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绍愚

北京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汉语历史词汇学

清末民初是汉语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汉语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但以往对这个时期的汉语，研究汉语史的很少涉及，研究现代汉语的也很少关注，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现在，研究汉语史的往下走，研究现代汉语的往上走，把这一段的汉语研究衔接起来，这是一种很好的学术发展趋势。北京话在明清直至现代的汉语发展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清末民初的北京话的研究是关系到整个汉语研究的大事。本文要讨论的是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

普通话和北京话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生活不断发展的。研究普通话和研究北京话都要有历史的、发展的观念。“普通话”原称“国语”，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为国语运动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普通话”这个名称当时就有，黎锦熙（1934：13～15）说：

书中又说（黎锦熙1934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的定义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其中（1）语音的标准很清楚。虽然很多人的语音不大规范，但都是应该努力加以纠正的。（2）语法：“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其一，“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用的是什么样的语法？其二，和北京话的语法是什么关系？（3）词汇：《现代汉语词典》标出〈口〉〈方〉〈书〉〈古〉，哪些类的词语适合用于普通话？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白话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1917 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早在1898 年，就有了《无锡白话报》，此后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很多“白话报”，很多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清末民初的京味儿小说和时评被收集到2018年出版的“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这套丛书中。[1]不仅如此，如黎锦熙所说，白话文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七八百年以前的《水浒传》《西游记》。但是，“五四”前后的作家是不是熟读了《水浒传》《西游记》就能“不学而能地”写出白话文来？事实并非如此。1902 年梁启超打算翻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夏晓虹2013）可见，以《水浒传》《西游记》为范本写白话文，和以《左传》《史记》为范本写文言文一样，都是要有一定的学习、练习的过程的。当然，对于清末民初的作家来说，白话文和文言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文言文和他们口中说的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法词汇系统，而《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作品和他们口中说的话是同一个语法词汇系统，他们以《水浒传》《西游记》为范本写白话文，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写文言文要容易得多。但这有一个前提：那些清末民初的作家必须会说官话。一个人写文章，可以完全模仿一种和他口语无关的语言，明清时期文人写文言文就是这样，这是要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练习的。也可以是基本上照他的口语写，如果他说的是方言，那么写出来的就是像《海上花列传》，就是方言文学；如果他是北京人，写出来的就是京味儿小说，像《小额》那样。如果说的是北京话或官话，要参照《水浒传》《红楼梦》来写会比较容易。如果说的是方言，却要照《水浒传》《红楼梦》的体裁来写，那不可能“不学而能”，而会有点“戛戛乎难哉”，梁启超就是这样。梁启超开始是只会说粤语的，所以他的演讲很多人听不懂，后来才学会说西南官话。夏晓虹说：梁启超用白话写作感到困难，一方面是由于写作习惯，“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各人的方言背景”。这是说得很对的。梁启超后来写的《清代学术概论》（1921）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语体文就写得很纯熟了，这可能和他的写作习惯和他对官话的熟练程度都有关系。

“官话”这个词出现在明代。明清时期有一种通行全国的“通语”，不同方言区的人在一起就用它交谈，即所谓“官话”。“官话”不像普通话那样有明确的语言规范，不同地区的人讲“官话”，都会掺杂自己的方言成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些著名作家，像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等都是如此。叶圣陶的作品后来再版时有些改动，主要是把一些吴语的词语改为普通话词语。同时，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外来语的成分。可见，早期的“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不可能是纯粹的北京话。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哪些是官话，哪些是方言成分，哪些是外来语成分；他们早期的作品和后期的作品有无变化。这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

“官话”以北京话为基础，至少在1860年前后就已经如此。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说：

