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2日至14日，“汉语语法史研究高端论坛（2019）”在鲁东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与鲁东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鲁东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温州大学等17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3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就汉语语法史研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鲁东大学文学院部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旁听了本次会议。

　　论坛开幕式由鲁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胡晓清教授主持，鲁东大学副校长亢世勇教授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杨永龙研究员致开幕辞。杨永龙研究员对为语法史作出卓越贡献的蒋绍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表示感谢，对专家们莅临会议表示欢迎。

　　会议为期两天，共举行六场大会主题报告，二十七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报告围绕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或从专书语法描写、断代语法研究和贯通式的通史研究三个方面进行，或宏观论述，或微观分析与描写。对代词、副词、介词、助词、体貌以及被动句、平比句、增宾句、使动句等热点性的语法项目都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在理论支撑、研究方法以及材料使用等方面都充分展现出当今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多元化倾向和求真务实的学风。与会学者积极借鉴现代语言学如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最新理论成果来研究汉语历史语法问题。研究中还引入了丰富的汉语方言、民族语言材料及世界其他语言材料，在世界语言大背景下探究汉语历史语法的特点，显示出当前汉语语法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

　　会议闭幕式由北京大学杨荣祥教授主持，北京语言大学吴福祥教授作论坛总结。吴福祥教授指出，此次论坛论题广泛，视野开阔，水平很高，尤其是一些青年学者的论文，显示出鲜明的理论追求、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扎实的论证功力。在总结当今汉语语法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他指出了当今年轻学者要特别注意的问题：首先，在研究材料方面，不但要使用现有的传世文献，也要充分利用清华简、安大简等出土文献资料进行语法史的研究；其次，在研究领域上要加强先秦汉语语法研究（尤其是先秦汉语形态研究）以及《红楼梦》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阶段的语法史研究；在汉语语法史研究中应该具有一般形态句法学、语言类型学及区域语言学的视角。

　　最后，鲁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胡晓清教授致闭幕辞。胡晓清教授指出，本次论坛专家，以蒋绍愚先生为代表的前辈注重汉语史所使用的材料与方法；一大批中生代专家各显所长，给予参会者方法的引导以及思想理念的熏陶；青年专家思路新颖、锐意进取，展现了研究的最新动向。老中青传承有序，使汉语语法史研究前有大家，后有来者。会议讨论热烈、有趣，彰显了学术研究的勃勃生机。

下面依据专家学者的发言顺序简要介绍本次论坛报告的主要内容：

　　北京大学蒋绍愚教授的“汉语史的研究和汉语史的语料”指出，研究汉语史材料时首先要区分“口语”“书面语”和语体的关系。口语和书面语应该指的是使用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思想的两种形式，二者都有不同的语体。其次，“文言”和“白话”是两个语言系统而非简单的语体之别。汉语史研究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文言”还是“白话”，在语料选择上，要用接近口语的语料。

首都师范大学洪波教授的“虚词多功能现象的辩证认识”指出，一个虚词有两种以上功能但其语音形式不变的现象称之为虚词多功能现象。学界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对虚词多功能现象认识存在较大差别。对虚词的阐释，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视角是传统训诂学视角，是语文学时代为解经、教学服务的必然产物。范畴化（categorization）视角不仅看重某一虚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文意贯通，还看重其他语境的条例化和规则化，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研究视角。对于虚词多功能现象应采取辩证的认识态度。

清华大学张美兰教授的“语言接触背景下的汉语使役句式异同特点”，以《清文指要》及其改写版为例，探讨了汉语使役句式句法语义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合璧本汉文《清文指要》，对含有使役标记“bu”词法结构语义满文的翻译策略，出现有呈现和隐含两种策略。 句中核心动词的动作性质是决定该句致使意味大小的主要因素。满汉合璧版的硬译与北京官话版在尊重满文原文使役表达的基础上，重句式口语表达特点，反映了语言接触过程中汉语特点。

温州大学马贝加教授的“施受关系变化在语法化中的作用”指出，施受关系变化是语义关系变化中的一种类型，施受关系变化在实词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推动并固化演变的结果。以终所介词“至”“到”“于”和处所介词“在”的产生为例，阐释了运行动词和原地动词向介词演变过程中，施受关系的变化是决定“动词—介词”演变最终结果的重要因素。

