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丹青

今天这个题目对我自己来说过于高大上，但也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语言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两个大命题，背景是两个大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局，主要是对应中华民族共同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的构建，我们是在这两个大局背景之下来思考、行动，为构建这两个共同体尽到语言学家的责任。

我对四个主题报告以及各位的讨论发言谈三点体会：

从语言学领域，看两个共同体的“域外观”和“域内观”，这个“域”是语言学领域的“域”。

今天的主题报告提供了国际和国内大背景下从语言学外部和语言学内部来看这两个共同体的构建的认识，这样2×2，就可以有4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域外观。我们不是在语言学内部，而是放在历史和当今现实背景下来认识。黄行教授给了我们很多专业方面的梳理和启发。我们说的是“语言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体的构建”，语法上来说，构建什么不属于对象宾语而属于结果宾语，刚才有人说了，“构建”是还没有完全存在的东西，就像挖井是结果宾语，挖之前还没有井，挖了才有井。说到构建，这里还有点区别。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是构建，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又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是对象宾语，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对象宾语已经有它存在的地位，然后它又是结果宾语，我们要构建更好更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两个是有所区别的。

从发生学来说，还要区分发生学和历史演进的结果。黄行教授说“民族”这些概念往往起点是一种想象中的共同体。想象也要有基础的，我们古代人不会一下子把我们和非洲人想象成一个共同体，想象是有现实基础的，而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就像构建出来的共同体，它是可以慢慢变成事实和现实的，所以想象的共同体是在发生学的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历史还不是很长，主要是在清末民初逐渐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但是它也有历史基础，从“华夏”、“炎黄”这些概念延续下来，它有这个基础。

所以这是一个“域外”的观念，我们今天面对的我们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疆域之内，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去强化、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这是宏观总要求。

第二，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域内观”。从语言学角度来说，有哪些贴近这方面的视角和观察的结果。刚才赵世举先生说，不同层面的共同体某种意义来说都是不同层面的语言共同体。虽然世界上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仍然要意识到人类语言有区别于动物的其他信号系统的本质性的区别，这点构成我们人类语言共同体的基础。人类语言有很多共性，尽管现在有一些倾向贬低人类语言的共性，完全强调个体语言的差异，好像不需要普通语言学理论这样的观念。我们认识到人类语言首先是建立在人类共同的生理构造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有这样一个共同体，这是我们构建人类语言共同体的基础。

同时，到每一个层级，中华民族这个层级，以及56个民族这个层级，或者56个民族内部更小的方言的层级，或者有些民族本身就是多语言民族，每个层级之下都有一个语言的认同，因为语言是一种内化的思维方式，就像赵世举老师引用洪堡特的观点所说的。它同时又是一个触动我们敏感神经的方面，语言的认同感是非常强的，刚才有的学者提到了语言认同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首先必须要认识到存在不同层次的认同感，因为现有的社会语言学和世界性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表明，在全世界，很多中国北方人所设想的所习惯的单语生活其实在世界上是少数的，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类成员生活在双语多语社会，双语、多语是一个常态，李宇明教授提到的多语主义的意识要逐渐建立起来。很多北方人从小生活在单语社会，从小习惯了单语生活，会认为这是人类语言的常态，特别是东北人跟普通话非常接近。但人类大部分人生活在多语社会，多语能力也是人类个体语言能力的一种常态。我们认识到这点以后，要认识到我们要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包含这些方面的。

但是这里面要有非常明显的主体性、突显性的差异，我这些年一直讲“显赫范畴”，我们要认识到很多东西的存在，但是要认识到它们地位的不均等，比如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无疑应该在这个里面占据着绝对的重要的主导地位，这是法律赋予的地位，也是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和实体的重要依托和载体。

所以我们要在各个层面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推广、教学的地位，以及在世界上让国家通用语言作为中国语言文字的代表走向世界，在世界上取得更大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也不能指望，也并不希望去建立一个纯粹的单一语言的社会，我们要知道人类语言的多语现象是个常态，而个体的语言能力也是以多语为常态，而且从小的多语学习不会像我们有些人想的只会给我们带来更重的负担，不是这样的。

因为已经有一些研究，包括我看到中国也有这样的研究，比如在广州这样一个多方言社会里，广州的专家等都有这些方面的研究，从小多语多言的儿童在以后的发展中间不仅影响智商，也影响情商，他以后的社交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会比单言单语能力的人更强。我们认识到这个以后，就会对构建多语社会抱着更宽容的态度，突出通用语言主体，同时兼容多语的状态。

