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经典”认知语言学以理论构建为主，为语言的认知阐释搭建理论框架，主要回答语义、 语法及语言知识的心理表征等三方面的问题，后“经典”认知语言学主要体现为社会转向和实证 转向。社会转向源自语言的交际本质，要求在搭建语言模型时考虑社会互动因素，体现了认知语 言学在理论构建方面的深化和拓展，并成为一门兼容并包的语言学理论的企图。实证转向是认知 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包含语料库方法、心理实验方法和脑成像方法三个方面，体现了认知 语言学寻求“汇聚证据”的趋势。后“经典”认知语言学亦面临着理论构建时是“重新聚焦”还是 “重新定义”的困境以及实证转向中“为数据而数据”和对研究者专业知识要求较高等难题。

关键词：认知承诺；社会转向；实证转向；汇聚的证据

学习文献：束定芳,张立飞.后“经典”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J].现代外语,2021(3):42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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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果把 1975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语言学暑期班看作是认知 语言学诞生的重要标志，认知语言学经历了 40 多年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重要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初，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构建阶段，主要借鉴内省的研究范式，秉承认知承诺 (cognitive                   commitment)，创建了较多的理论模型，用以阐释语言的语义和语法问题，如 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 的概念隐 喻理论、Lakoff(1987) 的范畴化理论、Langacker(1987, 1991) 的认知语法、Talmy (2000a, 2000b) 的认知语义学、Fauconnier 和 Turner 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 (Fauconnier 1985; Fauconnier & Turner 1996) 以及Goldberg(1995, 2006) 和 Croft (2001) 的构式语法等。这些理论多采用思辨的方法，从语言与人类认知方式之 间关系的角度剖析语言现象，因此也被称为“经典”认知语言学 (Divjak et al. 2016)。第二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 20 年，是在“经典”认知语言学基础上的 拓展研究，主要体现为“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可称为后“经典”认知语言学。本文聚焦两个转向，在阐释认知语言学的扩展研究的基础上，反思认知语言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展望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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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认知语言学

尽管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流派众多，但研究者普遍坚持“认知承诺”， 即“对人类语言现象进行解释的机制必须契合我们关于心智和大脑的知识，不管 这种知识是源自其他学科还是认知语言学本身”(Lakoff 1990: 40)。针对认知承 诺，出现了三种解读 (Divjak et al. 2016)。第一种解读以认知科学的发现为指引，对内省数据进行细致的分析，即“不使语言学游离于脑研究之外，尽可能从脑研究中获益”(Lakoff 1990: 46)，达成认知可信性 (cognitive plausibility)。第二种解 读涉及认知现实性 (cognitive reality)，致力于证实我们籍以描写和解释语言处理 及知识的机制在认知层面是真实存在的，或得到表征的。第三种解读旨在探究语言使用和语言知识表征的神经机制，亦是语言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认知承诺的第二和第三种解读分别对应实证转向的两个方面，即心理实验研究和脑成像研究。第一种解读对应“经典”认知语言学。其背后的逻辑是：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 的语言活动同其他认知活动，如注意、记忆、推理等一样，受人类普遍认知能力的 制约，那么已被证实存在于其他认知活动中的心理构念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也理应在语言中有所体现，并可用来解释语言中的语法和语义现象。为此，“经 典”认知语言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心理构念，包括意象图式、认知模型、注意等，它们被广泛应用于阐释涉及语义、语法及语言知识的心理表征等方面的语言问题。 

