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篇巨著，助力汉语方言学科的蓬勃发展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编纂后记

张 振 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13年11月，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教授以83岁高龄勇挑重担，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工程“汉语方言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的科研任务（批准号为13&ZD135），其中的重点就是编纂一部大型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与此同时，南方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全国百强图书出版单位广东教育出版社获批出版《大词典》，并为此申请到了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基金。至此，《大词典》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双重大项目”。经过国内外将近百位专业语言学者、方言学者的艰苦努力，历经将近三年多的时日，《大词典》终于2017年5月正式出版。此时詹伯慧教授已经荣盛86岁矣！《大词典》分为大16开本上下卷，上卷正文713页，下卷正文831页，总计1544页，约460多万字。浩浩乎巨著，堪称鸿篇，中国语言学界，尤其是全国汉语方言学界为之振奋，无怪乎在当年10月广州举行的《大词典》大型首发式上，赞誉之声四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教授盛赞《大词典》是“丰碑中的丰碑”！

“丰碑中的丰碑”这个评价来之不易，说得非常准确到位。这说明《大词典》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要充分认识这一点，还得从我国的汉语方言古今历史事实和汉语方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说起。汉语自古就有方言分歧。《颜氏家训•音辞篇》：“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因此我国也具有非常悠久的语言和方言调查研究传统。西汉扬雄的《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世界语言学历史上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专著，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称之为“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它比欧洲18世纪出版的最早的方言词汇专著《大俄罗斯方言词典稿》早了1700多年。围绕着对于《方言》的研究，在我国的传统语言学领域里，很早就形成了一门独特的“方言学”，例如郭璞的《方言注》，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钱绎的《方言笺疏》，一直到近人周祖谟的《方言校笺》。与此同时，由《方言》开创的我国方言调查研究传统，自此之后也绵延不断。例如《尔雅》、《说文》等一大批语文性文献，以及许许多多的经史文献，特别是地方史志，都有大量的关于方言的记录、描写和注释，成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一笔极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由于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等一批中国最卓越的现代语言学家的艰苦努力，方言的调查研究彻底地摆脱了传统语言学的附属地位，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现代汉语方言学。自此之后至今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方言学科不断成长壮大，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学术精品，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2012），《汉语方言地图集》（2017），《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等等。据张振兴等辑录的《中国分省区汉语方言文献目录（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汉语方言的各种文献多达22，000多种，在中国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里名列前茅。由此，汉语方言学科已经由原来的冷门学科，如今一跃而成为一门“显学”！

一个学科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迫切需要一种冷静的思考。总结学科已经取得的成就；分析学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教训与经验；指示学科发展的未来途径。能够把这几个方面都做好的最好手段和方式之一，莫过于为学科编纂一部具有宏观视野和微观视察的学科大词典。这一点是被许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所证明了的。汉语方言学科成为当今语言学的“显学”之后，很多著名语言学家、方言学家已经密切关注到了编纂一部方言学大词典这个关键问题了。其中最早关注，并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之一就是詹伯慧教授。早在本世纪初年，詹伯慧教授就与一些学术界朋友，还有一些民间人士接触，组建团队开始构筑编纂方言学大词典的框架。但真正付之实施的却是2013年获得“国家双重点项目”之后。现在《大词典》已经实际摆上了许多语言学家、方言学家的案头，成为最重要的必用参考书之一，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可能详细领略它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可以仔细品评它的是非功过。《大词典》条目设置涵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古今的所有领域和相关部门，同时涵盖汉语十类主要方言的分布地域和地点，事实与理论并重。《大词典》全面地描写了汉语方言统一性、分歧性、复杂性的本质特征；多维地反映了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立体地体现了汉语方言学与其他分支语言学科，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密切联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词典》是一部汉语方言学科以及语言学科的百科全书，它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成为观察汉语、了解汉语的一个最重要窗口。语言是什么？一般人只知道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是的，没有错。但必须知道，语言又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一种投资环境；从某种角度来说，语言是民族之魂，是民族文化之根，这个才是语言的真正的本质。汉语正是如此，汉语是由各种方言组成的一个整体。从《大词典》可以真切地知道汉语是我们所拥有的一种巨大资源，巨大财富，它是我们华夏民族之魂，华夏文化之根。我们可以为汉语，为汉语方言感到自豪和骄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今天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大词典》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不但语言学家、方言学家需要《大词典》，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以及有所涉及的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者也需要《大词典》。它也可以成为一般读者，特别是一般文化工作者必备的重要参考书。只有从这个高度来认识《大词典》极其广泛的社会价值，才不负《大词典》众多编纂者的良苦用心！