另外，对世界上来说，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面对像李宇明教授所说的，现在国家语言能力和个体语言能力的薄弱和匮乏问题，我们对世界上6000种语言，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面积前几的大国，对于世界语言的研究比如对于非洲语言的了解，可能比不上很多欧洲的老牌殖民国家，它们的面积可能只等于我们一两个省份的面积，人口也就是我们一个省的人口，但是他们这方面的专家比我们多。如大家熟悉的桥本万太郎就是亚非语言研究所的教授，日本是比我们小得多的国家。我们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架设心灵的桥梁，必须从架设语言的桥梁开始。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域内观，同时可以拓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面对的情况不一样，虽然都以“共同体”为称呼，但是面对的情况不一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政府主导下，有了一个和谐共处的大家庭的环境，有一个政府主导的定位在那儿，把它建设得更好。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刚刚提出来，我们是个倡导者，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引导者，但是我们不是像国内事务那样的主导者，我们面对的情形是，首先要作为一个平等的参与者，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者，这样一种认识跟我们对于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要有区分。因此，不同的背景使得我们的目标任务以及方式策略都会有所不同。

刚才王文教授给我们展示了他对于中国在世界当前政治经济地位的更多分析观察，可以给我们一些思考。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这个起点上，这个起点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点不一样，它是个“结果宾语”，不是“对象宾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域内观”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比如我们要跟世界沟通，必须建立起很多语言的桥梁。当然，建立起跟每个国家民族语言沟通的桥梁不是一天能够铸就的，首先我们必须运用现在国际上最通用的语言。刚才文秋芳老师谈到如何面对英语的强势甚至绝对强势，和我们汉语“走出去”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方面需要我们有更加务实的、长远的、和现在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的思路去面对。

同时，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我们需要更多把眼睛投向世界，我一再表示过我对外语学界一个概念的不满，这个概念强化了我们狭隘的目光，就是“小语种”，英语之外上亿人使用的、几千万人使用的、在世界上影响非常大的语言都被叫成“小语种”，只有汉语、英语是大语种，这种观念从小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们，说这些在世界上是不重要的，我们教的小语种绝大部分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语种，真正的小语种还没有教，北外也只有101种语言能够教学，这些放在世界上6000种语言里都是大语种，所以希望外语学界慢慢淡化这个概念，不要再使用“小语种”这样的概念。

我们觉得语言文字是最有文化个性的，但是于总的报告告诉我们，即使像文字这样好像很有文化个性的东西，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超文化的多个群体大家共同的创造和改进。现在通行世界的、影响最大的，像从苏美尔到腓尼基、到阿拉米，再变成中印半岛和维、藏、蒙使用的这套文字，以及从腓尼基到希腊，然后再变成罗马过来的这一套影响更大的，现在世界上主导的字母系统，特别是拉丁字母，这些都经过很多民族的贡献。

吕叔湘翻译的《文明与野蛮》里面有一个论断，我印象非常深刻：对每个民族来说，我们往往会更多看到一个民族自己独创的民族特色的东西，但是从世界人类学研究观察分析的结果来看，每个文明拥有的文明成果，传播过来的大大超过自己的创新，因为传播的速度快得多，短短多少年可以把很多文明传播。想想我们40年是什么进步、10年是什么进步，古代也是这样的，中华大地这么大的地方经过考古挖掘出来的都有很多相近的器具，文化传播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用非常大。语言文字也是这样的，这形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言文字的基础。尽管现在我们有很多古老的100多万年或者几十万年的人类化石，但是现在基因学界还是更多相信我们人类只是没有多少万年前，大家都从非洲走出来，有些语言普遍性论者也认为我们的语言彼此曾经如此分离，却有这么多共性，所以共享的应该是人类共同遗传下来的早期的特性。这是生成语法的观点。这些认识可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的基础。

除了这四个方面以外，我们今天还涉及到了两个共同体的关系，就是我们如何来认识一方面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还有共同体概念相对的关系概念是什么？马克思告诉我们看问题要从矛盾对立统一的角度来看，共同体相对的是共同体内部由不同的更支流的群体构成的单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于存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明系统、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所以凡是讲到共同体，都面临如何处理共同体内部的差异和共性问题，就像语言研究也要研究共性和差异的问题。

语言学家应该想什么？应该补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宗旨。

第一，很多学者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本体的研究，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同行开始从事语言规划、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语言战略这些方面的研究。作为语言学者都应该把语言放在我们今天这个大方向里，都应该认识到，不管你是研究本体的还是应用的，都要认识到自己研究的语言方言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社会功能的关系，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的语言在社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是什么地位，我们应该赋予它什么作用，应该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能够帮助我们把本体研究的成果付诸应用方面。

第二，语言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语言能力也有个体的语言能力和群体语言能力。包括语言的权利也有个体的权利和群体的权利，如何发展中国国家语言能力时能够兼顾两者，一方面能够兼顾，一方面这两者互相促进。每个个体的语言能力增强以后，国家的群体语言能力也会增强。

我们语言的发展也包括了个体语言的发展研究和群体语言的发展研究，像方言的形成发展、语言的形成发展这些都是群体的，个体从婴儿到逐渐掌握母语，像我从小生活在多方言环境里面，这种过程对社会来说有什么作用，这方面都需要有扎实的基础研究支撑。

