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与散播：流动中的文本之美

---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

 会务手册

主办：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协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中国·上海

2020.10.17

 参会嘉宾简介

 （排名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靓：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主任，《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CSSCI）副主编，国际期刊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委。国际易卜生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复旦大学北欧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美国印第安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研究》（2011）和《美国本土裔文学学术史》（2018），省部级科研、教研项目多项。迄今为止在Aktualitet: Litteratur, Kultur og Medier，Nordlit，《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共50余篇。

戴从容：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杨浦区知联会副会长、国际期刊James Joyce Quarterly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上海比较文学协会理事，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副局长、英国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美国伟恩州立大学客座副教授、爱尔兰科克大学访问学者。出版英语文学方向专著5部《人类真的是耶胡吗？——欧洲文学十四讲》、《当代英语文学的多元视域》、《乔伊斯、萨义德和流散知识分子》、《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译著6部，包括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班维尔的《蓝色吉他》等；在国内外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金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博导。著有Pluralist Universalism(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 2012)和《被解释的美》(2018)，在国际国内期刊上发表众多，兼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Studies 期刊编委，出现在2020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上。译著包括布鲁姆《影响的剖析》（2016）、翁达杰诗集《剥肉桂的人》（2018）和乔丽·格雷厄姆诗集《众多未来》（2020）等。并以“莫水田”为昵称在自媒体上发布各类文章，进行随笔和诗歌写作。

刘白：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全国英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理事。入选湖南省“湖湘青年英才”，湖南师范大学“世承人才计划”。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类课题10余项，出版著作2部，发表论文近40篇，先后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三）、湖南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等。

梅丽：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上海外国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等多项课题，出版个人专著两部、译著一部，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国外文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和参与多项英语文学线上和线下课程建设，以及英语文学辞典、英语字典和各类英语教材的编写工作。

尚必武: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英美文学研究。著有In Pursuit of Narrative Dynamics (Peter Lang,2011), 《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UnnaturalNarrative across Borders: Trans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Routledge,2019)。

袁筱一：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兼任高等教育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法语分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翻译家协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学研究，已出版《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最难的事》、《我目光下的你》等多部专著，译有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勒克莱齐奥《流浪的星星》、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等。2018年获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奖。

曾桂娥：文学博士、教授、博导，现任上海大学出版社期刊社党委书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英国卡迪夫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学者，上海市“育才奖”获得者。主要研究英美文学与文化、乌托邦、命运共同体等。在《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上海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发表专著《乌托邦的女性想象》（2012），参与编著5种，独立译著1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上海市哲社课题、“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等。

张和龙：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副主编，全国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2002-2003年英国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2010-2011年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出版学术著作4部，参著多部，译著6部，其他著作多部，发表论文70余篇。2007年获教育部直属院校宝钢优秀教师奖。

大会议程

发言摘要

（以发言人姓氏拼音为序）

解构主义视角下对《斯通纳》中新英雄形象的解析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白其瑶

约翰•威廉斯是美国著名作家，其小说《斯通纳》出版于1965年，虽受到当时评论家的好评，但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无人问津。直至2013年该小说才真正成为广受欢迎的畅销经典。以往对该小说的研究不算太多，主要研究集中在对人的本质和存在的讨论，非典型英雄的分析、副文本在小说建构中作用的剖析等方面。通过细读文本，本文作者发现小说中主人公无论是在婚姻、生活还是工作中都呈现出一种与传统英雄不同的平凡但伟大的形象。因此，本文决定通过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对文中发现的三组二元对立项进行消解来挖掘斯通纳身上的特殊品质进而建构出新时代的新英雄形象并揭示新旧英雄形象的不同的深层内涵。

伊丽莎白·班内特与叙述者—经验认识论与法国大革命后的窘境

复旦大学 白天明

苏珊·兰瑟（Susan Lanser）在其著作《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对叙事诗学的不满主要基于形式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方式主要关注叙事的技巧而忽视某一叙事被创作时的社会与哲学语境。笔者认为，对某一作家叙事技巧的选择的探讨，无法脱离其创作作品时的特定哲学思潮，这在法国大革命（1798）之后的文学中体现的很为明显。本文以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1813）为例，论述奥斯丁将伊丽莎白作为叙事视角是基于约翰·洛克的经验认识论对个人思辨的重视，而奥斯丁将伊丽莎白选作叙事视角的中心，却不采取第一人称叙事，从而使读者与女主人公保持一定的认知距离的做法，则可以被视为奥斯丁对法国大革命后埃德蒙·伯克所主张的集体智慧的响应。伊丽莎白·班内特作为小说的意识中心，在其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时刻反应出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但其在小说后半部分的成长，则着重依靠伯克的集体主义价值。而叙述者时不时向读者揭露伊丽莎白自己所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这一叙事技巧，则反映出奥斯丁文学作品更加看重集体立场，而非个别学者所认为的个人思辨能力。而《傲慢与偏见》这一部在法国大革命余波中诞生的作品，也集中体现了启蒙运动所主张的个人思辨与伯克所主张的集体主义的交锋。

文本与图像：加里•斯奈德图像山水诗的美学意涵解读

四川外国语大学 毕建程

当代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创作的具有东方画韵的一系列诗作以中国山水画为题材，并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特征，是一种与中国山水画形神相似的“图像山水诗”。本文试图以中西结合、古今并用的理论体系探讨斯奈德诗歌作品艺术形态的审美意义。首先借助西方文艺理论知觉现象学和后现代阅读理论来解释“图像”与“文本”如何在图像山水诗中有机和谐地并置；随后用中国哲学和古典山水美学理论来挖掘诗歌的思想内涵和品鉴艺术风格；最后通过画中、画上和画外三种艺术视角分析图像山水诗的欣赏层次。以此证明加里•斯奈德的诗歌作品是东西方思想和艺术融合的典范，体现出人类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极大的兼容性。

论福克纳《圣殿》中的悲剧书写与权力意志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蔡沛珊

《圣殿》以霍拉斯和金鱼眼的故事为并行线索，还原了南方社会的堕落场景。本文借助尼采的悲剧哲学和权力意志学说，将《圣殿》解读为霍拉斯作为经历者和见证者的两个悲剧。通过分析这两个悲剧各自的来龙去脉，以及最终合二为一的深刻内涵，本文突破了以往对《圣殿》仅仅停留在邪恶层面上的解读，发现了悲剧中权力意志的表达和向死而生的勇气，揭示了该小说对生命力量的肯定和人之永恒的乐观态度。