总结了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历史，描述了汉语方言研究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是为了推进汉语方言研究未来的蓬勃发展。在这个方面，《大词典》无疑为方言学科未来的发展画出了一条相当清晰的起跑线，奠定学科发展的厚实基础。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汉语方言学科继续着最近三十多年来爆发式发展的迅猛势头。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由国家财政部设立专项财政支持，由国家语委、教育部语信司、中国语言资源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正在全国各省市区大规模进行之中，数以千百计的各种地点方言正在被记录、描写和摄录。本项工程的子项目“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和“中国濒危语言志”也正在进行之中。其中都包括了各种汉语方言的“文化典藏”和“汉语方言濒危志”。《大词典》的很多条目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资源，对于这些学术工程当然可以提供很多参考。例如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什么是方言文化？方言与社会民俗、历史地理是一种什么关系？也必须知道，什么是濒危语言？汉语有濒危方言吗？在方言文化或濒危方言调查研究方面已经做过什么工作，有什么主要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一类的问题，《大词典》都是设置了相关条目的，可供参考。这就是《大词典》对汉语方言学科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的一个主要方面！

《大词典》有上下两卷。首先讨论上卷。

上卷可以简称之方言条目篇，所有方言各类条目都汇集于此卷之中。前有詹伯慧教授亲自撰写的《大词典》前言和凡例。并配有“条目分类目录”和“条目音序分类目录”，正文之后附有“条目汉字笔画索引”。这里的条目相当于一般词典的词条，但又肯定不像是词条。因为百科性质的词典的词条是根据学术需要和学术性质而定制或命名的，几乎不受什么限制。按照编委会关于条目字数的规定，可以把本卷大约3000来条的条目分为大中小三类。大条一般在万字或万字以上；中条一般在一两千字或多至三五千字不等；小条一般控制在三五百字左右。但总的原则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内容决定长短，其他不必拘泥。

按照“条目分类目录”，本卷的条目可以根据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汉语方言：按照方言区以及分省区介绍汉语方言的分布和特点。包括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徽语、平话及土话、濒危方言和方言岛；还包括安徽、福建、广东、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西、陕西、上海、四川、台湾、新疆、云南、浙江等省区的方言，以及海外各地的汉语方言。其中还有一部分专门介绍方言之间的关系，例如官话与吴语的关系，粤语与客家话的关系等等。

（二）汉语方言的专题研究：选择方言学里若干重点专题，进行专门的详细的介绍和评价，然后写作成为条目。例如有关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专题研究，方言学与音韵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言地理学、方言与文化、方言调查研究的方法等方面的专题研究等等。

（三）汉语方言及方言学著作：这个部分大约有选择性地集中介绍了中外1600来种有关方言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是最近百年来出版的重要的专门性的学术专著、方言调查研究报告、方言地图和各类方言辞书，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也包括历史上出现的最主要的方言作品。因此是本卷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占据了本卷最多的篇幅。

（四）汉语方言学人物：这个部分集中收录了大约700多位古今中外著名的方言学家和方言学者，包括收录25位历史上著名的方言著作的作者，例如扬雄、郭璞、章炳麟、马礼逊等。这些方言学家或方言学者，为中国悠久的方言调查研究传统，为建立和发展现代中国汉语方言学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五）学术活动：这个部分的内容包括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所举行的历次年会和专题学术会议，还分别介绍了粤语、吴语、闽语、客家话、湘语、土话平话等所举行的历次专题研讨会。同时还重点介绍了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若干重点研究课题，例如“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等等。

（六）学术机构、学术刊物、学术网站：重点收录中外最主要的汉语方言学术研究机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等。同时收录了包括《方言》杂志在内的21个专业的语言或方言刊物和网站。

