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我国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取得了巨大发展，成果卓著，人才辈出，为国家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建设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丹青主编的《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书系的语言卷。该书第一章对70年的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学的发展成就作了扼要回顾。作者以时间为轴线梳理基本发展脉落，以点代面勾勒研究成果的主体轮廓，一方面对若干标志性的重要成果与重大学术活动、事件进行述评，另一方面以年代为单位划分学者群，然后采取总体概括、个体枚举、重点表述的形式，展示了不同时期的主要研究状况和人才成长情况等。

在今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不仅需要回顾和总结，也需要反省与思考。沈家煊在《中国语言学须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一文中强调，中国语言学需要继承和改造传统语言学的成果，推陈出新；需要开创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现代化服务；需要顺应时势，前瞻未来。

二、理论或流派特色鲜明的研究

（一）库藏类型学研究

库藏类型学是刘丹青近年来提出并不断发展的一种类型学理论。一种语言拥有哪些语言手段，哪些范畴在语言形式中成为显赫范畴并扩展至其他范畴的表达，哪些范畴在语言中缺乏专用手段，要靠其他手段来表达，这些库藏方面的语种差异使跨语言的形—义关系更加复杂，是语言类型的重要成因。

刘丹青在《汉语中的库藏裂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一文中指出，库藏裂变指同一来源的几个功能单位经过演变分化在母语人心理上被识别为不同且无关的要素，而不再是同一要素的不同变体（其反向变化则为库藏聚变）。文章主要讨论库藏裂变在语言理论包括语言库藏类型学中的学术意义，并从汉语音系和韵律、语素和词库、虚词和句式等不同层面分析了库藏裂变现象。

本年度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刘丹青的《“如果”的31种（或86种）对应形式——吴江同里话的条件标记库藏》（《方言》第1期）、刘雪蕾和吴建明的《汉语第一人称“我/我们”的功能库藏》（《外国语言文学》第3期）和成军的《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视角转换：从形态、功能到库藏》（《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刘丹青讨论了吴语吴江同里话的条件句标记，刘雪蕾和吴建明采用库藏结构的描写方法对“我们”单数化为“我”作了解释，成军则对库藏类型学的理论建设作了新的思考。

（二）功能语言学研究

语言的功能研究持续受到关注，从语言的社会属性、交际功能和言谈环境来研究语言，已成功能语言学者的共识。方梅的《从话语功能看所谓“无定NP主语句”》（《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研究了实际语境中的“无定NP主语句”的两类主语指称属性，一类是个体性指称，另一类是类指性指称。文章认为，前者所在的小句体现具体事件，具有时间结构；后者所在的小句要求惯常体述谓语或者形容词谓语，不体现事件过程。因此，“无定NP主语句”中的“一量名”主语换作“有”字句是极其受限的。 李宇明、王春辉的《论语言的功能分类》（《当代语言学》第1期）综述了当前的语言分类系统，并提出了根据语言功能参数对语言进行分类的新设想。

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研究还有李湘的《状语“左缘提升”还是小句“右向并入”?——论“怎么”问句质询意图的共时推导与历时变化》（《中国语文》第5期）、方琰的《试论汉语的话题主位》（《当代修辞学》第2期）和姜海艳、吕明臣的《话语标记“这样一V”与远距离因果事件表达》（《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等。