以虚构“接近真相”:

《赎罪》中的叙述聚焦与小说家的伦理责任

上海交通大学 陈佳怡

在小说《赎罪》中，麦克尤恩对历史小说这一文类进行了创造性的吸纳和改造，通过元小说结尾上演了一场介乎掩盖和揭示之间的拉锯战，由此引发了学界围绕虚构和真实、小说和历史等话题所展开的热烈讨论。虽然也有学者关注小说创作伦理的话题，但小说家布里奥尼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这一细节却鲜有人问津，而这一对话恰好揭示了麦克尤恩之于小说家伦理责任的期待。本文由此切入，重点剖析布里奥尼书写两个文学事件所采用的叙述聚焦及其蕴含的伦理寓意，进而探讨文学写作的独特性。通过在自己的小说中镶嵌另一位小说家的书稿以及来自历史学家的修改反馈，麦克尤恩意在强调小说家的主要职责在于揭示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真相，而非还原历史现场的真实细节。

美国本土文学族裔性的文本构建——以《踩影游戏》的空间特质为例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陈靓

美国本土裔文学中的族裔性有着丰富的文化特质，作为其核心的口述传统也因其动态的叙述肌理，也影响了现代本土裔文学的文本性的形成。本论文从空间的视角分析《踩影游戏》，并讨论作品中的族裔性构建策略。具体而言，小说的空间构建既有具体的肖像、日记等实体构建，又有以阴影为核心的抽象构建。小说通过立体的空间叙事性构建，将女主人公艾琳置于肖像---阴影以及蓝色日记---红色日记所分别构建多维空间中，立体展示艾琳女性意识之内的激烈冲突。在对艾琳女性意识的聚焦中，通过空间并置、叙述视角以及故事情节嵌套的叙事手法打破及淡化时间的线性发展速度等方式，有效延缓物理时间，增强了对叙述对象的聚焦强度和细腻程度，这些都赋予了《踩影游戏》以鲜明的叙述空间性，并以奥吉布瓦族的族裔性特质构建了作品的叙述结构。

《地下世界》：作为美国历史重写本的一部后现代文本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陈俊松

在1951年10月3日这天《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有两条并列的大标题：左边是巨人队打出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本垒打，最终夺冠；右边是苏联又进行了一次核爆炸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棒球代表着民众对娱乐活动的狂热，蘑菇云则代表了终极毁灭带来的恐惧，而这二者的并置，可以说则代表了冷战时期美国的生存状态。在以这两个事件为背景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 1997)这部堪称冷战史诗的小说里，当代美国著名小说家德里罗采用了回溯性叙述，全景式地再现了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剑拔弩张。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下世界》可以看作是战后美国历史的一种重写本 (palimpsest)。原有的文本（记忆）被擦去，以便写上新的文本（记忆），旧的痕迹和新的内容形成一种彼此影映关系。在《地下世界》这部最富雄心的鸿篇巨制里，德里罗对冷战时期美苏对峙、核打击妄想狂进行了回溯性叙述，并对美国和苏联为了获得战略优势给一些民众造成的伤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那段特定的历史氛围下偏执和疯狂的文化记忆。

        贝娄小说中的家园意识与身份认同

             武汉科技大学 程靖

家园意识不仅涉及到地理文化研究上的家园空间，也同样涉及到在文化社会学研究上的人类心灵家园以及对这种心灵家园的庇护性空间等精神性因素。简言之，家园意识涵盖现实家园、文化家园和精神家园三个层面。以“家园意识”作为研究视阀剖析贝娄的小说，会发现文本以特定时代语境中犹太主人公现实家园的混沌作为叙事的开始，展现了家园意识与身份认同焦虑之间的关系，即现实家园的失落所带来的自我认同焦虑、文化家园的困境导致的文化认同焦虑，并试图通过精神家园的追寻重新建构犹太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关系。贝娄的小说实际上是以其笔下犹太主人公的家园建构之旅隐喻了现代社会中个体所遭遇的“家园意识”困境：何处是家园。

历史的文本性和“挪用”的政治：

论英国当代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幽灵叙事

兰州大学 杜丽丽

新维多利亚小说是指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当代英国小说的历史转向所涌现出来的以维多利亚时期为时代背景和重构对象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当代作家以幽灵叙事的形式在历史文本的碎片中“触摸”并唤起维多利亚幽灵，并在与幽灵的纠缠和磋商中完成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想象和重构。本文首先分析在新维多利亚小说创作过程中，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挪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的文本性特征。然后探讨“挪用”这一手法造成的文本意义迁移、置换、修正和再生产。“挪用”的政治性一方面体现在它以置换的方式使处于边缘和碎片的历史逸事达到中心的位置。另一方面，作家在重访历史时怀旧和反讽等意识形态的介入，使挪用的原文本意义被“漂移”和“修正”，同时也不断流通、扩散和增殖，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在文本化和再文本化的过程中不断被“延宕”，稳定封闭的文本结构被消解成没有终极意义的多元文本结构，历史被放逐为“遥远的异国他乡”。

隐喻的漫游

——解析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双重声音”问题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高黎

“双重声音”是美国黑人文学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同样体现于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在莫里森的文本世界中，带有非洲色彩的神话、美国黑人独特的音乐、丰富的植物意象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隐喻世界。每种隐喻都凝结了美国黑人复杂的历史经验和内心体验，并且包容着大量非洲文化因素。“隐喻的漫游”使美国黑人得以在屡受挫败的现实之外开拓一个象征的空间。这个空间指向遥远而古老的非洲大陆，是一个由坚实的黑人传统文化所支撑的想象性存在。只有落脚于黑人传统文化，美国黑人才能摆脱心理、社会、文化上的分裂状态，获得自我的自尊、自由与完整。

哈姆雷特的犹豫与爱

华东师范大学 郭利莹

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37部剧作，每一部都在世界戏剧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哈姆雷特》被看做是莎翁最重要的代表作。哈姆雷特犹豫的性格特色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犹豫不决使他在复仇的过程中错过很多大好机会，造成悲剧的结局。结合刘易斯《四种爱》，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得出结论：哈姆雷特的犹豫源自“爱”——他对母亲的亲情之爱，对奥菲利亚的爱情之爱，对朋友的友谊之爱，对追求自我实现的自爱，以及作为一个基督教信徒心中怀有的爱的信念。哈姆雷特性格中犹豫的品质并不能浅显地看成缺点或悲剧的根源；相反，这种犹豫不决正是他伟大品格的体现。