这里主要说的是语音，但不仅仅是语音，也应该包括语法和词汇。说“北京话……在汉口和在京师一样地被理解”，这应该包括北京话的语法和词汇在汉口也能被理解。

但官话不等于北京话。威妥玛所说的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他的老师、仆人可能说的是北京话，而那些“政府主要官员”说的话却未必是标准的北京话，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所讲的“官话”。“官话”的范围很广，下江官话、西南官话都是官话。而且，北京话也不是一个样子，正如《创造〈京话报〉章程》所说：“须知京话也有数种，各不相同，譬如南城与北城，汉人与旗人，文士与平民，所说之话，声调字眼，皆大有区别……本报馆……务取其京中通行，而雅俗共赏者，始为定稿。”（转引自夏晓虹2013）清末民初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要推广的普通话，也并不是北京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特别是写作，更不是完全按照北京的口语写，除非是写小说。如果要逼真地摹写北京某个地区、某个阶层的人物的声口，那当然要用地道的“京腔”，即可以使用北京特有的，而北京以外的读者不容易懂得的词汇和语法（比如：“那种样子的毛窝，多了去了。”）。那么，普通话的书面语，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下面所要讨论的“理想的国语”。

早在1925年，周作人和钱玄同在通信时就说到了“理想的国语”。

钱玄同《理想的国语》（原载1925年9月6日《国语周刊》第13期，收入《钱玄同文集》第3卷）是钱玄同给周作人的回信，写于1925年9月3日，其中说（钱玄同1999：221～233）：

周作人的信（1925年7月26日）：

他们说“理想的国语”应该是以北京话为主干，加入古语、方言、外国语，这个看法是对的。他们的看法，直到今天还值得重视。虽然现在“民众”的水平已比1925 年大大提高，但今天的书面语仍不能等同于一般群众的口语；如果等同于一般群众的口语，将会使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表达力显得贫弱。普通话的书面语应该基于口语，高于口语。前面引用的黎锦熙所说的关于“普通话”的三派，反映了当时的从事“国语运动”的人士对“普通话”的看法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国音国语”，这是强调普通话的书面语要按北京话来写；有的侧重于《水浒传》《西游记》等的“白话”，实际上是主张普通话可以包括某些古语和方言的成分；有的侧重“欧化的语体文”，这是主张普通话可以有一些欧化的成分。实际上，这3 个方面都是普通话所需要的，这三派的主张，可以和钱玄同、周作人的意见统一起来看。

普通话的语法、词汇要以北京话的语法词汇为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不必多加论述。同时，普通话确实吸收了不少方言、古语、外语的成分，这在下面简单地加以论述。

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正如《创造〈京话报〉章程》所说，北京话有不同的层次。一些北京“土语”（如：“砍大山”“归包堆儿”）未必能进入普通话，进入普通话的应该是北京话中那些“雅俗共赏”的句法和词语。

普通话吸收了不少方言词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粤语词进入普通话，如：买单、收银台、靓丽等。吸收有表达力的方言词语，对普通话是有好处的，不能因为是方言词而加以排斥。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二郎腿：坐的时候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的姿势。”第6版把“搁”改成了“放”，理由为“搁”是方言词。其实，“放”的意义比较泛，“搁”意义比较具体。“把两只脚搁在桌上，人往后仰，双手托住后脑勺。”“她坐稳当了，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这两个句子里的“搁”能换成“放”吗？

还有的方言词如果通用范围很广，可以和普通话的词并存，不必因为是方言词就一律去掉。如上海的小学课本上把“外婆”改为“姥姥”，引起很大争议，后来又改了回来。改回来是对的。正如“耗子药”不必全都改为“老鼠药”一样。

方言词和通语（普通话）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从历史上看，现在一些普通话的词原先是“江淮型”的词语（见岩田礼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有些词现在还是方言词，但已经开始进入普通话。如“拎（一桶水）”见于《上海方言词典》，但《现代汉语词典》也收，而且未标〈方〉；随着“拎包入住”等商业广告的宣传，在普通话中的使用频率可能会提高。而《北京土语辞典》里的“提溜（liu）”这个词，虽然《现代汉语词典》也收，但在普通话里很少用。

