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科学界全球英语化的趋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君不见曾经力图抵制的欧洲大陆国家，一个个相继接受了科学文献的英语化。虽然有印地语作为母语，科学交流和优质教育都只用英语。会英语的人在印度只是少数，但这是上层社会包括科学界的正式语言。在大多数人并不接触科学的国家里，不失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印度之外还有不少亚洲国家同样采用这种模式。那么，中国科学语言的发展前景，会不会就是“印度化”？

　　如果放眼历史长河，也许答案并非如此：因为世界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是在演变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通用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的通用语；法文在20世纪早期之前，曾经是世界的“通用语”；而英文的全球化，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建立全球优势后的产物。其实直到清朝早期的数百年间，汉字也曾是东亚文化圈的通用语。

　　科学界的交流语言，也是随着“通用语”而变化的。牛顿的论文是用拉丁文写的，爱因斯坦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都不是英文。历史上通用语言都是随着国家兴衰而变化，科学界同样如此。

　　英文全球地位的奠定，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通用语言的交替有着政治经济的背景，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也就占有语言的优势。纵观历史，语言文字也是有寿命的，通用语言的主导格局也在变化，只是变化缓慢，其交替的时间需要以世纪计算。当前英语的国际化，同样有其政治经济的背景。如果今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你能保证英语的统治地位永远不会动摇吗？

　　科学是世界性的，真理只有一条；但是走向真理的道路不应该只有一条，垄断不利于创新。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全球交流的背景下，保持研究群体的独立性和研究方式的多样性，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理想状态是既跟国际结合，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现在我国有不少单位，从外国文献里找到题目立项，使用外国仪器进行分析，然后将取得的结果用外文在国外发表，获得SCI的高分以后再度申请立项。这种循环看起来也是科学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外国科学机构的一项“外包”业务。和经济一样，发展中国家除了原料输出还可以接受承包，其中包括脑力劳动，比如印度那样。美中不足就是缺乏创新，尤其是深层次的创新思维。外包不要求创新。

　　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发展的关键在于创造性思考。具有突破性的科学思考，和文艺思考之间在创造性上并没有界限。这种思考要求联想、类比，决不以本学科为限。欧洲学者能够从传统文化里汲取营养，为科学创新做出了贡献，难道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创造性科学思考就没有用处？

　　科学语言归根结底来自生活、来自文化，而母语就是本国文化的载体。联合国规定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曼德拉说过：“你用一个人懂得的语言与他交谈，你的话进入他的大脑。你用一个人的母语与他交谈，你的话深入他的内心。”创新思维发自内心。科学创新的深层次思考需要文化滋养，而母语文化就是最近的源泉，最有可能带来创新的火花。

　　讨论中国科学家的母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方块字。方块汉字的前途，是我国知识界争论的百年话题。“五四”运动后推行白话文、拟定注音字母，进一步的主张就是废除方块字、实行拼音化。对于汉语字的批评，首先来自其复杂难学，历史上只为少数人所掌握，因此鲁迅先生把汉字比作“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然而60年来的实践表明：通过汉字简化和义务教育，汉字完全可以为大众所掌握，本身并不是造成文盲的主要原因；相反，中国方言之间的差距不亚于一些欧洲语种的区别，方块汉字正是跨越方言阻隔的桥梁，是几千年民族统一发展的产物，也是维系民族统一的纽带。

　　时至今日，废除方块字的主张不再活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方块字不适用于科学表达，不如拼音文字那样逻辑分明，因此汉字可以用来传承文化、而不适用于发展科学。其实这里混淆了科学发展的传统背景和语言载体本身的特色。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各种文字的前途提供了重新排队的机会。对于二进制的计算机编码，一个汉字只相当于两个拼音字母。汉字承载的信息量远大于拼音文字，同一个文本，汉字的篇幅最短，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速度也最快。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和普及，随着世界科学力量布局的变化，为什么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就不该用作科学的载体？语言是文化传承的主角，以汉语作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在科学创新中应当具有潜在的优势。

　　在科学领域里，汉语面临两种前景：或者是逐渐被挤出科学，只是保留在初等教育和低档科普中继续使用；或者是将先进科学融入汉语，使汉语成为英文之外，世界科学交流的第二个平台。换句话说，就是以汉语为载体，开辟科学创新的第二战场。

　　国际的学术交流也和经济一样，国家之间并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界受到水平和条件的限制，输出的无非是本地的科学数据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而这些原料和初级产品的“深加工”，几乎全都在发达国家进行，产生出影响重大的学术成果。

　　三十年来，中国研究成果的水平显著提升，少部分研究工作已经达到或者逼近“深加工”的高度，但是整体上并没有摆脱“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如果说中国的GDP达到世界第二反映了经济实力，那么世界第二的SCI论文数，决不可以解释为科学研究也已经高踞国际前列，中国的科学界还正面临着向“深加工”方向转型的重大任务。和经济战线一样，这种转型要求在加强“外贸”的同时也要扩大“内需”，建成既有国际交流、又能相对独立的“内贸市场”。物质产品的媒介是货币，交换智力产品的媒介就是语言。如果我们在用美元扩大国际贸易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用人民币结算，那么在用英文加强国际交流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考虑将汉语用作交流语言？

　　打造汉语为载体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有着相当广阔的空间。国际顶级学报上有不少华人的名字，以国外单位署名发表文章，他们完全可以请进来用中文交流。中国科学的继续发展，是世界华人用汉语交流的原动力。近年来不少专业都在以不同形式和规模开展汉语的高层次学术交流会，收到了良好效果。经验表明，用汉语的直接交流特别有利于学科交叉，有利于新兴方向的引入，有利于青年学者视野的开拓。

　　当前学术刊物“英高中低”的现状是历史产物，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是可以根据学科的不同，有选择地打造高水平的双语刊物，拓展国内外的影响。就像发展产业要有“孵化器”一样，中文平台可以为一些新生的科学思想提供“保护圈”，经过检验和培养后再去国际“闯荡”，免得一些挑战国际主流观点的新思路胎死腹中。此外，当前“知识爆炸”的形势下，介于论文和教科书之间的国际综述刊物越办越多，其实我国学术界格外需要这种高档次的中文综述文章，不过这必须是学科带头人亲自动手，将国际文献融会贯通以后针对我国读者撰写出来的学术珍品。

　　可以想象，如果我国的科学研究还能继续发展二十年，一批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果必将脱颖而出。如果我们同时也能坚持汉语在科学创新中的地位，就会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局面：一些最初在国内提出的新观点，随后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热烈议论；一些最初用中文发表的新概念，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广为流传。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科学的精华渗入汉语，使汉语文化获得新生，并且产生出国际瞩目的新型文学和科普作品。近年来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国际影响正在扩大，但这种影响不应当限于太极易经和孔孟经书，它更应当反映现代的中国文化，而高科技的高含量正是当代文化的鲜明特色。

　　对于一百年后的世界交流语言,今天谁也没有本事预测，可以肯定的只是信息技术发展将有深刻影响。“图文字”的拓展和人工智能对翻译的贡献，必将使不同语种之间的交流愈加容易，而不见得会有一种语言“一统天下”。我们希望，百年之后的国际语言交流中，华语将会获得重要的发言权。

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5.02.27 第6版 文汇教育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语言与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