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1904.12—1998.4，江苏丹阳人），是继罗常培先生后语言所的第二任所长。在他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语言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和编译二十余种，发表论文及各种文章六百余篇（《吕叔湘全集》19卷，辽宁教育出版社）。这些论著内容广博精深，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语法、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写作和文风、词典编纂和古籍整理等广泛的领域，丰富了我国语言学宝库，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为推动我国语言研究和语文教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8年，文革结束一年多后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我很幸运地成为吕先生的入室弟子，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最值得留恋的时光。当时社科院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吕先生时为语言所的所长，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带动其他老先生带研究生，不顾自己已是73岁高龄，招了现代汉语、近代汉语、英汉比较三个专业七个学生。我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给先生当了三年多的助手，帮助他处理各种事务，整理补充早年未完成的书稿《近代汉语指代词》，这使我得以继续在先生门下学习，进一步体会到先生是如何搜集材料，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的。这三年中我每两周到先生家一次，听先生论学和谈论时事，也因此对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感悟，这对我此后做人和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面拟从六个方面谈谈我所知道的吕叔湘先生。

作为语言学大师级的学者，吕先生治学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具有辩证的学术思想，这是一般学者很难达到的境界。

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学术研究开始启动，吕先生发表了《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一文，阐述了语言研究如何处理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这四对关系。这是他数十年来从事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集中反映了他的辩证、科学的学术思想。

在对待中和外的关系上，吕先生很注重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始终把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当作研究汉语自身规律的工具和桥梁。他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吕先生批评了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对国外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或不结合中国实际，空讲、照搬外国学说的两种偏向，提出“如果从中国传统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吸收西方语言学方面下点功夫，如果从西方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结合中国语言实际上下点功夫，那就最好了”。他在为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所作的序里说，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照搬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这里，“谈何容易”四字正道出了吕先生在这方面苦苦探索的艰辛，而他的学术成就表明他是中西结合的典范。

虚和实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吕先生很重视理论研究，认为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人们去发现事实。即使在学术信息闭塞的文革期间仍十分关注国外语言学理论的新发展，在75岁高龄时仍然亲自或指导学生翻译介绍国外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著作。但是他说：“理论从哪里来？从事例中来。事例从哪里来？从观察中来，从实验中来。”如果没有感性知识做基础，那个理性知识就靠不住，就可能是骗人的玩意儿。吕先生用明代两位理学家关于散钱和钱串子哪个有用的争论作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没有事实依据的空洞大道理是毫无用处的。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就很注意调查语言事实，认为解决问题的途径首先在于做调查。个别人误以为吕先生不重视理论研究，其实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不想通过辛勤劳动就侈谈理论的路子，也就是那种用小本钱做大买卖、或是根本没本钱就想做大买卖的空头理论家。

吕先生说对语言进行静态研究很重要，是根本，但不应到此为止，应当重视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关注语言的动态变化。他很重视口语的研究，认为偏重书面材料，忽视口头材料的倾向是不对的，“口语至少跟文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口语更重要，因为口语是文字的根本。”他鼓励研究人员做口语调查，使用转写材料进行研究。他要求词典搜集资料要书面与实际生活并重，（他曾让词典室的同志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搜集商品名称），特别提倡动态地搜集口语里的新词新义。他说，为什么新词新义，特别是口语里的新词新义没有受到编词典的人重视呢？“第一，因为编词典的人是‘读书人’，对书本里的东西感兴趣，对生活中的东西不感兴趣，或者不太感兴趣；对书斋中来的东西比较敏感，对市场上来的，车间里来的，田野里来的就不那么敏感。找词汇只在著名作家、著名作品里找，一般报刊就不大理会，至于什么手册、传单、广告等等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些谈话都充分反映了吕先生动态的语言观。