（七）名词术语：这个部分收录了大约200多个方言学和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术语，包括跟方言研究有关的部分语音学和音韵学术语。

从以上的分类条目的大致介绍里，可以看到《大词典》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一）汉语方言的分区或分省区的条目，（二）汉语方言专题研究的条目，以及方言学著作和方言学人物的部分条目几乎都是大条，一般都在万字甚至两万多字。以下略举数例。由乔全生教授撰写的“官话”分区条目，大约多达16,000多字，详细介绍了官话的历史渊源、官话的再分区、官话的最主要特点，非常详细。由项梦冰教授撰写的“方言地理学”条目占据了11个页面，将近28,000版面字数，光是有关的方言地图图幅就多达8幅，详尽地介绍了中外地理语言学的产生、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由华学成等人撰写的“扬雄《方言》及其相关研究”条目，大约多达12.000多字，除了详细介绍扬雄其人以及《方言》的撰著以外，还特别详细地逐一介绍了历史上十种有关的《方言》校正著作，还有《方言》的续作和一批推阐作品。由张惠英教授撰写的“赵元任”条目，大约多达9,000多字，详细介绍了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最主要奠基人之一赵元任先生一生不平凡的学术生涯，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评述了他对现代汉语方言学所作出的卓著贡献。还应该特别提到一个事实，大条条目的撰稿人几乎都是所涉及领域的权威专家，例如上文提到的“方言地理学”条目的撰稿人项梦冰教授，对方言地理学就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所著《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一书（2013），是方言地理学领域的一部教科书式的权威著作；上文还提到的“扬雄《方言》及其相关研究”” 条目的撰稿人华学成教授，是研究“方言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著有《扬雄方言学史研究》（2001）、《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上下卷（2006）等，蜚声海内外学界。其他如“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大条的撰稿人是著名语言学家、景颇语专家戴庆厦教授，他长期呼吁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要互相结合；“湘语”大条的撰稿人是著名的湘语研究专家鲍厚星教授；“汉语方言地图集”大条的撰稿人是著名方言学家曹志耘教授，他就是这部地图集的主编。其他大条的撰稿情况莫不如此。其实，即使中小条的条目，撰稿人也是对所涉及条目的内容非常熟悉的，总是不敢苟且随意。

大凡词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词典是只用于咨询查证的；还有一类词典是既可用于咨询查证，又可用于阅读，用于阅读的时候跟一般专门性著作无异。《大词典》是属于既可查证又可阅读的一类。仔细全文读过上卷之后，我们会深刻体会到前文所说《大词典》是对迄今为止汉语方言学的一个总结，并非虚言。它确实总结了扬雄《方言》以降两千多年来，以及现代汉语方言学将近百年来汉语方言学所取得的堪称辉煌的成就。在一大批前辈学者和经典性著作面前，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前行的年轻学者，要有崇敬心、敬畏心，只有如此，才能向前辈学者学习，向经典学习。我们还要有自豪感、自信心，要为我国方言学的优良传统，优良学风感到自豪，感到自信。前文还说到，《大词典》是面向未来的，是从此之后汉语方言学的“起跑线”。有心的方言学者，其实都可以在《大词典》有关条目的基础上，加以深化、扩展，注入更新鲜的语言事实或理论要素，作出新的研究，产生新的研究成果。要研究方言学的某个专题，或者要研究某个地域地点的方言之前，不妨先看看有关条目，不要重复，要进行新起点的调查与研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新高峰！

现在进一步说说下卷。

《大词典》下卷也可以叫作方言本体卷。本卷选择54个汉语地点方言，通过概说、字音对照表、词汇对照表三种形式，表现其各自的方言概貌。由于这54个地点方言分别代表了汉语的十类方言区，所以总合起来，也就大致表现了汉语的总体面貌。以下是54个地点方言与十类方言区的关系一览表：

