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翻译学所引领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富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涉及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学科称谓、研究类型、研究模式三个方面。本文以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的学科原理为参照，从研究对象、研究性质、研究方法等层面对中西方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进行考据和反思，辨析了“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两种学科称谓之间的差异，分析了社会翻译学是一种综合性研究而非外部研究的理据，同时剖析了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优点与弱点，以期引发更多关于社会翻译学理论建构的“元思考”。
 

1.“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发端、发展与问题
　　“社会翻译学”一说发端于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奠基人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1972年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文中，霍姆斯最初提出了“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与“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的说法，并对其做了简要的阐释（Holmes，1988：72）。此后，在翻译学“文化转向”的进程中，在描写翻译学的深入发展中，以“社会翻译学”或“翻译社会学”闻名于学界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很快走向繁荣，但也逐渐暴露出来一些富有争议的问题。　　1.1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    在西方，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古安维克（Jean-Marc Gouanvic）、帕克斯（Gerald Parks）、斯密奥尼（Daniel Simeoni）、因基莱里（Moira Inghilleri）、塞拉莎菲（Rakefet Sela-Sheffy）、赫曼斯（Theo Hermans）、布泽林（Hélène Buzelin）等学者纷纷借鉴包括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反思性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理论、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以及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展翻译研究，促使翻译研究走向“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Merkle，2008：175）。2005年，著名翻译学杂志《译者》（The Translator）出版了一期专刊探讨布尔迪厄理论框架下翻译的社会学研究，使得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得到了国际翻译学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皮姆（Anthony Pym）等学者编撰了《翻译的社会文化面面观》文集（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得到进一步拓展。2007年，沃夫（Michaela Wolf）与弗卡里（Alexandra Fukari）合作编撰了《建构翻译社会学》文集（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倡导“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构。2014年，俄裔英国翻译研究学者谢尔盖·图勒涅夫（Sergey Tyulenev）出版了专著《 翻译与社会导论 》（Translation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全面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以及各种翻译研究的社会学模式，代表了西方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　　中国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稍迟于西方，但目前也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有在考察翻译学研究范式演进规律基础上对“社会翻译学”理论建构的初步探讨，涉及对“社会翻译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的学理论证（胡牧，2006；王洪涛，2008 & 2011），也有跟进西方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最新进展，对西方翻译社会学研究概况、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西方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所作的详细介绍与深入分析（李红满，2007；王悦晨，2011；宋安妮，2014；王运鸿，2014），而更多的研究则是借鉴布尔迪厄、卢曼、拉图尔等人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翻译家严复、林纾、茅盾、马君武以及美英汉学家葛浩文、威廉·莱尔、蓝诗玲等人的翻译活动进行阐释与分析（邵璐，2012；陆志国，2013；汪宝荣，2014；屠国元，2015；蔡瑞珍，2015），另外还有一些研究难能可贵地对社会翻译学、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主要不足、未来走向等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武光军，2008；赵巍，2013；傅敬民，2014）。　　因此，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在中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经在整个翻译学研究中从鲜有人知的边缘走到了广受瞩目的中央。　　1.2 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当前面临的三个问题　　然而，随着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一些似是而非、莫衷一是但关乎该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最富争议的问题有三个，分别涉及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学科称谓、研究类型以及研究模式。　　其一，关于学科称谓：“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二者之间有什么异同？哪种称谓指代当前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更为恰当？　　