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三峡大学联合主办、文学与传媒学院承办、商务印书馆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9·语言学）暨第十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语法化问题青年论坛”在湖北宜昌三峡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德国、法国、韩国、新加坡和国内（包括香港）高校、科研机构语法化研究领域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宣读研究成果。

      会议开幕式由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吴芳教授主持，三峡大学党委书记李建林教授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主任杨永龙研究员致开幕辞，他简要回顾了语法化研究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和蓬勃发展的历程，同时展望未来，希望今后的研究尤其是年轻学者有更高的追求。一是要让世界了解我们，使我们的研究在国际上有更大的影响；二是要充分利用我们独特而丰富的语言资源，丰富和发展语法化理论。中国语言学会历史语言学分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福祥教授在致辞中强调了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并对以吴芳院长为代表的三峡大学会务组的老师同学为会议的筹备组织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会议闭幕式由三峡大学社科处处长周卫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致闭幕辞。刘丹青研究员指出语法化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是中国第一个以一个学科、一个学派的理论为特征的系列会议，语法化理论是各种来自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中和中国的语言实际结合的最好的一个理论，中国的语法化理论和世界同步，国内的新材料如出土文献、方言保护收集的大量方言材料、大数据资源等必将为语法化研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

　　在两天的讨论会中，共有20位学者做了大会报告，60余位学者分别在5个分组进行了报告。大会报告人及主要内容如下（按发言顺序排列）：

　　Brian Joseph（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语法化与比较语言学的关系）

     Brian Joseph讨论了传统的比较语言学与语法化之间可能存在的互相影响，以及两种探索路线之间彼此能为对方所做的贡献，并就传统的比较语言学在语法演变这一问题上所做的论述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贝罗贝、肖琳（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从共时和历时角度论汉语姿态动词

      贝罗贝、肖琳按不同的历史时期逐一考察汉语“坐”“站”“躺”等姿态动词的语义成分，特别是表达进入姿势的动作VS由该动作产生的后续状态之间的语义区别及句法表现。讨论了自中世纪晚期开始这些姿势动词是如何表达时体和情态、它们与地点/存现动词的联系，以及 “Posture >Locative/Existential>Aspect”的语法化路径假设。

　　张敏（香港科技大学）：上古汉语“自”的语法化与“己”的疑似反语法化

      张敏教授认为“自”的语法化符合世界语言里“身体部位名词>强调词>反身词”的常见路径，作为反身词它只能局部照应。“己*krjəgx”不是反身词，无真正的局部照应用法；它是一个原生的类指代词，由指示代词“之*krjəg”带上小称后缀“-x”形成，是一种特殊的强调词。“己”在非局部照应的环境中均为代词用法，但在疑似局部约束用例中带上名词性，这构成一种表面上的反语法化现象。究其实质，它是世界语言里并不少见的代词“实体化”为名词的一种变化，故非反语法化。

　　洪波（首都师范大学）：《诗经》第一人称代词“言”字补说

      洪波教授指出安大简《诗经》的整理发布，为《诗经》“言”字训“我”提供了新的证据。在夏大兆（2018a）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一、《诗经》“言”有第一人称代词功能已确凿无疑；二、“言”是第一人称主格（施格）形式；三、“言”来自周人语言，是“吾”的变体或前身。

　　冯胜利（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历史语体语法的现象与分析

      冯胜利教授在语体语法理论框架下，尝试发掘历史语体语法中的一些典型现象与分析方法。首先从历史角度阐释语体学的基本原理及语体语法与style, stance and register体系之间的根本不同。其次，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上古音法、词法和句法中的音系语距、构词语距和句法语距，认为此三者是构成历史语体语法体系的基本单位与范畴。进而从诗律分析的角度以及句法分析的角度，揭示语体语法在历史语法中的理论原理、运用范围以及致变机制。 

　　张谊生（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试论“不再²”的性质、功用以及“X不再²”的构式化倾向——兼论“再2”转向演化的历程与动因

      张谊生教授本着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原则，从三方面对“不再²”与“再²”以及“X不再²”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与探究。首先，“不再²”与“不再¹”性质、功用差异在于：凝固式与跨层式、陈述性与限制性、定位化与多样化。其次，“不再²”的表达功用涉及结束与终结的隐含说明、终止与放弃的坦诚归纳、不舍与惋惜的语用情态。最后，“不+再”演化趋势包括：“再”的直陈说明滞留，“X不再”从优势型的四字格式到定型化的构式倾向。