吕先生对处理好通和专的关系非常重视，看到我们读书过偏，经常提醒我们要抓紧补课。他指出语言学研究的几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是有机联系的，不可有所偏废；要求我们搞历史语言的也要了解现代汉语，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文字问题，要掌握一般语言学的理论等等。1982年1月13日先生约我到他家谈话。他说：“你研究生时期通过学习词汇，读了一些古代和近代文献，学了一些版本目录知识和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打了一点国学的底子，这是可以的；但从今后长远来看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搞一些语法、语音问题，要了解整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纵的、横的都要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自己研究要有重点。现在有些人把自己划在一个圈子里，这种现象很不健康。” 在先生的提醒下，我又补读了一些唐以前的文献，例如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和东汉以后的汉译佛经等，使自己的阅读范围从纵横两方面都有所延伸。吕先生是个循循善诱的老师，记得在我开始语法史研究之前，吕先生对我说：“我给你出一个题目——‘历史语法的研究方法’，一万字左右。写这种文章有实践更好，但你把别人的文章总结一下，借写这篇文章做一番整理工作，找出一些规律来，可以推动自己的学习。”他让我着重从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册、他自己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丁声树先生的几篇古汉语论文以及梅祖麟先生几篇语法史论文中体会研究方法。我按吕先生的指点，细心揣摩上述各家论著的精髓，一个月后把文章交给他。他看后对我说：“该说的你都说到了，但是这篇文章不要发表，等你自己以后有了切身体会再说。”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吕先生不仅把“金针”递给我，还让我通过揣摩、体悟，自己掌握针法，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

在一次谈话中他说到：中文系出身的要多学习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外文系出身的学生要读一些古书。他多次指出，我们的大学教员、研究人员专业分工过细，“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不利于进步”。同时他认为教学跟研究分家，研究所跟大学分家，以及中文系跟外文系之间互不通气的现状有很多弊病，很难培养出大量合格的语言研究工作者。吕先生自己则既是专家，又是知识广博的通家。他自幼爱好读书，中学时代就阅读了大量中外优秀著作，在古文和外文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大学时代虽主修外国文学，但他还选修过中文、历史、化学、地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在英国留学期间，先后修习人类学和图书馆学。正确的思想方法、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严谨务实的学风使他能够始终站在学术潮流的前面，取得一系列既有理论建树又有方法创新的成果，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

吕先生学术思想、学术风格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法要略》是他的成名之作，书中分“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首创以表达范畴为纲论述汉语语法系统的先例。根据语言研究可有从形式到意义和从意义到形式两种方法的思路，《要略》除在上卷“词句论”重点探讨汉语句法形式之外，下卷“表达论”用近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了语义分析。材料极其丰富，观察尤为细致。这种不是从听话人而是从说话人角度出发编写的汉语语法，朱德熙先生评价为“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吕先生之所以这样写，是基于汉语的特点，认识到从意义出发的路子更适合没有多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并把这种认识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的敏锐和独具慧眼。过去的评论多从语言教学和应用的角度称赞“表达论”的价值，而现在，人们从当代语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表达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意义。当代具有功能语言学倾向的历史语言学、类型学、语法化研究等领域，都很重视从语义表达范畴出发进行研究，因为语义范畴往往比形式范畴更具有语言的普遍性，更便于进行古今比较、历史演变研究和跨语言、跨方言的考察。在结构主义主导的时代，语法单位和语法结构为语法研究的唯一出发点，而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围绕语义范畴进行的研究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吕先生实为汉语语义表达范畴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回顾中国语言学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不得不佩服吕先生深邃的学术思想和独特的学术视角，不得不为他的学术研究中所蕴含的当代语言学精神而赞叹。

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在国内盛行，语法学界鉴于按意义划分词类容易导致词无定类的结局，因而主张用语法标准划分词类。吕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方面积极推动按语法标准划分词类，仔细研究各类标准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又在几乎人人强调语法标准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词类的语法差异背后的语义基础，并把是否符合语义作为判别词类划分好坏的标准。基于对大量语言事实的深入调查，吕先生看到类别之间经常存在难以判然划分的界限，他从不主张把那些边缘性的单位说一不二地归入某个类别，而是把界限模糊看作语言学中分类学的常态，认为界限模糊也不影响类别存在的客观性。吕先生对词类背后的语义基础的认识，对类别边界模糊的认识，都是功能语法后来引为基本共识的观念。

