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汉语历史语法和历史词汇研究均有一些新的成果，下面分“中古汉语语法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化、词汇化研究”“语言接触研究”“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综述[上古汉语语法词汇见"2019年度上古汉语学科研究综述（上）"]。
一、中古汉语语法研究
从东汉至隋是汉语史上的中古时期，中古汉语语法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剧烈变化，在继承上古语法的同时，又有许多新生和发展，为近代汉语语法的进一步演变奠定了基础，起着前承上古后启近代的作用，在汉语语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材料日益丰富，不再局限于传世中土文献，还广泛吸纳出土文献、汉译佛典及亲属语言材料，并且注意借鉴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都得到大幅提升。本年度的主要成果有：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是有关中古汉语语法的通论性著作，该书初版于1992，这次修订在保留原书框架的基础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更新。一是修正原版错误，包括誊录印刷错误等。二是增补了一些内容，篇幅扩大了三分之一左右，尤其是新增了对语法现象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的探讨。在语料处理上以佛典例证作为辅助材料，而以中土文献例证支撑语法发展时间节点，将二者区别处理。三是吸取学界研究新成果。另外，文后附有索引，共六类60目1042条，很便于检索。
研究论文的特色体现为更加注重从汉译佛经及佛教撰述中发掘中古汉语的语法变异，以补充同期中土文献的不足，在构词、句式、语料运用等方面获得更为深入全面的认识。朱庆之《王梵志诗“饮酒是痴报”的句法语义分析》（《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探讨了中古汉语和王梵志诗里已有类似现代汉语“我们是小米加步枪，敌人是飞机加大炮”一类特殊的“是”字句。
赵长才《中古译经中的叹词和应答引导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以东汉29种和魏晋南北朝（包括隋）65种汉译佛经为基本语料，考察中古译经里叹词和应答引导语的使用情况，并与同期本土文献比较，尝试建立中古译经里叹词和应答引导语的表达系统，对上古到中古叹词和应答引导语的变化趋势及原因进行了探讨。
松江崇《汉语疑问数词“多少”的生成机制——兼谈中古疑问数词系统的复杂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第1期）探讨汉语疑问数词“多少”从中古(东汉魏晋南北朝)到近代（唐宋时期）发展变化和生成机制。指出非疑问用法中表示多寡概念的“多少”经常出现在表达说话者疑惑性语气的语境或语法环境中（例如认知动词“不知”的宾语小句等），吸收这种疑惑性语气，获得了疑问用法，最终变成典型的疑问数词。姜南《“见”字新解——从“见笑方家”到“慈父见背”“人见断绝”》（《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则是利用中古译经及其梵汉对勘材料，厘清了汉语史上先后产生又共存于中古的“见笑方家”、“慈父见背”和“人见断绝”几个“见”字式间扑朔迷离的关系，认为它们相继出现，实与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发展合流，即由表被动的狭义受事主语句向表状态的广义受事主语句派生扩展的结果，而前附于动词的“见”字，其意义虽渐趋虚泛，但作为语态标记的性质未变。这也符合跨语言的共性。
另外还有探讨中古汉语语料运用和专书语言现象的札记类文章，如方一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漫议——读〈吐鲁番出土文书〉训诂随札》（《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随札》（《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等等。
二、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本年度专门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的论著并不多见，但是涉及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内容的成果丰富，下面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切入：