《寻爱绮梦》及其死后生命

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 郭全照

《波利菲洛寻爱绮梦》被誉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最精美的书，也是最难懂的书。它一度披着种种谜团和神秘色彩，影响波及文学、艺术和建筑。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本浪漫爱情小说，也是一部伪装成小说模样的百科全书，可能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描写人做梦的书。本文简要总结了其传播、影响和相关批评观点，聚焦于《寻爱绮梦》的情节、结构、语言、修辞等文学特征，并考察了其文学谱系和当代传承。通过分析艾柯小说《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对《寻爱绮梦》文学程式的重新挪用，论证优秀作品和杰出艺术家的“瓦尔堡方法”可以复活历史、传统和旧的生命，回应现时代的问题和关怀。

  对安娜·卡斯蒂罗《上帝离我们如此遥远》中的“魔幻”表现手法分析

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何家朋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用魔幻表现现实生活的手法，而《上帝离我们如此遥远》作为新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既有传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所运用的神话模型，荒诞、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又与以前有所不同，例如宗教模型的倾向，荒诞的弱化、象征隐喻的多元化，都在标明魔幻现实主义的新流向—由两种文化的冲突逐步走向融合。本论文就是基于魔幻现实主义理论，试图通过对小说中“魔幻”表现手法的梳理，说明新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魔幻”表现手法的变化，其形式如何作用于主题的呈现，并展现出与传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魔幻”表现手法的差异。

《权力的走廊》中科学人文主义思想探析

大连外国语大学 姜慧玲

   C. P. 斯诺的小说《权力的走廊》聚焦英国战后政治世界，叙述了主人公罗杰为废除核武器而追逐权力的经历，表现了政治新人在科技裹挟政治时代的危机意识和人文主义关怀，以及和老一辈政府官员爱国主义情怀的矛盾。本文通过诠释罗杰对权力的追逐和被迫结束政治生涯的过程，讨论个人权力、爱国主义与科技伦理既冲突又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本文认为，虽然罗杰的政策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废除核武器的初衷不改，从而揭示斯诺尝试调和 “两种文化” 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以期为当下社会的科学和人文相融合的实践提供启示。

叙事和意识：《海浪》的声音

华东师范大学 金雯

现代主义小说如何理解和表现意识的起源？本文以沃尔夫小说《海浪》为例，将小说与20世纪初以来的意识理论、小说史和早期电影史相关联，初步探讨这个问题。《海浪》的内心独白与乔伊斯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海浪》并不试图仿效某一单一个体的语言，而是让叙事者和各个人物的声音互相渗透，形成一种没有明显个性特征不断流动的声音。这部小说传承福楼拜和詹姆斯的小说艺术，突破对于个体意识的关注，不仅展现出现象学意义上尚未分化为主客体的原初意识，也预示了许多当代意识理论和认知理论，模拟了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无法分割互相粘着的状态。同时，《海浪》也充分展示了伍尔夫对于语言与视觉艺术关系的思索。沃尔夫对早期电影的关注众所周知，她在1926年的散文《论电影》中认为小说与电影采用不同的媒介，因而应该有不同的情感符号。她在《海浪》中深化了这个论点，强调语言对于意识的缔造和表现有着影像所无法替代的功能，虽然这部小说与同时代电影一样，摒弃了单一叙事者，将不同人物的声音和叙事声音熔铸为一种既多元又统一的整体性叙事，但沃尔夫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在抽象概念和形象暗示之间移动的语言为人类意识奠定了形式基础。

泰国华文女作家梦莉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分析

——以《在月光下砌座小塔》为例

云南大学 雷婷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兴起，东南亚华文文坛也迎来女性创作的兴盛期，写作对于她们来说，不再只是自我的言说、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女作家女性意识的确认。泰国华文女作家群体中，梦莉是华文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对她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其中的女性身份认同，具有代表性和学术价值。《在月光下砌座小塔》是她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的缩影，我们了解到梦莉少年的坎坷经历对她文学创作风格产生的巨大影响；切实感受到她在父权制社会下，遭受女性身份被歪曲、女性权利缺失的生存困境。她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前提下，通过写作建立女性社会群体意识和营造和谐的两性关系，推动了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同时，她宣扬的女性独立、自由精神也将一直引领时代潮流。

     《论中国现代报刊中的尹奉吉叙事文本》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珂

淞沪抗战后，由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策划，由韩人爱国团义士尹奉吉实施的虹口公园爆炸案震惊中外，关于尹奉吉义举的文学创作也纷纷涌现，并在报纸、杂志等现代报刊上发表，在现代报刊中形成了新闻—文学“两栖写作”的特殊现象。有关尹奉吉义烈斗争的叙事作品体裁丰富多样，包括散文、传记、诗歌、剧本等近百篇文本。这些文本在中韩近现代文学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两国在社会历史转型的过程中经过美学的、心理的积累和沉淀形成的社会文化的内化，具有复杂性、深层性和症候性等特征。文本中所记录的在华韩人的抗日义举给予了中国一个自我观照的参照系，部分作家在中国立场上对韩民族的亡国之殇进行了客观书写，表达了对韩民族凄惨命运的悲悯，同时刻画了包括尹奉吉义士在内的在华抗日英烈的伟岸形象，表达了对尹奉吉义举的称颂与赞扬。同时也抒发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懑，期望唤起中国国民对民族命运的反思和对亡国灭种进程的抗争意识。尹奉吉叙事文本构建了中韩抗日叙事的资源宝库，也成为了中韩两国在近代历史上遭受侵略、英勇抗战、救亡图存的共同记忆。

《女勇士》汉译本中国形象重构对比研究

江南大学 李瑶

《女勇士》是华裔美国文学代表作之一，作者汤亭亭在作品中移植合并了大量中国文化符码，构建了他者中国形象，使其充满异域风味，迎合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本文以1998年出版的李剑波、陆承毅合译本和2018年出版的王爱燕译本《女勇士》汉译本为语料，以形象学为理论基础，对比分析两种汉译本中重构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不同译者重构的中国形象存在微妙的差别。李、陆合译本将传统元素略去，削弱了中国形象的神秘性，再现了原作中构建的华裔社会想象中女性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处于边缘化地位的“他者”中国形象。王爱燕译本则通过意译、略译等手法淡化了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强调了原文中中国形象的神秘感和异域风味，重构了华裔心目中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遥远文明故国形象，迎合了中国读者对自我形象的构建，符合国内读者的期待和想象。