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他后期语法著作的代表作。该书篇幅不长，约6.6万余字，也可视为一长篇论文，但这块“压缩饼干”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一部重要的汉语语法理论著作，是语法研究者的必读书。吕先生在序中声明：这本书的宗旨是摆问题，他说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别人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说是在科学上提出正确的问题比寻找正确的答案还要难。（“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试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吕先生积多年深入研究的经验，系统地把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一一阐述明白，把语法问题的来龙去脉说得明明白白，读者读了可以“活泼思想，减少执着”。其实这本书价值不仅在于正确地摆出问题，而且也在于他对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虽然“基本上是在传统语法间架之内谈”，但也吸取了结构主义和转换语法的一些长处。该书在许多问题上具有很大启发性。例如，指出汉语语法分析的诸多麻烦，“根本原因是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因而要理解和承认汉语语法现象的模糊性和分析标准的相对性。吕先生的经验告诉我们，对汉语语法研究只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任何浮躁都无补于事。

2. 学风扎实：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料

吕先生在晚年一份自述的简历中把自己的治学原则总结为“强调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这几句话正是他 “务实”“严谨”的治学之道的写真。

吕先生说搞研究、写文章一定要占有丰富的语言材料，要凭材料说话，决不能空口说白话。他经常告诫我们用材料尽可能用第一手材料，因为第二手材料有时候不可靠；引用译文最好要核对外文原文，因为有的译文靠不住。他自己做学问一直遵循这个原则，他的文章材料翔实，言必有据，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抗战期间，为了深入研究近代汉语语法，他曾全面搜罗古今文献资料，特别是鲜为人重视的古代白话资料，边读边做资料卡片。1983年我在给先生整理《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时，先生拿出他过去做的资料，那是一张张贴满小纸条的发黄的纸张。原来，先生先将有用的资料随手抄在一张张纸上，然后逐张一条一条地剪下来，再分门别类地贴在另张纸上。这是多么细致而烦琐的活儿啊！从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所附的引书目录中可以看出，他下过功夫的各类白话资料达数百种。从体裁上看，举凡笔记、小说、佛经、野史、诗词文集、释儒语录、变文、话本、平话、诸宫调、散曲、杂剧等，无不备载。先生对近代汉语资料的开掘是空前的，从而为这一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吕先生说：编词典“要有人，要有物，就是物质条件，还要有计划和组织——讲到物，编词典最重要的物就是资料。”《现汉》主要收普通话词汇，收普通社会生活词汇，以往的词典以古汉语词汇为主，无法借鉴，一切都要白手起家。《现汉》收集资料的方针是书面与实际生活并重，一方面从当时的报刊杂志、现代文学作品和解放后出版的通俗读物上搜集，并规定有些书要一个词不漏地穷尽收集；另一方面，吕先生还特别强调要有系统地搜集各行各业中流通的词汇。正确的资料收集方针保证了《现汉》收词的科学性、系统性、现代性。按照这一方针制作的100多万张卡片成了编纂《现汉》坚实的语料基础。在没有计算机，一切靠人工的时代，在没有词频统计资料的时代，《现汉》的收词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准，是很不容易的，这跟吕先生重视资料的学术思想直接相关。现在，利用计算机语料库搜集资料、统计词频已成为辞书编纂的必然选择，仍用手工方法编词典显然是落伍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机器再灵，在某些方面也不能完全代替人的大脑和眼睛。我们应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相互弥补。现今编词典，有一种取巧的做法，就是把各家词典所收的词汇搜集在一起，进行一番整合增删就齐了。这样做虽然比较省力，但往往难以照顾到词汇的系统性，收词的平衡性，容易顾此失彼，不是严肃的词典编纂者所取的做法。我们应该发扬《现汉》下大力气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精神，把词典编纂的基础工程打得更加牢实。

吕先生对自己严苛，对自己的学生和同事要求也严，他见不得做学问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见不得对工作马虎、草率，掉以轻心。他给我们审看文章时，不仅关注选题和文章框架结构，而且还亲自动手核对材料，查找出处。有一次我把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吕先生看，先生批改得很仔细，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最让我汗颜的是，我这篇文章中有一条材料是从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转引的，没想到吕先生亲自查找到了原始出处，并将原文用红笔抄在旁边，我看后顿时羞愧难当，仿佛听到先生在批评我：做学问怎么能偷懒取巧？从此我将此事引为教训，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使用第二手材料。听词典室同志说，编写《现汉》初稿时，有一位年资不低的编写人员，编一个词条，那个词条的资料片较多，他嫌时间太紧，就没有逐张分析语料，而是直接参照现成的字典把释义编了出来。吕先生审看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就把他叫去，严加批评，一点也不留情，那位同志痛哭流涕，承认错误，其他同志也从此事受到警戒。