（一）宏观上，综述近代汉语的研究概况，讨论语料的选择、使用，这方面蒋绍愚2018年《近代汉语研究的新进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曾详细介绍近10年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新进展，本年度进一步关注语料问题。语料是汉语史研究的起点，针对语料的选取、使用问题，蒋绍愚《汉语史的研究和汉语史的语料》（《语文研究》第3期）在辨析“口语、书面语、文言、白话、语体”等常用概念的基础上，把历史文献中的文白混杂分为四种类型，进而对汉语史（尤其是中古、近代汉语）研究中如何选择和使用语料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其《也谈文言和白话》（《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也属于类似研究。（1）描写结构式的发展脉络，探求其形成的动因机制。洪波、张艳玲《“是……底（的）”的构式化、构式演化及相关问题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对“是……底（的）”的构式化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其形成机制为“是+VP/AP底（的）”句式的高频出现、主语和表语同指以及充当表语核心成分的“VP/AP”高可及性三种，形成动因是“完型动因”驱使下的信息结构的图形重塑。类似的研究还有张磊、杨荣祥《焦点句式“（是）+S+V+的+O”的来源及相关问题研究》（《语文研究》第1期）。张利蕊、姚双云《双宾结构的历时嬗变及形成原因》（《语言研究》第1期）认为，汉语双宾句“N之V”的直接宾语经历了“之→代词→所有名词”的嬗变过程，其演变机制符合先轻后重的信息安排原则，与Arnold & Wasow(2000)的实验结果吻合。王统尚、石毓智《近代汉语“吃”字被动句兴衰的原因》（《古汉语研究》第2期）重构了“吃”的语法化过程、确立了其语法化程度的形式标准，着重探讨了“吃”字被动句消亡的因素。邵则遂、万晓丽《掌控指令句“S+把+你这（个）NP”》（《长江学术》第3期）把近代汉语新兴的“把”字句“S+把+你这（个）NP”的宾语“你这（个）NP”细分为同位结构、偏正结构两类，主张“省略说”只适用于解释“你这（个）NP”为偏正短语的情况。该类文章还有王再超《“是NP/VP不是”结构及其句末“不是”的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2）探讨常用虚词的发展演变。李湘《状语“左缘提升”还是“右向并入”？——论“怎么”问句质询意图的共时推导与历时变化》（《中国语文》第5期）提出“怎么”的功能演变并非“从VP层逐步提升、最后移至CP层”的“自左向右、由内转外”的过程，而是原本具有小句地位的“怎么0”在一定句法语义条件下与其后小句经历紧缩合并、重新分析，最终发生义项分化的一个“自左向右、由内转外”的过程。朱冠明《再谈近指代词“這”的来源》（《中国语文》第6期）从语法功能和语音变化两个角度论证“這”来自中古以前的近指代词“是”，中古以后它在北方方言中演变为“這”而在南方方言中发展为“底”。张秀松《近代汉语副词“可知（道）”的形成及演变》（《汉语学报》第2期）发现：“可知”既不是“可知道”的截略，也不是“可不知”的缩合，而是从“可以推知”义短语词汇化而来。此外，梁银峰《句末语气助词“的”的来源和形成机制》（《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讨论了句末语气助词“的”的来源及形成机制问题。
（3）近代汉语的南北差异、方言特征受到关注。陈伟蓉、吴福祥《闽南方言的多功能虚词“共”和“合”》（《中国语文》第3期）结合当代闽南方言“合”的动词用法，参考汉语史上和不同方言中的相关虚词，探讨了“共”和“合”的来源及相互关系。张赪《明清时期“来”构成的目的结构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第6期）考察了明清时期“来”构成的目的结构“来VP”和“把NP来VP”的语法意义及历时演变过程，主要结论是明清时期“来VP”的语法意义比“把NP来VP”多、“来VP”产生并主要用于南方通语而“把NP来VP”主要用于北方通语。类似的文章还有李英哲《汉语小句中内外向动词的陈述功能》（《汉语学报》第2期）。（4）其他比较有价值的研究还有王建军、周梦云《汉语重叠现象的演进趋势、生成历程及发展动因》（《语文研究》2018年第4期）以及卢惠惠《明清时期的“怎么……”互文性事件列举句式研究》（《当代修辞学》第4期）。三、语法化、词汇化研究
（一）语法化研究
本年度语法化相关的研究主要可以从论文、会议及会议论文集三方面进行说明。其中，语法化相关的论文，主要集中于以下五方面内容：
（1）与现代汉语词汇相关的语法化现象。比如彭睿《体标记“着”语法化的重新审视》（《语言科学》第3期）、穆涌《汉语道义情态动词“许”的语法化》（《当代语言学》第2期）、饶宏泉《连词化与话语标记化——以“包括”的双重演化模式为例》（《中国语文》第3期）和陈振宇、刘承峰《“每”的功能演变以及与“都”的共现——基于修辞语用和语法化的解释》（《当代修辞学》第2期）。其中，彭睿的文章对“着”的持续体标记和进行体标记用法的产生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指出从动词“着”到持续体“着”的演变以及从持续体“着”到进行体“着”的演变，依序形成一个复合语法化链；同时强调普遍规律和跨语言现象对汉语语法化研究的重要性。陈振宇、刘承峰的文章是从修辞语用和语法化的角度来解释关于“每XP”的句法位置及其与“都”类总括副词共现的规律。（2）语义演变。既有理论探讨，如吴福祥《语义演变与主观化》（《民族语文》第5期）；又有个案研究，如吴福祥、金小栋《东南方言多功能介词“趁”的语义演变》（《方言》第4期），郝鹏飞《河南林州方言“寡”的多功能用法及其语义演变》（《方言》第3期），于立昌《语气副词“倒”的语义演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和陈曼君《闽南方言情态结构“有通”“无通”的语义演变》（《语言研究》第1期）。其中，吴福祥的文章认为主观化并非语义演变的机制，而只是语义演变的一种结果或类型；主观化亦非语义演变的单向性过程，最多只是语义演变的一种倾向或趋势；很多语义演变过程与主观化无涉，既非主观化亦非客观化。