　　杨荣祥（北京大学中文系）：论“比”字差比句的产生时代及其来源

       杨荣祥教授从表达差比意义这一点出发，通过调查大量汉代至初唐的注疏史书等文献，认为此一时期的“比”字差比句式主要有“X比於YA”“X比於Y为A”“X比YA”和“X比Y为A”这四种。随着介词“於”的衰落，汉至初唐的差比句主要是“X比YA”和“X比Y为A”。“X比YA”在东汉时期已经有不少用例，至晚在南北朝时期（6世纪早期）就已经很成熟。后一句式是东汉以来常用的差比句式，它与“X比YA”句式意义相同，语法功能相似，在经济原则的驱动下脱落准系词“为”，与前一句式合流。

　　罗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西北方言体貌标记的产生与发展：唐汪话为例

      罗端教授指出唐汪话与甘肃河州临夏地区的方言表现许多相同的特征。他针对唐汪话体标记（aspect markers）的用法进一步进行该话时体系统的概述，并尝试说明唐汪话的时体系统如何通过调整以便（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对应阿尔泰语的情况。

　　彭睿（新加坡国立大学）：图式性构式扩展：边缘现象和变异现象

      彭睿教授认为图式性构式的扩展属于“部分性准入”，以一定程度的偏离或不规范为特征；扩展的一个后果是，在一定的共时平面里，任何一个图式性构式都有相对稳定的语义类别多元性。图式性构式的语义多元性指的是：根据具体的语义特征，每个语义类型还可以细分为若干次类，次类成员也可以按照更具体的语义特征继续分类。这种多元性程度可称为“义类容量”。在特定共时平面，任何一个图式性构式的容量都是有限的，这说明图式性构式扩展是受到某种阻力的。

　　Nicole Dehé（德国康斯坦茨大学）：Prosodic evidence for the iconicity hypothesis in grammaticalization（语法化中象似性假设的韵律证据）

     Nicole Dehé认为，语法化过程中语义与音系缩减之间的关系可能归因于两个重要因素：象似性和/或频率。英语里“类型”义名词（如type，kind，sort of）出现了韵律实现（prosodic realization），这一证据支持象似性假设，不支持频率假设。

　　石锓（湖北大学）：“一X 就Y”的构式化与构式裂变

     石锓教授认为“一X就Y”构式有双事件构式和单事件构式两类。双事件构式由“一X而Y” 变为“一X便Y”，然后变为“一X就Y”，演变趋势是由单句向复句演变。“一X便Y”的演变是一个构式化的过程，其构例出现于魏晋，构式化的完成在唐代。单事件构式的演变是一类构式裂变现象，演变的趋势是由连谓结构向复杂单句演变。单事件构式出现于宋代，在“一X便Y”构式的基础上裂变为动结性、重动性和数量型三类单事件子构式。在裂变的过程中，三类子构式受到了其它构式的影响。

　　朱庆之（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汉译佛经中的第二人称代詞“卿”——一个名词是如何变为代词的 

   　朱庆之教授通过梳理中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注意到一种出现与佛经翻译有关的人称代词，以“卿”为例，分析了一个名词是如何变为代词的。中古文献代词系统的特殊表现，最先发生在翻译佛经当中，但这可能不全是口语的表现，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译者个人语言的创造。来自域外，母语不是汉语的译经者，可能将一些有固定用法的称谓词当成人称代词来用，即用来对译原典的人称代词。这种用法积习成是，又随着佛教的传播，影响到本土文人的写作。

　　李星夏（韩国外国语大学）：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Emphatic Discourse Markers（强调话语标记的语法化）

      李星夏认为，韩国语库藏里有大量的强调话语标记（Emphatic Discourse Markers），它们有六种主要的概念来源。这些来源概念与话语标记的各种功能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横跨真实世界、主观世界和互动/交互主观世界的概念网络。强调话语标记的位置反映出语法化的不同变异程度。