图片三：195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罗常培、吕叔湘在会议期间合影

3. 学品诚实：反对一切“从我开始”

学术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思想上的一切进步，都是对以往成就的继承与创新。吕先生告诉我们，做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阅读和了解前人的有关论著，千万不能闭塞耳目，对学术动态不闻不问，对别人的相关研究漠不关心，一切“从我开始”。有的人自以为有所发现，殊不知别人早有研究，他不过是重复甚至是低水平重复而已。先生特别提醒我们，参考了别人的论著，应该一一注明，即使是平时口头交谈听来的，写文章时也要注明是某某人说的，不能“窃为己有”。他自己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当学界盛赞《中国文法要略》中“表达论”的创新价值时，吕先生却坦言，这本书的写作受到法国学者Ferdinand Brunot《思想和语言》一书的启发，“如果说我的书里有什么创造，那也只是在个别章节的细节上，至于全书的布局，我是不敢掠美的。”（见《吕叔相全集》第十九卷《致郭绍虞》）吕先生的这番话，表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诚实的学术道德品质。不可否认的是，吕先生心有灵犀，认识到从意义出发的路子更适合没有多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并把这种认识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的敏锐和独具慧眼，其创新价值不容置疑。

一般认为“文人相轻”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吕先生可不是这样的。他虚怀若谷，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他的同辈还是后辈，他都会由衷地表示敬意、表示赞赏。吕先生对叶圣陶先生非常尊重，跟朱德熙先生等语言学界的同行有真挚的友谊，对王力先生、丁声树先生非常佩服。有一次，讲到汉语史话题时曾对我说，王先生手快，善于搭架子，了不起。还说，王先生很爱惜时间，来访的人超过了约定的时间还呆着不走，他就不说话了。我听了深受教益。王先生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前后写了四十多部论著，200多篇文章，总量多达近千万字，平均每年约发表20万字，除了他文思敏捷，勤奋不懈之外，也跟他珍惜时间，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写作上有关。我意识到应该爱惜自己的时间，更要珍惜他人的时间，也更懂得了鲁迅先生“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这句话的含义。

吕先生为人谦逊真诚，平易近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周清海教授不止一次地在公众场合讲到一件事：上世纪80年代在香山饭店开国际语言学研讨会，报到后的那天晚上，有人敲门，来人对他说，我是吕叔湘，来看看您，欢迎你们远道来参加会议。接着跟周先生亲切地交谈了一会儿。这件小事使周先生感触很深，他从这里看出了大学者的风范，对吕先生由衷地敬佩。

4. 文风朴实：一切为读者着想

吕先生的文章有高度的科学性、学术性，但读起来很有生活气息。他写的普及性语言学著作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连中学生都觉得饶有兴味。先生说，你著书立说为了什么，还不是宣传你的理论，让别人信服？这就不但要让人看懂，而且还要让人不费力就能看懂。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理想：一是谨严，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不能换；一是流畅，像吃鸭儿梨，又甜又爽口。吕先生不满那些刻意艰深的论文，说：“现在有的论文就像隔两层板壁听人谈话，像在百米以外看戏。这样的文章无法公之于众。文章的好懂、难懂或懂不了，责任主要在写的人。不能有‘我懂，你也应该懂’的想法。如有这种想法，必然导致‘我写我的，不管你懂不懂’的做法。”他坦诚而又尖锐地说：“有些文章我都看不懂，你写给谁看？”吕先生的文章“广搜事例，归纳条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说：“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妆莫问入时无。”这首诗正道出先生坚持严谨、务实学风的思想根源是他心里装着读者，一心一意为读者着想。胡适论诗的深度，有三个阶段：浅而浅出者为下，深而深出者胜之，深而浅出者为上。（《蕙的风·序》）吕先生的文章就是“深而浅出”的上品。翻译家王佐良先生说：“平易不止是归真返朴，而是一种文明的品质。”吕先生就是具有这种文明的品质的人。