身份的流转——论谢泼德《真正的西部》中的社会表演学思想

南京师范大学 李奕璇

《真正的西部》是当代著名美国戏剧家山姆·谢泼德的代表作品，也是美国西部剧中广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品。该剧以20世纪后期的美国西部为背景，围绕哥哥李代表的旧西部和弟弟代表的新西部争夺好莱坞剧本的创作权展开，通过两个西部后代面对各自困境时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的表现，反映了其主动-客动之间的流动性与不平衡性，揭示了故事发展的主要动力即为对主动权的争夺。本文从社会表演学理论出发，从主动权的丧失、主客动界限的模糊、化客动为主动三个层面剖析谢泼德的创作过程，呈现作家作品所蕴含的积极的求知观，阐明其对个人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以期重新挖掘这部作品在美国戏剧史中的意义。

T.S.艾略特仪式化戏剧理论与现代芭蕾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林辰

现代戏剧的成型并非是单一文学内部驱动的结果，而是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共同作用。现代芭蕾对T.S.艾略特仪式化戏剧理论的形成之影响，便是这一浪潮的缩影。现代芭蕾对T.S.艾略特的仪式化诗剧有深刻影响，不仅为其创作提供了框架范例，还促使其戏剧理论的形成。从历时性上看，艾略特认为，原始仪式和舞蹈是同源的，现代芭蕾是传统仪式的保存形式之一，能够传承人类的原始经验；而从共时性上看，现代芭蕾具有仪式的社会性，它充分地展现了现代社会的风貌，是现代集体经验的反应物。在对现代芭蕾的反思中，艾略特确立了仪式化诗剧理论，成为现代戏剧演变的重要一环。

          狄更斯小说中的广告叙事

            湖南师范大学 刘白

叙事小说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广告有着很深的渊源。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广告叙事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广告叙事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以狄更斯小说的广告叙事为研究对象，探究作为广告插页的副文本以及作为副文本的广告与正文本之间的跨文本关系，考察狄更斯运用广告叙事来塑造逼真的人物形象的独特方法，分析广告与文学之间辩证的互动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狄更斯小说中的广告文本可视为丰富的史料，反映了社会力量如何作用于个人、群体和各阶层，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与行为模式。

双重叙事进程中圆形人物的建构—重读经典小说《外婆的日用家当》

华中师范大学 刘洁

普利策奖得主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尔克的短篇小说“外婆的日用家当”一直以来颇受文学评论家们的关注，但评论界一直多认为大女儿是一个负面角色，不具备继承和发扬黑人文化的特质。而笔者认为，小说中大女儿的形象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好人或坏人可以概括的。受到北京大学申丹教授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启发，本文试图通过此理论来分析爱丽丝·沃尔克的短篇小说“外婆的日用家当”中人物Dee形象的双重化。在大部分读者眼中，大女儿被描述成了一个负面角色。但在隐性进程中，读者通过进行文本细读，拼凑另外一些被显性情节忽视的细节碎片，发现了Dee截然相反的形象。笔者认为这篇小说中隐性进程里的人物形象与情节发展中的人物形象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影响与偏离——比较《暗店街》与《玩的就是心跳》的寻找模式

西南大学 刘平

中法文学的交流让《玩的就是心跳》与《暗店街》呈现出结构和情节相近、主题形同而异质的特点。比较两个文本，可以发现，在寻找主题上，《玩的就是心跳》对《暗店街》既有对接与化用，也有戏仿与消解；在呈现方式上，二者都有倒叙手法和侦探模式，但二者对人物形象、侦探模式有不同的处理。王朔在《暗店街》的启发下，探索遗忘与寻找、过去与当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但王朔在借鉴《暗店街》后，又以自身携带的文化意识和想象力作出独特的诠释，并进行创造性地转化，打上了鲜明的王朔烙印。《玩的就是心跳》借鉴《暗店街》是王朔创作中的常态。反过来，也可以说《暗店街》成为解读和分析《玩的就是心跳》的参照物，在二者的相互对比中，既能对寻找模式及其呈现方式有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也能重审改革开放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论阿迪奇埃《半轮黄日》中房子的隐喻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刘婷

《半轮黄日》是尼日利亚第三代女作家阿迪奇埃的第二部成功的小说，小说出版第二年获得2007年橘子小说奖，2015年更被评为“橘子小说奖十年最佳小说”。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内战为背景，从三个不同社会身份背景的普通人的视角描述了战争前中后的人们生活状态和社会现状。隐喻是阿迪奇埃小说写作的一大特色，其中《半轮黄日》中房子的隐喻更是意蕴丰富，房子是在人类生活和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空间，对房子的追求隐喻人物主体构建的强烈愿望和过程；房子与权力关系密不可分，是权力的象征；房子也隐喻容纳文化差异，允许“文化协商”的第三空间。

叙事学视角下《沉睡的人鱼之家》的文本性

上海海事大学 刘亚

《沉睡的人鱼之家》是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作品中少见的一部没有什么巨大反转的推理小说，也是一部慰藉人心，返璞归真的作品。东野圭吾的作品的文本性，在本书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这本小说不仅将人工智能和医学还有伦理联系在一起，而且大篇幅的高科技和尖端医疗描写更升华了高度。在探讨了母爱和死亡产生矛盾时该如何抉择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小说也在人物话语、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各处打下伏笔，使叙事与推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浅析《坚果壳》中主要人物的斯芬克斯因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罗莎

《坚果壳》（2016）是麦克尤恩较新的代表作，讲述了胎儿叙述视角下一则关乎伦理道德的谋杀故事。本文试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坚果壳》中主要人物克劳德及特鲁迪、约翰在人性因子或兽性因子主导下的伦理选择，剖析人物理性意志与非理性意志的伦理冲突，探讨斯芬克斯因子三种不同组合形式，从而凸显其教诲意义，引起现代人对伦理混乱及人性迷失问题的思考。

麦克尤恩的神经科学小说

上海外国语大学 罗伊丽

大脑是产生意识的器官，是人类终极之问“我是谁？”的源头，也是小说家和科学家竭力探索的对象。对于擅长以细腻而精准的笔触描写人类意识的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来说，大脑这一器官有着特殊的魅力。“受损的大脑”这一意象以及各种相关的精神病症频频出现在麦氏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神经科学小说中。此类小说不仅与麦氏前期展现病态心理为主的意识小说一脉相承，还进一步地从意识的源头——大脑——出发，探索道德想象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进而重新审视人性与生命。此外，小说中内嵌的科学知识和对科学的思辨绝非仅是小说叙事情节的推手，而是麦氏对由来已久的“两种文化”之争的自觉反思和超越。