2.1 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

该语义观主要涉及范畴化、多义性、概念识解以及百科知识语义观。认知语言学对语义问题的关注始于对范畴化现象的探讨。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由一系列充分必要条件决定，隶属于某一范畴的所有成员必须满足这些条件，且彼此地位平等。Berlin & Kay(1969)、Rosch(1975) 等对颜色词的研究表明，人类是按照原型来组织范畴的。原型与其他成员共享更多的特征，是范畴的典型和核心成员。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单位的多义性主要源自两类认知操作，即概念隐喻和 概念转喻。前者以相似性为基础，涉及从一个概念域 (源域) 到另一个概念域 (目标域) 的映射，使得原本属于源域的词语可用来表达属于目的域的概念；后者 则涉及同一概念域内不同要素之间的映射。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体现了人类的 基本思维方式，即参照那些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体验、对待那些无形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另外，意义即概念化，其核心要义是语言单位的 意义不仅取决于其表述的客观场景，还取决于说话人对场景的观察方式，即识解。最后，在认知语言学看来，在语言使用中激活的不仅是与语言表达对应的概念，还包括与此概念处于同一认识框架的一组概念。例如，听到别人说“婚礼” 这个词，我们立马会联想到“新郎”、“新郎”、“主持人”、“鲜花”等概念。从这个意义说，语义是百科知识式的。

2.2 认知语言学的语法观 

认知语言学秉承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认为人类的语言知识来自对实际语言 使用的体验。因此，语法不是人类与生俱来能力的一部分，而是在语言交际过程 中动态浮现的；它不是一系列固定不变的、用来生成话语的模板，而是根据不同 的交际需求和语言体验不断构建的结果；语法的系统性或相对稳定性只是不断重复的语言表达的积淀。在对语言的体验过程中，人类利用范畴化、抽象化、联结等基本能力，把蕴含于不同语言表达之间的共性抽取出来，形成抽象程度、复杂程度以及固化程度不一的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即构式。不同构式之间通过 原型⁃引申，图式⁃实例，以及继承等关系得以关联，因此人类的语言知识就是结 构化的构式清单 (Langacker 2008)。频率是语言使用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语法构建的一个关键要素。语言单位的使用频率越高，其固化程度也越高，越容易产生形式和语义的变异。类符频率会影响语法构式的能产性。语法构式的某个位置上能够出现的词 语越多，该构式就越不容易与特定的词汇项目联系起来，也就越容易在相应的位置上形成一个意义比较宽泛的范畴 (Bybee & Thompson 1997：354)。而且，范畴涵盖的词汇项目越多，其本质特征就越宽泛，也就越容易扩展到新的词汇项目。因此，语法构式的类符频率越高，其能产性也越高，适用于更多的语言场景。

2.3 语言知识的范例表征 

与 基 于 使 用 的 语 法 观 相 辅 相 成 的是语法知识的范例表征 (exemplar representation)，后者涉及语言的神经生理学基础。本质上，范例是一道记忆的痕迹，记录了某段经历或情节，保留着构成这段经历或情节的初始特征；每一次有 意识的经历，不管它与之前的范例有多么相似，都会产生自己的记忆痕迹，即成为 一个新的范例 (Hintzman 1986)。在心智表征中，不同的范例构成认知地图，其中相似程度高的范例簇拥在一起，形成范例簇 (exemplar cluster)，代表特定的范畴， 同时体现该范畴的内部一致性和差异性；而相似程度低的范例则彼此远离。在语言使用事件中，使用者所接收或产出的每个语言用例都会被归类，并被纳入一个庞大的范例表征网络。语言的范畴化是一个基于已有范例的类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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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典”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主张基于使用的语言观，那么语言使用中的社会文化、交际语 境、实际话语等因素应该同认知心理因素一样，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构建和语言 分析中得到重视。然而，认知语言学一些经典著作，如 Lakoff(1987)、Langacker (1987)、Goldberg(1995)、Talmy(2000a, 2000b) 等采取的是一种“唯我论”(solipsism) 研究范式，借助内省法，描述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 (Divjak et al. 2016:451)。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该方法的缺陷，并在理论建构和个案 分析中加以修正。近 20 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出现了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的新 趋势。前者将社会文化、社会认知以及交际互动因素纳入研究视野，后者在分析具体语言现象时寻求多渠道证据的协同，包语料库证据、心理实验证据、神经实 验证据等。

3.1 社会转向 

进入新世纪，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受到关注。经过近 20 年的发 展，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出现了三种较为清晰的模式：以 Geeraerts 为代表的认 知 社 会 语 言 学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以 Croft 为 代 表 的 社 会 认 知 语 言 学 (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和以 Schmid(2015, 2016)    为代表的固化及规约化模型 (entrenchment⁃ and⁃conventionalization  model)。 