吕先生的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说话总带商量的口气，从来不说满话、过头话。他总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他人之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全盘否定对方，而是心平气和地跟对方讨论，显现出大学者的风度。有些问题一时难以下结论，他就主张先搁下，留待以后再说，千万不可强为之说。他长期钻研汉语语法，深知其中问题复杂，而且解决的方法也不限于一种，因此他不赞成“说一不二”的绝对态度，主张要留有余地。

5. 立意创新：反对重复雷同

吕先生做学问既务实又立意创新，《中国文法要略》首创从表达论的角度描写汉语语法的路子；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辞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是第一部汉语语法词典；他打破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这种二分的汉语史分期，在其中划出近代汉语阶段，并创建和发展了近代汉语这个新学科。他反对做毫无新意，只是低水平重复的工作，而对于那些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课题、真正填补空白的工作，则热情鼓励，积极支持。1988年语文出版社的冯瑞生同志准备编系列断代语言词典，其中第一部为《先秦语言词典》。吕先生知道后直率地提出不同意见，理由是策划不切实际。他对冯瑞生同志说：已经出版的先秦典籍都不会是白文，一定有注释，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这些注解阅读古书。对先秦文献研究成就最高的是乾嘉学者，你的词典能超过乾嘉学者吗？乾嘉学者都没能解决的难点，你们是否能解决？如果你们没能突破乾嘉学者的范围，那又何须劳神费力编这么一部先秦词典？1989年12月吕先生在致山东大学高更生教授的信里说：“已有两本同类词典出版——一本是张涤华先生领衔的《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另一本的书名我忘了——是否值得编第三本，还可以再考虑。”在1981年5月致徐仲华先生的信里说：“听寿康说，你要组织一个班子写师范院校用的《现代汉语》，不知道准备怎么编？希望有点特色，不与已出版的雷同。”在1976年6月致郭绍虞先生的信里说：“语言活动本有授受两方：听人说话，看人文字，先接触形式，就形式以寻绎意义；自己说话或写文字，正好反过来，先有要表达的意思，用适当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一种是由外而内，一种是由内而外，岂不是两种语法书都有需要，推而至于词典也应该有两种吗？”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吕先生对于编词典和编教材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要编，就要突破前人；要编，就要有特色、有新意，否则就没有必要编。凡是重复的、不能超越前人的，他不怕得罪人，很直率地加以反对；而他认为确属空缺的，如范畴类词典，则主动提倡去编。

图片四：吕叔湘、范继淹、李临定定稿《现代汉语八百词》留影

1956年国务院责成语言研究所编写《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任务落在了吕先生身上。这项工作几乎是白手起家，难度极大。从1958年2月1日到10月底，吕先生煞费苦心，花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拟定体例，创制编写细则。他在5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剩‘释义’一节，最难。”6月13日写道：“这东西真吃功夫，外人不得知。”当时词典室办公地点在西单一带，吕先生家住中关村，他每天上班，早出晚归，都是乘坐公共汽车。中午带饭，带的只是馒头（有胃病），就白开水吃。根据工作进度，吕先生每天要审改定稿300多条，每周定稿2000条，每周一上午还要主持召开室务会议，工作非常繁重。一年多中，他每天下班都要带稿子回家看，每天都要开夜车。他在1958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说：“看一个‘成’字（指这个字头的所有条目），平均一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他在“奈何”后面打了两个惊叹号，可见他在竭尽全力仍不能完成超极限的工作量时的焦急、无奈心情。12月30日日记中又写道：“今天实足看稿约12小时，也只看了240片光景，合一个小时20条，也还是赶不上，而况不可能每周7×12乎？”（指每周7天，每天12小时）他给自己上足了发条，一刻也不能喘息。1959年元旦他还在赶着看稿，那天的日记写道：“今天看稿也有6个半小时，——光一个‘的’字就耗费两小时”，1月31日写道：“白天黑夜忙着看新吸收的意见，天天如此，日记也顾不上写了。”后来，每当谈到这一段艰苦的工作经历，吕先生都感慨万分，心有余悸。1992年2月，他在给人的信中说“编词典我吃过苦头”。1993年4月，他在纪念《现代汉语词典》出版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简短书面发言中说：“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我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间十二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吕先生这种坚韧的毅力和对自己近乎残酷的工作态度真是令人又痛惜，又敬佩。正是因为吕叔湘、丁声树等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和呕心沥血的奉献精神，才使我国辞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汉语词典》得以诞生。吕叔湘在80年代以76岁高龄担任《汉语大词典》的首席顾问，他高度评价词典工作为不朽的事业，鼓励参加编词典的中青年同志干它一辈子，自己还诙谐地保证：“老老实实地干，决不三心二意。”