在西方，翻译研究学者对这两种称谓的使用各有偏好，比如在沃夫等（2007）主编的《建构翻译社会学》文集中，沃夫、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等人使用“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translation sociology）”的说法，而斯密奥尼、甘比尔（Yves Gambier）则使用“社会翻译学（socio-translation studies/socio-traductologie）”的说法。在中国，情况大致类似：一部分学者使用“社会翻译学”的说法，如胡牧（2006）、赵巍（2013）、宋安妮（2014）等，而另外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翻译社会学”的说法，如武光军（2008）、仲伟合与冯曼（2014）、王运鸿（2014）等。事实上，尽管沃夫本人使用“翻译社会学”的说法，但其文集也收录了斯密奥尼、甘比尔标举“社会翻译学”说法的论文，并对其表示认可，只是无奈地指出：“可以看出，关于这门学科称谓的术语（terminology）目前很不一致；由此可见，该研究领域本身恰好仍处于‘形成过程’（‘in the making’）之中……”（Wolf，2007：31）。那么，对这门目前仍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学科，对其目前并存于翻译学界的两种称谓——“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二者之间有何差异？究竟哪一种是对当前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更为恰当的称谓？　　其二，关于研究类型：社会翻译学所引领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是否脱离了文本，成为难以对翻译内部因素进行关照的外部研究？　　沃夫曾根据当前西方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将其区分成三种类型：“行动者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ents）”、“翻译过程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cultural product）”（ibid.：13-18）。中国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类型，也与西方基本相似。对此，学界不乏质疑的声音：“从研究内容来看，社会翻译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学取向使得翻译研究的对象离开了译本。随着翻译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翻译研究似乎满足于脱离译本，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寻找学科的立足点……”（赵巍，2013：111），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翻译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对象是翻译的外部因素，但为了保持该研究范式的生命力需要适度的“文本回归”（周俐，2013：147）。根据仲伟合、冯曼颇为准确的观察，目前学者们倾向于“将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归入翻译的外部研究……”（仲伟合、冯曼，2014：58）。那么，翻译研究学者们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说法缘何而来？又是否妥当？社会翻译学研究真的是一种外部研究吗？　　其三，关于研究模式：当前，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在中西方翻译学界备受追捧，那么这种研究模式的优点有哪些？它又有哪些弱点？　　自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兴起以来，它已成为许多翻译研究学者瞩目的焦点，赫曼斯（Hermans，1999）、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7）、沃夫（Wolf，2007 & 2010）、王运鸿（2014）等学者对其赞誉有加，而布泽林的说法则更具代表性：“在翻译研究中，社会学路径是一种新近出现、富有活力的发展趋势；尽管这种路径的翻译研究目前尚未完全兑现其研究承诺，但其合法性与重要性已无需再做任何展示”（Buzelin，2013：195）。但是，皮姆却对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持谨慎、怀疑的态度，他在批评了翻译研究只作简单描写的错误观念后又指出：“我们应该拒斥另一种相反的错误观念，即误以为真正的诠释只来自视野宽宏、发展更为完善的社会学”（Pym，2006：16）。另外，中国学者武光军（2008）、赵巍（2013）等也对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那么，如何客观地看待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呢？它的优点和弱点都有哪些表现？
2. “社会翻译学”研究考辨：学科称谓、研究类型与研究模式
    2.1 关于“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两种学科称谓的辨析　　“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两种称谓，皆出自霍姆斯之口，而霍姆斯对二者的差异，却未置一词，只是说该研究既是翻译学也是社会学的合法领域，这或许是造成当前翻译学界将两种称谓交替混用的直接原因。其实，由于社会学在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渗透与扩展，类似的称谓之争“在一系列与社会学有关的边缘学科（社会学往往称之为分支社会学）都存在”（刘援朝，1999a：35），其中就包括学界现已基本达成共识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与“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之争。事实上，尽管“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与翻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有许多重叠之处，但二者在理论视角、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学科归属等方面却有着鲜明的分野。    （1）作为一种富有启发意义的参照，我们不妨先看看学界对“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的区分。在社会语言学诞生之初，也存在着与语言社会学混用的现象，就连该学科早期创立者费什曼（J. Fishman）也“在行文中有时说社会语言学，有时说语言社会学，两者常不加区别地混用”（游辛，1979：75）。后来，随着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的发展，学者们对二者差异的认识逐渐清晰。英国语言学家哈德森（R. A. Hudson）认为“社会语言学”是“‘联系社会对语言所进行的研究’，（意在）暗示说，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组成部分”，同时指出“‘联系语言对社会所进行的研究’（我们的社会语言学定义的反面）是对一般所谓‘语言社会学’的界定。”（Hudson，2000：4）中国学者毕可生的观点更为鲜明：“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归根到底是语言学的研究，它之研究社会是为了了解语言，而后者仍然是社会学研究，它之研究语言是为了了解社会”（转引自刘援朝，1999a：37）。刘援朝的认识更为客观：“我们应该看到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存在着许多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光是研究的兴趣和分析技巧的不同，而且也应该是分析方法和理论视角的不同”（ibid.）