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综述】2019年度汉语方言学科研究综述-LingLab

【学科综述】2019年度汉语方言学科研究综述

1341 阅读 2020-02-18 22:02:49 上传

方言学与音韵学

本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推送的是社科院语言所方言研究室撰写的《2019年度汉语方言学科研究综述》，敬请品读！

2019年度汉语方言学科研究综述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今日语言学

2019年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主要成果依然是方言语音和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实验语音学、地理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语言接触等理论方法在方言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一、汉语方言语音调查研究

1.《方言》杂志发表了一批新的方言同音字汇，提供了一批新鲜的方言语料。提供了新的调查语料。代表性论文：陈卫强《广东南海西樵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1期）、史秀菊《山西沁水端氏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2期）、徐睿渊《湖南嘉禾珠泉土话同音字汇》（《方言》第3期）。李康澄《湖南绥宁河口湘语方言音系》（《方言》第4期）。

2.声调和连读变调研究。代表性论文：

邢向东、马梦玲《论西北官话的词调及其与单字调、连读调的关系》（《中国语文》第1期）对“词调”进行定义，即西北方言中双音节以上的词语中那些不能从单字调的连读音变推导出来的调子。与词调密切相关的是单字调和连读调，其中单字调、连读调属于语音层面，词调属于词汇、语法层面。词调具有以下5个特点：有限性，模式化，声调高/低与音节的长/短、轻/重相协调，首音节统摄，层次早于单字调和连读调。在调查研究实践中，可以采用正向确认法和反向确认法区分词调与连读调。面对单字调简化、连调复杂、词调发达的情况，建议对西北方言的调查步骤作适当调整。

其他论文：陈凌《江西湖口武山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第1期），李欢《山西黎城方言的异调分韵》（《方言》第1期），翟占国、张维佳《西北官话中的两声调方言》（《民族语文》第2期）。

3.实验语音学与方言语音研究。代表性论文：

袁丹《皖南吴语铜泾片送气擦音sh-/ɕh-的来源及其音变——以新博方言为例》（《中国语文》第1期）用实验分析结果证明新博方言中来自中古“从邪澄崇禅船群匣”的特殊声母实质是送气擦音sh-/ɕh-。该方言的送气擦音来源于*z-＞sh-的音变，通过与上海方言浊擦音的比较，得出新博方言中送气擦音的送气段应来自于元音气化段的清化。

侯超、陈忠敏《宣州吴语浊音声母的声学实验研究——以苏皖交界地区方言为例》（《中国语文》第6期）考察宣州吴语太高小片“清音浊流”型的浊音声母，认为铜泾小片的古全浊塞音、塞擦音今读为强气流型的闪音、塞音和擦音，这类特殊辅音的实际音质是清送气音，且均有明显弱化现象，跟普通的清辅音在声波图、宽带语图上有别。

4.儿化和儿缀。代表性论文：

沈明《晋语里残存的“儿［n］”缀》（《方言》第2期）考察晋语的“儿”缀，不论是自成音节还是儿化韵，大都和北方的其他方言一样，或者说卷舌的［ər］(如太原、大同)，或者是平舌的［ai］（如清徐）、［ʌɯ］（如神木）。但在少数常用的、老的土词里，还残存着“儿［n］”缀，与前字合音成一个音节。

桑宇红《河北晋语鹿泉黄壁庄方言的儿化》（《语文研究》第3期），邵燕梅、石清洋《山东沂水方言儿化的语音形式》（《方言》第4期）。

5.语音演变、语言接触与历史层次。代表性论文：

秋谷裕幸、野原将挥《上古唇化元音假说与闽语》（《中国语文》第1期）介绍 Jaxontov（1960）所提出的唇化元音假说（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是上古音六元音体系的基础之一。现代闽语方言还保留着非唇化元音和唇化元音之间的对立。文章以“泉”“反/飯”“發/髪”和“過/裹、禾”等字为例揭示这个现象。它支持唇化元音假说，同时也说明闽语最早的音韵层次能够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其他论文：秋谷裕幸《原始闽北区方言里的“ə”》（《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陈忠敏《从邪床禅母读音与古江东方言》（《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辛永芬、庄会彬《汉语方言Z变音的类型分布及历史流变》（《中国语文》第5期），夏俐萍《结构变迁与音值变异——湖南韶山方言声母的演变》（《方言》第2期），尹凯《从古全浊声母的读音层次看湘南土话的性质》（《方言》第1期），瞿建慧《凤凰(沱江)方言古入声文白读的层次》（《方言》第2期），曾南逸《闽语匣云二母Ǿ-/h-两读的关系》（《中国语文》第2期），戴黎刚《龙岩话曾、梗摄in/it音类的产生机制》（《语言研究》第3期）。