         回忆录中的情感、真实与虚构

              上海交通大学  蓝云

近年来，随着叙事学界对虚构性的讨论再掀热潮，“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界限在哪？”这一看似已落入窠臼的问题再度回归人们视野。本文从探讨非虚构自传类作品的“虚构性”这一话题入手，试图探究该文类“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概念。文章认为，非虚构自传类作品中的“真实”首先应该是情感的真实，只有当读者与作者之间产生良好的情感互动，建立信任的纽带，作品的可信度和真实性才能得到保证。当虚构性元素有效服务于作者真情实感的表达时，作品的真实性非但不会受损，反而得到增强，激发读者的共情。

论图像小说的文化转向——以阿特·斯皮格曼作品为例

上海外国语大学 梅丽

在视觉不断升位、图像不断激增的当代文化语境下，图像小说突破媒介差异，发展为独立文学类型。美国著名图像小说家阿特·斯皮格曼的代表作为《鼠族》和《在没有双塔的阴影下》，前后相隔二十年，此间图像小说在可视性、见证性和物质性方面的功能和表现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通过强调图像与文字之间的抗衡，试图在记忆和历史之间建立一种更具连续性和因果性的关系，而后者侧重于揭示媒体图像和历史话语的操纵性。斯皮格曼在创作手法上充分挖掘与其它媒介的信息进行斡旋的策略，应对图像小说在文化转向中面临的挑战，丰富了作家对历史危机和社会现实的文本表现方式。

试析《旧约》中的女性地位

四川大学 宁彦铭

《圣经》对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人类和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同的学者从多角度对其作出了不同的解读。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义批评被广泛应用于《圣经》文本分析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父权制文化的背景下，《圣经》中女性的地位总是低于男性，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发现了其中的男女平等之处，在一些片段中，女性的地位甚至高于男性。文章以《旧约》中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她们在社会事务中的参与程度，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地位低于男性，但在某些方面，女性地位与男性平等，甚至有时要高于男性。

文学的比较研究与“文本”概念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彭建华

   “文本”是20世纪广泛使用的一个文艺理论术语，昆体良《雄辩术原理》（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Institutio Oratoria, 95）最早使用了textum的比喻。文本自身并不具有内在意义，因为文本是发生各种游戏的场所，汇聚有不同作品的场所（the site of various works），文学的文本是作者、读者、赞助者等共同创造了文本的意义。文本是历史性的，历史是文本性的。“互文（本）性” 是一个文本的意义通过与其他文本的关系而形成，尤其是文本之间的影响。谢弗勒《比较文学》认为，很难说比较学家有一套他们特有的‘文本理论’，看来他们也不应该构建这样的理论。他们至多可以提醒人们注意一些问题。从翻译行为来看，翻译文本的互文（本）性包括源语言文本的互文（本）性与译入语文本的互文（本）性

从唐传奇、明戏曲到“世纪末”小说：陈季同的理念与实践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齐悦

    陈季同1890年于巴黎出版的小说Le roman de l'homme jaune近年随中译本推出引发关注。本文围绕经典改编与意义迁移，首先考察该作品连载、成书及再版的文本发生，通过结合作者同期论述等互文本，分析该小说在跨文化的现代语境中改写传统题材、构建“中国风俗”方面所作突破；其次我们探讨文本的跨时空翻译与流通，通过对读《霍小玉传》、《紫钗记》，闽剧《紫玉钗》及十九世纪法国“风俗小说”等文本，分析陈季同法文创作对上述中西文学遗产的承传，而同时代文学评论，意、葡语译本也见证了该作品在欧洲文坛的广泛影响。最后通过引入“文化迁变”视角下的再阐释及语义重塑，我们希望重估该作品在中欧文明交流史中作为世界文学传递普世价值、消解影响中心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其凭借语言及文体革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可行性与意义。

艾米丽·哈恩的“潘先生”：上海租界与女性主体性想象

上海交通大学 乔清泉

美国作家艾米丽·哈恩于1930年代末连载于《纽约客》杂志的“潘先生”系列文章，记录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在日本侵略时期的上海的生活历程，书写了一种处于传统和现代、家庭与国族、男性与女性张力之间的中国形象。第一人称叙述者既作为朋友参与其中、又作为“他者”主动保留观照距离的双重角色，对照出作者对自身身份与性别主体性的思考，而这一主体性的文本想象，建立在半殖民地上海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上，完成于作者与上海半殖民城市空间政治、种族和性别不平等一系列的商榷、妥协和反抗之中。《潘先生》的文本生产过程证明，西方语境中的（复数的）中国话语（均）生成于具体的地理和社会空间。文本更为复杂的中国性表征，不仅仅构成西方认知中国的新途径，更是哈恩想象与确立女性主体身份的方式与资本。

为什么是蟑螂？——麦克尤恩《蟑螂》的非自然叙事

         上海交通大学 尚必武

通过戏仿卡夫卡的经典作品《变形记》，麦克尤恩在小说《蟑螂》中以人虫之变的非自然叙事模式，讲述了主人公吉姆·萨姆斯由蟑螂变形英国首相并推行让金钱倒流的“逆转主义”的故事。作品引发了一系列让人疑惑不解的问题，其中最核心也最终极的一个问题莫过于为什么麦克尤恩笔下的主人公是一只蟑螂？这一问题在文本层面上表现为经历人虫之变的吉姆遭遇身心分离即身体与眼光的脱节，产生了对自己是谁的身份困惑以及变形所为何事的焦虑。对此，麦克尤恩一方面通过让吉姆以内聚焦的方式凝视一只正在地上爬行的蟑螂，使之在他者镜像中完成了蟑螂身份的自我辨识，另一方面通过混合运用“解叙述”和“非自然心理”两种叙述策略，揭示了“逆转主义”的“复仇主义”本质。本文指出，作为“一个古老传统的政治反讽”，尽管《蟑螂》的讽刺矛头直指英国脱欧事件，但其终究无助于当下英国的脱欧之争。将蟑螂作为笔下的主人公，麦克尤恩意在暗讽对脱欧行为的合理解释不外乎是英国政客脑子爬进了蟑螂而导演的一出闹剧，同时希冀借助这一非自然叙事样式，让无奈的人们至少可以“在黑暗中发出一阵野蛮的笑声”