普通话的句法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但也受一些方言的影响。如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用“给”表被动，是北京话固有的，还是受南方方言（特别是粤方言）的影响？从语料的统计来看，在京籍作家的作品中用“给”的被动句确实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增加很快，应该说是和改革开放后香港片的影响有关的。一些句法原来南北有别，现在普通话中这种差别开始消失。原来北京话说“VP+去”（《小额》中全是“VP+去”，共45例），南方话通常说“去+VP”（《海上花列传》中“去吃酒”13例，“吃酒去”7例）；现在普通话中两者皆可，以“去+VP”为主（在CCL中“吃饭去”160条，“去吃饭”698条）。原来北京话中的“V着”只表示静态的持续，普通话中“V 着”表示静态和动态都可以。

近年来因为强调传统文化，不少古语也进入了普通话。如“砥砺前行”，如果在5年前用这个词，肯定会认为是文言词；这确实是文言词，但现在日常口语中也已经用得很多。“鸿鹄之志”也是古语，但因为有人读错了字，反而使这个词语普及了。一些文言的句式，也用得不少，如“唯利是图”“唯你是问”，一般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说，也都能明白其意，虽然不一定明白其结构关系。

不过，古语要用得正确，用得得当。用“七月流火”来表示天气炎热，显然是用错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七月流火】指夏去秋来，天气转凉。现也用来形容天气炎热（因人们误把“七月”理解为公历7月、把“火”理解为火热）。”这样错误的用法，是否可以认为是“积非成是”而加以肯定？“罄竹难书”用作正面的事物是否可以？这些都要慎重对待。

近年来有些高考作文用文言写，得了高分，媒体也大加宣扬。当然，高中生如果文言写得好，是值得赞许的，但用文言写作不是我们提倡的方向。而且，如果用文言写，就要像文言的样子。有些得高分的文言作文，其实写得不像文言文，是不应该作为样板的。

在普通话中有不少外来词（如“粉丝”“吸血虫”），近来又有不少字母词（如GDP、5G）。外来词有些很明显，有些要仔细考察。如“猫腻”一词，通常都认为是老北京话。元丁《“猫匿”是外来词》（1998）引了几部北京话词典，说明“猫腻”是外来词。其中陈刚《北京方言词典》（1985）：“猫儿匿”，释作“内情，多指私弊”以及“搞鬼，使假招子”，并指出此词来源于波斯语ma’ni（含义）。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1990）：“猫儿腻”，释作“琐细的事故”，并注云：“据说是阿拉伯语——回语‘玛尔腻’或译音‘马儿密’的变音，原义是‘意义、内容、事故’，也可写作‘猫儿溺’。”贺阳《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1990）：“码儿妮”，释作“隐情、阴谋”，指出此词来源于波斯语ma‘ene（意义、意思）。（转引自元丁1998）

语法方面，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用专章谈了“欧化的语法”，主张“以历史的眼光去看欧化的语法，把它和中国原有的语法分别清楚。《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的语法和现代书报上的语法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是值得咱们仔细研究的”。这种研究至今还没有深入地做过。王力《汉语史稿》（1958）又专列了一节“五四以来新兴的语法”，说的是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新语法，所举的例子都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包括老舍；王力先生认为这些新兴语法可以使汉语的表达更严密。但是吸收欧化语法要适度，有些欧化的句式是不足为法的，如：“他永远站在人民的身边，忠实地，固执地。”（《马拉的死》，《巴金文集》第9 卷）巴金自己说过：“最近我编辑自己的《文集》，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自然要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谈我的散文》，《巴金文集》第14 卷）（转引自王金柱1987）

有些新兴语法，不但在作家笔下出现，就是在一般民众嘴里也说。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934 ：15）：“我曾雇一车夫，他常问我一句话：‘回头我没有来接您的必要吧？’这真是‘欧化的大众语’了，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这样的句式，确实是《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没用的，但既然一般百姓都这么说，大概我们已经不觉得它是欧化句法了。

注释：

[1]“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丛书，总主编为王洪君、郭锐、刘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