6.韵书与现代方言。代表性论文：

熊燕《官话方言曾梗合口字读音去向的文献考察——从梁宋“肱为公”、三楚“永为允”说起》（《中国语文》第3期）考察了元明清30余种音韵文献，发现庚青韵合口字、一二等唇音字至迟在元代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北系官话已然归入东钟韵，但该组字在以《洪武正韵》为代表的南系官话则显示仍与东钟韵有别，要到17世纪《西儒耳目资》庚青韵合口字才与东钟韵合流，但唇音字仍对立；而今长江沿岸及大别山以西的“永允”同音现象则可以上溯至16世纪。

其他论文：柯妍《福州方言［h］声母的来源——以〈戚林八音〉和〈广韵〉对比研究为证》（《方言》第2期），李焱、孟繁杰《二百多年前澳门话的语音特点——基于马士曼〈孔子著作〉的研究》（《方言》第3期），孙伯君《汉语北方话的“番式”变读》（《方言》第2期）。

7.区域性比较研究与地理语言学研究。代表性论文：

顾黔《江淮官话古全浊声母演变研究》（《汉语学报》第4期）考察江淮官话洪巢片、通泰片、黄孝片古全浊声母的今读类型，分析其分布特点及成因。发现在江淮官话与吴语交界地区的江苏通州和溧水，清音浊流、清音送气带浊流、清音送气、平送仄不送四种语音类型并存，推导出官话方言浊声母的演变链。据此探讨浊音清化的演变条件和机制，指出浊气流为浊音清化送气提供了介质，是演变的前提条件。

熊燕《官话方言屋沃烛韵的音变》（《方言》第1期）考察官话方言屋沃烛韵与其他音类的分合关系，区分出10个读音类型。其中，扬州等江苏境内江淮官话屋韵组未与没韵组合流，有别于其他官话；南京等其他官话普遍发生了屋韵组与没韵组的合流，开封等地合流后的屋没韵组再与模韵组合流，时间可上溯至辽宋；武汉等地屋没模韵组洪音的舌齿音字又进一步裂化并与侯韵组合流了，时间可能不晚于明中叶。不过，北京、武汉、重庆诸型三等屋烛韵的演变不与一等屋沃韵同步，如北京型三等屋烛韵字与侯韵组合流，时间可上溯至辽。

8.方言研究专著。主要有：游汝杰《吴语方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李如龙《汉语特征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乔全生、王为民《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中华书局），刘艳《山西文水及边界地区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周及徐《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字汇之一》（四川大学出版社），黄婷婷《客家与客家方言》（暨南大学出版社），贡贵训《豫皖两省境内沿淮方言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汪高文《彭泽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陈丽、刘祥柏《安徽芜湖六郎方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

1.考本字。代表性论文：

钱曾怡《扬雄“蝇，东齐谓之羊”古今考》（《中国语文》第4期）认为在现代山东中部一些方言中，双音词“苍蝇”读为［ts‘ɑŋ^213-21 iɑŋ⁰］，说明西汉时期“蝇”为“羊”的读音至今仍然保存。文章用地图显示其分布地区，并从古代文献和今山东方言两方面进行考察说明：历代文献并没有单字“蝇”作“羊”的记载；从现代山东方言的情况推断，东齐谓之“羊”的“蝇”字，当是在双音节“苍蝇”这个词中，后字的韵母受前字韵母同化的结果。

其他论文：麦耘《广州话的排泄物量词［tok］小考》，（《方言》第1期）、李康澄《〈长沙方言考〉本字商榷》（《汉语学报》第2期）。

2.四字格与构式研究。代表性论文：

邢向东《以构式为视角论晋语方言四字格》（《方言》第2期）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背景，对晋语方言的口语成语——四字格进行考察。文章认为方言四字格是一种特殊的构式，其核心意义是“描绘人、物、场景的形貌、声音、行为、心理、环境等”，因此具有描绘性、述谓性，围绕核心义还有多种意义。

3.词义与地理语言学研究。代表性论文：

秋谷裕幸《闽东区方言的“脖子”义词语》（《语言研究》第3期）以正在编纂的《闽东区方言比较词典—身体部位部分》为基础，考察闽东区方言表示“脖子”义的词语的分布。

其他论文：刘丹丹《汉语方言“屁股”义的词形分布》（《方言》第3期），余跃龙《从晋方言常用词看山西中西部交界方言的归属》（《汉语学报》第1期），冯良珍、赵雪伶《用GIS考察方言过渡区词汇的传播路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4.词汇研究专著。主要有：朱炳玉《客家方言词语考释》（广东人民出版社），肖九根《赣方言古语词探源与论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研究