姿态与策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前法属殖民地离散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

北京大学法语系 宋心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动使得大批来自安地列斯和非洲等前法属殖民地的法语作家流徙于欧洲和北美，在法国本土或加拿大魁北克安营扎寨。他们一反前几代殖民地作家恪守的同化主义身份以及“黑人性”种族身份认同主张，提出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全球主义文化身份观念。本文站在后殖民批评的角度，试图指出：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采用使后冷战时期的非裔和安地列斯裔法语知识分子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结成共谋，在最大限度地迎合全球资本扩张的同时确保自身在法语圈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合法地位。

诺思洛普·弗莱整体性文本诠释学思想探微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唐振

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是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卓然大家，他的神话-原型批评可视作一种宏观的整体性文学批评。从弗莱的整体性文学批评中同时亦可见出他对整体性文本诠释学的一种尝试性建构。弗莱认为：文本的诠释不仅要经历理解（Understand）与审察（Overstand）这两个阶段，同时还具有向心和离心两种不同的向度，就此，神话-原型不仅是整体性批评的整合性原则，同时还可视作整体性文本诠释的诠释原则。从神话-原型批评中钩沉出弗莱的整体性文本诠释学思想，既能丰富诠释学理论、亦能拓宽学界对弗莱研究的视野。

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视域下的《洛丽塔》叙述视角探析

北京外国语大学 田佳宁

Б.А.乌斯宾斯基（Б. А. Успенский）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文艺学家，俄罗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开派宗师，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在结构诗学领域的研究享有世界性的声誉。在其著名的《结构诗学》一书中，乌斯宾斯基提出了从“视角”出发对艺术文本进行结构形式的分析，他将视角划分为意识形态、话语、时空特征描写和心理等四个层面，四个层面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使视角构成了探究艺术文本结构的关键。在视角成为当代叙事学的核心问题的背景下，乌斯宾斯基的视角理论对当代叙事学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尤其是对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洛丽塔》是20世纪最具争议和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小说的结构精巧复杂，叙事暗藏玄机，读者稍不留神就容易踏入作者设置的精妙陷阱，陷入对文本的误读。而在乌氏的视角理论指导下，从视角的四个层面对该文本进行分析，则可以按图索骥，探究各视角的深层作用机制，徐徐勾勒出小说的核心架构，最终领悟《洛丽塔》的深层内涵。

音乐叙事的再现与改写

－－叙事学视角下《许三观卖血记》英译本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王惠萍

《许三观卖血记》是先锋余华转型后叙事尝试的一个代表作，开创性地采用了音乐叙事的手法。首先，小说运用了音乐性的叙事形式－－“重复加变化”的音乐节奏。作品的卖血主题在十一次变奏中被不断重复，从而获得了极强的叙述效果，彰显了人性的坚韧；其次，小说具有音乐性的叙述语言－－运用大量的重复话语、叠词、俚俗语等，通过音响、节奏变化等使作品叙述充满了张力。再次，小说应用了客观型全知叙事视角，使用大量的直接引语，加强了作品的音乐性。

翻译余华先锋作品的关键在于认识并传递原作的叙事特征。如果译者只注意原文的内容而忽视其叙事形式，就会造成“虚假等值”。论文从叙事学视角对安德鲁•琼斯的《许三观卖血记》英译本展开研究，在叙事形式、叙述语言、叙事视角不同层面，考察其对作品音乐叙事的再现和改写现象。

悬置的真相：从《纽约三部曲》看反侦探小说中“文本的失效”

南开大学文学院 王跃博

反侦探小说是一种质疑传统侦探小说模式的文学形式。在传统侦探小说中，文本必须可以通过阐释获取意义，进而使侦探（读者）抵达真相；而在反侦探小说中，文本不再为意义获取而生效。在美国小说家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中，侦探主人公一直与各式各样的文本打交道，但却始终无法通过文本获取真相，直至故事结束。这种“文本失效”现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作为后现代文学的反侦探小说与传统侦探小说之间截然不同的文本观和真理观。

     协商与调适：《夕雾花园》中的跨文化认同

                  南阳理工学院 王臻

马来西亚华裔英语作家陈团英的《夕雾花园》以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马来亚为主要背景，讲述了曾被关押在日军拘留营的海峡华人张云林在马来亚日记时期的战时回忆与战后生活的交叠，着力描写张云林面对外来的日本文化与其原有的华人文化之间的碰撞而进行不断协商与调适，呈现出跨越不同文化边界的弹性。张云林对日本文化的涵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去或再发现原有的华人文化的经历，反映了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环境下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协商与调适具备跨文化实践的特征，趋向跨文化的认同。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罗伯特·弗罗斯特《补墙》的现代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吴敏之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是一位伫立在传统和现代的十字路口的美国诗人，他的诗作语言亲切、质朴，看似描画祥和静谧的田园风光，实则表达现代人的困惑和思考。诗歌《补墙》表达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边界感增强、关系日渐疏离的现代性主题一直是学界共识，但笔者认为《补墙》恰恰表现了边界、共识都行将消解的现代世界。本文结合马克思、詹姆逊和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聚焦诗篇中不被喜欢的石墙、承载祖辈智慧却在现代语境失效的谚语、以及叙述者行动上修墙、言语上拆墙的矛盾，笔者认为弗罗斯特借此呈现了一个一切都在消散，一切都不再稳固的现代性世界。

文本背后的伦理思考——解读《被掩埋的巨人》中的伦理困境

福州大学 吴业贤

文本是由符号组成的具有意义传达的构筑体，而文本性则是信息意义接受者对发送者所构建符号意义的解读过程。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在2015年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中通过文本告诉读者面对个人记忆与民族历史中黑暗面时的两难局面：有意忘记或淡化记忆与历史的黑暗面固然可以维持一时的安定，但隐患无穷且违背了人们了解真相的伦理需求；然而直面黑暗面的代价则是会激化矛盾，加剧个人和社会的恐慌。通过借用文学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并辅之以“电车难题”的思维模型可以将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各个故事线的文本内容进行深层次的“再阐释”，同时挖掘出掩埋在文本背后的伦理“符号”（点）并将其串联成小说的伦理网（面），实现对小说文本的伦理解读，从伦理的角度阐释作者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希望向读者传递的伦理观点与态度。