另外，要注意语言时空背景对于语言能力的影响。郭熙教授告诉我们，同样一种语言、方言，放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的文化作用不一样，比如潮州话在泰国有非常强的凝聚华侨华人的内聚力作用，这不仅仅是地方文化的作用。听说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第一次访问泰国时，华人华侨们迎接陈毅副总理，后来发现陈毅副总理说的话怎么跟潮州话不一样，这就是语言认同感和社会文化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研究语言，不管是本体还是应用，要结合它的时空背景来考虑它的作用。

刚才说的形态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补些什么样的东西，下面我再说语言学家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或者可以创造条件来做的，刚才陆俭明老师也说了不少。

第一，我们要为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战略提供学术支撑，包括商务印书馆和李宇明老师、郭熙老师合力打造的《语言战略研究》这些刊物都是应时代而生，正在不断发展，汇聚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更多关注。我们在语言战略、语言规划方面的研究，说到底既需要宏观的社会的国家视野，也需要专业的语言学基础，打好语言学基础就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这些研究中来，提供学术支撑甚至直接参与到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制定中来。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小的方面来说也包括语言文字的、语言生活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语言学家如果是有专业的足够的素养，在这方面能够做出更大贡献。

第二，国家的语言能力和个体语言能力的提升需要我们的学术支撑，像多语主义这种理念是需要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儿童语言习得和儿童语言生活这些方面扎实的研究来支撑，让我们更多人认识到多语主义本身固有的语言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语言学的基础，我们有些政策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推行的能力。

第三，打造跟两个共同体建设有关的语言学话语体系。刚才提到我们到底是讲“普通话”，还是“国语”，还是“华语”，还是刚才李锦芳老师所说的“通语”，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几年前我接到过中央宣传部门电话，跟我讨论“国语”这个名称的利弊，幸好我对这个问题也考虑过一些。我的硕士导师张拱贵先生写过这个主题的文章，他是这样的观点，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来说需要“汉语”这个概念，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需要“国语”这个概念，“华语”是我们走向世界面对世界各国语言需要的概念，他的观点在八十年代时认为这三个概念都是需要的，适用于不同的场合。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打造更加通用的“通用语”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的用语现在也还没有定型，黄行老师说“国语”有它的弊端，结果有些地方就不喜欢他的观点，刚才李锦芳老师也谈到他对“国语”的看法，现在新疆又在大谈“国语”，看来意见尚不统一。确实在国家的层面，我们专家要参与到话语体系的构建，为构建这个体系提供自己的智慧和观点的支撑。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在这方面在专家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构建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话语系统，便于我们语言战略的展开。

还有一点，人类语言共同体既是现实的东西，也有历史的东西，我们要支持对于人类语言历史的研究，比如去年复旦大学团队发表关于汉藏语系的历史的构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这很有意义。国内和国外结合的一些团队也在研究这些观点，这些对于再进一步探讨人类语言的群体发生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对于构建人类语言共同体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学术支撑，这个今天我们谈到的还不多。

刚才谈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问题是通用语言的教育和推广，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这两年强调的语言扶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加强通用语言的教育，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语言扶贫在通用语言能力弱的那些地区，仍然是一个我们需要加强做的事情。

此外，外语能力的提升，从我学外语到现在几十年了，一直在谈“外语效能”的话题，大量的资源投入外语教育，如何提升国家的外语能力，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语言资源的保护这两年在国家语委推动下做得有声有色，我这两年也参与了一些讨论。对于通用语言已经推广得非常好的那些城市和地区，要防止语言方言的急剧衰退甚至消亡的可能性，这一问题要放到相当高的高度。2018年在长沙召开联合国语言资源的会议，和前不久在巴黎召开的，语委田司长和语言所副所长都参加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语言资源土著语言保护的会议，都是语言资源保护的主题。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

还有汉语的国际传播这些方面，我们如何让汉语真的有一天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之一，还有很多路要走。

第六，刚才陆老师谈到比较多的是语言科技、语言智能，王文老师谈到现在处于语言智能瓶颈期。我们其实应该有这个意识，瓶颈的构成原因不是计算机技术的问题，可能还是和语言计算机应用的相关界面问题有关。我们对于语言，无论是单语还是跨语言的比较，这些方面的研究水准远远跟不上计算机发展的速度，这个瓶颈就是对于语言本质的研究、语言特性的研究仍然是有差距的。记得孙茂松教授也说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遵循乔姆斯基的方法，试图通过逻辑语义分析、深层语义分析来解决语言处理问题，后来发现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后来改为一条不用定性而用量化的方式，慢慢从数据到大数据，通过量化来解决机器翻译、人工智能、人工识别这些问题，但是孙茂松教授那天说到，可能到一定阶段只能达到百分之多少的程度，最后要攻下来那些东西的难点仍然要有语言学的介入，而不是光靠大数据就能解决，背后仍然是有理据的，我们找不到理据的情况下用数据代替，最终寻找理据需要语言学界介入，这方面我们任重而道远。

这是我今天想到的一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