官话：北京 哈尔滨 济南 牟平 徐州 万荣

        洛阳  西安  西宁  兰州  银川  乌鲁木齐

        扬州  南京  武汉  成都  贵阳  柳州

晋语：太原  忻州

吴语：苏州  丹阳  上海  崇明  杭州  宁波  温州

        金华 

粤语：广州  香港  澳门  东莞  封开  韶关  藤县

闽语：福州  建瓯  厦门  台北  潮州 雷州 海口

        文昌

湘语：长沙  湘乡  娄底

赣语：南昌  萍乡  黎川  于都

客家话：梅县

徽语：绩溪

平话和土话：南宁平话  东安土话

以上54个地点方言中，不加黑体的是42个方言，原始语言材料均取自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2种分卷本（1998），但概说部分按照《大词典》的设计规划作了必要的删减或删除，所有行政区划、人口面积数字，都以2013年为年份底线作了更新或改正。字音和词汇部分虽然也基本取自分卷本，但都一一做了核对和校正。同时此项工作得到了分卷本原作者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加黑体的11处地点方言是根据本卷编纂的需要新增加的，只有北京一处特殊一些。北京方言概说随处可见，本卷照例给予省略，字音、词汇按照对照表也重新记音录用，这样方便于跟其他地点方言的比较。增加11处新的地点方言以后，方言点在各大类方言区里的地域分布也更加平衡。官话区独占18处地点方言，数量最多，这个跟官话区方言的分布区域之辽阔和使用人口之众多也是平衡的。关于这一点无需多说。

概说部分由各个方言点地理行政、方言内部差别、方言声韵调、方言特点等四个部分组成。一般来说，这四个方面大致可以反映一个地点方言的面貌。字音对照表部分收录54个方言点的800个单字，依据《方言调查字表》（商务印书馆，1964）十六摄的顺序排列。单字的选择原则是：一照顾古今对比，照顾十六摄的开合等呼，由此可以观察汉语方言语音的历时演变和发展；二照顾所选字在各类方言中的口语通用程度，尽可能做到字词一致，所选字尽可能也是单音词，由此可以观察汉语方言的语音结构，观察方言之间的语音共时异同。词汇对照表收录54个方言点的702个词语，依据《汉语方言词汇调查条目表》（《方言》2003年第1期）遴选。选择的原则是：一照顾词语在各类方言中古今常用词语比例，用以观察各地方言词语使用的继承性和传承性；二照顾词语在各类方言中的口语通用、常用程度，用以观察各地方言词语使用中的“显性”特征；三照顾方言使用中各类词语的比例。当然，由于词汇对照表占用篇幅比较大，实际词语选取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到篇幅的问题。所以词汇对照表只选取702个词语，这是有某种偶然性的。

一般词典或辞书都是由词条或条目汇集而成的，《大词典》上卷都是条目，已有众多词典可为先鉴，不难理解。可是下卷却是由上文说到的三个部分组成，似乎少见或不见先例，这个是否有违通则？其实，这个正是《大词典》根据汉语方言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一种极富独创性、创新性的编纂思维。方言学家认为，汉语方言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分歧性和统一性。其中之分歧性不用多说，汉语方言“五里不通俗，十里不同音”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可是说到汉语方言的统一性，知道的人不多，能够道出究竟来的，也许寥寥。《大词典》下卷的三部分内容，正好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汉语方言的分歧性和统一性。请先看以下表一“字音对照简表”和表二“词汇对照简表”。

    表一是从“字音对照表”中任意选取“茶苦海刀蓝乱七”等七个单字，这些单字在各地方言里一般也是可以单说的单音词；同时选取哈尔滨等十一处地点方言，这些方言分布南北各地，兼顾了不同方言区域。从这个简表里可以很清楚看出各地方言的异同，例如“苦”字除了各地声调有差别，广州声母、厦门韵母外，各地读音几乎完全相同。广州的[f]跟各地的[kÁ]厦门的[]跟各地的[u]是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的，我们很容易类推出来。其他字的情况表面上看复杂一些，其实仔细分析跟“苦”字音读的情况差不了多少。要是选择其他字的读音