小说《一无所有》中的仪式思维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 肖达娜

   受副标题“一个暧昧的乌托邦”的启发，学界围绕小说《一无所有》中呈现出来的乌托邦主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个“暧昧的乌托邦”，并非指向书中两个世界的任何一方，而是勒奎恩对双方参与、选择和妥协所达成的有机的综合的展望。故事主人公谢维克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冒险之旅，是原始成人仪式的再现，也是神话英雄之旅的重演。作为一种中介和过渡的仪式，这次旅行联通过去与未来，科学与宗教，理想与现实，来实现经验的完满，指引我们走向“一个暧昧的乌托邦”的实质。

契诃夫“仇敌”中的重复特色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谢淑婷

契诃夫是善用语言的大师，其小说中特有的文体风格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领域，而重复这一写作风格使用也是形成特有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细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仇敌”，能够发现其中多出的重复现象，本文集中探讨有关词语和意象的重复，这些重复对于衍生象征意义、深化小说主题、增强反讽效果起了重大作用，也深化了人际关系的这一主题，向我们解释了阶级对立的牢固性。

Utopia与乌托邦：一种概念史的言说

广东科技学院 薛展鸿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但又众说纷纭的思想概念，Utopia在人类思想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借助概念史相关知识对“乌托邦”概念的西方缘起进行追溯，我们能发现Utopia的语义经历了“扩大—缩小—转移”的演变路径，其内涵所指亦呈现出强烈的政治性与社会介入性。这些特性在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被进一步放大，成为Utopia在晚清时期进入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动力。与初期翻译中使用的其他译词相比，“乌托邦”既保留了外来文化思想的外衣，又与中国传统的本土概念相吻合，成为了这一思想的最佳载体。由此，在“发生现场”探究Utopia与“乌托邦”两者的语义对接，不仅有利于厘清乌托邦思想的基本面貌，更能为研究异质文化之间的翻译活动提供一个范本。

论《等待》中的人格结构

陕西师范大学 杨柳

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以其长篇小说《等待》一举囊括美国众多文学奖项。但回看针对其作品的文学评述，毁誉参半，受到早期批判导向的影响，许多学者将重心放在了《等待》文本中的东方主义呈现上，从而忽视对作品主人公身份构建的分析。然而纵观全书，可以发现小说中人物心理上的转变和矛盾以及人格成长方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因此本文拟从心理学家荣格关于人格“个体化”理论的角度出发，结合文本细读，对哈金的代表作《等待》进行探析。主要借用荣格的原型概念即人格面具、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自性原型聚焦《等待》中的三位主人公，打破人物刻画脸谱化刻板的说法，深刻挖掘并揭示人物形象的新颖立体性和所具有的典型意义，以期摒除成见，重新审视这一经典之作。

积极美学视角下利奥波德的荒野审美诠释

温州大学 余婷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在他的《沙乡年鉴》、《环河》等作品中呈现出关于荒野的大量描写。他对荒野的欣赏不仅仅停留在视觉欣赏其美丽(Beautiful)和壮美(Sublime)之景，更是充分利用多感官审美体验，尤其是听觉感知荒野中的非美之景。在表面感知的基础之上，利奥波德会利用科学知识深入认识荒野。以卡尔松为代表的“积极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理论中的“自然全美”思想与利奥波德的“平凡之物蕴含丰富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卡尔松强调用“科学认知模式”（Scientific Cognitive Mode）欣赏自然，忽略了最直观的感官审美体验。本文从“积极美学”理论角度分析利奥波德的荒野美学欣赏方式。

流动的身份：论盖尔·琼斯《六十盏灯》中的家、旅行与跨文化去\来

华东师范大学 张成成

作为澳大利亚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之一，盖尔·琼斯的创作独具特色，极具世界性。她的作品《六十盏灯》曾经入围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短名单，表达了“家”、“旅行”与“跨文化去\来”的主题，凸显了人物身份的流动性。小说中露西的“家”不断变换，展现出不固定的样貌，导致她的身份在不同的差异空间流动。伴随着“家”的无法成形，露西在海上的三次旅行使她重新界定了身份，差异的边界不断消融。在“家”和“旅行”的关联下，露西进行着“跨文化去\来”的交往实践，带来了矛盾主体立场话语、关联性话语和情境性话语的叙事，她的身份则需要地缘政治的考量。同时，作为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人物，露西的身份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一名融合现代特征的维多利亚女性世界旅行者。

衣着与身份:《村子》中的衣着研究

四川外国语大学 张可函

《村子》是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的晚期作品《斯诺普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村子》创作的时代背景是处于向现代转型的美国新南方，是一部以美国南方穷白人弗莱姆·斯诺普斯不折手段地向新兴资产阶级身份转变的新富史。《村子》中的衣着书写，不但是小说人物社会地位的象征，而且积极参与他们的身体和身份建构。因此，本文拟从物质文化批评中的“物性”视角，透过《村子》中的衣着书写，研究主人公的身份特征。

杂糅与互文——谈卡洛斯·莫顿戏剧的跨界特征

南京中医药大学 张晓雯

卡洛斯·莫顿是美国当代西语裔剧作家中的后起之秀，他的创作围绕西语裔的地理迁徙、生存困境和身份危机展开，兼具政治诉求、教化意义和娱乐功能的三重目的。从《花园》、《强尼·特诺里奥》到《无限边界》，莫顿的戏剧经历了主题拓宽、体裁多元、叙事丰富以及角色塑造内化的艺术转变。在继承墨裔戏剧传统的同时，古典性与现代性、主流与族裔、英语与西班牙语、戏剧与非戏剧的界限不再牢固、清晰；彼此间的杂糅与互文让莫顿的艺术创作独具一格，既体现出鲜明的跨界性审美特征,又有着不同于时代话语的思想诉求，对重新审视西语裔动态、多元的文化身份，考察西语裔戏剧的走向有着积极的意义。

冯内古特《自动钢琴》中的存在主义思想探究

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张馨文

冯内古特在美国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运用科幻手法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自动钢琴》。本文将系统解读《自动钢琴》中所体现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从异化和荒诞性、他人就是地狱、自由与责任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使人们能够深刻理解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的异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生荒诞的本质，从而凸显并深化作品的主题和张力。并帮助读者深刻认识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的深刻问题和弊端，从而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和办法，应对人生的荒诞，勇于担当责任，恢复人的尊严、爱和同情，追求人生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从文本性看《珀涅罗珀记》的女性主义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鑫艳