（三）互动语言学研究

互动语言学的核心理念是从社会交际互动这一语言最原本的自然栖息地之中来了解语言。互动语言学的研究往往置于交际互动的背景下，关注会话行为及语言的在线形成过程。刘彬、袁毓林的《“怎么”类特指反问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着重考察了“怎么”类特指反问句在交际情境中表示否定意义的现象。文章指出，上下文和交际情境暗示或明示了该语境中VP所表示的行为是不可能的或不合理的，说话人说出反问句，其目的不是进行具体的询问，而是明知故问，在“疑有信无”之类怀疑原则的指导下，最终使得这类反问句浮现出否定意义。丁健的《语言的“交互主观性”——内涵、类型与假说》（《当代语言学》第3期）从概念内涵、下位类型和主要理论假说等三个方面，综述了汉语交互主观性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徐晶凝的《交际互动视角下的追补句——易位句/延伸句/话尾巴句研究补遗》（《中国语文》第5期）、李晓婷的《多模态互动与汉语多模态互动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朱庆祥的《从信息互动角度看三类把字句宾语的有定性特征》（《语言科学》第4期）则分别讨论了交际互动中的追补句、互动语言学中的多模态互动理论、信息互动视角下的三类把字句宾语。

此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方迪的《“这话说的”的负面评价立场表达功能及其形成动因》（《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李姝姝的《“还是”情态义的来源及浮现条件》（《汉语学习》第5期）、石飞的《言者事理立场表达：“再怎么说”的信据性》（《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等。

（四）认知语言学研究

基于认知科学的语言学研究仍然广受重视。赵青青、熊佳娟和黄居仁的《通感、隐喻与认知——通感现象在汉语中的系统性表现与语言学价值》（《中国语文》第1期）认为，通感可以为认知领域中身体体验性理论和脑科学领域中联觉现象的研究提供借鉴，在跨学科研究视角下具有重要的价值。陈禹、萧国政的《事件转喻及其基本类型与篇章限制》（《当代修辞学》第3期）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探讨了语言中的事件转喻现象。文章指出，事件转喻区别于语义蕴涵、语用推理跟特殊命名，利用事件要素或其相关事件指称或陈述该事件。尹会霞的《认知和类型视角下汉语复合形容词的强势词法模式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从认知和类型视角出发，分析了汉语复合形容词强势词法模式（主要是AA式和VN、NA式）的概念化和词汇表征特点。

李强的《汉语伪修饰关系复合词的意义构造和概念识解》（《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高航的《认知语法框架下动作的指称策略考察》（《汉语学习》第4期）、谭梦玲的《汉语特殊被动句的认知机制：明示活跃区特例》（《外国语言文学》第4期）以及范振强、郭雅欣的《高层转喻视域下夸张的认知语用研究》（《当代修辞学》第3期）等，也都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五）生成语法研究

隋娜、胡建华的《句末助词“看”的句法和语义》（《当代语言学》第3期）以形式句法为分析工具，对汉语句末语气助词“看”的微观句法语义进行描写和刻画。文章得到了以下几个主要结论：“看”不能与光杆动词搭配使用；多用于祈使句，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出现在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中；不能用于关系从句、附加语从句等内嵌句中，表现出主句效应，但是可以出现在“打算、想法”等名词的补足语从句中。王莹莹和潘海华的《排序语义与“能”和“可以”的语义和句法分析》（《当代语言学》第3期）点明了“能”和“可以”的句法语义不匹配问题，并通过区分S-算子和VP-算子的情态词对它们的语义解释做了进一步的修正。邓思颖的《词汇层次的句末助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在制图理论的框架下，论证了普通话和粤语都具备事件类句末助词。

利用生成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还有陆烁、潘海华的《从“NP的NP”名词短语结构看“谓词隐含”》（《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胡旭辉的《跨语言视角下的汉语中动句研究》（《当代语言学》第1期）、孟凯的《现代汉语词法中虚义动词性成分的功能分工与语义作用——兼论轻动词性成分在词法与句法中的差异》（《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以及袁野的《汉语疑问词原位和异位的无择约束统一阐释》（《语言科学》第2期）等。

三、专题研究

（一）短语与句式研究

短语和句式的研究一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内容。唐正大的《命题态度与主宾语从句不对称性初探》（《汉语学报》第1期）认为，主语从句在句法上为高度简缩的非定式小句，甚至向名词性特征靠拢；宾语从句则是定式小句，甚至允许出现主句现象，从而向主句性特征靠拢。袁梦溪和原由理枝的《现代汉语“吗”问句与“A不A”问句的语义差异》（《当代语言学》第1期）就现代汉语中的“吗”问句和“A不A”问句这两类问句进行了详细的语义分析，解释了两者对语境要求的差异性。