。“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在理论视角、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2） 同理而言，社会翻译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切入角度主要是社会学，研究对象主要是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因而其研究属性基本上是翻译学研究，换言之，可以将其视作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对照而言，翻译社会学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对社会现象或社会活动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切入角度主要是翻译学，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现象或社会活动，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社会现象或社会活动，因而其研究属性基本上是社会学研究，或者说可以将其视作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人类世界是唯一和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各门学科基本上都是从该学科的角度对完整唯一的人类世界进行人为的切分、细化，然后进行研究，因此许多交叉学科、相邻学科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大片相混的地带”（刘援朝，1999b：35），而社会翻译学和翻译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学科，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确有许多重叠之处，然而即使对于同样的研究对象，由于出发点不同，分析方法不同，落脚点不同，其研究性质和学科归属自然也就不同。所以，尽管社会翻译学和翻译社会学之间有许多共性，但二者之间在理论视角、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分野也是非常鲜明的，至少在学理上如此。　　（3）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当前中西方学者所开展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无论其冠以“社会翻译学”还是“翻译社会学”之名，绝大多数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进行的考察，其目的主要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翻译现象、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基本上属于翻译学性质的研究，因此应称为“社会翻译学”才名副其实。在西方，除了极少数学者如海耳布隆（Johan Heilbron）和萨皮罗（Gisèle Sapiro）等人的研究具有典型的社会学性质，可以称为“翻译社会学”外（参见 Heilbron & Sapiro，2007；Buzelin，2013），其他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尽管多冠名为“翻译社会学”），事实上都是社会翻译学研究。对于中国此类的研究状况，具有社会学专业背景的翻译研究学者傅敬民是这样评论的：“现在我国许多这类文章都冠以‘翻译社会学’之名。按说这样的名词是偏正结构，前面的‘翻译’是修饰词，后面的‘社会学’才是意义的主体。因此，从字面上看，‘翻译社会学’应该是从翻译的角度研究社会的科学，属于社会学的命题范畴。但是，从那些冠名为‘翻译社会学’的文章内容来看，显然是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来探讨翻译问题。而这样的研究，若一定要冠以‘学’名的话，也应该是‘社会翻译学’”（傅敬民，2014：102）。　　（4） 学理的分析固然如此，而当前翻译学界对于“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的普遍混用却是客观事实，现在比较务实的做法是一方面接受“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在翻译学界同义互置的现状，必要时权且概称为“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仍需进一步明晰二者之间的差异，而将二者的最终取舍留待于该研究领域未来的深入发展，即像沃夫倡导的那样，将其称谓的订立寄托于“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社会制约机制的深入探索”（Wolf，2007：31）。    2.2关于“社会翻译学”所属研究类型的考察　　当前，不少翻译研究学者将以“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为表现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定位为一种翻译的外部研究，认为这种研究偏离了翻译研究的本体，因为“本体研究是一种内部研究而非外部研究”（吕俊，2004：56）。不难看出，这种翻译研究的内外之分恐怕是源于文学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传统区分。事实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语言文字与社会文化、文本与语境等之间的区分，固然在研究实践中简便易行，但实质上是一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虚妄认识，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　　（1）追根溯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说法最早见于韦勒克与沃伦（René Wellek & Austin Warren）1949年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书中，韦勒克与沃伦将那些对文学作品与传记、心理、社会等外在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归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把那些对文学作品自身形式与结构的研究视作“文学的内部研究”（Wellek & Warren，1949）。自此以后，韦勒克与沃伦所作的这个区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成为以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排斥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标举作品本体论、文本内部研究的一种理据。然而，随着文学研究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钟摆”似的反复转换，学者们对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彼此割裂的观念予以了深刻质疑，比如杜书瀛指出：“‘外部’与‘内部’，本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某种范围内是‘外部’，在另一范围内则是‘内部’；从某种角度看是‘外部’，从另一种角度看则是‘内部’”（杜书瀛，1999：109）。