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里明确提出“文本之外无他物”，认为构成文本的符号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符号的再次符号化，在单一的文本之外不存在“真实世界”。而“文本”的“意义”是由各种“文本”之间相互联系的关系决定的，因为文本的线索或痕迹不可避免地会跨越单一文本而相互交织在一起，一切意义或思想都要通过“文本”呈现出来。不同文本之间的交织关系，构成了在自身之外别无指涉的“文本性”。阿特伍德在《珀涅罗珀记》中，摒弃了男性作为叙事主体的讲述方法，而是将话语权交给了珀涅罗珀和十二个女仆，通过对其心理活动及对话的描写，从女性的视角呈现给读者不一样的珀涅罗珀的形象。本文旨在通过对珀涅罗珀和十二女仆的对话及心理活动描写的分析，进一步分析阿特伍德的女性观。

镜像阶段理论下《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哲学意义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雪飞

英国唯美主义代表王尔德以其非凡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1891年，王尔德出版了他唯一的一部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男人道连·格雷为了永远保持自己的美丽而与这幅画像交换了灵魂的故事。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留下了一个令人费解的悬念，使之成为学者们永远讨论的热点话题。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他的镜像阶段理论、幻觉和欲望理论打破了以往的自我建构理论。拉康认为，人们用镜像和自己的想象来实现自我建构，而在虚幻意象的引导下，主体逐渐放弃自我，最终成为“他者”。

本文试图将《道连·格雷的画像》中主人公的自我寻求过程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相结合，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道连·格雷的自我建构过程，以期帮助他人找到寻找真正自我的途径，并且挖掘出文本中深层的哲学意义。

“轻逸”品质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的体现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怡

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风格奇特，想象诡谲，叙述方式多变，为二十世纪之后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他最后的杰作《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卡尔维诺用一些关键词表达了他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其中，开篇的“轻逸”是他着墨最多也是他最看重的文学品质。在卡尔维诺自己的作品中，“轻逸”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再审视，本文以卡尔维诺的代表作“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为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探讨其中“轻逸”品质的应用。根据卡尔维诺的分析，“轻逸”包含三个基本内涵：减轻语言和结构的重量，运用抽象化的描写和微妙的心理过程叙述，应用大量轻盈的视觉形象。结合具体的文本展示，本文旨在“我的祖先”三部曲中对这三个基本内涵的应用。

《海与毒药》中罪意识浅析

复旦大学 赵聪

《海与毒药》以二战末期，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石山福次郎教授等人利用美军战俘进行过活体解剖这一事件为素材。通过分析小说中户田与胜吕自我丧失与重获的过程，发现二者都是具有鲜明自我意识的现代人，远藤生动刻画出他们在权威主义压迫下内心纠葛。此外，作者远藤还将目光转向上田信这位参与实验的女护士，以及结核病患者阿部三津等社会边缘人物，赋予他们平等的发声机会。作品背景虽然设定在日本二战，但如何在权力下和集体中保持自我的主体性，是每一个现代人要面对的问题。

浅析《长日将尽》中权力下的管家身份困境

南开大学 赵芮嘉

石黑一雄在《长日将尽》中塑造的角色-管家史蒂文斯以恪尽职守、严谨隐忍的形象诠释了一个合格的英国管家，他专业背后的过度克制和压抑,使其失去自身话语，陷于社会家庭的权力之中，同时丧失情感，最后以悲剧无奈的命运回顾一生的痕迹。以史蒂文斯为代表管家的一生，体现着英国社会权力下管家的身份困境。权力无处不在，福柯在《性史》中对权力的分析正应证管家在社会阶级权力下的身份困境和危机，管家处于权力之中，失去自由又加强了对其身份的压抑。本篇文章将从《长日将尽》文本和相应的话语语境出发，探索其隐含在文本之下的管家身份特点、其悲剧性命运和形成原因，对以主人公为代表的经典英国管家身份命运以及其体现的英国性和英国社会权力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被殖民的殖民者：库切《耻》中的暴力书写与身份建构

上海海事大学 赵申

20世纪末期种族隔离制度废止后，南非黑人借靠地位提升以性暴力为报复手段，对荷兰殖民者的种族歧视暴力施以“私刑”。小说《耻》通过暴力书写展现了传统黑白权力身份颠覆的同时，揭露了帝国殖民者后裔流散人群在黑人去殖民浪潮下被迫踏入进退失据的生存境况与主体性身份建构难题。去殖民大环境下帝国殖民者后裔将走向何处？库切在探寻的同时借助小说文本表露了规避种族之间“以暴抗暴”的极端走向，指明了一种流动的自我身份归属道路。

越界与回归：

怀旧视角下华顿“新英格兰小说”中的爱情主题流变

安徽大学文学院 朱妤双

伊迪斯·华顿的“新英格兰小说”《伊坦·弗洛美》和《夏日》中的爱情主题是其怀旧建构的产物。鉴于这种建构是她的怀旧需求、社会处境、个人认知，与美国主流话语等诸要素之间动态博弈的结果，两部小说的爱情主题在重复之中有流变。重复表现为两部小说均以新英格兰乡村地区越界的婚恋为叙事核心，以回归传统婚姻结尾。流变体现为同样的回归具有不同的内涵。《伊坦》的回归既让华顿本人也让读者心绪难平，而《夏日》的回归则引起巨大争议。《伊坦》中的被迫回归是对越界行为的自我否定，说明华顿并未适应社会，对传统婚姻无情感认同，因而是悲剧。但《夏日》的回归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有和解的情分，是一种悲喜剧，体现了华顿认知上的进步和怀旧图式的进化。这一解读有助于深入揭示华顿爱情主题流变背后的认知机制、话语博弈过程，以及个人心智活动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

《政治无意识》中的“历史化”策略探析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朱玉英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旨在构建一种具有元批判特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并在历史视域中探寻潜在于社会文化制品中的历史或意识形态。詹姆逊运用历史化策略对代表性阐释模式去神秘化，同时也揭示了阐释行为背后的历史。他对文类批评的历史化帮助恢复了理论方法在自我建构中掩盖和删掉的矛盾、压制、未说出的东西，从而将其被压抑的历史性揭示出来。此外，生产方式制约并影响着文化制品的生产，詹姆逊重点分析了在此影响下文学文本对各种异质叙事的重建以及对历史现实的抑制。

会议通讯录

                                                                                                  来源：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