第一，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社会语言学属于变异主义语言学 (variationist linguistics)的范畴 (Geeraerts & Kristiansen 2015; Geeraerts 2016)，主要考察一些认 知语言学概念在不同语言、方言、语域、语体、个人方言等语言变体中的变异或适用情况。Geeraerts & Kristiansen(2015) 认为，探讨语言的文化和方语 (lectal) 变异 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部分 (方语是一个上位概念，涵盖由年龄、阶层、性别、职业 等所导致的语言变体)。秉承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认知语言学把在真实交际场景 中使用的语料作为语言分析的首要素材，因此真实语料的功能和语义，以及由语 言、方言、语体、语域和个人方言导致的语言变异成为其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 说，认知语言学代表了语言研究的“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 趋势。认知语 言学语境下的语言变异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跨语言、文化变异，另一类是语 言内部及方语变异。

以体验哲学为哲学基础使得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不可避免带有体验主义的 色彩。语义体验通常包含心理体验和文化体验，即语义的具身性和社会化。然而，体验主义语义的这两个方面有时是冲突的：一方面，人类生理构造的相似性使不同语言具有语义的同一性；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不同又造成语义的多样性。

对语内变异和方语变异，认知社会语言学主要关注认知语言学范式对语言 变异研究有何贡献。这一问题可从意义变异 (variation of meaning) 和变异意义 (meaning of variation) 两个角度进行回答。意义变异研究重点考察认知语言学的 一些核心语义概念，如识解方式、原型理论、转喻、隐喻等在某些社会维度，如方 言、方语、语域、文体等方面的分布。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意义变异研究不仅能 够进行充分的语义描写，还使语义问题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内在核心诉求。每一种语言手段都有其社会意义，体现阶层、年龄、性别、地域、族群、语篇风格或体裁等的差异。

变异意义则涉及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变异的态度，包括使用者如何看待方言 之间的差异，利用何种模型对语言多样性进行范畴化，是否存在语言多样性的文化模型等。使用者可能会像其他概念范畴一样，利用原型、隐喻或转喻等方式对 语言变异进行范畴化。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变异的原型效应和隐喻概念化。

第二，社会认知语言学：语言是一种认知心理现象，也是人类参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工具，这意味着要全面理解和描述语言必须综合考虑认知心理维度 和社会维度。然而，语言的认知研究和社会互动研究长期处于分离状态，而 且学界对于认知心理维度的关注要远多于社会互动维度。所幸的是，人们已认识到该问题，并在研究中纳入社会互动因素，如 Croft(2009) 的社会认知语 言学、Sinha(2009) 的后遗传 (epigenetic) 语言系统、Harder(2010) 的语言社会功能背景，以及 Beckner et al.(2009) 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语言。因篇幅所限，恕不逐一简介。

第三，固化及规约化模型：如何将社会要素纳入现有的认知语言学语言模 型，特别是要与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进行无逢衔接，从而构建一个综合、全面、系统的语言模型呢?Schmid(2015，2016) 给出的答案是固化及规约化模型。该模型包 含四大模块：1)使用模块，指语言使用及所涉及的复现活动，包括社会活动、认知活动、神经活动和感官活动；2)固化模块，指在使用者心智中运作的、有限的认知过程，包括联结、仪式化以和图式化；3)规约化模块，指在社团中运作的一系列社会语用过程，包括创新、互适、扩散和规范化；4)外力模块，包含一系列的社会因素、情感因素、语用因素和社会因素，可影响固化过程和规约化过程与使用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塑造和改变语言。前三个模块属于核心模块，其中语言使用影 响固化和规约化，固化和规约化也影响使用；固化和规约化通过使用而关联，这意味着只有互动性的语言使用才能对个体性的认知系统和集体性的社会系统产 生持续影响。