　　董秀芳（北京大学中文系）：具有反预期功能的副词的分类及语义来源

      董秀芳教授对汉语副词中的反预期标记进行了分类，并探索了其语法化源头，认为不同语义来源的反预期标记具有不同的功能。汉语副词中的反预期标记可以分为三类：（1）标记对某种认识的违反，含有“不应该”的意味。最常用的是“倒”“还”“却”。返回、翻转或颠倒意义的动词都蕴含运动方向上的逆转，由此抽象引申出事理上的违反。（2）标记新的情况是意料之外的信息，含有“没想到”的意味。如从完成动词语法化而来的“竟”以及“竟然”“居然”。（3）标记对某种意愿的违背，含有“不希望”的意味。如从偏离义动词语法化而来的语气副词“偏”和“偏偏”。

　　解志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情态与比较的互动：以汉语“要”为例

      解志国教授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考察汉语认识情态词“要”在比较句中的分布情况，揭示情态与比较的一种可能互动。认为“要_认识”只能出现在显性比较句。“要_认识”跟汉语和其它语言中以命题为论元的认识情态词不同，其功能是修饰表达严格比较的语素。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吴江同里话的条件标记“者”及其来源蠡测

      刘丹青教授详细分析了吴语吴江同里话的庞大条件标记库藏中的一个很古雅的“者”的音韵地位、韵律、句法和语义语用特色，确定其读音是同里话“者”字的唯一读音，但属于文读层，句法属性为后附缀。“者”适合于假设性强的条件命题，前面往往有体现条件不确定的先行句。“者”要求其结果句是“者”所在命题的强相关正向命题。通过和古汉语“者”及粤语“嘅”的条件句用法比较，同里话“者”更可能是由文言色彩的名词化后缀直接重新分析为条件标记，同里话“者”跟古汉语“者”在不同年代共享了从名词化标记到条件标记的语法化路径。

　　陈前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史记》“已”的体貌与语篇功能的互动研究

      陈前瑞教授以《史记》为样本，从语篇角度分析上古汉语动词前“已”的体貌功能。认为《史记》中大部分“已”分布在非事件主线小句，少量分布在事件主线。“已”的体貌功能以完成体为主，也有少数的完整体功能。分布在非事件主线中的“已”均为完成体功能，包括结果性、先时性、持续性、经历性等用法；而事件主线中的“已”以完成体的先时性用法为主，也有少量的结果性用法，还进一步发展出了完整体功能。《史记》叙事语篇“已”的体貌和语篇功能的演变宏观上呈平行状态，完整体与事件主线都是从非核心事件链扩展到核心事件链，微观上“已”表事件主线的用法远远多于体貌上的完整体用法。

　　朱冠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意味着”和“是时候VP了”的来源——兼谈百年来汉语与外语接触方式的变化

      朱冠明教授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探讨“意味着”和“是时候VP了”的来源，并藉以窥探百年来汉语与外语接触方式的变化。认为“意味着”最初是在翻译中出现而进入到汉语书面语的，即是一种间接接触；而“是时候VP了”则是在口语中出现而随后进入书面语，是一种直接接触。在“意味着”进入汉语的过程中，既有英语的影响，也有日语的影响，是两者合力推动的结果；而“是时候VP了”则只是对英语句式的模仿，跟日语无关。

　　马贝加（温州大学文学院）：导致所为介词的产生的语义因素

   　马贝加教授认为“帮助”义、“替代”义、“给予”义动词都向所为介词发展，演变中的相同特征是“V只能由N1实施”意义的确定和明显化。不同在于“帮助”义动词演变的特征是“N2是V行为的主要实施者”的意义消失；“替代”义动词演变的特征是推理意义中“N2原本应该是V行为的实施者”的意义的消失；而“给予”义动词所在的结构式的V的施事发生“N2——N1”的变化。

　　杨永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疑问到转折：“奈何”及相关词语的语法化

      杨永龙研究员认为在近代汉语中，“奈”可用作转折词，表示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与言者愿望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在语篇上具有转接功能，是具有关联作用的情态副词。进而分别描述了古汉语中“奈何”的“疑问>反诘>否定>情态>转折”、“争奈/怎奈”的“反诘>否定>情态>转折”、“无奈/不奈”的“否定>情态>转折”、“奈”的“情态>转折”的发展过程。探讨了省缩在语法化和构式化中的作用、构式化之后的再语法化和不同语体中语言演变等问题。