（3）与汉语方言相关的语法化现象。比如张慧丽、潘海华《动词变韵与事件结构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1期），林华勇、李敏盈《从廉江方言看粤语“佢”字处置句》（《中国语文》第1期），宋娜、贝罗贝《保定方言时间前置介词“投”及其历时演变——兼与普通话后置介词“之前”比较》（《中国语文》第1期），陈前瑞、吴继章《从方言语音看“了”的功能演化》（《汉语学报》第2期），荣晶、丁崇明《现代汉语方言完成体标记的类型分布》（《方言》第1期），毛文静《汉语方言被动标记“得”的来源及其语法化》（《方言》第3期），黄晓雪《汉语方言受益者标记来源考察》（《方言》第4期）和王苗《论汉语方言复数标记的有定性及其语法化》（《语言科学》第1期）。其中，张慧丽、潘海华的文章以及陈前瑞、吴继章的文章不仅基于汉语方言讨论语法化问题，而且涉及语法化过程与语音的互动关系问题。
（4）逆语法化。比如张谊生、赵彧《当代汉语“尬”的扩展途径与动因以及“尬X”的表达效果——兼论汉语音节语素化、语素单词化的性质》（《当代修辞学》第2期），指出“尬”的演变涉及音节语素化和语素单词化，经历由音节>语素、无词汇义>词汇义、黏着>自由的逆向发展，这种逆向语法化的演化方式与汉字形、音、义三维一体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5）接触引发的语法化。比如吕嵩崧《壮语和广西汉语方言“鸡”“牛”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其形成》（《民族语文》）第3期）。
会议方面。2019年10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三峡大学联合主办、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承办、商务印书馆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9·语言学）暨第十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语法化问题青年论坛”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学举行。
会议论文集方面。由吴福祥、吴早生主编的《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九）》出版。这是第九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的选集，代表了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新进展。
（二）词汇化研究
本年度词汇化研究主要可以从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进行说明。
专著方面，如刘红妮《汉语跨层结构的词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这部专著在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跨层结构词汇化的性质、范围、特点、动因、机制等问题，重点探讨了跨层词汇化的句法特征、语义基础和语音变化等一系列特点，探索了跨层词汇化的演变动因、演变机制等，尝试回答和解决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论文方面，如宋作艳《从词汇构式化看A1A2A3的词汇化与词法化》（《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刘红妮《“双音副词+句中语气词”进一步词汇化的再演变》（《语言科学》第4期）、池昌海《汉语双音复合单位范畴化途径新议》（《语言研究》第3期）、李思旭《双音化在句法位置的分化作用——兼论汉语附着词前后转化的不对称》（《汉语学习》第3期）、史文磊《“鉴”“鉴于”“有鉴于”异同考辨——兼论跨层结构词汇化问题与词汇史上的“睡美人”现象》（《辞书研究》第5期）、汪银峰和张渊《或然语气副词“约摸”的来源及词汇化》（《语言研究》第3期）、高育花《或然类语气副词“X许”的语法化与词汇化》（《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其中，宋作艳的文章从词汇构式化角度考察了正在形成的词法模式A1A2A3，并指出引入词汇构式化可以更好地解释词汇化的动因和机制，打通词汇（化）与词法（化）的联系，揭示词法与句法之间的关系。刘红妮的文章提到“双音副词+句中语气词”的句法组合长期连用后可发生进一步的再演变形成新的副词，指出“双音副词+句中语气词”进一步的再演变是进一步词汇化的现象，也是再重新分析的结果。池昌海的文章认为汉语双音词的形成机制除了现在常说的“词汇化”途径以及派生与变音构词等途径外，还有两种少被关注的途径，即逆序范畴化与粘结范畴化，并把这两种途径归纳为“黏合词汇化”。
四、语言接触研究