1.方言语法的研究涉及虚词、句式、语法标记、语义演变等各个方面。代表性论文：

刘丹青《“如果”的31种（或86种）对应形式——吴江同里话的条件标记库藏》（《方言》第1期）描写吴语吴江同里话的条件标记，认为这是一个可能在人类语言中丰富得罕见的条件句标记库藏。该方言表达与“如果”或英语if大致相当的条件假设关系的手段有4大类，这4类成分句法位置不同，在条件句中可以搭配使用，使得条件句单一标记和组合型标记的总库藏达到31个，再加上可替换的同义标记，条件标记总库藏达到86个。

荣晶、丁崇明《现代汉语方言完成体标记的类型分布》（《方言》第1期）基于《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930个方言点的材料，描写汉语完成体标记出现的句法环境，可分为7大类41个小类。文章统计分析了不同标记形式在各方言中的比例，讨论了完成体标记的三种语法化路径，分析了台湾地区的方言零形式多的原因。

吴福祥、金小栋《东南方言多功能介词“趁”的语义演变》（《方言》第4期）构拟了“趁”的语义演变路径：“追逐＞利用时机”“追逐＞跟随＞经由＞依据/伴随”“经由＞处所源点＞时间源点”“追逐＞赶赴＞方向”。

宋娜、贝罗贝《保定方言时间前置介词“投”及其历时演变——兼与普通话后置介词“之前”比较》（《中国语文》第1期）描写保定方言“投+X”的体貌特点、语义特征、句法制约及其辖域（scope）。文章认为保定方言的“投”是前置介词，并假设：“投”经历了从“投掷”义动词到“到达”义动词，再到表示“直到”的前置介词，最后到表示“之前”的前置介词这一系列语义重新分析和语法化的过程。

其他论文：刘丹青《“到”字语法化的新去向：吴江同里话的条件标记及主观大量标记“到”》（《语文研究》第2期），周晨磊《甘肃方言格标记“哈”的来源》（《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叶祖贵《论汉语方言中来源于副词的先行义标记——以“正”“再”“先”为例》（《方言》第2期），温昌衍《也谈客家话单数人称代词领格的语源》（《中国语文》第1期），陈伟蓉、吴福祥《闽南方言的多功能虚词“共”和“合”》（《中国语文》第3期），邓思颖《词汇层次的句末助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等等。

2.历史文献与现代方言语法。代表性论文：

陈泽平《〈闽都别记〉的“会”字句》（《中国语文》第2期）分析《闽都别记》中能性助动词“会”的语义，分为8类，认为至少其中3类是闽方言“解”的书面变形。并由此提出：从文献中观察到的某个虚字的功能扩张，不一定都是“语用－认知”引导的语法化发展，也有可能是方言接触的结果。

吕晓玲《从明清戏文看泉州方言“会”“得”相关结构的演变》（《中国语文》第4期）通过统计明清戏文中与“会/袂/不/未”“得”相关的能性结构的出现次数指出：（1）泉州方言的“会得V”“会V得”“会V得C”应该是由“会V”分别与“得V”“V得”“V得C”套接而成；“袂得V”“袂V得”“V袂得”“袂V得C”“V袂C”等5个否定结构分别由“不得V”“不V得”“V不得”“不V得C”“V不C”在“袂V”的影响下替换否定词产生。（2）明清戏文中有9种相关结构在现代泉州方言中已消失，此外，现代泉州方言新增3种其他结构。（3）相比于明清戏文，现代泉州方言“会得V”“袂得V”“V得”“会V得C”“袂V得C”等结构的功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

3.语法研究专著。主要有：郭必之《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南宁粤语语法》（中华书局），李卫锋《山西汾阳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文集有：陶寰、盛益民主编的《汉语方言领属范畴研究》（中西书局），主要讨论汉语方言的领属范畴。

另外，刘丹青主编《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稿由语言文字各分支领域知名专家合著而成，全面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历程。涉及汉语方言的如谢留文《汉语方言研究七十年》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主要成就；沈明《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七十年》总结了我国汉语地理语言学的研究。

4.汉语方言资源调查与保护。“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继续进行。该工程由教育部主持，曹志耘任首席专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负责项目实施。2019年继续全面推进。出版相关专著：彭建国《湖南通道本地话》（浙江大学出版社），徐越、周汪融《浙江方言资源典藏·余杭》（浙江大学出版社），刘力坚《浙江方言资源典藏·东阳》（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