关于短语句式的研究还有崔璨和袁毓林的《从跟“有”字存在句的替换限制看“是”字存在句的语义特点》（《语言科学》第2期）、金立鑫的《普通话“NP的VP”的句法语义实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刘振平和闫亚平的《“V个VP”中“个”的主观化走向——从主观赋量到主观赋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王连盛和吴春相的《现代汉语“V心理+死”句的主宾可易位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以及周卫东的《“A起来”组合的选择限制及其认知理据》（《汉语学习》第4期）等。

（二）构式语法研究

近些年，汉语构式语法成为研究热点，为越来越多学者所关注。邱莹、施春宏的《修辞构式“一量名”的生成基础与机制——兼论修辞构式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使用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分析了修辞构式“一量名”中构件“量”和“名”之间的语义依存关系，并阐释了该修辞构式的生成基础和生成过程。张婷婷、陈昌来的《“搭把手”类轻量表达构式》（《汉语学习》第3期）对“搭把手”类“V+M+N”构式展开研究，分析了其构式义、语用功效、熟语倾向及构式生成动因等。鲁承发的《“全称否定+只”构式的定景机制及其语法效应》（《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讨论了一种特殊的“全称否定+只”构式，并提出信息组配方式的转化，使得“全称否定+只”构式的语法表现更加丰富。

重点讨论构式问题的还有：刘探宙的《“没得V”还是“没的V”》（《东吴学术》第5期）、杨旭的《从词类的修辞构式到语法构式——以“研究”名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陈勇的《“多A多B”构式研究》（《汉语学习》第3期）、骆琳、陈俞蓉的《“（X）看P怎么Y”构式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以及唐贤清、张言军的《表示心理安慰的“有NP呢”构式》（《语言科学》2019年第3期）等。

（三）语法化研究

语法化也是现代汉语的研究热点领域之一。沈家煊的《说四言格》（《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认为，四言格是汉语的语法形式，四言格式化是汉语的语法化，作者还讨论了汉语的对称构造和动态构造原理。饶宏泉的《连词化与话语标记化——以“包括”的双重演化模式为例》（《中国语文》第3期）说明了现代汉语中动词“包括”发生了双重演化，一个维度是连词化，另一个维度是话语标记化，其演化动因可以从“隶属关系”的认知延展和“列举→举例→话题”的语用推导来解释。彭睿的《体标记“着”语法化的重新审视》（《语言科学》第3期）提出，“着”语法化的临界性特征既有形态句法方面的，也包括语义语用方面的，这一演变最终是由语用推理来推动的。王天佑的《话语标记“说实话”“老实说”的语用功能和形成机制——附论“说真的”“实话说”等话语标记》（《语言研究》第1期）指出，“说实话”“老实说”都属于“示诚”类话语标记，主要用于说话人主动向听话人标示自己的坦诚态度，它们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而主观化和交互主观化是促发其语法化实现的主要动因。张谊生的《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再演化的模式、动因与功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探究了介词及介词短语再演化的模式和动因。

（四）时体范畴的研究

时范畴和体范畴是语法研究中的两个重要主题。朴珉娥、袁毓林的《汉语是一种“无时态语言”吗？》（《当代语言学》第3期）通过实例分析和比较，发现现代汉语的动态助词“了₁”可以满足一些时态语言的要求。曹道根、许凌春的《汉语是一种“（半）时态语言”吗?》（《当代语言学》2019年第3期）则提出“了₁”既非绝对时态标记，也非相对时态标记。李卫芳的《VP的有界性及其体意义贡献——从动词重叠和动词结果补语成分的体地位谈起》（《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把动词重叠式、动结式、动趋式和“V+数量+（N）”几类有界的VP结构称为完整体结构，文章指出，完整体结构本身包含了完整体的视点义，在句子中可以不加完整体标记直接实现为完整体形式 。