从各模块本身来看，固化及规约化模型并不新鲜，相关的理论和观点散见 于基于使用的语言观、构式语法理论、复杂适应系统、语言的范例表征、语言的神经学基础以及变异社会语言等认知语言学的分支研究，其主要亮点在于对语 言研究的认知路进、社会语言学路进、语用路进和神经语言学路进做了高度整 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连贯的有关语言结构生成与变化的模型。更为重要的是，它克服了原有模型重视语言系统性研究，轻语言变异、互动研究的弊端，充分阐释了社会因素和语用因素在把语言使用转化为共享语言知识中所起的作用。 

3.2 实证转向

社会转向体现了认知语言学在理论构建方面的深化和拓展，并力图成为一 门兼容并包的语言学理论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认知语言学亦不再单纯依赖 “坐椅式”的内省法，而是更加重视利用真实的语言数据，出现了“实证转向”。由于实证数据通常涉及数据的计算和量化，因而 Langacker(2016) 称之为“量化转 向”(quantitative turn)。按数据来源和性质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实证转向涉及为语 料库方法、心理实验方法和脑成像方法。

第一，语料库方法：认知语言学奉行基于使用的语言观，倡导在对真实语言 用例的观察中归纳语言使用的规律和制约机制，这与语料库方法“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因此，利用语料库方法成为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上佳选择，并形成了较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包括隐喻与转喻研究、Geeraerts 所主导的语言社会变异研究、Stefanowitsch & Gries(2003) 所主导的词汇⁃构式互动研究。其中，隐喻/转喻理论及以其为基础的语义原型，如扩展理论等，理论体系较为完 善，较早引入了语料库方法。Sinclair(1991) 利用语料库方法考察了动词 build 不 同用法的特征，及其隐喻和非隐喻用法；束定芳 (2013: 68) 也探究了语料库分析 对隐喻研究的重要作用。

有关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关系，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它们之间是互 相制约的，即某词汇只能出现在特定的语法构式中，某特定的语法构式也只能吸 纳特定的词汇进入其中，这与弗斯语料库语言学所提出的词汇和语法的共选理论 (Sinclair 1991, 2004) 是相通的。

第二，心理实验方法：认知语言学引入实验方法，主要是为了验证认知承诺 中的认知现实性，聚焦的领域包括母语与二语习得、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意义的 理解与提取、语言与时空的关系、语言相对论、认知语用学、隐喻等(束定芳 2013)，其中涉及最多的是隐喻研究。

Steen(2007) 指出，尽管内省法和观察法对现代隐喻理论的构建及隐喻本质 的发掘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回答认知与隐喻习得、储存和保持等问题，且得出的结论充其量只是一种假设，还需要借助心理实验进行验证。例如，Casasanto & Boroditsky (2008) 通过实验发现，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移位呈现出非对称性的依 赖关系，即时间延续依赖于空间移位信息，但反过来并非如此。这一发现表明，语言中所观察到的时空隐喻关系同样存在于人类基本的空间距离与时间延续表征中，也即，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的心理表征可以部分地建立在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体表征之上。

第三，脑成像方法：脑成像方法的目的在于对语言的神经机制进行考察，即验证语言的生物或神经现实性，是履行认知承诺的一项重要内容 (Divjak et al. 2016)。现代神经语言学研究借鉴了脑科学中常用的生物电和脑成像技术，包括ERP、fMRI、PET、MEG 等，其中应用最为普遍的是 ERP 和 fMRI。各类 ERP 成分的发现不仅为认知语言学家从神经层面验证认知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和概念提供 了强大的工具，还为深入理解语言处理过程中的大脑运作机制提供了重要途径。fMRI 的原理是大脑活动区域的局部血流量增加，已成为了认知语言学的一 个重要研究方法。