2019年度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
Trends of Chinese Linguistics系列丛书第一卷，曹广顺、遇笑容主编的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in Chinese一书由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de Gruyter）和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该书选取近年来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方面的论文十余篇，译成英文，在德国印制出版，为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沟通的桥梁和便利的条件。本年度汉语史上语言接触方面的论文有季永海《“满式汉语”及其他——答戴昭铭先生之三》（《满语研究》第1期），该文对赵杰《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中提出的满语京语重音前移、北京旗人话元辅音偏低化、汉语的轻声和满语的轻音关系的相关论述，以及戴昭铭《“满式汉语”和京腔口音》一文中有关满语和汉语关系的相关论述提出质疑，认为其论述均难以成立。这方面的论文再如陈丹丹《明初白话受蒙古语影响产生的特殊语法现象研究》（《民族语文》第6期）、于方圆《也谈全称量化词“所有”的形成》（《古汉语研究》第1期）等。
（二）正在发生中的语言（或方言）接触
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其中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研究比较集中，比较侧重宏观探讨的有杨永龙《甘青河湟话的混合特征及其产生途径》（《民族语文》第2期）等，侧重微观考察的有赵绿原《青海民和甘沟话的致使结构》（《中国语文》第2期）、林华勇和陈秀明《北流粤方言“着”（阳入）的多功能性及其探源》（《语言科学》第5期）、刘春陶和倪博洋《海南崖城军话韵母系统的链式音变》（《民族语文》第3期）、孙伯君《汉语北方话的“番式”变读》（《方言》第2期）、周洋《水磨房话判断句的混合特征》（《语言研究》第2期）等。其中杨永龙一文指出，甘青河湟及其周边地区历来是汉语同阿尔泰语、藏缅语接触的前沿地带，经过长期与不同类型的语言的深度接触，当地汉语的语音、词汇与北方汉语相同，而语法则具有SOV语序、后置格标记、复数标记和黏着性致使结构等混合性特征。该文认为当地汉语的混合性特征是早期操SOV型语言的群体深度借用并转用汉语之后民族母语特征的遗留。
汉语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方面，主要有乔全生《语言接触视域下晋方言语音的几点变化》（《汉语学报》第4期）、金耀华《普通话影响下汉语方言音类的重新分化》（《中国语文》第4期）等。其中，乔全生一文从历史上与阿尔泰诸民族语言接触视域，对晋方言语音调类减少、舌尖塞擦音和擦音声母只有一套、咸山摄舒声字鼻音韵尾脱落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同时又从与普通话接触视域，对晋方言呼和浩特方言山摄一二等字音的变化、晋城方言知庄章精组声母读音的变化、晋方言上党片长治等方言日母字读音的变化三方面进行了考察。
跨境语言与汉语之间的接触影响方面，主要有黄玉花和刘定慧《关于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第8期）、王海波《几种阿尔泰语言的话题问句分析》（《民族语文》第4期）等。
（三）汉语与外语的接触
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主要有杨超时《从“的”字的引入与使用谈近代汉日的语言接触》（《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刘祥清《外来词音译汉化研究》（《外国语文》第2期）等。除此之外，2019年度召开的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兰州大学联合主办的“语言接触与西北汉语方言的演变”论坛（兰州大学，9月6—8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世界教育史研究学会和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举办的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语言接触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外国语大学，10月19—20日）等。五、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本年度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成果。下面从词汇系统、历史词汇学、词汇类型学和词义考释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词汇系统