（五）反预期与反叙实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现代汉语的反预期与反叙实问题。唐正大、强星娜的《言者-主体-观者三方的知情状态与“假装”的反叙实效应》（《辞书研究》第1期）认为“假装VP”中的谓词性补足语VP按照语义可以分为实质性谓词和现象性谓词。“假装”是反叙实动词，主要是对某个事件进行证伪的操作。范晓蕾的《“差一点”的语义特征及其句法后果——兼谈否定、反预期、时体的关联》（《当代语言学》第2期）从篇章语义、单句形式、结构比较等维度综合分析副词“差一点”的使用状况，揭示出它牵涉否定、反预期、时体等多个语法范畴。陈振宇、姜毅宁的《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第3期）考察了“应该、该、必须”和“不应该、不该、不必”这一组情态词，指出自反预期和强调（他反预期）是控制事实性解读的两个关键节点。朱庆祥的《也论“应该ø的”句式违实性及相关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指出，道义情态“应该ø的”句式的使用受到[恒常性][须履行性]两个重要语义语用特征影响。只有“应该ø的”指向具体事件对象时，才存在违实性与否等相关问题。

关于反预期和反叙实的研究还有郭光和陈振宇的《“知道”的非叙实与反叙实——兼论“早知道”的语法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陆方喆和曾君的《反预期标记的形式与功能》（《语言科学》第1期）等。

（六 ）代词研究

代词看似比较简单，但是用法也比较复杂，学界对它的关注与重视由来已久。完权的《人称代词移指的互动与语用机制》（《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基于认知语用学的互动理念，解释人称代词广义移指与狭义移指的共同机制。刘彬、谢梦雅的《疑问代词“怎么”的惊异义及其句法后果》（《汉语学习》第2期）将疑问代词“怎么”分为三类，探讨了它们意义和用法上的区别。韩巍峰、石定栩的《句末代词的所指与位置及其对句子语势的影响》（《语言科学》第4期）揭示虚指代词出现在句末位置时具有加强相应小句语势的功能。陈忠的《指别等级制约下名量成分跟“每”“各”的匹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认为，“类同”和“区别”等级的不同制约着不同指别度的名词对“每”和“各”的选择限制，导致“每”和“各”跟不同指别等级名词的组合条件以及对量词的依赖呈现出既对立又交叉的格局。此外，闫亚平的《人称代词变换的立场导向》（《汉语学习》第5期）、周焱的《话语中“他+专名”和“专名+他”的选择限制及表达效果》（《语言研究》第2期）等也是关于代词的研究。

（七）副词研究

储泽祥的《辩证性：“毕竟”的使用基础》（《当代修辞学》第2期）探讨了在转折复句中，“毕竟”的使用是为突出对立面而追根究底找依据；因果复句中，“毕竟”的使用是为认可结果而追根究底找原因。刘琪、储泽祥的《说“从小”》（《语文研究》第1期）全面考察了副词“从小”，发现通常位于“从小”之前的NP是主体，但有时主体也会出现在“从小”之后，需要听话人对主体进行识别。吴义诚、周永的《“都”的显域和隐域》（《当代语言学》第2期）回顾了“都”的句法、语义与语用研究的现状，结合种种语言事实重新考察它的意义与功能。此外，杜轶的《短时副词“顿时”与“一下子”的事件类型特征与主观情态差异》（《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巴丹的《评注性副词“无怪（乎）”的因果衔接功能》（《汉语学习》第1期）、孙竞和袁毓林的《“都”约束单数名词的语义允准条件及相关因素研究》（《汉语学习》第4期）、张谊生的《“很/太+名/动”的形化模式与演化机制及其表达功用——兼论程度副词在相应组配中的四种功用》（《汉语学习》第5期）则分别对“顿时”“一下子”“无怪（乎）”“都”和“很/太”等副词作了较细致的分析。

