝上两种)和运动(手腕翻转、掌关节打开、小臂上抬三类)。这些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的单独成分是无意义的,当它们按一定顺序和结构组合在一起在上海手语表示“变化”。这种无意义成分组合成有意义单位(手势)的结构就是手语中的双层性。构成手势的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的组合也是有规则受制约的,它们的组合规则与结构就是手语音系。
 

 

3. 音系结构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由于人类生理构造的原因,产出的语音有些普遍性强,有些普遍性弱,往往产出和感知越简单容易的,普遍性越强;反之亦然。语音的普遍性也决定语音组合的规则性。如不圆唇前元音[i e ɛ a]比圆唇前元音[y ø œ ɶ]要简单得多、普遍得多;如一个语言有CVC音节,肯定首先有CV。这些都是人类自然语言的自然现象。
 

手语与有声语言一样,由于生理构造的原因,产出的语音(形)有普遍性强弱区别,产出越容易的普遍性越强,如下列手形的普遍性随着复杂度增加而下降:
 

(1)手形的普遍性与复杂度
 

除大拇指以外,如一个手形的被选手指是两个手指,最普遍的一定是食指和中指(如1),其次是食指和小指,偶尔会是无名指与小指,不可能其他两指的组合。这些都是跨人类手语的普遍现象。改变手形主要靠掌关节和指关节的弯曲,两个关节弯曲比一个关节弯曲容易,掌关节弯曲比指关节弯曲容易,其手形普遍性(从大到小)如下:
 

(2)关节与手形普遍度:
 

跟有声语言一样,一个语言凡有浊阻塞音的,一定有清阻塞音。手语中的手形类似有声语言中的音段,一种手语凡有(2d)手形的,一定有(2a, b, c)手形;但有的手语可能只有(2a, b, c)手形,没有(2d)手形。人类语言都具有这种天然的结构越复杂普遍性越小,儿童习得越晚的普遍现象。
 

 

4. 手语中最小区别意义单位

人类语言最小区别意义单位是音位,包括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手语中的手势(独立意义单位)主要由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构成。这些无意义的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也具有最小区别意义性,即音位功能。如不同手形区别意义,以上海手语“泰国”与“薄”手势为例,见图2:

图2两个表达不同语义的手势的发语部位一样,手掌方向一样,只是手形不同。此处手

具有最小区别意义的音位功能。在手语中,不只是手形具有音位功能,不同的位置也具有最小区别意义的音位功能,如上海手语“翻译”和“错误”的手势,如下:
 

图3a是上海手语“翻译”手势,图3b是表达“错误”的手势,两者手形一样,手掌起止方向的变化一样,只是发语部位不同,前者在嘴前,后者在额前。因此,此时两个不同位置具有区别意义的音位功能。此外,手语中的不同运动方向或方式也有最小区别意义的功能,如上海手语表达“来”和“去”的手势,如下:

上海手语“来”和“去”的手势都是相同的手形(

),发语的位置及手掌方向都一样,只是运动的方向相反,前者是肘关节驱动下小手臂从外(远)向内(近)移动;后者相反,从近向远移动。此时,不同的运动方向具备最小区别性的音位功能。除此以外,手语中有时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都一样,只是伴随这些手控特征的表情体态不同就具有区别意义,表达两个不同手势。

手语中不仅有如有声语言一样的具有最小区别性的音位,也同样有音位变体。手语中的手形与有声语言的音段类似,音段具有明确的语音形式,手形具有明确的视觉形式,手形与音段一样都是序列结构。如(3a)是各国手语中普遍存在音位手型(B手形),出现频率极高。该音位手型可以有(3b)、(3c)、(3d)、(3e)、(3f)等音位变体手形。

(3)音位与音位变体
 

有声语言的音位变体必须以音系或语音环境的互补分布为条件,但由于手语音系结构复杂的立体性,伴随手形的有位置、掌向和运动,因此,手语中的音位变体不以互补分布为条件,不同变体手形通常出现在不同的形态结构,如以下不同手势都是B手形的不同变体:


5. 手语中的音节

音节是语言的自然属性,也是音系结构中最核心单位。人类所有语言都有音节结构。音节除了调节人说话时轻重快慢的节奏,最主要的语言学功能是音段序列限制规则的辖域。任何一种语言什么音可以组合在一起都有自己的规定,这种音段组合的规定一定表示在一个音节内,如英语[tm]不能相邻出现是指音节内。如[t]和[m]分属两个音节,则当然可以,如atmosphere‘气氛’。每个语言的音段序列都有一定的规定性,因此人类语言都有音节。
 

手语也一定有音节,因为手语中构成手势的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的组合也有限制规则,制约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组合的辖域就是手语中的音节。有声语言的音节受响度序列原则(sonority sequencing principle,简称SSP)的制约,即一个音节内音段排序的响度必须从音节核心最高向边缘下降,一个音节域内只能出现一个音峰。手语是视觉语言,音节内各成分的组合受视觉强度原则(visibility sequencing principle,简称VSP)的限制。构成手势的手形、位置、掌向和运动四种成分中运动的视觉度最强。产生手语中手势的运动有以下五种类型:
 

(4)手语中五种运动类型(视觉强度由强到弱)
 

肩关节运动> 肘关节运动 > 腕关节运动 > 掌关节运动 > 指关节运动
 

一般而言,一个手势会包括其中一种运动,少数手势会同时涉及其中两种运动,有些手势没有运动。上述五种不同类型运动的视觉强度可从以下手势窥见一斑:

 

 

图6. “生活”(肩关节运动)
 

 

 

图7.“进步”(肘关节运动)
 

 

 

图8.“变”(腕关节运动)
 

 

 

图9.“伞”(掌关节运动)
 


 

 

图10.“假”(指关节运动)
 

 

一个合格手语音节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5)手语音节合格条件:

a.  音节内被选手指不能变(可以改变手形)。
b.  音节内运动路径不能变(可以同时有多个运动形式)。
c.  音节内出现两个以上运动(包括两个)时,不同运动终止边界一致。
 

手语中的音节必须符合上面的三条,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法的音节,或一个手势可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根据上面三条合法手语音节的条件(Well-formedness Condition,简称WFC),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判断:下面图(11a)是一个合法音节,图(11b)不是一个合法音节。
 

在有声语言中,一个不符合音节内音段序列限制规则的音段组合不可能是一个语言中的合法词汇,在手语中,一个不符合“音节合格条件”的成分组合不可能是一个合格手势。人类自然语言的音系结构都一定受到一些制约条件约束。这些音系制约条件会导致手语中音系-形态或音系-句法的界面(interface)。
 

 

6. 结语

综上所述,手语作为一种自然语言,与有声语言一样也有复杂的音系结构。手语也有音段、音位和音位变体,也有音节结构,也有音段序列限制规则。此外,手语音系系统中也有大量音变,包括同化和异化、省略和添加、音段换位等,所有音变都由一定音系规则驱动,因篇幅有限不在此一一举例说明。详细了解手语音系及手语音系研究的方法可参见《上海手语音系》(张吉生等2019)。




 

 

主要参考文献

 

 

张吉生、杨峰、伍艳红、顾笙韵,2019 《上海手语音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rentari, D. 1998. A Prosodic Model of Sign Language Phon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erlmutter, D. M. 1992. Sonority and syllable structure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Linguistic Inquiry, Summer: 407-442.
 

Sandler, W. 1993. A sonority cycle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Phonology,10(2):243-279.

Sandler, W. & D. Lillo-Martin. 2006. Sig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Universal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er Kooij & O. Crasborn 2008. Syllable and the word-prosodic system in Sign Language of the Netherlands. Lingua,    118:1307-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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