当前认知语言学方法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证据的汇聚，即来自不同渠道 或方法的证据互为印证，共同对某假设进行验证。语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涉及认知心理、神经生理、社会语用等要素，因此专注于某类证据或使某类证据凌驾于其他证据之上，都无法对语言现象做出科学、全面的阐释。要实现对语言 的全面理解，必须综合考察来自各种渠道的证据，不同证据分别负责语言的不同方面，且彼此之间需相互印证、互为支撑。Langacker(1999: 26) 曾指出，有关认知语言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寻求来自不同渠道的证据的汇聚”。近年来，“汇聚证据”理念影响下的研究出现了一种较为清晰的范式：针对特定的语言现 象，研究者依赖自己的语感 (即内省证据) 提出观点，并形成假设，参照源自语料 库的观察数据对该假设进行验证并形成新的假设，然后设计相应的心理实验，利用诱导性数据对新的假设进行检验 (Schönefel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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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挑战

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代表认知语言学的两个发展方向。社会转向要求认知语言学在其理论模型内纳入社会文化要素，使其进一步向纵深拓展。实证转向 则要求认知语言学寻求与其他学科，如语料库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以及心理语言学的协同和交叉，是一种横向扩展。同时，围绕认知语言学的未来发展，亦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

首要问题来自理论构建。认知语言学发展到今天，撇开其在教学、翻译、文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已涵盖了传统的语音、语义、语法以及语用等模块，而且在各模块内部，亦存在不同的流派和分支，如语义模块的分支理论就有隐喻、转喻、识解、概念合成、框架、理想化认知模型、意象图式、原型等，语法模块的派别有认知语法、认知构式语法、激进构式语法等，给人以“山头林立”之感。另外，随着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的继续深入，社会文化、认知心理、类型学、历时维度以及神经科学等也成为认知语言学的关键词。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在赋予认知语言学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什么才是真正的认知语言学? 它是否应该有自己的边界? 要走出这一困境，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一种是“重新聚焦”，使认知语言学像 Croft(2016) 建议的那样专注于语言认知。另一种 则是“重新定义”，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囊括神经、认知、功能、社会、使用、语法、 语义等与语言相关的要素，并使之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目前来看，第二条道路更为适宜。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受社会、认知、心理、神经等要素 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认知语言学的语言模型，必须涵盖尽可能多的要素。

另外两个问题则与实证转向有关。首先，实证研究涉及具体的统计数据，看上去要比纯粹的理论探讨和思辨更为客观、科学，但研究者容易过度依赖实证 数据，容易导致“为了数据而数据”(Langakcer 2016: 7)。语料库数据从本质上看 是一种语言产出的结果，其过程涉及许多其他因素，因此源自语料库的使用数据 充其量只能看作是特定认知机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两者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Gries et al.(2005) 利用搭配构式分析法，考察构式和词项的相 互吸引，其背后的理念就是：要使一个词项具备较高的搭配强度，那么它在相应构式中出现的频率应高于随机预测的频率。然而，正如 Bybee (2010: 97⁃98) 所言，“词项在语料库中的出现从来都不是随机的，每一个词项都是使用者在特定语境下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做出的选择。”所以，进行认知语言学分析时，对于数 据的使用要适度和谨慎，在基于统计数据得出结论之前应充分知晓统计手段的 认知理据及其可能的心理现实性。

其次，实证转向所涉及的三种方法，即语料库方法、心理实验方法及脑成像 方法，都要求我们提高专业技术知识，否则研究中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比如难以设计合理的实验和选择合适的统计手段进行假设检验，不能严格遵守假设检验的一般过程，对于从实证研究中得到的各类数据以及各类算法背后的逻辑缺乏充分理解，无法对所得数据进行合理阐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以及神经和脑科学等领域研究者之间的通力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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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40 多年来，认知语言学以“意义中心论”、“ 认知承诺”以及“基于使用的模 型”为基石，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模式。近 20 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以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为契机，理论构建和方法论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同时，更多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融合了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习得以及言语障碍的要素，体现出了跨学 科属性。除了内省法外，认知语言学也采用语料库方法、实证方法等多样化的方 法，且研究变得更加电子化 (Dąbrowska 2016: 489)，并日益关注影响语言信息处理与提取的社会维度。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与更新，以及正在兴起的人工 智能，未来的认知语言学将出现怎样的新变化，是值得期待的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