清华大学张赪教授的“早期上古汉语言说动词的语法化”指出，早期上古汉语常用言说动词“曰”“言”“云”可位于主谓、述宾、状中等结构中，作为篇章连接标记，兼有组织话语和人际互动的功能。汉语相关句法成分联系不紧密为其虚义用法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的句法槽；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对言谈内容的关注度常高于言语行为”的语义语用特征是其语法化动因。三个动词自身的句法语义特点又影响了各自的具体演变历程，使它们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复旦大学高顺全教授的“汉语史上测度问语气副词的形式”梳理历史上表示测度问句的方式，认为历史上测度问语气的表达主要由语气副词承担，用肯定和否定语气的综合来表达测度问句，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测度问的功能基本由“吧”承担，能单独表达测度问的副词只剩书面词语“莫非”，别的或被淘汰，或受地域限制，或需要“吧”的配合。由此推测，之前多种测度语气副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表示测度的句末语气词。由此得出，也许并不存在“禁止/担心→ 认识情态”的演变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的“汉语‘可怜’义形容词的来源与发展”指出，从历史上看，表达“可怜”义的形容词出现较晚，不是汉语的“原生性”形容词；从来源上看，“可怜”义形容词主要有三个来源：“可怜”类、“造业”类和“悲苦”类。从分布来看，“可怜类”来自通语；“造孽类”主要来自吴语、江淮官话、湘语、西南官话；“悲苦类”中不同的词分布不同地域。该类形容词有向动词演变的语义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永龙研究员的“试说青海甘沟话的增宾构式‘N哈V给’”指出，增宾构式是指通过在动词上添加词缀等形态操作在动词原来所带名词性成分之外再增加一个名词性成分，使不及物动词及物化，或者单及物动词双及物化等。因此增宾构式是一种及物化的过程，是在原有论元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论元。以此标准判断，青海甘沟话的“N哈V给”的用法之一是增宾构式。从句法上看，“N哈V给”基式动词既有及物动词也有不及物动词；所增宾语通常是生命度较高的指人名词，属于广义的与事。“N哈V给”这一增宾构式的来源，外因是语言接触的演变，内因则是汉语自身的演变，是介词并入的结果。

闽南师范大学陈练军教授的“构词类型学视角下汉语复合词的分类问题”指出，传统的汉语复合词分类原则多样，因而存在分类交叉的问题。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复合词分类区分主从复合词、属性复合词和并列复合词三大类，每类之下再分出向心式和离心式，在此基础上根据复合词和构成成分的词法范畴、核心（head）所处的位置等特征进行分类。进而思考该分类体系存在的问题，归纳出经得起验证、且适用于汉语复合词实际情况的分类标准。

浙江师范大学张家合副教授的“上古汉语‘最类词’构式关联搭配及可视化分析”指出，“最”类词是程度副词的一个下属类别，是表示语义上达到顶点、无以复加的一群程度副词集合。上古汉语时期“最类词”的成员有“至”“最”“极”3个，它们的内部差异显著，句法搭配各异。本文借助“构式搭配分析法”对上古汉语“最类词”主要成员的搭配情况进行考察，并借此进行语义特征分析和可视化呈现。考察发现，近代汉语时期“最类词”的不同成员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少的差异。

北京语言大学魏兆惠教授的“明人笔记所见北京话举隅”指出，清代北京话与明代北京话相比存在断层，明代由于迁都等原因，北京话文学沉寂。明代北京话语料主要存在文学作品类和笔记、方言志、辞书类和官话教材类著作中。明人笔记中弥足珍贵的明代北京语料，这些语言现象可以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得到验证，对于确定一些文献的方言背景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烟台大学袁健惠教授的“上古汉语名源动词的句法分布及其及物性”定量考察上古汉语名源动词的句法分布特征，并从类型学角度从参与者有关的参数、跟动作有关的参数、跟情态语气有关的参数三个维度判断名源动词所在构式及物物性高低。由此得出，名源动词所在构式的及物性高低不同，是一个连续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平博士的“语言演变的‘顶针式’和‘交互式’解释”总结了语言演变两种解释模式：“顶针式”和“交互式”。“顶针式”语言演变旨在解释语言共时状态因何如此。“交互式”语言演变模式旨在解释语言共时状态和历时变化可以互证——一方对另一方均有回馈行为，但回馈内容却有差异。

　上海师范大学陈昌来教授的“‘有失’的词汇化、语法化与‘有失X’的构式演化”指出，在认知识解、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作用下，“有”作为确认标记，具有激活量级义、主观增减语义量的作用。“有X”的可变语义量是回溯推理、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认知识解、韵律机制、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共同作用，推动“有失X”的构式化和后构式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亮博士的“施事倾向副词‘X意’的功能及演变”指出，“X意”作为主观情感强化副词具有以下功能：（1）加强言者的言外语力；（2）强化听者的解码力；（3）增强话轮渐进的融洽度。在语法化范畴下，“X意”的词汇意义逐渐消逝，而其表情感的主观化程度语义却不断的强化凸显；“X意”尚未完成向语篇标记的演变，但是从句内副词发展为句子副词，其整体演变趋势不变，最终都会向评注性副词演变。

鲁东大学王雪燕博士的“从‘着’对动词的语义选择看其有界化功能”指出，能与“着”搭配的动词的语义特征是在时间轴上没有明确的终止点。“着”附于动词后，是对动词进行有界化操作的语法手段，这是“着”的核心功能。由于动词在持续性强弱、句法语义环境不同导致不同类别动词在与“着”搭配后呈现多种复杂情况。