吕先生不是那种只埋头于书斋进行个人研究的学者，也不是那种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狭小研究领域的学者。吕先生学术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十分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作用。

吕先生于1954年起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80年任副主任，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1956年吕叔湘、罗常培在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上联名发表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讲话，全面论述了汉语规范化的原则问题，包括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语言规范化的对象、标准，语言规范化和语言发展以及个人风格等问题。吕先生本人在规范语法、语音、词汇、文字等方面积极参与，堪称表率。他平时看书、读报遇到语法、词语、文字上的毛病，都不厌其烦地记下来，著文指出，必定纠正之而后快。在他晚年写作的《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和《未晚斋语文漫谈》（语文出版社，1992）里有很多这类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语文规范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他还经常应约为人大的文件把语言文字关，凡经他看过改过的文件，可以让人放心。语言学界同仁称他和王力先生一样，都是“龙虫并雕”的巨匠。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赞词中说：“今日荣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者，是一位语言结构与匡正文句通病之专家。英语世界中，英文之用字造句法度遇有争议，常以佛勒之意见为准则。在中文领域中，我们则惯于以吕叔湘先生之意见为依归。”这个评价反映了吕叔湘先生在语文规范方面的权威地位。关注和参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如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的优良传统。近些年，我们所继承传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参与规范汉字的研制工作，承担了正词法、轻声儿化规范课题，主持修订《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参加中央电视台《汉字听写大会》的裁判工作等，发挥了国家队的学术作用。吕先生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吕先生热心普及语文教育，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改革工作，77岁高龄时还认真准备了近万字的讲稿《怎样为中学生讲语法》。他几乎有求必应，认真回复中小学教师的来信，被称为中小学教师的挚友。他关心青年学者的成长，对他们寄予厚望，不仅当面传授治学经验，而且还亲自为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修改文章，有的，还给予经济上的长期资助。他既是严师，又像慈父，他在后辈学子身上花费的心血根本无法计量。像他这样的大学者，能这样自觉地以学术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服务，能这样不惜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用于普及语文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工作，能这样谦虚、亲切地跟人民群众沟通、交流，这是怎样一种精神境界啊！印度著名诗人、哲学家泰戈尔说：“人格和人的学识，好比水缸和水缸里的水，水缸里的水永远不会多于水缸的容量。” 强调了人格对学识的决定性作用。吕先生就是一位人格和学识都达到很高境界的人。正因为吕叔湘先生一生治学始终贯穿着知行合一的原则和特色，所以，作为理论家，他的理论建树使他成为汉语语法学科的带头人；作为实践家，他的实践使语言研究对全社会作出了贡献。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吕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后加的，叫作《人民的语言学家》，我觉得，吕先生是当得起“人民的语言学家”这一崇高称号的。

图片五：吕叔湘与国外友人会谈

在我的印象中，吕先生平时言谈中很少直接涉及政治，但凡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内心对民族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像许多与先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吕先生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科学救国、文化救国的志向根深蒂固。他亲见旧中国积贫积弱、黑暗腐败的现实，亲历战乱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之苦，这些都使他的思想感情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因而他发自内心地拥护新社会，珍惜新生活，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之中。罗常培先生的一段往事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陷落，罗先生加紧为《临川音系》定稿。他说：“故都沦陷之后，是否还应该每天关在屋里，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学术研究？这件事的是非功罪颇不容易回答。可是我当时想：我既不能投笔从戎，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那么，与其成天楚囚对泣，一筹莫展，何如努力从事自己未完成的工作，借以镇压激昂慷慨的悲怀？假如能在危城中，奋勉写成几本书——自觉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国家！”（《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 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时曾说：中国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有个“志”，这是其人生的着落；“匹夫不可夺志”，其志就是爱国、学术，学术的根子是爱国。这些话真是说到了根子上，可以作为对吕先生、罗先生思想的最简约而深刻的诠释。而今时代变了，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志向不能变。我们缅怀大师，继承语言所的优良传统，就是要树立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志向，把自己学术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祖国的土壤中，用学术的创新进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份力量。