来比较，大致情况也会是如此。

表二是从“词汇对照表”任意选取“太阳、开水、稻子指植株、他单数第三人称”等四个词语，这些词语都是各地方言的口语常用词；选取的比较地点也是哈尔滨等十一处方言。从这个简表里可以看出，“太阳”除了哈尔滨外，其他各地只有“日头、热头”两种说法，如果细究起来，很多地方“日”“热”同音，“热头”其实也是“日头”；“开水”除了梅县说“沸水”外，其他地点只有“开水、滚水”两种说法，“开水”多通行于北方官话地区，“滚水”主要通行于南方非官话地区；当植株说的“稻子”，除了厦门很特别说“粙”外，只有“稻”类和“禾”两种说法，也显示了南北方言的差别；当第三人称代词说的“他”，除了上海、厦门说“伊”外，也是只有“他”和“渠”两种说法，广州的“佢”是当地方言的习惯写法，从来历说其实也是“渠”。如果选取其他一些词语来比较，还会出现一些其他不同的情况，但总体的格局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选择的这两个比较简表都有一定的典型性。都可以说明汉语方言之间“大同小异”的相互关系。“大同”反映了汉语方言的一致性，“小异”反映了汉语方言的分歧性。分歧性进一步反映了各地方言的特殊性。所以统一性和分歧性可以说是汉语方言的本质特征。

《大词典》正式编纂始于2013年，正式出版于2017年，实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可谓快速。但《大词典》前期的酝酿和筹划却是始于2007年，中间历经曲折中断，一言难尽。承詹伯慧教授关爱，我几乎参与始终，现在看到案头上的《大词典》，可以说甜酸苦辣，百感交集。兹记二三事，以飨读者。

主编詹伯慧教授是一位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有人说凡是他认定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不做成功的。他以耄耋之年，主持编纂《大词典》，方言学界，难有他人。他靠着一辆老久自行车，骑行于家门与办公室之间，风雨无阻，天天如此，成为暨南大学校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足见其敬业精神，令人十分敬佩。有一次《大词典》在广州郊外一个地方集中审稿，其时他正经受一件意外事情的沉重打击，要是一般人也许就会一蹶不振，可是他在面上仍然沉静如常，主持讨论，发表高见，还是滴水不漏。有詹伯慧教授如此定力，这是《大词典》圆满功成的最主要原因。当然，书成众人之手，不能说就没有缺点，是非功过，自有评说，但詹伯慧教授首功，不能不说。

大家都知道《大词典》各种条目的撰稿人众多，包括了当今方言学界的诸多精英学者。其实它还有一支同样敬业的审稿编辑人员，他们审稿改稿认真负责，讨论起问题来各抒己见，非常自由。记得下卷补校完成以后，大家才发现无论是字音对照表还是词汇对照表的排列次序都有严重缺陷。简单的办法是在本卷适当地方写个详细说明，也许可以遮盖过去，这样可以省却很大的麻烦；最好的办法是完全推到原来的排序，按照规矩重来，这样就必须重排两个对照表，也就是说要重排下卷全部页面。这就要给编审人员和出版社编辑排版人员增加巨大的额外工作量。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刘新中教授一席话说得震人心魄，记得他说：“如果把错误遮盖过去，我们一辈子的良心都不安！坚决返工，没有讨论的余地！”当确定返工重排以后，远在湖北随州田野工作的著名方言学家刘村汉教授，他精于电脑排版，迅速应召赶到广州，直奔出版社跟编辑排版人员共同攻关，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排定两个对照表，避免了一次重大失误。说到这里自然要说到广东教育出版社负责编辑《大词典》的几位工作人员。恰好我前些时候写过一篇《此生与辞书有缘》的发言稿，其中有一段正好说到这几位编辑，迻录于下：

就说广东教育出版社《方言学大词典》编辑组的几位编辑，经常让我钦佩不已。他们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方言专业的书稿，开始的时候大概对稿子上各种各样的符号会一筹莫展。他们在编校的过程中，就靠勤奋的学习，不断的询问，反复的实践，到了最后可以发现稿子里的很多专业问题，包括调值、调号之类的错漏或前后不一致。这个绝非一日之功。在他们面前，我经常有一种自责和歉意，由于我们的疏忽或大意，曾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困难啊！我们不能更小心一点儿吗？文章写成以后，能不能多看几遍，多校对几遍，尽量减少一些错误？

像以上这样的事情很多，惜乎笔拙，不能尽说。现在《大词典》出版了，人走茶不凉，留在脑子里的美好记忆，将陪伴我们终生。

（原载《南方语言学》15辑，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