广州大学黄晓雪教授的“‘给’义动词的多功能语义演变模式”指出，吴语、闽语、徽语等南方方言以及部分北方方言的“给”义动词存在两条语义演变模式链条。一条是从受益格标记到人物方向再到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另一条则是从给予义动词到使役动词再到被动格标记。两种语义演变模式链条受不同的规律支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姜南副研究员的“再探指示代词‘那’的来源”以汉译佛经为证据指出，现代汉语表示别择问的“哪”跟指示代词“那”同出“若”字一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品健博士的“宋元第三人称代词‘伊’的跨语体迁移”指出，宋元时期，第三人称代词“伊”虽然在口语中衰落，但在书面语中仍然活跃，成为公文语体最主要的第三人称代词。“伊” 很可能是从韵律性白话语体迁移到公文语体中的。驱动“伊”迁移的动因包括：元代传统公文语体需要一个新的代词来分化“其”的第三人称代词功能；元代传统公文语体与其他语体的语言接触。迁移的机制涉及语法范畴的复制和语法成分的借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育花教授的“中古汉语平比句和比拟句研究”从使用频次、从语序角度、从标记词、地域差异和语料性质几个方面入手调查中古时期的平比句和比拟句使用情况。调查显示，中古汉语比拟句占绝对优势；比拟标记种类远多于平比标记，而且出现了种类丰富的双音节比拟词；平比句中比较结果位于基准之后的用法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实用性较强的著作平比句使用频次较高。

中国人民大学董正存副教授的“从难易、肯否的关联看‘容易’的情态化走向”指出，汉语中“难”类语言表达形式存在否定情态解读；汉语中“易”类语言表达形式存在肯定情态解读。“难”和“易”的语义发展体现了汉语中“容易”可以发展出情态用法，已经开始走上了情态化的道路。情态化的句法保障：“难”和“易”由右至左的左向句法提升，由单独用作谓语>用于谓词性成分前，由句内成分>句外成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定副研究员的“汉语否定极性词的来源”指出，“否定极性词”指一般出现在否定性环境中的词及惯用表达式。现代汉语里否定极性词共145个。否定极性词主要来源于极量词，从表极大量或极小量的语言形式到否定极性词，它们原本都是处在不同量级模型最高点或最低点的成分，其演变机制是语用推理的作用。疑问词等也是否定极性词的来源之一。一些否定极性词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背景。

湖南师范大学徐朝红教授的“连词‘至于’篇章功能的发展演变”指出，“至于”词汇化后，演变为介词、多功能连词。其连词真值语义弱化、非真值语义增强即连接功能的增强乃至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报告还探讨“至于”话语标记等功能产生的路径和模式、机制和动因。

北京大学杨荣祥教授的“论‘比’字差比句的产生时代及其来源”通过对比统计不同时代的差比句得出，现代汉语的“X比YA”“比”字差比句可能是多来源、多途径形成的句式，其主要来源和形成途径有三：两个小句：X比Y，（X）A”，形成途径为：后一小句的X不出现，两个小句融合为一个复杂句；“X比於YA”，删略介词“於”；“X比Y为A”删略准系词“为”。

温州大学叶建军教授的“‘除非X，不Y’与‘除非X，才Y’的来源”指出，“除非X，不Y”最初出现于唐代，由“除X，不Y”与“非X不Y”糅合而成，糅合动因是凸显言者的主观性。“除非X，才Y”的前身是唐代出现的“除非X，（方）Y”。“除非X，方Y”是因言者想通过话题的转换从正面或肯定的一面来呈现隐含义而由糅合句式“除非X，不Y”衍生出来的。

浙江大学史文磊副教授的“古汉语‘何以X为’反问句的语义解析”指出，“何以X为”结构的语义：言者认为或认定前一句而否定后一句。有不必和不应两种情态。“何以X为”有特定的语义，宜单独看待，不宜跟“何以为”（王引之）、“何X之V”（马建忠）混在一起。

北京大学宋亚云副教授的“汉语作格动词的定义和范围——兼论古代汉语是否存在作格动词”认为，作格动词就是在一个共时系统中兼有使动及物用法和自动不及物用法的一类动词。这类动词能自由地出现在两种句式中：及物小句AVO和不及物小句SV，并且不及物小句的主语S在语义角色上认同于及物小句的宾语O，而不认同于A。根据其定义和范围判定，汉语中古以前就存在作格动词。

　   “汉语语法史言高端论坛”自2015年开始举办，致力于促进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发展，为热爱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搭建一个学术氛围良好的交流平台。此次会议，拓宽了在场师生的学术视野，提出了语法史研究的新理论、新问题和新视角，无疑是一次学术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