而王本朝认为：“所谓的文学外部和内部研究不过是文学研究的两个不同视点而已， 二者之间并非是完全矛盾的对立关系……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的关系不能被简单理解，也不能被机械化，被庸俗化，被二元对立地看待，而应该综合、全面地看待它们的关系”（王本朝，2007：58）。现如今，多数文学研究学者倾向于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视作统一综合的整体，而非彼此割裂的对立。　　（2）进一步而言，单一的“内部研究”以及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文本研究”、“语言研究”等不仅难以构成文学研究的本体，也难以构成翻译研究的本体。首先，韦勒克与沃伦提出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为了凸显文学作品的中心性、文学形式的独立性而采用的表达策略”（ibid.：57），而其目的是力图把与作者传记、心理、社会等相关的外在关系和作品的内在因素融合为一个整体，“以突破古典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划分和现代形式的单一本体”（佘烨，2005：61）。同理，文本（text）与语境（context）之间也难以切割，对此伦敦大学教授贺麦晓（Michel Hockx）明确表示：“内部和外部，context和text这两组概念，其实没有那么严格区分，它们之间是动态的”（刘涛、贺麦晓，2009：103）。因此，单一的内部研究或文本研究无法构成文学研究的本体，也无法构成翻译研究的本体。那么，单一的语言研究是否可以构成文学研究、翻译研究的本体呢？文艺学者方维规对文学研究中语言研究的认识颇具启发意义：“语言研究同其他阐释方法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否具有优先权甚或排除其他一切方法的权利？假定文学作品化约为纯粹语言的东西，不能表情达意，那它基本上无法翻译成其他语言。而实际状况是，世上存在翻译。不仅如此，翻译作品时常会对被译入语言的文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甚至那些拙涩的或不准确的翻译作品也能发挥很大作用”（方维规，2010：79-80）。在翻译学研究中，语言研究无疑非常重要，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语言研究具有“优先权”，成为优于其他类型研究的本体研究，因为“语言是文化之躯的心脏，二者之间互动才有持续的生命能量……译者将文本与文化割裂开来，对其进行单独处理是危险的”（Bassnett，2004：22）。因此，将翻译本体研究归结为语言研究、文本研究的本质主义论断，以及进而将社会翻译学研究定位为外部研究的说法，恐怕是很难站住脚的。　　（3）事实上，无论是从学科性质、考察对象来看，还是从其所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来看，社会翻译学都是一种综合性研究。首先，就学科性质而言，作为社会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学科，社会翻译学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社会学的“综合性”特征。由于社会学研究“注重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注重对影响社会现象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袁方，1997：23），“综合性”便成为其重要特征之一，而在社会学影响下产生的社会翻译学在学科性质上天生就承继了这种“综合性”特征（王洪涛，2008：277）。因此，不难理解社会翻译学研究并不对社会翻译现象作孤立的局部考察，而是强调对社会翻译现象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其二，就考察对象而言，社会翻译学旨在对所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翻译现象或翻译活动进行考察，其本身并不对考察对象作内部与外部的区分，因此翻译活动中的任何阶段，包括译前的准备、译中的过程和译后的流通，或者说翻译现象的任何方面，包括语言、文本、行动者、社会文化因素等，都在社会翻译学的考察范围之内，只不过其落脚点是在所有这些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的社会性上而已。社会翻译学既对“制约和影响翻译文本选择、生产和接受”（Wolf，2007：28）的宏观社会文化因素感兴趣，也关心翻译活动中的语际转换、文本生产、翻译策略等微观问题，它主张将所谓翻译“内部研究”的微观问题置于场域、系统、网络等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因为“如果斩断了翻译与其自身出发点（翻译是人类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服务社会）和其所处环境的联系，仅仅从结构主义视角将翻译文本看作自足实体来研究，其研究的成果无异于实验室条件下或真空状态下产生的结果，可能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虚假的”（仲伟合、冯曼，2014：58）。其三，社会翻译学主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开展研究，而社会学的 “微观分析（micro-analysis）”、“中观分析（meso-analysis）”与“宏观分析（macro-analysis）”（Buzelin，2013：190）等方法可以支撑社会翻译学对社会翻译现象作多层面、全方位的综合研究。社会学不仅关注宏观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考察微观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研究虽然其主体是宏观性的……但是，社会学也有所谓的微观的一面，最有名的便是所谓的微观社会学的代表——符号互动学派” （刘援朝，1999a：37），而语言社会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学对微观社会现象作细致考察的结果之一。此处仅以社会翻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卢曼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例：据布泽林观察，卢曼的理论既适合对社会翻译现象作宏观的“鸟瞰（bird’s-eye view）”，又可以支撑对社会翻译现象的微观分析（Buzelin，2013：197）；另外，卢曼理论中的“系统”具有“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特征，而该特征“强调翻译系统对于外界环境开放，但环境对于翻译系统的影响需在翻译内部系统机制的接受之下才能发挥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必然受制于翻译系统内部的规范……这一合理思辨是社会学翻译研究并未脱离翻译本体研究的最好证明，同时也对社会文化研究将翻译本体研究消解的担忧提出了反驳”（宋安妮，2014：134）。    2.3关于“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优点与弱点　　与其他任何一种翻译研究模式一样，“社会翻译学”所引领的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模式同样具有它自身的优点与不必讳言的弱点。    2.3.1“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优点　　首先，作为一种综合性研究，社会翻译学在汲取各种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模式，超越了翻译研究中主体与客体、文本与语境、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融合并贯通了以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模式。