吕先生自1996年3月初住进协和医院，到1998年4月9日去世，在病榻上度过了他生命历程中最后两年零一个月的时光。开始他对整天躺在床上不做一点儿事情的生活很不习惯，不止一次对我说：“我怎么也没想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成了废人，白吃饭。”我安慰他说：“您怎么能这样想呢，您都90多岁了，辛劳了一辈子，现在有病，还不应该歇一歇吗？”1996年3月21日，我和一个同志去看他。先生先是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辨认出来之后显得很高兴，向我们打听所里的情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我很记挂所里。”过了一会儿，我见他放在被子外面的左手微微张开，一边很动情地说：“我想你们。”我握住先生张开的手说：“我们也想您。您想见哪位同志，我叫他们来看您。”他说：“我也没有具体的人，我就是想语言所的同志们。”先生在病床上还放心不下语言所，想念着所里老老小小的同事们，因为他这一辈子为语言所的建设和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情感啊！到了1997年，眼看吕先生一天天衰弱下去，好像一盏油灯快要熬干了。有时竟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只对前来探视的人说：“回去吧！”尽管如此，他仍手不释卷——床头上总放着《读书》杂志。他仍关心着所里的工作，每次都吃力地询问同样的问题：所里有什么情况？有什么人事变动？年轻人里有没有好的？由于记忆力严重衰退，往往我刚答完他就忘了，又重复问一遍，有时重复问到三遍，他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些事啊！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听护士讲，1997年3月邓小平同志逝世前后，先生还下床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听江泽民同志致悼词。1998年春节（年初二）我去看他，跟他谈到：“今年是北大百年校庆，要举办一个汉学国际讨论会，方梅和我写了一篇研究您学术思想的论文，下次带来您看看讲得对不对。”先生听了先是一笑，然后突然问我：“有人给丁先生写吗？”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一问，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就支吾了几句，但当时我的内心受到巨大的震动：丁声树先生自1979年卧病不起到1988年去世，已经20年过去了，吕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依然记得他，想到也要为丁先生写篇文章，这怎么能不教人油然而生敬意呢？

吕先生教我做学问，也教我做人。记得在为先生整理《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时，先生拿出一沓一面已印上铅字、一面发黄的旧白报纸让我做稿纸用，自那以后，我也养成在旧稿纸背面打草稿的习惯。先生一家人生活极其俭朴，却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用于奖掖青年、发展教育；先生遵守规章制度，借书按时归还，从不逾期；先生无私奉献，舍得花宝贵的时间为他人做嫁衣；先生淡泊名利，刚正不阿，既有棱角，又宽厚慈祥。先生对自己后事的安排也令人生敬：捐献角膜，遗体供医学解剖，种一棵树，骨灰撒在坑内，不作任何标记。吕先生当之无愧，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吕先生、丁先生等我所老一辈语言学家不仅为我们留下了高尚的精神遗产和丰厚的学术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事业持续发展的物质遗产。据科研局的一项调查表明，最近十年我所虽然自然减员不少，但所里的学术骨干人数有增无减，这跟有些人文学科研究所同比骨干大量减少形成鲜明的对比。饮水不忘挖井人，事业待有后来人，全所同志都要为保持《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精品地位做贡献，决不能让这两部辞书败在我们手里。

我们要向吕叔湘先生等老一辈语言学家那样，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治学，树立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尚诚尚朴的人文情怀。老一辈语言学家虽然一一离开了我们，但是语言所在他们身体力行熏染下所形成的严谨、务实的学风以及立意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要一代代延续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

本文来源：《今日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