杨荣祥《关于汉语词类系统演变的思考》（《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探讨了汉语不同历史时期的词类划分，认为必须结合不同时期汉语语法系统的特点，来确定各个时期划分词类的有效标准。
王云路《论汉语复音词的同步构词》（《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以丰富的例证探讨了汉语同步构词的类型、功用和产生根源。同步构词是指两个或多个同义词，用同样的构词方式，创造一系列的同义词。作为一种十分能产的构词类型，同步构词的研究对于认清词汇整体系统有较大的帮助。
（二）历史词汇学
吴福祥《语义演变与词汇演变》（《古汉语研究》第4期）讨论了历史词汇学中两个重要概念——“语义演变”与“词汇演变”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语义演变是指义位的增加或消失，而非某个义位本身的改变，即：语言成分在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新的意义或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词汇演变则体现为符意学演变和定名学演变两个方面，符意学关注词的意义演变，定名学则关注词的编码改变。语义演变和词汇演变的共同点是都包含词的词汇意义演变。区别在于，前者还包括非词单位的意义演变，后者则包括词汇编码的产生、消亡、更替以及词汇系统、词库系统的重组和变迁。
词义演变的相关研究有吴柱《古代法律术语“坐”词义演变疏证——兼辨相关典籍历代注释之误与介词“坐”的产生问题》（《中国语文》第6期），古代诉讼用语“坐”由早期的“争讼”义分别引申出“争讼者”“指控”“违背”“治罪”四个义项。“治罪”义是秦汉以后法律术语“坐”的通行义，由此又引申出名词性的“罪责”“罪名”。
李明《“本、元”类副词的演变》（《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3辑）讨论了古汉语中具有追原义的副词“元、元来、比、先、初”等的演变，认为其发展大体遵循了[+对比]到[-对比]的路线，从时间副词兼关联副词发展为语气副词。
张丽丽《汉语转折词演变综论》（《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将汉语史中出现的转折关系分为十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各转折词的历史发展，最终提出了七条演变路径，呈现了汉语史上转折词的演变。
有关词汇替换的研究主要是殷晓杰、张家合、张文锦《汉语“躺卧”义词的历时演变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考察了“躺卧”义词的历时发展，发现“躺卧”义与“睡眠”义密切相关。上古时期，主要由一些“睡眠”类词兼表“躺卧”义；中古时期，表“躺卧”主要用“卧”；近代汉语阶段，“卧”“躺”竞争激烈，直到清后期，“躺”才取代了“卧”，成为“躺卧”义语义场的核心词语。
在词汇产生上，王晓玉《中古“X用”类副词的产生与发展》（《中国语文》第6期）考察了中古译经中常见的“X用”类副词，发现“用”在与程度副词以及时间、范围等副词搭配使用中发生了虚化，成为一个副词词尾。
（三）词汇类型学
贾燕子《词汇类型学视域下汉语“硬”语义场的历时演变》（《语文研究》第4期）基于莫斯科词汇类型学研究小组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定名学和符意学两个视角考察了汉语“硬”语义场的历时演变以及跨语言共性与个性。
（四）词义考释
考释某一个或几个词意义的文章数量最多。其中，江蓝生《因声求字与因义求字——俗语词“咯硬”本字考》（《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三辑）从语音和意义两方面入手，对北方话中表示讨厌或令人生厌意义的俗语词“咯硬、咯影、咯痒、圪噫”的本字进行了考释，认为其本字为“咯隐”，“咯”与“隐”同义，原本都是指凸起物顶得人身体不舒服，“咯隐”是同义并列结构。任鹏波《释“尴尬”——从〈红楼梦〉第46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谈起》（《中国语文》第4期）讨论了明清戏曲小说中“尴尬”的意义，指出表示“不正”是明清时期“尴尬”的主要用法。文章在研究中使用了普通话-方言-古代材料结合、抄刻版本比较、域内域外汉籍比较、文学批评史和语言史结合等方法，极大限度地挖掘了可用的材料，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考释词义的还有张小艳《敦煌佛教疑伪经词语考释五则》（《中国语文》第1期）、陶智和方一新《再释“冰矜”》（《中国语文》第2期）、真大成《译经用字与译经词语新释》（《汉字汉语研究》第1期）、谭代龙《论“替”有“垫”义及其原因》（《语言研究》第1期）、王洋和谭伟《敦煌变文五词释义》（《语言研究》第2期）、王虎和赵红宇《“懡㦬”词义考》（《语言科学》第1期）、雷汉卿和李家傲《“忍俊不禁”考辩》（《古汉语研究》第3期）、赵家栋和殷艳冬《古代戏曲词语探源二则》（《古汉语研究》第4期）、顾军《“差强人意”意义误用的词汇史考察及原因分析》（《汉语史学报》第20辑）、任连明《禅籍词语“荼毗”“茶毗”考》（《汉语史学报》第20辑）、邵天松《黑土城出土宋代汉文社会文献词语例释》（《汉语史学报》第20辑）、杨琳《“冬烘”“小的子”“的笃”考源》（《汉语史学报》第20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