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这种优点源于对其构成深刻影响的各种社会学理论，比如：布尔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所标举的“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方法论原则，旨在超越传统社会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对破除社会翻译学研究中内部与外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割裂具有特别的价值；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本身就透射出一种要素融于整体、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整体论（holism）”思想，而布泽林也认为其“系统（system）”可以是任何大小、任何规模（Buzelin，2013：197），因此其理论既可以支撑宏观的社会翻译学研究，也可以支持中观、微观的社会翻译学分析；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社会世界比喻成“无缝织物（seamless fabric）”，因此 “自然与文化、文本与语境、行动者与结构、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并非是割裂的：它们通过不停的翻译过程，实现了连贯”（Buzelin，2013：189）。另外，在汲取上述社会学理论与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以往一些翻译研究模式的弊端，而且其综合性的研究视角也易于将不同的研究模式熔炼在一起，比如切斯特曼就认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使得我们关注起“一些纽带性的理念（bridge concepts）”，其中包括因果观念、翻译实践、话语与惯习，以及翻译的规范、指要与策略等，这些纽带性的理念将文本（textual）、认知（cognitive）与文化（cultural）等视角连接起来，而社会学视角“甚至可以朝着‘融合（consilience）’的目标向前推进，即将不同学科的知识统一起来”（Chesterman，2007：171）。　　其次，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另一大优势，是从社会学中借鉴了大量实证研究方法和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不仅丰富了整个翻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也利于社会翻译学自身尽早形成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研究范式。由于社会学“试图用各种科学方法来解答过去由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所回答的问题……实证方法和科学方法论在社会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袁方，1997：24），社会学研究便逐渐形成了一套从确定研究课题到设计研究方案，再到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最后到解释结果和报告发现的研究程序（吉登斯，2003：607-609），并形成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的分析方法以及社会调查法、统计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王洪涛，2011：17）。中西方学者在从社会学角度探索翻译现象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积极吸取了社会学的这些实证研究程序和科学研究方法，比如比利时学者兰诺伊（Katrien Lannoy）与古赫特（Jan Van Gucht）在对佛兰德斯社会福利机构所接受口笔译服务状况的考察中就使用了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一系列社会学经典研究方法，而奥地利学者格列维奇（Nadja Grbi?）在对施蒂利亚地区手语译者翻译活动评估中也使用了在问卷调查基础上进行数据分析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中国学者邵璐（2012）、蔡瑞珍（2015）在其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中也在积极借鉴数据分析、统计分析等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进一步而言，吸取了各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也丰富了整个翻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因为它“为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等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广泛的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法，从而大大丰富了翻译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研究方法”（Merkle，2008：175）。　　其三，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以及翻译活动背后隐藏的社会运作机制，彰显了译者与翻译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升了翻译学科在学术界的学术地位。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翻译学研究在西方刚刚兴起之时，赫曼斯就曾指出，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不仅是构想翻译的自主性和他律性问题的一种途径，是探究翻译与非翻译之争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是思考翻译的社会、智力空间内部组织和演化问题的一个工具”（Hermans，1999：138）。作为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在西方的代言人，沃夫曾详细论述过建构翻译社会学所带来的多种启发，而沃夫所谓的这些启发其实正是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优势之所在：“一者，它们突显了隐藏在翻译过程各个阶段背后的权利关系，突出了翻译产品与译者在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二者，它们在研究方法的意义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从社会科学之中借鉴而来的分析工具，既加深了我们对译者隐身背后所潜藏的各种运作机制的理解，也加深了我们对译本创作外部条件与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这二者相互作用背后所潜藏的各种运作机制的理解，而这最终会对那些在文本理解方面独断专行以及将社会翻译研究简化为外部因素决定论的各种研究模式构成挑战……”（Wolf，2010：341）。如果说沃夫对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优点的论述主要是一种学理的阐发，而因基莱里则看得更为长远：“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不仅让人们对口笔译翻译活动中行动者、相关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感兴趣，而且促使学界关注起翻译学在众多学科和院系中的定位与认可问题”（Inghilleri，2005：126）。