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0日上午，“语言研究与论文写作”工作坊在上海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华学诚教授主持，参会人员除了本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外来的专家、教授和优秀的同学们。

       会议正式开始前，华学诚教授介绍了各位专家、教授，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整个会议洋溢着浓厚的学术氛围，报告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发表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专家们也给出了精彩的点评。

      报告第一场，由张萍老师开始，张萍老师就题为《从<墨子>“尝”用法看其语法化——兼辨“当”假设连词用法的来源》的论文进行汇报，用以讨论“试”义“尝”的归属。

      张萍老师通过对《墨子》中“尝”的使用进行穷尽收集考证，比较表“曾经”义和表“试”义的“尝”的句法语义发现，在句法上，“试”义和 “曾经”义二者相同，均为副词；但在语义上，“试”义的“尝”起到衔接下文的作用，往往具有假设功能，后由假定副词进一步虚化，虚化成假设连词。

      接着，胡波同学以《<商君书>疑难词句考释三则》为题进行展示。《商君书》各注本对书中的许多词句存在争议，而这些争议涉及词义、句读和字词等各方面，胡波同学就其中的“都无奸市”（《勒令篇》）、“意民之情”（《徕民篇》）和“圣人非能知万物知要也”（《赏刑篇》）进行考释，从而确定结论。

      而后，张雨涛的《<史记·乐书>“级兆”义考》一文针对学界存有的异议的“诎伸俯仰级兆舒疾”提出自己的看法。

     张雨涛同学通过考察“行＋其＋宾语”格式的语料发现，“其”是作名词的领位，则后面的宾语不可能为谓词性成分，且通过分析“别”字的分布，也排除“兆”为“别”古字的可能性，“缀兆”应理解为同义复词色彩的定中式名词短语，解释为舞蹈编排的场所。

      三位汇报人展示完自己论文要点之后，蒋冀骋、程邦雄、汪少华三位教授细致地进行了针对性指导。蒋冀骋先生首先发言，强调了论文写作的创新。

      程邦雄先生在其基础上补充提到，要时刻保持问题意识，就问题进行集中研究讨论。程邦雄先生亦指出，在写作收集材料的过中，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多方面多角度去考察。

      汪少华先生建议，论文写作需注重文章的表述，表述要清晰有逻辑，避免过于冗长，并就后两位同学的文章指出，论文写作不要急于立论，要注意严谨。

      报告第二场，林素娥老师发表了《早期上海话中表定指的“一+量名”结构》一文，文章指出，早期上海话“一+量名”在话题或主语位置上表定指，它由无生无定主语用于回指发展而来，表定指的“一+量名”结构在主语或话题位置上脱落准定冠词性的“一”后量词定指化发展为今上海话准冠词型的“量名”结构。

       论文以传教士编撰的上海话课本为文献讨论三方面的问题：早期上海话“一+量名”结构的句法语用特征，“一+量名”表定指的成因，“一+量词”表定指与吴语中表定指的量名结构之间的可能关系。

       随后，凌锋老师以《上海话后字塞音感知的不同策略与音系调整》一文进行了报告。吴语全浊塞音声母在词首和词中两个位置声学参数表现差异很大，在声学调查基础上，凌锋老师进行了感知实验研究。

      实验表明，持阻时长与后接元音稳定段基频对受试者的感知具有重要影响。词首位置闭塞时长不容易被感知，所以词首主要依靠基频区分。而词中则容易受到语速的影响，从而造成闭塞时长仍然不是一个理想的感知线索。同时也造成前字清浊判定与后字清浊的感知线索不同，相同范畴采用不同感知线索从系统内部来说不够经济。所以在音系调整的过程中，不同发音人的感知策略会有所差异。

       接着，黄河老师以《语法化区域与微观地理类型分析：以宜兴方言指示词为例》为题，立足于某个特定的语言区域，旨在用地理语言学的微观分析展示语法演变的过程，尤其在处理如指示代词等富有地理分布多样性的成分上颇具解释力。

      文章聚焦宜兴方言指示代词“笃”，从方位词语法化为指示语素的机制和过程，分别考察了指示语素“笃”在个体、处所、性状、数量、程度指代中的分布状况。运用地理分布发现了“笃”在系统内扩散的蕴涵序列，并通过这一序列在地理上的扩散层级，推定地理扩散源，从而系统论证其语法化的过程与演化机制。

       专家点评环节，游汝杰教授和李小平教授给出了实质性的建议，对于林素娥老师的文章，其指出对于英语中“the”的泛指定指问题，并对壮侗语、南方方言历史及量名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之后，专家肯定了凌锋老师的研究，认为其逻辑非常严密，调查结果可信度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小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1）别的方言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2）这个实验的被试选取的是年轻的上海人，可否选取老年人，做一个老派上海话与之进行一个对比。

      黄河老师运用地理语言学的微观分析，研究宜兴方言中“笃”从方位词语法化为指示语素的机制和过程。这一新理论的实际应用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而且该研究非常扎实，方言调查十分详细。同时，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小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1）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将指示代词三分或者两分，文章中的四分法在实际中的操作恐怕有些困难，是否可以再进一步研究，合并其中的某些分类项。（2）吴语中的指示代词有混指/泛指，这一分类也许对黄河老师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报告第三场，倪兰老师立足于《现代汉语动词的方向性》对现代汉语动词的方向性展开了探讨。动词的基本语义特征决定了动词的小类，也决定了动词与论元的各种关系，即句法关系。