（八）其他词类研究

除代词和副词之外，其他词类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崔希亮的《汉语语气词“～嘛”的情态意义》（《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通过对语料库真实文本的考察，发现语气词“～嘛”所表达的各种不同的意义和用法属于不同的认知范畴：情志范畴、语义范畴、语用范畴、功能范畴。韩畅和荣晶的《动词“坐”的词汇类型学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运用词汇类型学共词化和重叠多义性原理考查了16种语言的“坐”义动词，形成七个相互渗透交叠又相对独立的语义域。张雪平的《“如果（说）”类假设词语的连用规律及其成因》（《汉语学习》第2期）讨论了“如果、要是、要、一旦、万一、果真”六个假设连词的连用规律及其成因。

其他研究还有刘佳的《句末语气词与情态动词及副词共现分析》（《汉语学习》第1期）、匡鹏飞、刘华林的《语气副词与句末语气词同现的语气融合及语用功能——以“也许”为例》（《语言研究》第3期）、张宝的《现代汉语单音节言说义动词研究》（《汉语学习》第1期）和闫梦月的《析取并列标记“或者”与“还是”的类型学意义》（《语言研究》第1期）等。

（九）韵律语法研究

周韧的《从半逗律看“的”字分布的韵律因素》（《语文研究》第2期）指出，在句法、语义、语用中和的情况下，“的”字应尽量处于整个定中结构的中心位置，以保持其前后成分在韵律上的大体平衡和匀称。张慧丽和潘海华的《汉语句尾信息焦点与重音实现》（《当代语言学》第1期）回顾了汉语句尾信息焦点与重音关联的研究方法的转变，说明了汉语句尾信息焦点需要重音实现，否则会导致句子不能顺利在表层实现。杨洋和蔡维天的《念力移转的韵律语法及实验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指出，抱怨念力用法在句子的重音配置和语调起伏上都与一般疑问句截然不同。温宝莹和东韡妍的《“连NP都VP”句式的韵律焦点分析》（《汉语学习》第5期）运用韵律格局的思想，从音高、音长、音强等方面考察焦点分布模式，提出“连”字句中“连”字参与焦点表现，而“都”字不参与焦点表现。此外，王萍、石锋的《汉语普通话不同语句类型的时长分布模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应学凤的《韵律与语义互动视角下的动宾倒置复合词的层次结构》（《汉语学习》第4期）等也对韵律语法作了一些探索。

（十）其他有关问题研究

除了上述领域，学者们还对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的很多其他问题作了深入探究。张伯江、郭光的《消极修辞的灵活度》（《当代修辞学》第3期）尝试一种介乎语言对比和文辞推敲之间的消极修辞观察工作，藉以观察汉语的实质性语法特点、语篇特点和修辞精神。曹道根的《事物化和事态——再论自指和转指》（《中国语文》第4期）研究了汉语的自指和转指问题，提出自指性转指结构和非自指性转指结构指代关系不同；不同的自指性转指结构中，VP所指事态的事物性或语义密度不同。秦洪武和周霞的《现代汉语的对比性特征——基于词性和句法关系清单的分析》（《当代语言学》第2期）基于英汉语平衡语料库，提出名词和动词是英汉语句子扩展采用的主要词性手段，相应地，定中关系和状中关系是英汉语句子扩展采用的主要句法手段。陈禹的《说明语体中事件的句法配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论证说明了语体中事件相对于其他语体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性特征，指出说明语体优选三类配置：作格结构配置复杂状语、形式动词配置事件宾语与自指名词配置关系小句。其他还有张敏的《时间顺序原则与像似性的“所指困境”》（《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周士宏和崔亚冲的《宾格倾向型还是作格倾向型？——话语视角下汉语“格”类型的重新审视》（《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万艺玲和邓双军的《物体名词事件语义的形成及其性质》（《语言研究》第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