众所周知，翻译学科在整个学术界的边缘性地位由来已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习惯上将翻译视作一种语言转换的技术，译者也常常隐匿在翻译文本与翻译活动背后，翻译乃至翻译学科的重要性自然不被认可，而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不仅突显了译者，而且突显了翻译活动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自然大大提升了翻译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地位。    2.3.2 “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弱点　　第一，整个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内部缺乏必要的统一性。目前，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主要建立在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三种理论模型之上，而这三种理论模型之间不仅缺少必要的关联，而且还有彼此冲突的地方。比如武光军就质疑在布尔迪厄的“场域”、卢曼的“系统”以及拉图尔的“网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武光军，2008：80-81），而布尔迪厄与拉图尔的理论模型之间的确有相互冲突的地方：“布尔迪厄认为只有分析社会实践并将其与实践者在社会以及场域中自身的轨迹结合起来，才能对社会做出阐述，但拉图尔主张首先须对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才能理解社会……”（Buzelin，2005：193）。因此，不同理论模型之间兼容性的欠缺对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整体效度有所影响。 　　第二，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如前所述，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是建立在多种西方社会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这些社会学理论往往又脱胎于多种学科的理论思想，比如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就融合了生物学、组织科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控制论等学科的思想（Buzelin，2013：188），往往比较复杂、抽象，将其真正应用到翻译研究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困难。难怪有学者抱怨：“社会学理论过于抽象深奥，比如译者‘惯习’的概念来自认知社会学，固然有主客兼容的优势，与场域、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当复杂。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除了理论概念翻新以外，其理论优势体现得并不明显，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社会学理论和研究对象结合得也很牵强甚至肤浅”（赵巍，2013：111）。　　第三，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自身解释力也有局限。无论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优势多么突出，它毕竟仅代表一种翻译研究模式，必定有自身的局限和盲点。比如，尽管社会翻译学可以对文学翻译活动作出自己的解读，但对其中一些涉及想象、灵感、意境等偏重审美与艺术再现的微妙因素，恐怕难以作出精当的阐释。近日，牛津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教授马修·雷诺兹（Matthew Reynolds）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就指出：“想象的空间以及翻译工作是充满遐想、难以预测的，且并不完全在想象者和翻译者的掌控之下，因此也并不完全受制于社会或政治框架。我认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在翻译过程之中。由此而言，在对富于想象的翻译活动进行解读之时，尽管历史性、社会性与政治性的阐释很重要，它们也并不能代表全部的阐释”。
3. 结语
　　自1972年霍姆斯正式提出“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的说法以来，社会学路径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二十年左右默默无闻的积蓄期，终于在翻译学“文化转向”的进程中，在描写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翻译学界从先前的边缘走到了如今的中央。然而，社会翻译学及其所引领的整个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社会学路径翻译研究的学科称谓、研究类型、研究模式三个方面。　　尽管目前“社会翻译学”与“翻译社会学”两种称谓在中西翻译学界普遍交替混用，但从学理上来讲二者在理论视角、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学科归属等层面上有着鲜明的差异。就研究类型而言，社会翻译学是一种综合性研究，这不仅体现在其学科性质和考察对象之中，也体现在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之中。作为一种研究模式，社会翻译学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它融合且贯通了以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模式，丰富了翻译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运作机制并彰显了译者与翻译活动的社会重要性等等，而社会翻译学的弱点主要体现在其内部统一性的缺失、在实际应用中的困难、自身解释力的局限等方面。关于社会翻译学研究模式的未来发展，因基莱里的展望比较客观：“新兴的笔译与口译的社会学研究可能会将社会学理论兼收并蓄，或确切地说，会形成各种不同、彼此竞争的研究方法，而无论如何都表明这将会引发一场富有创造性、充满活力的对话与讨论”（Inghilleri，200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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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性著作有学术专著《翻译学的学科建构与文化转向》、《文学翻译研究：从文本批评到理论思考》，学术编著《社会翻译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方法》，英文译著The Tiger of Majesty and Power等多部，同时在外语类CSSCI期刊、翻译类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的英译与传播研究》及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视阈下翻译的文化建构功能研究》等。曾获“中国翻译事业优秀贡献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翻译学、理论翻译学、翻译批评、中西文学与文化经典翻译研究，兼及西方汉学、中西比较诗学与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