       动词中存在两类普遍语义特征：能动性与空间移动性。动词的方向性是一种抽象的语法范畴，可以是施事、受事之间的能量转移，也可以是物体在空间从来源到目的地的移动。现代汉语动词的方向性既可以通过语序表达，还可以通过小词的使用来表达。当动词兼有两种语义特征时，现代汉语倾向于选择表达能动性的方向，但也有一些句法结构可以为我们揭示出空间移动的方向。

       钱小飞老师以《汉语最长名词短语的线性特征研究》为题进行了报告，其从邻接位置、邻接特征词、内部成分分布三个角度分析了最长名词短语的线性特征，指出表层最长名词短语的邻接特征显著，而内层最长名词短语的邻接特征较弱，提示自顶向下策略要优于自底向上策略。

       最长名词短语作为一种长距离依赖结构，对模型的观察视野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它的中心语位置上集中分布着大量的名词，有利于使用词汇搭配手段进行消歧，起始位置的指称性特征对于最长名词短语也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随后，张谊生、蒋冀骋和李小平教授做出了点评。倪兰老师受手语研究的启发，将之运用到现代汉语的研究中，这一角度是很新颖的。钱小飞老师研究的内容属于语言学和计算机交叉的学科，非常新颖。这一选题是十分有意义的。由于受研究方向的限制，专家更多的是从现代汉语的方向对钱小飞老师的文章给出了一些小建议。例如，增加一些例句以帮助读者了解最长名词的定义等。

      报告第四场，熊润竹发表了《“八窗玲珑”考探》的报告，主要是结合“八窗玲珑”及相类词语探讨其演变发展。

      通过《呻吟语》和《灵芬馆诗话》的指出在明清时期“八窗玲珑”形式基本固定，诗词韵文中偶作“玲珑八窗”。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引出了同类词“八面玲珑”并对其进行形成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两个词的义项分布图进行对比，指出二者在能指和语用方面的不同。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介绍了“数+窍+玲珑”的格式并证明了“窍”与“窗”具有共同的显性作用。

      随后，曾文斌为在场专家带来了题为《诵读义动词“念”“读”“诵”的历史演变研究》的报告，他在第一部分提出了上古、中古汉语时期，“读”“诵”为“诵读”义动词中的核心词。唐代中晚期起，“念”在佛教文献中用例剧增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诵读”义动词。由此，“念”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使用范围扩大至中土各类文献，支配对象更加多样化，语法功能亦不断增强。而对“读”“诵”进行了历时替换。避讳及语言社团“喜新厌旧”的心理是诱发这一新旧质替换的主要原因。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他在调查文献语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诵读”义动词“念”对“读”“诵”的历时替换过程，并探讨诱发这一新旧质替换的原因。

       在上述两位同学的报告结束之后，程邦雄、徐时仪和曹瑞芳教授分别对他们的报告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针对熊润竹的报告，程邦雄教授提出应从语素做起，对于“窗”、“八”、“六”、“四”的含义也要在进行考证；徐时仪教授基于论文提出要中外古今贯通；曹瑞芳教授指出文章需要更加的完整细致，要按照期刊的标准进行修改。

      对于曾文斌的报告，程邦雄教授提出更多地应用统计的材料和数据；徐时仪教授指出对于词义替换方面的内容需要补充；曹瑞芳教授提出要对文章进行“分节设目”，在文章的结构和信息提出要剔除冗余。

      最后一组，第一位报告人郑妞老师发表了题为《上古文献中的语音技巧及在古音研究中的运用》的报告，分析了《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文献中存在的一些语音技巧，如双声迭、叠韵，句中相应位置音节中声母或韵部的重复出现，以及分别词中的语音差异等。

      郑妞老师认为这些材料在上古音研究中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于考察语音的演变，特殊语音产生的原因，以及古音的构拟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位报告人是丁治民老师和汪亮娟，他们报告的题目是《从<归三十字母例>论“床三”、“禅”二纽的关系》，他们提出《归三十字母例》已显示床、禅二纽的关系，通过重读文献，对船、禅二母的发音方法提出了新证；紧接着指出在笺注本《切韵》、两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万象名义》、《字镜》中发现船、禅二母关系十一例，即床三归禅。

      同时在报告中还兼论了喻四与定及禅、床三的关系与禅母的读音问题。

      在上述两位老师的报告结束之后，蒋冀骋教授和程邦雄教授分别对他们的报告做出了评价和指导。蒋冀骋教授认为郑妞老师的文章中应该将诗歌与吟唱结合起来，更能佐证文章的结论；程邦雄教授建议郑妞老师的文章应该归纳出一些语音技巧的条例。

      对于丁治民老师和汪亮娟的文章，蒋冀骋教授认为如果例证更加充分，会是很重要的发现，同时也指出内容应该更加明确，行文更加流利；程邦雄教授和华学诚教授则指出文章的标题应该更加的明确。

      最后，这次工作坊在华学诚教授的总结致辞中圆满落幕。华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首先，这次工作坊内容丰富，论文篇数共有12篇，囊括了校内和校外，涉及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包括了词汇、语法和语音，涉及面较全。

      其次，组织形式新颖，效果显著。这体现在报告主体多为青年教师和学生，专家、主编介入策划，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全力支持，同时会议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最后，此次会议对于宣传上海大学语言学这个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这次工作坊不仅是一次学术科研活动，亦是学科队伍的培养建设活动，同时也对上海大学语言学抱有了新的期待，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